1975-1985年美国学术界围绕供给学派减税思想展开了一场学术争论,这场学术争论规模大,既有供给学派内部成员之间的争论,又有供给学派与凯恩斯学派、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奥地利学派等诸多学者的外部论战,并且推动了美国经济理论研究范式转变和经济政策革命,以至于坎特伯里认为“供给学派依赖的不是数字与事实,而是生动有力的争论”。由此可见这场学术争论是一个重要的经济思想史事件,需要学术界加以研究。
目前对美国供给学派减税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方面:其一,对供给学派减税理论以及拉弗曲线的解释;①其二,对供给学派思想价值与政策实践的研究;其三,比较供给学派与凯恩斯主义学派、货币学派的理论差异。但这三方面研究并未考察美国供给学派减税思想的学术争论。尽管沃特雷、坎特伯里认为这场学术争论提高了人们对减税政策经济效应的认识,但他们也没有专文研究这场学术争论。问题是,减税作为经济思想史的古老命题,这场学术争论具有哪些新内容?其内在的思想根源是什么?这些问题是减税思想演进的待解之谜,具有重要的经济思想史研究价值,然而目前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付之阙如。因此,本文试图回答上述问题,以期为中国减税政策提供思想资源。
一、减税思想的发展轨迹
全面减税刺激经济与税收增长是供给学派的基本主张,但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减税与产出和税收增长之间的关系是中外经济思想文献的古老命题。传统中国思想家认为对劳动和产出的减税(轻徭薄赋)可以调动农民生产激励,产生财富增殖。其一,减税产生民富效应,如《孟子·尽心》提出“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管子·五辅》提出“薄税敛,毋苟(苛)于民”;其二,减税产生国富效应,如《荀子·富国》提出“轻田野之税……如是则国富矣。”重税却导致国家经济政治危机,如《管子·权修》认为“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其三,减税能够扩大税基,如李翱《平赋书》提出“轻敛则人乐其生,人乐其生则居者不流而流者日来……地有余利,人日益富。”这三种看法体现了传统中国思想家对减税的财富增长效应具有朴素的共识。
与传统中国减税思想的超前性相比,西方思想家从十五世纪之后开始重视税收变动的财富效应。荷兰思想家雨果·格劳秀斯率先对重商主义的税收思想提出批判,他认为对贸易商品征税不利于贸易规模扩大,导致社会福利降低。重农主义者魁奈论证向耕作者征税会降低农业投资意愿,高税率不会带来高税收,却会增加政府赤字。大卫·休谟认识到高税率对产量以及财政收入增长具有负向影响,提出了“增税根本不等于增加财政收入”的主张(《论税收》)。亚当·斯密彻底抛弃了重商主义的增税思想,他提出了税收的供给动力效应:(1)税收相当于给要素供求之间加上一个“税收楔子”,产生供给抑制现象,如对劳动工资课税可能导致工资上涨比例大于税率比例,最终导致制造品价格上涨。(2)公共服务支出应该被限制在一个必要的最小水平,即公共服务收益与税收扭曲成本的权衡,这表明他已经意识到存在一个与最优公共服务支出量相对应的适度税率,低于适度税率时经济产量上升,高于适度税率时经济产量将会下降。(3)重税可能引起逃税,反而低于适度税收为政府提供的收入。由此看来,亚当·斯密通过对雨果·格劳秀斯、魁奈以及大卫·休谟等税收思想的综合,从总供给角度分析了征税与要素激励、要素供给、产品价格水平、国民财富增长等变量之间的内在联系,初步揭示了税率变动与产量、税收之间的非线性特征,直接开启了供给学派减税思想的分析思路。
亚当·斯密的供给动力论经过J.B.萨伊和詹姆斯·穆勒的进一步阐释和精炼,形成着名的“萨伊定律”,即生产和总供给创造了国民财富和经济增长,与“萨伊定律”一致的是强调税收对供给的激励:(1)最好的租税应该在最少程度上妨害再生产,征税使生产阶级加倍努力是荒谬的,高税率不会刺激勤劳和节俭,可能造成社会道德素质的衰退。(2)为害最少的租税是税率最适度的租税,因为纳税使个人收入降低,最终导致经济总供给减少,税率增加而税收并不成比例增加。
