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作为一项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对经济增长及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给予了补充性解释。正如福山(1998)明确提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对现实的诠释在大部分场合仍然有效，但只达到“百分之八十”，另外“百分之二十”的缺憾需要文化或信任来补充。在一大批社会资本理论大家 （布迪厄、科尔曼、林南、格兰诺维特、普特南、福山等） 的关注下，社会资本发展成当前学术领域中最具潜质和挑战的概念。其实，有关社会资本的思想由来已久，正式提出是经济社会学不断发展的结晶，且受到管理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的扩充而逐渐丰富，从而产生一系列新型的社会资本概念，国外有些学者也称之为“关系资本”(Relational Capital)。
改革开放之后的体制突破给中国社会结构造成重大变化的其中一个方面是私营企业家群体的崛起。在这一复杂及多属性的私营企业家群体中，中小企业主占据绝大部分比重，它们不仅在创造就业和 GDP 的经济过程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对社会其他方面 （如政治、文化及阶层等） 产生了重大“非物质”影响。在此背景下，肩负重大责任的中小企业的成长性问题自然受到全社会重视。关于企业成长理论，国内外学者，尤其是西方学术界，已做出大量非常有见地的研究，观点之多，呈现出“成长丛林”现象。早在 1890 年，马歇尔就在其名着《经济学原理》 (Principals of Economics)中提出企业家精神作为一种投入要素，甚至是最重要的资源，参与利润分配无可争议。
考虑到中国企业成长的“乡土”环境，私营企业家们的领导特质或异质性、独特能力往往在企业创建及成长过程中扮演着关键作用；而且在东方式“人情”、“面子”传统情结的影响下，是否拥有广泛的政治与社会资源成为企业能否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因此，探寻社会资本与企业成长的内在关系成为目前经济社会学的一个热点。之前的一些研究还较少关注到社会资本对中小企业成长的影响机制这一问题，文章旨在通过选择一些能代表社会资本的显性指标，考察其是否对企业成长存在促进作用。
二、理论解析
十八届三中全会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实际上，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就是国家行政权力在经济活动、社会组织及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控制范围与程度不断放松的过程。但 《决定》 中的上述内容，一方面显示出全面改革的坚定意图，另一方面也恰好说明目前有些领域仍处于政府与市场双重机制并行的矛盾与变化之中。在这种状况下，在国家行政权力和市场之间存在许多无法有效控制的交换关系 （李璐璐，1995）。因此，长期以来，对中国私营企业家来说，在获得资源、保证销售及进入许可等与企业生死攸关的方面，若能与行政权力联姻则意味着成功了一半，因此其往往通过具有血缘、姻亲或亲戚朋友等宗族色彩很浓的关系，使得企业利润得到保障，市场风险大大降低，甚至攫取大额垄断利益。Fong & Chen(2007)发现在中国情境下，拥有政府或党政机关的社会关系在获得重要资源方面发挥着实质性作用。因而此类社会资本的增加将有利于企业成长，而欲提高其社会资本量，有效途径就是提高企业家的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层级地位，即所谓行政级别 （边燕杰，2000）。
在许多跨文化研究中，华人社会往往被认为是低信任度社会。近几年，在关系民生的食品药品危机的重创下，不少学者已用“信任危机”概括目前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现状。这种低信任度对社会和经济的损害是显然的，它使交易成本急剧增加，社会分工受阻并将在长期上影响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张维迎，2002）。而通过构建专属社会网络和积累社会资本，可大幅降低信任风险并确保信息及企业情报的真实性。当代信息的作用已无可疑义，企业家关系网络不仅能为企业成长提供非正式渠道信息，也是重大正式信息的来源渠道。正如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网络提供了一种社会保险，为其成员的劳动力流动提供了保障 （郭云南，2013）。“人情”社会资本是市场化力量还未促成契约型社会情况下的一种理性策略。在具有一定排他性的社会网络内，“关系”中的主体可以大快朵颐地享受到外人所无法企及的信任通道，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中小企业的社会资本具有抵御信任危机负作用的特殊功能。
