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李富春在延安时期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并以此为指导，领导和参与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他通过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形成了发挥人民在经济活动中的主体作用，以政治引领经济，发展生产与精简财政相结合的经济思想，成为其此后经济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基础和指导，既是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丰富和完善，也促进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发展。
关键词 : 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大生产运动;精简财政;
着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富春是党和国家杰出领导人之一，也是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奠基者。青年时期，他加入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大潮，远渡重洋，在工读实践中亲身体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和压迫，并开始用马列主义思想认识和研究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延安时期，他作为党的重要领导者，工作内容涵盖政治、军事、文化和教育等各领域，其中，经济工作作为重心承载了其大量心血。新中国成立后，他作为党内少数具有较高经济理论素养和丰富实践经验的专门人才，成为我国计划经济的开创者之一，对学习苏联经济发展模式，制定经济发展计划并推动落实起到关键作用，所取得的优秀成果至今仍发挥着积极影响。总体来看，李富春的经济思想形成并成熟于延安时期，对此进行研究探讨，无论是对李富春本人的客观认识和评价，或是对延安时期经济工作的正确把握和理解都有着重要意义。
一、李富春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形成背景
赴法勤工俭学期间，李富春与众多赴法青年一道成立以工学主义为指导的“工学励进会”，在工厂中从事繁重的体力工作实现独立生活，并寻找救国救民道路，从而锻炼了自己的经济工作能力和水平。通过参与和领导争取自身权益的斗争，李富春深刻体会到，无产阶级在没有掌握生产资料的前提下，连最基本的生存都难以为继，而马克思主义既是揭示历史发展规律的真理，更是指引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从而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思想武器，因此坚定不移地学习和践行马列主义。
延安时期，他凭借优秀的马列主义理论素养和经济工作水平，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负责或主管党中央经济工作。1939年1月26日，经中央书记处会议提议，陕甘宁边区正式成立了边区生产运动委员会，李富春担任副主任。1940年8月18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批准成立延安合作社组织总的委员会，李富春被选为委员。同年10月16日，中央成立了财政经济部，担任副部长，林伯渠为部长。因林伯渠常在西安，实际上一直由李富春负责财经部的工作。1941年6月18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担任委员。1941年8月27日兼任中央财经部副部长。1941年10月，担任边区财政经济计划起草委员会主任。1941年11月12日，负责组织计划起草委员会。
毛泽东思想是李富春提升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的指引。他在给党员讲党课时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我们的理论武装，我们的指南针……正因为有理论的武装，所以我们能为工人阶级的事业奋斗到底，能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正因为有理论的武装，所以我们能比一般人看得远，不是尾巴主义，而是站在群众的前面，所以我们中国共产党能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1]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后，毛泽东开创性提出“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全党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热潮，李富春深深折服于其伟大的理论创造与战略眼光，称“毛主席是精通唯物历史论及辩证唯物论的马列主义者，是全党的第一人”[2]，并与所在中组部的其他同志积极响应号召，组成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学习小组。李富春作为副组长始终不自满，不断学习和体悟毛泽东思想理论，作为改进和提升自身理论和工作水平的指引，称“我这个人在思想上真正取得‘国际’，还是在毛泽东同志帮助下。”[3]这种积极谦虚的学习态度和较高的理论水平，为其他同志树立了良好榜样。
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李富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后来被改名为《新民主主义论》的着名演讲，对“中国向何处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科学解答和论述。李富春据此对边区经济工作实际进行了深入分析和研究，他在3月8日陕甘宁边区党政联席会议中提出，“现如今边区经济就是毛主席讲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经济，一般的说是过渡的经济，是对孙中山先生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这两个问题的充实和发展。边区经济的特点是以农业为主的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商品经济以外，还有力量不大的合作社的经济再加上政府管理的公营经济，任务是巩固扩大边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基础，使更有把握、更有力量的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经济。”[4]