萨伊之后的经济学家,如J.S.穆勒、J.R.麦克库洛赫、亨利·帕内尔等都认为征税目的在于扩大经济总供给,实现最大化的经济增长,高税率对生产和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20世纪初大多数财政学者也认识到高税率对要素供给、经济产出以及税收的抑制作用,提出适度税率的经验法则,如勒鲁瓦-博留提出国家、地方与市政税收的下限不超过个人收入的5%或6%,上限不超过12%或13%。伴随政策制定者对减税刺激经济增长思想的认同,英美两国分别实施了减税政策实验,如19世纪中叶英国的威廉·格拉德斯通实施了降低间接税率的政策,消灭了预算赤字,扭转了英国经济滞涨的局面;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安德鲁·梅隆消减了个人和公司所得税税率,降低遗产税,实现了美国经济的“柯立芝繁荣”。因此,直到20世纪20年代以经济增长为出发点的减税思想仍然是经济学的主流观念。
通过对减税思想发展轨迹的梳理,我们看到在供给学派之前,经济思想家对减税的经济效应已有一定的共识。既然减税刺激经济增长是中外思想家长期探索的思想智慧,而供给学派的基本主张是对前人减税思想的再发现,理应获得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的响应和认同,那么,为什么产生这场学术争论?这需要本文首先考察这场学术争论的主要内容。
二、争论之一:减税对经济的传导机制
供给学派认为供给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减税刺激供给的必要条件是消减边际税率,而不是降低平均税率。其一,减税影响经济在于微观主体的相对价格效应,全面减税改变了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导致经济主体边际选择的变化。保罗·克雷格·罗伯茨在《凯恩斯主义模型的破产》中认为在供给方面有两种支配生产的相对价格,都受到边际税率的影响。税率下降,当前闲暇与当前消费的相对价格越高,经济主体将会扩大劳动供给、增加储蓄。诺曼·图尔在《税收变化的经济效果:新古典学派的分析》中提出税率变化具有第一级价格效应,影响家庭和企业对生产要素供给的边际决策,而对收入产生的效应是第二级的。其二,减税能够缩小税楔,降低一般价格水平。由此可见,供给学派主张减税对经济的传导机制为:全面减税→改变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增加对生产要素供给的正向刺激→提高要素供给质量→扩大经济总供给→经济增长与一般价格水平下降。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减税影响经济在于收入效应,没有微观主体的价格效应。在他们看来,只要减税总量相等,一次减税、税收回扣或消减边际税率等任一种策略都会增加等量可支配收入,扩大消费需求,但一次减税或税收回扣给政策制定者调节经济需求提供了更大的主动性与灵活性,而全面消减税率可能导致利率上升,投资下降。在经济总供给处于正常状态下,全面减税带来价格上升,而经济产出是不确定的。因此,一些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如艾利斯·里弗琳、莱斯特·瑟罗、华莱士.C.彼得森等反对供给学派的全面减税政策。由此可见,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主张全面减税对经济的传导机制为:
全面减税→扩大个人可支配收入→消费需求增加与投资需求下降→价格上升与产出不确定。
奥地利学派批判了供给学派的理论弱点,托马斯·W·黑兹利特提出,“没有消费者选择这一核心优先权指导资源配置,那么供给学派陷入混乱”。“供给学派经济学最基本的纲领按他们自己所承认的,是属于干涉主义和集中计划型的。”在他看来,供给学派从加尔布雷斯的需求“依赖效应”理论中获取灵感,错误地视之为萨伊定律的复制品,把消费者主权排斥在供给政策目标之外。
安德森、柯文、艾伯林等认为供给学派的减税思想只是把政府政策调控力从控制需求转变到控制供给而已,其目标不是消费者福利最大化,而是让私人福利有适当增加以作为改善税收的代价,根本动机在于扩大税基,提高政府收入。因此,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提出全面减税必须以减少对消费者干预为条件,消除以立法形式确定的消费者选择障碍,释放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解放自然秩序中的进步生产要素,才能发挥减税政策的正向激励效应,提高经济的实际产量。
三、争论之二:全面减税的经济效应
(一)全面减税的要素供给效应。其一,劳动供给能否扩张?阿瑟·拉弗把所得税作为劳动供求关系之间的楔子,消减税率会缩小税收楔子,使供给曲线下移或右移,扩大劳动供给数量。
