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托马斯·莫尔是英国16世纪着名的人文主义者，面对当时社会的贫困问题，他同情穷苦大众，关心民众疾苦，在其着作《乌托邦》中，他提出了自己独到的济贫方法：财产公有、法制建设和终身教育，即只有废除私有制，通过法律手段将圈占的土地归还给农民，对农民施行全面的终身教育与培训，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时社会所面临的流民及贫困问题。苦于时代与阶级的局限，莫尔这种前瞻的济贫思想却不可能付诸社会实践，避免不了空想的命运。
关键词 : 托马斯莫尔;济贫;财产公有;法制建设;终身教育;
1、 研究背景
在近代早期的英国，蔓延欧洲的“黑死病”和开始于16世纪的圈地运动直接导致大量成年劳动力四处流浪，成为威胁社会稳定与安定的流民大军，正如伦纳德（1900）所说“在十六世纪以前，乞丐只偶尔令人烦恼，现在他们却变成了慢性瘟疫”。英国是具有悠久民间慈善历史的国家，然而面对当时严重的贫困问题，民间济贫的作用和效果却十分有限，亟须英国政府采取有效的手段救济贫民以解决流民问题。而英国政府早就制定的针对流民问题的立法，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鉴于此，很多人文主义思想家、哲学家提出了他们自己对贫困问题的思考以及相应的济贫办法，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即为其中最着名的一位。莫尔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其着作《乌托邦》中。《乌托邦》作为“空想社会主义的开山之作”（宣传部，2016），一经出版即颇受关注，众多国内外学者对该作品及其作者托马斯·莫尔进行了研究，呈百家争鸣之势。杰勒德和斯特灵（2005）认为“《乌托邦》不仅是一部洞察力极强的历史文件，更是一部关于人类行为、超越时间和历史的巨着”。安东尼斯（2016）通过陈述被迫流离失所和经济上“过剩”的人口问题在莫尔文本中的中心地位，论证托马斯·莫尔爵士乌托邦的现实性问题。以往的研究涉及了政治、历史、经济等众多方面，但是至今鲜有人系统地研究莫尔的济贫思想。莫尔在《乌托邦》中虽然通篇未提及济贫二字，却在字里行间体现了自己独到的济贫之法，即通过财产公有、法制建设与终身教育来解决流民问题以摆脱贫困。本文试图从这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分析探讨莫尔的济贫思想在其着作《乌托邦》中的体现。
2、 财产公有与济贫
早在少年时期，莫尔在一次当铺的见习过程中，发现当时社会上的穷人原来如此之多。莫尔心里对他们非常同情，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让他们过得更好，他的济贫思想由此萌芽。成年后，莫尔对于贫苦百姓失地之后的悲惨命运更是充满了深深的关切与同情。莫尔认为，贫困问题的罪魁祸首正是土地私有制，从而将矛头直指圈地运动中占有土地的贵族统治阶层：“有一批尊贵的人，他们懒惰得像公蜂一样，完全依靠其他人的劳动。”（莫尔，2019）圈地运动使贵族占领绝大部分农耕土地，而真正利用生产资料创造价值的劳动者却因生产资料的缺乏而陷入贫困的境地，被迫拖家带口、背井离乡，他们几乎倾尽全力地卖掉所有的家具，但这很少的一笔钱也很快会被花光，他们只能沿路流浪、乞讨，甚至偷盗，别无他法。
戴维·帕普克（2016）认为如果不是英国贵族将生产资料占为己有，由圈地运动所引起的一系列流民及贫困现象就不会出现。“可怜的人们被逼卖掉自己所有的财产，把土地也卖掉了。”（莫尔，2019）而且，随着耕地面积的减少，“很多地方谷物的价格上涨。羊毛的价格也急剧地上升，以至于经常从事编织工作的穷人再也买不起羊毛了；因此，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无所事事了。”（莫尔，2019）同时，“谷类价格的上涨开始让很多人尽自己的最大可能来减少家中仆人的数量”。无论是失去工作的织工，还是那些被解雇的仆人，除了沿街乞讨或是盗窃抢劫，他们根本别无选择。借希斯拉德之口，莫尔毫不隐讳地直接抨击那些豪门和贵族，甚至修道院中的人士，通过对统治阶层麻木不仁、利益至上的强烈谴责，生动地反映了失地农民被迫背井离乡的愤懑和无奈，表达了对普通民众命运的深切关心。
面对社会的现实问题，莫尔在其作品《乌托邦》中，提出要济贫首先必须废除私有制：农耕土地是最能够产出价值的财产，应该归社会公有。由复杂法律支撑的私有财产制度是社会弊病、不平等和争端的主要原因。因此，莫尔指出：“在彻底清除私有制以前，根本不可能公平地分配财产，整个国家也不可能过得幸福：只要这种制度存在，那么最大的一部分、也是最好的一部分人就会一直摆脱不掉贫困和焦虑的负担。”（莫尔，2019）在此，莫尔对一直勤苦劳作的贫苦农民表达了深深的同情，他认为真正应该得到财富的人应该是穷人，因为他们诚挚而善良，一直在为公众做工，而不是为自己劳动。