李富春从国内形势出发，提出以政治引领经济工作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由于日本对华政策的转变，其自身政策也由对外为主转为对内，策划实施了皖南事变，并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军事和经济的封锁。面对空前的经济困难，李富春及时总结前一阶段经济方针政策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发表《对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政策的意见》一文，这也是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丰富完善。他认为，“在今天的中国说，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济，它是抗日的、反对帝国主义的、要求民族经济的独立自主的，又是几个抗日阶级联合的、统一战线的经济。要求各抗日阶级在经济上‘有福同享，有祸同当’。”同时，他还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济政策，应当是以政治上的民主主义与经济上的自由主义相配合，照顾各阶级的经济利益，调剂各阶级的利害关系，改善人民大众的生活，以便发展独立自主的民族资本主义，同时以改良的政策，逐渐限制地主阶级与买办阶级的剥削，推动其走向民族的民主道路，以革命的手段，没收作汉奸的大地主大资本家的财产，作为民族国家的财政经济的来源之一，以这样的政策，去逐渐的做到‘节制资本’，‘平均地权’。”[5]
李富春从有利于政治工作开展出发，制定和执行各项经济政策，从而在政治与经济方面都取得了良好收效，充分体现了其在经济工作方面的远见卓识。1940年2月18日，他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生产总结大会中，做了《生产运动总结与新的任务》报告，指出“生产运动，不仅在经济上得到了实际收获，我以为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收获。生产运动提高了共产党、八路军和边区政府在全国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在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寇深祸急的今天，我们在前线则血肉相博地与敌战斗，在后方则紧张沉着地加紧生产。中国共产党人这种为民族、为大众的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的奋斗精神是可以告慰国人的。”“生产运动的胜利，正表示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政治上能提出正确的政治路线——统一战线；不仅在军事上能够提出正确的战略方针——持久战，而且在经济建设上明确地把握着抗战建国事业的自力更生的道路。”[6]
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李富春充分发挥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于党内部分人过于教条和机械执行“力争外援，休养民力”财政政策的情况，李富春始终保持着警惕和清醒认识，为此曾指出：“我们不能只顾眼前，更重要的是今后，不搞好经济工作，将来人民吃饭靠什么？”[7]针对边区在贯彻执行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经济方针时所产生的偏差与矛盾，李富春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后，于1943年6月8日撰写了《对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意见》。文章指出，在发展中产生的矛盾是可以克服的，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角度来说，这些矛盾产生的原因是没有处理好公营经济与私营经济之间的关系，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展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战略眼光和实事求是的优秀品质。
二、重视发挥人民在经济工作中的主体作用
李富春坚持从全国抗战大局出发认识和推动大生产运动。在制定经济政策过程中，李富春不仅立足边区现实基础，认识和分析经济发展趋势，还兼顾全国抗战形势，要求从推动全民族抗战的高度来认识和开展边区大生产运动。1939年2月，李富春出席中央财政经济部在延安召开的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代表党中央在大会上作了《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动员报告，科学论述了大生产运动的目的以及对边区生存发展的意义，分析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以及克服办法，详细阐述具体计划。同时他还特别强调，边区大生产运动会对全国产生深远影响，应借此为全国起到推动和模范作用，使全国人民坚定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心，这种顽强斗争的信念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最终战胜敌人的必要条件。会后，党内各部门纷纷对各自经济工作思想和政策进行了相应调整和完善，为平稳度过经济困难时期起到重要作用，同时大幅提高了边区在全国的声望。
一是重视人民群众在革命工作中的重要性。抗战初期，李富春对国民党错误的对内政策提出严厉批评，敦促国民党应该放弃反共政策，团结全民族一致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如在《给人民以抗日救国的权利》一文中，他曾指出，两个月的全国抗战已经证明无论是政府还是军队都离不开人民，争取抗战的胜利更离不开人民，要想单纯依靠政府军队赢得胜利，只是一个幻想。1937年9月25日在《解放》周刊发表《全国人民武装起来》一文，总结抗战两个多月来军队与人民的关系，指出政府与人民、军队与人民的关系对抗战胜利的重要性，呼吁“给人民以抗战的民主权利，是团结全民族抗战的中心。”在日常工作中，他是人民利益至上的忠实践行者，如在主持陕甘宁省委工作时，因甘肃许多地方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李富春领导陕甘宁省委认真贯彻党中央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要求部队加强纪律性，尊重当地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广大党员干部和战士遵照执行并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工作局面很快被打开。