坎托与米尔斯在税楔模型(tax wedge)的基础上,把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纳入收入支出模型,论证了减税与劳动供给扩大的理论逻辑。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认为消减税率的净效应是减少劳动供给。如艾利斯·里弗琳与莱斯特·瑟罗强调减税对要素所有者的收入效应,构建了“里弗琳--瑟罗模型”,即高税率增加劳动供给,低税率减少劳动供给。一些研究从税率的劳动供给弹性与需求弹性出发,认为减税与劳动供给数量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罗森认为减税对劳动供给的影响程度较小,税率消减10%只能增加1%的劳动供给。不同群体对减税的敏感性不同,成年男性的工作时数对减税的影响接近于零,而女性以及青年的劳动供给对税后工资率的弹性较大,高工资档次的工人对税率变化较敏感。其二,储蓄能否增加?供给学派认为储蓄供给与税后利率正相关,减税扩大了储蓄供给。
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储蓄只与收入相关,与利率无关,减税不能增加储蓄供给。罗伯特·Z.劳伦斯认为税后储蓄的收益率提高时,既有替代效应又有收入效应,两者之和可能为正,可能为负,减税对储蓄供给的影响不确定。斯坦利·凯西认为通胀把人们推向更高的收入税等级,使人们进入更高的边际税率,从而降低了减税带来的实际储蓄收益,难以证明10%的减税幅度存在替代效应。其三,投资能否扩大?埃文斯认为降低税率提高人们持有资产的收益率,刺激人们储蓄,高储蓄导致低利率和高投资。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认为消减公司所得税率导致投资下降,因为减税造成的赤字使利率提高,而投资是利率的减函数。华莱士.C.彼得森与保罗.S.费斯顿林提出更多的储蓄不引致更多的投资,相反投资的愿望导致了储蓄。
(二)全面减税的产出与税收增长效应。阿瑟·拉弗通过对肯尼迪时期与里根时期实际税率的比较分析,认为美国税率处于“拉弗禁区”,三年内总共消减税率30%是适中的。每次降低税率10%,不到两年就能实现美国经济增长与税收自动补偿的“拉弗效应”。但拉弗效应能否产生?能否得到经验支持?
基于凯恩斯主义理论的计量模型预测“拉弗效应”不能产生,因为财政部为了弥补减税赤字必须增加借款,导致利率上升、投资下降,引起国民生产总值下降。货币主义者也主张赤字增加引致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降低了减税的预期效果。一些经验分析得出减税对总产出以及税收的影响不大,如埃克斯坦认为潜在产出对税率的弹性为0.05,减税对产出及税收的增长幅度很小。马克斯·莫斯泽认为从现有水平降低税率的乘数效应不可能太大,产出与税收的增长是不确定的,供给方面的刺激在宏观经济政策中起的作用是次要的。
“拉弗效应”能否在两年内产生?供给学派内部也有不同的争论。①马丁·费尔德斯坦认为新供给学派的主张夸大了拉弗效应的产生速度,被经验证明是错误的,在他看来,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产生减税的拉弗效应。威廉·P·奥泽乔斯基分析了减税效应的时间调整过程,如减税政策的解释与下达存在时间间隔,人们对减税政策的认识以及确信其可靠性存在时间间隔,金融市场的调整以及储蓄资源配置也需要时间调整。罗伯特·E·凯莱赫认为时间结构影响要素与产出供给弹性,时间结构越长,弹性越大。
(三)全面减税的赤字效应。以阿瑟·拉弗等为代表的新供给学派认为不要对赤字产生盲目恐惧,而要分析赤字的成因与后果,由于增加私人储蓄的减税赤字,其结果能够实现平衡预算,由于增加政府支出耗尽私人储蓄的赤字,其结果是挤占储蓄和投资,不能实现平衡预算。保罗·克雷格·罗伯茨提出“赤字应该被人理解,而不应对它产生盲目恐惧。”
马丁·费尔德斯坦批评了拉弗等新供给学派迷恋减税弥补赤字的速效,在“费尔德斯坦曲线”中,他分析了财政赤字对通胀和资本形成率的影响,即当财政赤字增加时,如果通胀不变,那么实际利率上升,资本形成率下降;如果资本形成率不变,那么通胀压力增大。“费尔德斯坦曲线”意味着只要存在着较高水平的财政赤字,提高资本形成率和抑制通货膨胀就是政府不可兼得的目标。与此同时,财政赤字增加导致美国实际利率的上升,造成美元升值,必然会产生它的“孪生赤字”--贸易赤字。因此,马丁·费尔德斯坦指出必须大幅度减少财政赤字,在政府支出刚性以及减支的社会压力下,需要增课备用税、消费税 和 增 值 税 以 缓 解 财 政 压 力,这 是 一 种妥协。
理性预期学派、公共选择学派以及现代货币主义学派认为减税赤字短期难以自动弥补,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实现减税政策的税收增长效应。一是减税造成的初始赤字使得政策制定者提出更随便的信贷条件,引起通胀。萨克斯提出财政赤字增加1%,货币账户平衡恶化0.66%。二是凯恩斯主义政策惯性驱使政府制造赤字。因此,对减税赤字不能过分乐观,必须大力消减政府支出,平衡财政预算。