仔细观察，中国社会存在两大特征：一是垂直管理或条块状；二是熟人政治。在信仰及价值观远未对行为准则可以施加影响的情况下，人们的驱动力只能来自于具有威胁或实质利益施予权限的垂直上级部门。一些有利于提高效益的横向可行措施由于得不到垂直管理的及时考虑而错失良机或无法推行。在中国，熟人政治的存在可提高受益人的生活福利，而对于缺乏熟人通道的弱势群体，在面对绝境时，极容易做出非常极端的行为，近几年频发的报复社会的恶性事件就是例证。受制于上述两种特征，中国社会关系网络布满“结构洞” （伯特，2001）。
外部环境与主角无联系，但主角拥有关键信息或权力，外人只有获得与主角的联系才能减少来自周边的掣肘，否则仅“看门人”就构成难以逾越的门槛障碍。因此，拥有关键信息通道(Access)的行动者 （即具有高社会资本） 就更容易获取成功 （周小虎，2004）。
三、资料与假设
为检验社会资本在中小企业成长的过程中是否发生过积极作用，本研究通过抽样方法采集了 39 家深圳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数据作为实证研究对象。由于上市公司数据比较规范，因此研究结果具有较强说明力。所有数据均来自作为第三方运营商的巨潮讯中小企业信息披露平台及网络搜索，确保数据准确性，经过整理后方能用于研究分析。由于社会资本的衡量在现实中受到局限，因此主要从企业董事长及高管特质的角度分析企业的社会资本。文章采用边燕杰(2000)的假设，企业家的教育程度越高，企业的社会资本量可能越大。另外，企业董事长的年龄、工作年限等也是衡量其社会资本的重要指标。截止 2013 年10 月底，深圳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701 家，平均市盈率(Price toEarnings Ratio，P/E)为 32.18，它们是中国中小企业当中的成长榜样。样本选取的具体方法为，先以每股收益为标准进行排名，取前 60 名，然后去掉市盈率过高 （接近或超过 100） 及数据不全的企业，最后剩下 39 家，样本率达到 5%以上，符合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的要求 。【表1】
总体来看，中小企业家样本总体的平均年龄为 52.7 岁，唯一的 80 后是二代接班，为广宇集团(002133) 。男性占绝对主导，男女比为 38 比 1。从其年龄结构来看 （见表 1），到 2013年董事长们工作年限占其生命比重平均达 57%。对于有些早期创业者，这一比重更高，甚至超过 70%。对于具有企业家潜质的人来说，工作时间往往与经验和人脉厚度成正相关。另据学历结构显示 （见表 2），大专及硕士学位的占比分别为 30.5%与38.8%。高等教育的熏陶与长期经验的积累是这一批企业家们身上具有的明显特质。而正是这两种特质合在一起更加有利于企业家建立起必要的社会网络并带来有利于企业的社会资本，比只有单独一种特质更具张力。一般情况下，建立在学历基础上的长期经验可以增强企业家的信任度；而信任是可以带来经济繁荣的社会资本 （福山，2001）。据此，文章提出假设：董事长的年龄和学历有助于提高企业家社会资本变量进而对企业成长具有正影响。【表2】
高管方面的相关数据显示，39 家中小上市企业高管总数平均规模为 16.5 人，最大值为 25 名，天原集团(2386)和中国海诚(2116)；最小值为 11，帝龙新材(2247)。根据高阶理论，董事一般具有宽阔视野、丰富信息及高层次社会关系网络。因此，高管规模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着企业社会资本量。另外，资料表明：具有高学历 （硕博） 背景的董事长所带高管团队的学历层次比低学历 （大专） 背景董事长的高管团队要高，而拥有大专学历的董事长则偏重于使用大专或本科学历组成的高管。总体上看，基于不同的信任角度，董事长习惯聘用与其学历背景相近的高管，虽并不存在非常强的相关性，但大致情况如此。在所有高管中，独立董事的学历普遍高于业务型高管。
高管整体的存在为企业带来了更多的社会网络关系，使上市企业动作空间扩大，成长预期增强。在性别方面，样本显示男性高管占据绝对优势。而女生高管虽然也达到 17%，但占据核心实质岗位的比例偏小。从而，文章得出如下假设：企业高管规模 （人数） 及其学历有助于企业社会资本的增加，并进而对企业成长施加积极正影响。
四、实证分析
1. 相关性检验