在西满分局工作时，李富春也十分注重依靠群众，无论是反奸清算运动还是缴费工作，李富春都强调要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有了群众的帮助，地方党组织和政府不仅又快又好完成了工作，而且团结与组织了各阶层人民，提高了人民的政治觉悟，使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在西满站住了脚跟，为建立人民政权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二是争取广大知识分子投身抗日战争并发挥积极作用。面对从全国各地前来边区的知识分子，李富春与他们相处时不仅态度热情亲切，而且秉持政治地位平等、放手安排工作以及关心照顾生活的原则，使其感觉到“家”的温暖。冯超在回忆初到延安时的情景时说，“李富春同我们亲切地交谈，热忱地安排我们的学习和工作，看他从早到晚忙忙碌碌，从无怨言，真让人感动。”[8]国共产党》的报告时对学生说到，为实现中国政治最低纲领，就要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最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到统一战线的队伍中来，为争取一个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不管是同情共产党，还是反对共产党，只要愿意到延安来了解“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共产主义”，愿意同我们合作抗日的，就是进步的表现。女作家陈学昭与丈夫何穆在抗战爆发后从重庆奔赴延安，李富春热情地安排他们参观感受延安进步氛围，并对二人的工作生活处处关心鼓励。陈学昭被分配到鲁迅艺术文学院经常到各地采访，李富春帮她写介绍信，修改完善稿件，使其可以专心写作，她的《陕北访问记》出版后，使更多人客观真实地认识共产党以及陕甘宁边区。1938年夏，何穆夫妇返回重庆，在经历了国统区黑暗政治压迫和丧子之痛后，几乎失去生活的勇气。为此，周恩来、邓颖超等人帮助他们重回延安，李富春也仍像前次一样热情欢迎他们，帮助他们重拾生活的勇气。陈学昭在中央党校任职文化教员期间，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同时开展社会调查，将自己锻炼成为一名共产党党员。何穆重返延安中央医院后，不仅工作出色，思想和医术大大提高，还勇敢奔赴前线救治伤员。
三是亲身投入大生产运动，改进工作、鼓舞士气并提高自身思想水平。尽管长期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但李富春从不以领导自居，亲力亲为完成份内乃至份外的工作。1939年4月，党中央要求陕甘宁边区各机关、部队、学校和边区政府所属的各级生产委员会转入播种阶段，出苗后，施肥、除草、灌水和田间管理等成为大家的经常性劳动。当时，肥料不足的问题十分突出，李富春与陈云等同志带头收集肥料，到各部门宣传积肥工作的重要性，使大家重视积肥工作，薄一波回忆时说：“我曾亲眼看到富春同志和聂（荣臻）帅两人抬着大粪浇地，那是一种很感人的情景。”[9]正在延安访问的外国记者看到共产党的组织部长带头收集肥料，感到惊奇万分，伸出拇指赞叹说：“了不起，了不起，一定要写出来让全世界都知道。”[10]此外，李富春还发挥创新精神，解决生产生活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如延安附近地少人多，缺乏耕地，李富春提出用“垦荒”的办法来解决这个矛盾，并亲自部署、组织各单位开荒种地。经过努力，“延安附近的每个山头，每个山凹，每一片平原，在半月之中变了样，那就经过人的努力而变了色。多年荒芜的无人过问的山地，现在都好像微笑的开颜了。……使每人自己体会了、实践了‘劳动神圣’的光荣。”[11]他在开荒中提出并带头执行的“一不迟到早退，二不损坏工具，三听从指挥”的三项劳动纪律，后来成为延安大生产运动中大家自觉遵守的劳动纪律。
三、宽严相济节约财政支出
李富春凭借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党性，在工作中任劳任怨，对党组织安排的任何工作都欣然接受，并投入全部精力刻苦钻研，争取最大的工作成绩，因此有着“革命的毛驴”美誉。1940年10月16日，中央成立财政经济部，任命李富春担任副部长，因部长林伯渠长期在西安工作，财经部的实际工作一直由李富春负责。尽管自己并无太多财经工作经验，且部门初设处处存在困难，但李富春坚决服从党中央安排且从未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对此，王首道在回忆时说，“富春同志开始负责财经工作以后，也像他对待党的组织工作一样，马上专心致志地投入到这一新的领域中来。”[12]在工作过程中，李富春继续发挥其高站位、高标准、高质量的工作原则，凭借远大战略眼光提出“期望以渺小的实践，来作全国的观摩”[13]，在处理问题时从不拘泥于某一地区或者某一事件，而是放在全国抗战局势和长期发展的高度来考虑，不仅较好地解决了边区财政紧张问题，也对党和政府持续稳定发展产生深远意义。
坚持前线高于后方的财政关系。面对烽烟四起的战争时代背景，李富春明确提出以保障前线为主，如在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导致军队装备和军需供应的数量、战争动员的范围、后勤运输的规模不断增大，人财物的消耗迅速增加，以往“分散自给”的模式已难以为继，解放区军民为此不得不集中财力、物力以保证前方供给。针对这种情况，李富春适时提出战时财政方针，1947年10月，时任东北局常委、副书记的李富春在中共中央东北局财经会议中说，“战争的特点，决定了战时财经工作的特点。这就是必须统一筹划，努力发展生产，积蓄和节省人力、物力、财力用之于战争。总之，一切为着前线打胜仗。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个特点，不按这个要求去安排工作，就会犯错误。因此，一切不适应战争需要的财经思想，都必须迅速改变。”
坚持发挥知识分子的智库作用。对于人才作用的客观正确认识，使李富春历来重视人才培养，积极应对破解各种困难，保证正确的办学方针，提升办学质量。1940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延安自然科学院正式开学，李富春兼任院长。由于当时边区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学校设备简陋，师资欠缺，甚至连黑板、粉笔、墨水都没有，为此，李富春带领师生们齐心协力，克服种种困难，从勘察院址，修建校舍到聘请教师，制定教育方针等都从头做起。为招揽科技人才，李富春不仅请边区各机关、学校和部队推荐相关专业干部，还通过中央组织部向国统区党组织发通知，亲自给中央机关和部队领导同志写信，经过不懈努力自然科学院得以如期开课。对于办学方针，他在开学典礼上明确提出，自然科学院的任务是“培养通晓革命理论又懂自然科学的专业人员，理论与实际统一的人才”，同时也是“为新中国准备科学技术人才”，这些在延安播下的“科技战线的火种”在新中国建设中作出了突出贡献，李富春也因此被称为“是我党有战略眼光的领导者”。