(四)全面减税的通胀治理效应。新供给学派强调只有全面减税才能治理通胀。乔治·吉尔德提出“最好的名词是‘税收推动’的通胀。”
在他看来,赋税在打击劳动生产率之前,就有提高直接成本的通胀趋势。保罗·克雷格·罗伯茨进一步提出了“税收制动器”(tax brake)概念,认为高税率是对生产的一种制动器,说明了税收与通胀之间的对应关系。解决通胀问题的根本出路不是机械地减少赤字,而是减税,并且在减税之前不应实行任何紧缩性货币政策。
与阿瑟·拉弗等新供给学派的主张不同,马丁·费尔德斯坦认为通胀与货币扩张有关,当减税造成财政赤字增加时,在资本形成率不变的条件下,弥补赤字将会增大通胀压力。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学派从需求角度分析通胀,认为单独减税会扩大需求增加通胀压力,只有抑制货币供给量的增加,才能根治通胀。以沃尔特·海勒、保罗.S.费斯顿林、艾利斯·里弗琳等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全面减税政策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购买力,即使国会通过了与减税相对应的消减预算,也会导致通胀加剧。
(五)全面减税的分配效应。供给学派认为,在一个动态演进的社会,人们会对“向上流动”充满希望,随着减税引致要素资源收益率的上升,会使社会资源重新流向市场,提高了经济运行效率,富人的涓滴效应(trickle-down effect)将会自动改善穷人的收入状况。但一些学者认为减税提高了富人的税后收入,使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把供给学派视为劫贫济富经济学。如罗伯特·L.海尔布罗纳认为减税的利益主要由富人获得,而消减福利开支使穷人更加贫穷,减税引发的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应该给予关注。当前对减税政策的分配效应日益成为争论的焦点。
四、供给学派减税思想争论的根源
从上述减税思想争论的内容来看,学术界对全面减税的传导机制以及经济效应具有不同的认识,本文认为,其思想根源主要是税收首要目标、高税率的供给抑制效应以及政府政策理念发生了转变。
(一)税收首要目标从经济增长向再分配转变,增税被视为实现国民收入再分配目标的有效手段。大卫·李嘉图、J.S.穆勒等古典经济学家已经提出了税收的再分配思想,但服务于经济增长仍是税收的首要目标。首先发生转变的是德国新历史学派的社会政策税收理论。
19世纪末以史泰因、谢夫勒、阿道夫·瓦格纳等为代表的德国新历史学派提出了以社会正义为原则的税收理论,认为税收首要目标是调节国民收入分配,矫正财产、所得分配的社会不公正现象,只有增税才能提高课税的道德性,体现了支持社会正义的增税原则。其次,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F.Y.埃奇沃思到A.C.庇古,显示出增税提高社会福利的思想倾向。在边际效用递减原理以及杰里米·边沁的“最大社会福利原则”(社会福利是个人效用之和)影响下,马歇尔主张对富人的财产和个人所得征收累进税,尤其对不劳所得和继承财产课以重税,显示出增税的倾向。在个人效用函数相同与收入边际效应递减的一系列假定下,埃奇沃思认为增税后的再分配提高社会福利,高所得者的边际税率应为100%;庇古提出所有纳税社会成员的边际牺牲均等原则才符合税收的最小总牺牲原则,如果财富分配不均,必然影响资源配置和社会福利增长,征收累进所得税有利于国民收入的均等化,增进社会福利。在庇古看来,市场失灵与外部性的存在也需要征税加以矫正,增税具有理论必要性。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学会的创建者理查德·T.伊利追随德国历史学派,传播社会政策税收理论,主张税收的再分配目标,其思想影响了后来两代经济学家和经济政策。再次,20世纪30年代琼·罗宾逊与爱德华·张伯伦提出了不完全竞争理论,证明市场机制不可能完全有效配置社会资源,需要政府税收干预。因此,在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引导下,市场失灵、外部性、不完全竞争理论与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政府行为假设相结合,增税来实现国民收入再分配具有政策必要性。到了20世纪30年代,如何增税成为经济学家关注的重要课题,减税思想则被忽视。