目前国内外大多数的研究以销售业绩作为企业成长性的衡量指标，考虑到中小企业上市公司的情况及数据可得性，文章以净利润(Profit)和市盈率(PE)作为企业成长指标，而社会资本自变量分别由企业家年龄、工作经验、年历、高管规模以及学历来代表。一般来说，企业的社会资本有助于企业成长目标的实现。从相关系数矩阵 （见表 3） 可以发现：企业家年龄与成长指标间均具有正相关关系，分别 0.352 和 0.221。而企业家工作年限与净利润(Profit)正相关关系比较显着。高管团队的学历与企业净利润之间的正相关比较显着，达 0.770。由于一生时间有限，学历与工作经验之间存在一定冲突，因此表现出负相关(-0.924)。从实证角度来看，由于各变量之间存在显着多重相关性，因此运用部分最小二乘法估计出的系数优良性要好于普通线性回归。
2. PLS 原理
部分最小二乘法(PLS)最早是由瑞典化学家 Wold(1972)提出，它提供了一种多对多线性回归建模方法，国内也有不少学者称其为偏最小二乘法。PLS 在集因子分析与多元回归一体的实证分析中十分适用，特别是当两组变量 （因变量与自变量） 的个数很多，且都存在较强的多重相关性，而样本量又较少时，用部分最小二乘法回归模型具有传统经典回归分析，如 MLA，PCR 等等方法所没有的优点。其思路如下，首先从因变量 Y 自变量 X 中分别提取线性无关 （即相互独立） 的成分 ur(r=1，2，L)和 tr(r=1，2，L)，即各自潜在变量，要求最大限度反映原变量的变异信息及最大化两组潜在变量的协方差；然后建立这些潜在成分与因变量及自变量的回归方程，同时要求 tr 和 ur相关程度达到最大，通过不断迭代法不断提取残差中的富余信息，如果因变量与 tr=(r=h)的回归方程已达到满意的精度，则算法中止。PLS模型的优势在于主成分的确定既保证成分对系统的最强解释力，又克服了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3. PLS 回归结果
利用 39 家深圳市小企业板上市公司数据并按上述原理建立PLS 模型，由于篇幅有限，在此不列出具体的权重与负荷量，只展示最终的回归结果。潜在变量的模拟符合模型要求，PLS通过调整后R军2的大小确定模型的拟合程度。模型中的控制变量为董事长性别。由于标准回归模型缺少对潜在变量的提取，导致在模型里未能模拟出代表社会资本与企业成长的潜在变量，而 PLS 模型正是通过结合探测性因子分析原理，通过提取显性变量中的潜在因子再进一步观察其变异信息与关系，可以很好地满足本研究对实证方法的需求。
首先，对中小企业成长与企业家特质进行分析 （模型 a），调整后可决系数达 0.878，说明模型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存在着方程关系。从 PLS 回归结果来看，企业家的年龄与企业净利呈正相关关系，而与市盈率之间为负效应。可能是因为公司净利的实现更依赖于企业家长期积累的存量资源，而年龄通常与其成正比。在目前中国企业生存环境下，企业家的成功很大一部分需要借助于良好的社会资本资源以达到有效配置市场要素的目的，当然企业家的识别与战略眼光也是不可缺少的能力，但通过社会资本的加入可使企业家风险成本预期值增加，从而能够从理性经济人的窠臼中跳出进行大胆投资。而且有些核心竞争力的形成体现了模糊性与社会复杂性，例如通过长期形成的供应商关系不仅可以保证本企业生产与销售的流畅性，还有可能获得供应商成本及服务方面的优惠照顾，从而增加本企业应对竞争对手及市场环境突变的信心。另外，企业家年龄与人际关系的处理娴熟度存在一定对应正相关，企业外部社会资本构建的成功经验可进一步应用到企业内部社会资本与人际团队的建设当中，而往往决定企业成败的最关键因素是整个企业员工所秉持的精神信仰力量。通常一个有多年市场经验的年长企业家在这方面会高于年轻的初尝者。而市盈率受整个宏观经济与政治等系统性风险的影响较大，对企业家个人所能赋予的影响十分有限。出现这种悖论也与中国资本市场的设计及运行有关，当然在此仅从社会资本角度考察。如果将市盈率看作一种更广大的社会力量，那企业家所能控制的成份就迅速下降，企业家不可能说明市场上每一个投资者都看好本企业，市场中的看涨与看跌预期着实超过单个企业家个人的社会网络关系之处。但令人不解的是，净利与市盈率和工作年限的系数为负，这一点与理论直觉存在出入。应该说，工作年限的长短也是企业家社会资本资源大小的决定因素之一，而且年限对个人社会资本资源的积累应与年龄变量存在相似性。可能是由于年限变量的设置与年龄同处模型内而有所抵消，因而需要进一步探讨。需注意的是，PLS 在回归运算过程中，将企业家学历资本 （受教育年数占有效生命比值） 逐一展示，未能取得统一系数，但从中可能看出当这一比值很小时，其与企业净利呈负相关关系(-2.564，-5.224，-8.047，-9.594，-1.775)，随着比值加大，其相关关系逐渐偏向正效应，但未取得一致，过大时也对净利与市盈率不利。企业家的学历可以提高社会资本结点的层次，从而使社会网络的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得以拉长，展现出更长久的能量。但企业家的学历与社会资本资源并不存在绝对地正相关，不同的个体在连续性函数中有所对应。实证结果显示，目前中国处于学历层次中端的企业家获得的社会资本成长效应要大于两端。基于以上讨论，任何一个社会资本变量都未能起到绝对性、主导性的积极效应，因此本研究认为企业家的各种特质结合在一起才能发挥出最大能量，从而支持企业成长，单独某一社会资本因素不足以解释其领导的企业为何能取得成功。