坚持发扬艰苦朴素的作风。为精简财政支出，李富春以身作则从小从细节约开销，同时兼顾干部队伍建设，尽可能保证对干部生活关心照顾，促进生活幸福稳定。对于干部的婚姻大事，李富春格外重视，总是能用细腻的心思赋予简陋的环境以特殊意义，王首道在回忆自己结婚经历时说，“富春同志在当时经济困难的情况下，还关照要工作人员为我和纪均安排简单的结婚仪式，邀请一些亲友团聚热闹一番，并亲自前来祝贺。记得当时我们的聚餐虽然十分简单，最好的菜肴也不过是被大家称作‘三不沾’的一种用鸡蛋面粉做的食品，但是，那种亲密无间的同志感情和以艰苦为荣的革命乐观情绪，却使我们一直难以忘记。”[14]李富春将抚育后代视为党的责任之一，对于革命干部特别是为革命牺牲干部的后代，他视如己出竭尽全力予以关心照料。为此，他不仅在生活上给予关心和体贴，还培养他们继承父母的革命精神，鼓励他们好好学习，成长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1938年，项英七岁的女儿项苏云被送到延安，为让其与弟弟团聚，李富春夫妇将他们带到自己家中抚养，皖南事变后对他们更是关怀备至。项苏云曾回忆，李富春对自己的生活要求很低，而对他们姐弟二人却精心照料，有好吃的总是先想着他们，周总理回延安时总会带些烟茶糖果分给大家，李富春从来都把自己那份都留给他们吃。
四、思想价值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时期，在各方面为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奠定了基础，以李富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解放劳苦大众,实现民族独立为目标,积极探索党和国家的建设道路,全心全意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为新中国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以淬火成钢的决心锻炼出一支先进的纯洁的革命队伍，形成了信仰坚定、党性坚强、一心为民、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等优秀精神品质，成为后人学习的榜样和模范。
李富春在延安时期的经济思想作为其个人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对此后其在新中国时期开展经济工作实践，以及国家经济建设都起到重要影响。首先，在延安时期为克服种种困难所开展的经济实践，不仅使百姓的生活有了不同程度改善，也让全国亿万人民认识到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看到了奋斗前进的方向，坚定了对未来的信心。其次，李富春较高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理论修养，使其能够正确认识边区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从实际出发解决各种困难和矛盾，并总结经验完善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和理论。三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使人民成为党的经济政策最忠实的拥护者，同时选拔培养相关人才，保证了知识理论发展和人才培养的连续性，不仅在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新中国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李富春谈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问题, 1938年4月12日。转引自房维中、金冲及主编:《李富春传》 ,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13页。
[2]李富春:《肃清自由主义的作风,建立集体主义的作风》写作大纲.1944年10月9日。转引自房维中、金冲及主编:《李富春传》,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年版,第285-286页。
[3]李富春在中共七大上的发言记录, 1945年5月11日。转引自房维中、金冲及主编:《李富春传》,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年,第303页。
[4]李富春在边区党政联席会议上的报告，1940年3月8日。房维中、金冲及主编:《李富春传》,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年版,第247-248页。
[5]李富春:《对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政策的意见》，《共产党人》 第18期, 1941年5月。
[6]李富春:《生产运动总结与新的任务》，《解放》 第106、107期 .1940年5月15日,第13-14页。
[7]段君毅、吕东、袁宝华:《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缅怀李富春同志》，《人民日报》 1985年6月2日。
[8]房维中、金冲及主编:《李富春传》,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年,第220页。
[9]薄一波:《在纪念李富春同志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纪念李富春》, 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第页。
[10]中国人民解放军84870部队编:《艰苦奋斗,自力更生》,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8年,第12页。
[11]房维中、金冲及主编:《李富春传》,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年,第238-239页。
[12]王首道:《一代功名托至公-怀念李富春同志》，《纪念李富春》, 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0年,第42页。
[13]段君毅、吕东、袁宝华:《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缅怀李富春同志》，《人民日报》1985年6月2日。
[14]王首道:《一 代功名托至公-怀念李富春同志》，《纪念李富春》, 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0年,第41-4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