(二)从高税率的供给抑制效应向需求效应的转变。前文已析,20世纪20年代以前大多数经济学家接受亚当·斯密、萨伊和詹姆斯·穆勒的减税思想,认为高税率对要素供给、总产出以及税收具有抑制效应,但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严重性与长期性使大多数经济学家对市场经济的自调节能力产生怀疑,微观层面的不完全竞争理论与宏观层面的有效需求理论改变了对人们对“萨伊定律”的认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成为走出经济黑暗和政治动荡的明灯,迅速占据经济学主导地位。在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的支配下,产出增加与生产要素供给增加完全脱离,只与总需求扩大相联系,因此,大多数经济学家主张高税率的需求效应,否定高税率的供给抑制效应。一是高税率具有正向需求效应。如减少市场储蓄量,扩大消费需求(节约悖论);提高政府税收扩大政府购买力需求,维持劳动力低工资扩大出口需求等等。二是高税率不一定对要素供给具有抑制效应,因为纳税人要维持原来的生活水平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可能会增加要素供给,这与重商主义税收思想具有逻辑一致性。这些观点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公共财政教科书和论文中清楚可见,而对高税率供给抑制效应的讨论则湮没无闻。
(三)政府政策理念从无为而治向需求管理转变。20世纪20年代以前,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以亚当·斯密的供给动力论和“萨伊定律”为参照,相信减税刺激经济增长的无为而治政策,但20世纪30年代以后凯恩斯需求理论占据主导地位,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认同需求管理政策,以至于米尔顿·弗里德曼表示:“在某种意义上,现在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一方面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进一步把凯恩斯思想模型化,如收入支出模型、IS-LM模型、AD-AS模型,推导出在经济萧条时扩大政府支出、在通胀时增税就能够产生即时的需求管理效应,并且政府支出比减税有更大的乘数效应,扩大政府支出和增税可以自动实现平衡预算的乘数效应,为需求管理政策提供了理论处方。另一方面,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忘却了凯恩斯对经济不确定性和个体无知的忠告,相信他们已经找到了管理宏观经济需求的工具,认为不需要历史与逻辑分析,只需要构建需求计量模型,利用统计资料和计量技术就可以分析、模拟、预测政府政策效果,保证政府反周期的需求政策可行性。因此,需求管理政策在美国大行其道,罗斯福新政、杜鲁门“良政”、艾森豪威尔“伟大的入侵”、肯尼迪“新边疆”以及约翰逊“伟大社会”计划宣告了美国经济凯恩斯主义时代的到来(或政治思潮的新自由主义时代),美国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税收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以及联邦政府就业占总就业比重都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①随着政府规模与政府支出的进一步扩大,增税是必然的。
以上三方面转变意味着学术界以及政策制定者对减税思想的认识发生了转变,增税与扩大政府支出的需求管理成为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分析常态经济问题的共同信念。尽管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在市场“动物精神”与政府理性、正市场交易成本与零政府政策成本、市场信息不对称与政府完全信息、市场失灵与政府有效等方面存在逻辑的非自洽性(Inconsistency),尽管20世纪70年代需求管理政策失灵为学术界以及政策制定者重新认识减税思想提供了契机,但转变人们既定的需求管理信念并非易事,譬如,在分析要素供给、产出与税收增长、赤字、通胀等具体经济问题时一些学者往往延续需求管理的分析范式,一些经济计量模型也是需求决定型的收入—支出模型,没有考虑动机、企业家能力、劳动强度、工作质量、创新和雄心等一系列激励变量,没有考虑地下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以及税收庇护投资向可征税投资转移的产出效应,因此,对全面减税经济效应的实证结果没有一致的分析结论。