当然，莫尔认为必须公有的财产仅限土地以及土地上所建造的东西，即“不动产”，私有财产并不包括个人使用和消费的财产。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明确指出共产主义的典型特征是废除中产阶级的私有财产。乌托邦有54座市镇，城镇间的和谐正源于他们并非将其土地看作私有财产，而是看作他们必须开垦种植的生产资料。莫尔指出帮助农民的办法唯有振兴农业，农耕是“每个人的工作，那些农场被安排得井井有条，他们一直都没有忽视农业，也就不会出现任何问题（如果出现问题的话，可能就是致命的），这样还为他们带来了丰富的粮食。”（莫尔，2019）他们“有十分丰富的物资；而且这些东西在他们中间平均分配，任何人都不缺少，任何人都不会被迫去乞讨。”（莫尔，2019）产品富余，乌托邦人根本无须乞讨或付钱购买即可获得维持家庭生计所必需的物品。生产资料公有，个人消费品应有尽有，贫困问题自然不复存在。
3、 法制建设与济贫
圈地运动、流民大军与贫困问题交织在一起，互为因果，快速加剧英国社会的贫困严重性，贫困又使得流民规模不断壮大，这不仅对社会治安带来严重影响，而且使得大量的农牧场与手工工场缺乏必要的廉价劳动力，并使得许多人因没有选择农业、牧业或手工业劳动而失去尽管少得可怜却稳定的收入，从而更加贫困（丁建定，2014）。从亨利七世到后来的八世以及伊丽莎白女王，他们颁布了众多御令，试图采取有效的手段解决流民问题。然而，早期法律唯一的目的是控制和压制流民，为了减少贫民数量而强迫贫民走回他们的出生地，对流民回家途中所可能遭遇的一切不管不顾。甚至有法令规定，凡是无业游民、乞丐、流浪者，等等，都要被抓进监狱，如有偷盗行为，轻则鞭笞，重则绞死。尽管刑罚如此严重，但社会上的流民和乞丐问题却屡禁不止，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
莫尔认为这样的刑罚不仅荒谬，而且对于解决流民问题于事无补，他借希斯拉德之口指出，“把盗贼处以死刑并不合法；而且也很清楚，很明白，这样做是很荒唐的，”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什么东西比人的生命更有价值了。”（莫尔，2019）莫尔在担任律师期间，接触了大量涉及下层社会的讼案，目睹了广大人民群众所遭受的苦难。他深知绝大部分沦为盗窃犯的人都是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更令莫尔担心的是，这样严重的处罚不仅不能制止盗窃，反而会导致社会更加混乱。流民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还可能引起暴乱和起义，撼动政府的权威。
在乌托邦岛上，几乎没有法律，仅有的法律也“并没有对其他罪行制定出惩罚办法；这都交给议事会处理，按照所犯罪行的程度进行调节”。对于那些罪大恶极者，“即便是犯下最严重的罪行，也只是将其罚为奴隶。”莫尔（2019）认为，与其处死他们，不如让他们进行劳动，为国家的利益做出贡献，而这些人的劳动还可以作为反面教材以阻止其他人的犯罪。乌托邦岛上也没有律师，因为“律师这一类人的专长就是隐瞒事实和歪曲法律”。莫尔（2019）认为，在这样一个国家体制中根本不需要法律和律师，人人都应该直接向法官实事求是地陈述自己的理由。这样能够更加快速直接地查明事实，避免由于律师的隐瞒和歪曲而延误调查，由此才能真正帮助到那些心地善良的贫苦农民。乌托邦岛上仅有的法律是用来约束统治阶层和贵族人士的。莫尔认为必须通过法律恢复被圈占的土地，使得失去土地的人口重新回到土地上从事耕作，同时通过法律控制囤积居奇，控制农产品、纺织品等的价格，以使其处于合理范围之内，只有这样才能振兴农业，恢复纺织业，吸收劳动者，使贫苦百姓获得谋生之道，才能在更大范围内实施对贫民的救助，流民问题以及严重存在的盗窃问题也才能获得有效缓解，这不仅对英国的公共财富与和平而且对人类的福利与进步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皮特·张伯伦指出：“整个国家的财富和力量都蕴藏在贫民之中。”（James,1930）张伯伦建议将贫民送进一种联合性的生产机构从事劳动，由此将其从一种社会负担变成一种有价值的财富。这与莫尔的全民共同劳动的观点不谋而合，由此可见莫尔在济贫问题上的高瞻远瞩。
4 、终身教育与济贫