其次，分析中小企业成长与高管特征的 PLS 回归结果 （模型 b） 累积方差为 0.711，调整后的可决系数为 0.667，基本通过验证。可能发现，高管规模未能展示出对企业成长具有积极效果的一面，原因可能是在目前，中国即使是上市的中小企业运营过程中，仍处于非常强的个人领导决策阶段，从而当高管人数的扩大超过企业潜在领导最佳规模时反而会形成一种掣肘。再看高管学历对企业成长业绩的影响，由于其未能取得一致的主效应结果，因此针对每个选项都有一个系数。大致规律为，当高管团队的学历偏低或过高时，都对企业净利和市盈率的影响为负，而具有本科及硕士学历的高管与企业成长的正效应频率较高。说明随着知识社会的到来及实际绩效的压力，学历的选择也存在理性区间，太低满足不了社会进步的需求，过高也未能产生实际效应。上市公司的高管团队是企业社会资本资源的重要来源载体，高管团队的市场阅历及良好的学历背景为企业提供了一种非常优质的社会资本渠道，但可能咎于目前中国企业还缺乏一种外部人参与机制，导致目前很多家庭式中小企业，包括一些上市公司，未能充分地发展高管团队在社会资本积聚方面应有的力量。
五、观点与探讨
鉴于“关系”在中国社会及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文章尝试从经济社会学角度，探索社会资本在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通常情况下，企业成长的主要外显特征就是利润增长，在此以净利及市盈率代表企业成长。而目前社会资本的测量还存在很大不确定性，为了实证研究能进行下去，以企业家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经济及高管团队规模、学历结构作为企业社会资本的参照物。这种代替可能存在商讨余地，但是在社会学研究中也经常运用，况且这些因素也确实能代表企业一定的社会活动能力，因此暂用之。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企业家的年龄与中小企业成长为正相关关系，说明在一定历史时期，企业家年龄 （代表着时代机会） 对公司的创业及成长起着第一位作用。但在本次实证中未能发现工作年限对企业成长有积极效应。可能是由于工作年限并不是一个很确定的代表本人经验的定量指标。而企业家学历在此次验证中未能取得一致性综合系数，说明基于学历上的社会资本效应因企业不同而有差别。但在一般情况下，在社会发展速率及知识更替不断加快的背景下，企业的技能与知识资本仍将会发挥着越发重要作用。在高管团队与企业成长的实证分析中，单纯的高管规模未能形成企业成长的积极因素，而高管学历也表现出不一致的系数特征，呈个体效应较强局面。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受国外社会资本理论研究兴起之影响，探讨中国社会中社会资本与企业成长的关系一直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但由于社会资本概念仍在发展且对它的测量仍是一个非常有挑战的领域，因此实证研究中可能大都是强调“大象的某一面”。文章也是从某一面对此展开研究，指标的选取与过往研究一样采取了简易化处理，虽然离社会资本的科学定义还有一定差别，但企业家年龄、学历及高管团队等似乎也能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一个企业的社会资本存量。然而，理论研究需要更科学精神，随着社会资本理论及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的发展，将会出现更好的衡量指标，后来的研究将更具说服性。
【参考文献】
[1] 福山. 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 [M].远方出版社，1998.
[2] 布尔迪厄. 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3] Coleman，J.S.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M].Cambridge：Belknap，19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