与此同时,美国经济面临经济滞涨与持续性财政赤 字 的 压 力,如1971-1980年 均 失 业 率 为6.3%、年均通胀率为7.4%,其中1979年通胀率达到13.3%;1970-1980年财政赤字从28亿美元上升到738亿美元。在政治与经济双重压力下政府减支难度大,赤字问题挤压了全面减税的操作空间,并且全面减税的供给扩张效应需要经济主体预期的长期调整,短期难以显现,因此,学术争论在所难免。
五、结论与启示
减税是经济思想史的古老命题,围绕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供给学派减税思想争论,本文考察了这场学术争论的内容以及思想根源,研究发现:20世纪30年代以前,减税刺激经济增长是中外思想家长期探索的思想共识,是经济增长政策选择的思想资源,但减税思想的演进轨迹是非线性的。供给学派减税思想的争论主要体现在减税对经济的传导机制、要素供给效应、产出与税收增长效应、赤字效应、通胀治理效应、分配效应等六方面,显示了学术界以及政策制定者对减税刺激经济增长的认识产生了理论分歧。其思想根源在于增税与扩大政府支出的需求管理成为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分析常态经济问题的共同信念。尽管20世纪70年代需求管理政策失灵为学术界以及政策制定者重新认识减税思想提供了契机,但一些学者对具体经济问题的分析仍然延续需求管理范式,轻视全面减税的供给效应。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这场学术争论给各种思想提供了百家争鸣的机会,使大多数经济学家以及政策制定者认识到需求管理理论的局限性,逐步接受了供给学派的减税思想,如40%以上的边际税率破坏要素供给激励被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认同,并且推动了八十年代后美国的经济政策革命,如《1981年经济复兴法案》、《1986年税制改革法案》、《1997年税收消减法案》以及《2003年减税法案》,这些减税法案都以供给学派减税思想为理论基础,不仅如此,本世纪以来大多数发达国家和转型国家为了应对经济增长放缓以及税基流失,纷纷采取供给学派的全面减税思想。
当前中国经济呈现两方面特征化事实,一方面是存在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以及企业负债率高的四重压力,另一方面是呈现税收增长速度、税负痛苦指数以及间接税比重的“三高”事实:1994-2010年地方财政本级收入和全国财政收入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9.7%、19%,接近GDP年均增长率的两倍;2009-2011年中国税负痛苦指数位于全球65个国家及地区的第二位,税负改革指数也呈上升趋势(《福布斯》排行榜);2012年间接税占税收总额的比重为57%,而与我国税制结构类同的欧洲国家低于35%。问题是,中国式税收增长往往不是植根于劳动生产率的内生性增长,而是行政任务式增长,导致相对于人均产出水平的宏观税负过高,如2012年我国人均GDP为美国的12%、日本的13%、韩国的27%。我国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45%、企业与职工社会保险缴费率以及总劳动税楔偏高,并且人们对公共品供给的满意度不高。
尽管1994-2012年间接税占税收总额的比重从76.4%下降到57%,但税制结构仍然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收入分配改革以及政府预算公开目标不对称。因此,这两方面特征化事实是否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目前结构性减税是否做对了“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顺序?如何比较全面减税或者结构性减税的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
这些问题既需要从供给学派减税思想争论中汲取理论资源,更需要学术界进一步反思与争论,当然,一个开放包容、鼓励学术争论的思想市场建设尤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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