英国是一个具有浓厚封建传统的国家，在封建时代，全部教育的领导与管理主要由罗马教廷属下的英国天主教教会所控制。因此，在英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里，受教育乃是贵族、高级僧侣及上层社会家庭的子弟的特权。莫尔指出国家应直接或间接地对其公民的未受教育负责，无权对这些公民因缺乏教育或教育不当或不充分而犯下的罪行进行审判（莫尔，2019）。对于英国当时严重存在的流民、盗窃等问题，莫尔认为政府及统治阶层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扶贫必先扶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培养良善、正直、勤劳的个体。真正的教育应该让人们懂得如何做出合理的行为，摒弃不合理的行为。Ozmon (1969）在他的着作《乌托邦与教育》中指出，莫尔认为教育是消除犯罪的最伟大途径，这也是他对乌托邦人的教育给予相当关注的原因之一。他讨论了环境因素的重要性，并认为儿童所接受的教育的种类和质量对他们成年后的思想和行为负有直接责任（Ozmon,1969）。
莫尔站在时代的最前端，他指出教育并非富人和贵族阶级的特权，主张每个人都应该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因此，乌托邦里每个人都可以找到不断提升自己的机会，并好好利用这个机会，拓展自己的极限，找到自己的职业以求得幸福。让人尤为关注的是，莫尔认为女子应该同男子一样享受同等的教育权利和机会。莫尔认为教育不会在某一特定年龄结束，而是一个终身的过程。莫尔还认为，一切破坏社会秩序的思想都根源于不良道德，儿童的教育和训练与道德教育密切相关。因此，乌托邦的教育非常重视美德和道德价值观，他们相信这些价值观会在社会结构中约束公民的行为。另外，在乌托邦的德育中，还十分重视人道、仁慈等观念的境界。乌托邦不准公民从事屠宰业，也不准人去狩猎。由此出发，乌托邦人热爱和平，向往安宁的生活，执行和睦的外交政策，即使对于战争也充满人道精神。
莫尔是最早提出教劳结合这一着名教育思想的人。所谓教劳结合，就是指坚持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把教劳结合作为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重要途径的教育思想。乌托邦人学习文学、音乐、哲学、数学、医学以及多种技艺和知识，并把学习知识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在劳动教育中，注重理论与实践并进，在实践中学；在文化教学中，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学以致用。莫尔还试图通过激励个人工作以提高道德成熟度，他认为教授一门手艺对个人加强品格至关重要，而品格的加强反过来又将帮助个人避免犯罪和过一种无所事事的生活。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乌托邦》中，莫尔还论述了一条社会主义的道德原则，即人们在追求幸福与快乐时，不应也无权去妨碍他人的快乐；有道德的人要做到牺牲自己、成全别人，要尽到博爱人类、同情他人的义务。任何人都不应该为了过度追求个人的利益而伤害别人的利益，莫尔认为“如果一个人放弃自己的个人利益，把这些转给其他人，他就会被认为是温和而善良的”，这一看法将他的济贫思想上升到一个人人扶贫的新高度（莫尔，2019）。
5 、结语
面对基督教国王亨利八世的刚愎自用，莫尔空有一身抱负无处施展，唯有将自己对统治者的殷切希望、对未来的美好期望寄托在虚构的小说之中。面对现实社会中的流民及盗窃问题，莫尔在乌托邦中提出了许多高瞻远瞩的济贫思想，认为只有通过废除私有制、增强法制建设以及全民施教的方式才能有效起到济贫的作用，从而缓解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他的这些思想超出了不同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为英国以后的福利体系建设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养料，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然而，由于时代与阶级的局限，莫尔这种前瞻的济贫思想只能跟他理想中的岛国一样，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流于空想的命运，不可能被付诸社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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