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社会礼物交换的特殊意义

　　内容摘要：中国社会是一个重“礼”的社会，礼物交换作为一种重要的交换行为，无论是在传统的还是在现代意义上的农村社会，都是人们日常生活所离不开的。看似平常的礼物交换背后却涉及经济和社会的双重因素。在看待农村社会普遍存在的这一特殊交换形式时，经济层面的理性计算已不能完全涵盖礼物交换的全部意义，社会学及人类学层面的情感、互惠、规范、网络等因素更占有重要地位，这些因素更加贴近农村社会的实际生活。本文综述了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从交换这一角度着重探讨农村社会“礼物”的特殊含义。
　　
　　关键词：农村社会   交换行为   礼物交换   含义       
　　
　　一、问题的提出 
　　
　　交换是日常生活中的普遍现象。在传统中国乡村社会，自然经济是主要的经济形态，经济交换和社会交换相互交织在一起，彼此促进。 一定程度上，社会交换的意义要大于经济交换。随着中国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分工的复杂，经济交换和社会交换开始分离。与经济交换相比，社会交换在表现形式、价值内涵、意义乃至变迁都有其自身特点。由此社会交换构成了理解社会性质的一把钥匙，吸引着众多学者的目光。中国乡村社会交换形式如何，有何内在意义，如何借此研究中国社会，这是文章主要探讨的。 
　　
　　二、社会交换理论及礼物研究相关进展 
　　
　　（一）西方社会交换理论 
　　
　　社会交换理论是当代社会学理论的主要流派之一，它的重点是研 究社会关系中的礼物与交换现象。对于交换行为的解释，西方社会学理论有两种视角：一种从个体主义的视角出发进行解释，一种是从结构主义视角出发进行解释，从交换者和交换行为模式两个角度给予了深入研究。主要代表有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的个体主义理性思想、霍曼斯的行为主义交换理论和美国社会学家彼得·布朗的结构主义交换论。① 
　　
　　（二）礼物理论研究 
　　
　　最早观察礼物交换的两位人类学家莫斯和马林诺夫斯基的开创性工对后来理论研究工作有着深远的影响。依据莫斯的观察，礼物交换可分为对称和非对称两类，前者指在系统中，礼物总会带来回礼，且送礼者占据主动而处于优势地位，后者不一定要回礼，但必须接受馈赠，接受礼物是一种义务。莫斯把这种迫使受者回礼的力量称为“豪”。莫斯的礼物理论衍生出人类学的功能学派。这一学派对礼物的分析着眼于人和物之间的关系，个体的精神力量如何经由物的传递对另一个体造成影响。② 
　　
　　马林诺夫斯基用“互惠”原则来讨论礼物交换问题。一个人“给”是因为期待着“回”，一个人必须“回”是因为否则的话，对反方会终止“给”。所有的权利和义务被组织进一个十分平衡的互惠链条中。 用“互惠”原则研究礼物交换，这为以后社会学中的社会交换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③  中国农村社会尤其重礼，国内学者在借鉴西方礼物研究理论基础之上对该领域有了更深的理解：阎云翔在对中国村落的研究中发现，作为礼品交换行为的一种，“随礼”现象已成为村民日常生活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义务性的送礼受礼为村民提供了一种培养、维持和扩展关系网络的基本方式，礼物构成了一个道义经济体系，在那里，道德原则常常超过了经济考虑，人们通过越来越频繁的礼物交换活动不断扩张私人关系网络。④尚会鹏对豫东地区西村婚礼中的“随礼”现象进行了实地考察和分析，指出了当地随礼大体遵循着“等价偿还” 的原则。送礼者在送礼时就想着对方的还报，受礼者在接受礼品时也要牢记礼品的数量、品种和质量，以便在适当的时候以相等的数量还报。⑤曹海林认为乡村红白喜事中的人际交往总伴随着礼物的交换，而潜藏在这背后的是村庄人在红白喜事中共同认可的人际交往准则，即“人情”。礼物是与人情感情紧密相连的。
　　
　　礼物已不仅仅是物品，还是一种象征，具有将受者与授者相联系起来的意义，其功能是使亲者更亲，外人变成自己人。村庄人通过这种作为典型交往形式的礼物交换来联络感情，增进情谊，强化村庄人的社区归属感、认同感，从而进一步维系、拓展村庄社会网络。⑥黄玉琴等人也都意识到了社会关系网络的孕育需要依靠礼物才能实现。礼物交换行为看似普通平常，然而本质上它却是人类社会中相互交往的最重要模式，通过礼物交往的过程中，个体之间的“给”和“取”行为的双向选择维系、强化并创造着各种合作、竞争、对抗的社会关系。礼物交换“具有一个加强民间联系的客观效果，它为农民提供了建构自己支持网络的机会，这是农民所需要的。”⑦金英认为“亲朋好友之间的礼品互赠是严格按照彼此的亲疏关系而定的，其本质上是血缘关系的一种反应，而且彼此的关系是对等的，他们之间的礼品互换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维护原有的关系网络。”⑧
　　
　　（三）现有研究的不足 
　　
　　综合上述国内外众多学者的理论观点，可以说，国内关于此类问题的研究难以与西方理论形成对话，研究理论聚焦性不强。而且最重要的也是本文所关注的是：在现有的农村社会交换研究中，缺乏社会交换和礼物理论综合的研究，单纯从社会交换或礼物交换的角度进行研究是有缺陷的，而且“礼物”的理性经济意义已经很少有学者关注，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地区的“礼尚往来”现象将呈现越来越复杂的目的性倾向。 
　　
　　三、农村社会“礼物”交换的内在含义 
　　
　　“中国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中国的广大农村人情味更浓，因为中国农村没有完善的市场体系，不是所有的‘稀缺’都能从市场中购买到，经济行为自然不得不根植于社会关系，如亲属和邻居的互惠（人情），而非完全取决于市场和追求利润的动机。”⑨正如前文所综述的，在农村社会，礼物交换涉及到人情、互惠、人际网络等诸多因素，其社会意义明显高于经济意义。具体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农村社会中的礼物交换有很丰富的内在含义。
　　
　　 （一） 农村礼物交换涉及到道德伦理性   
　　
　　在市场体系不完善的农村社会，道德伦理主导着人们的交换行为，“对于交换关系的进一步检验表明，情感不仅进入社会交换，而且弥漫在整个社会交换过程中。”⑩可见，这中间“情感”的分量是很重的，而农民的社会关联也是依靠这种带有情感成分的宗法的、亲情的伦理来维系。伦理关系的特点是在这种关系中的人之间有情分、有情义，礼物交换的这种情感伦理性支配了个人的选择及其对交换特定情景的态度。先前的礼物交换建构了一个道德经济体系，在该体系中道德原则使农民非自愿的陷入一个交换循环。农民是被动的，是承受道德压力的。定期、定向的礼物交换为农民们提供了一种培养、维持和扩展其关系网的基本方式，而关系网是一种可靠的社会资源。农民每个人以自己为中心形成私人网络，其中包含一套社会规范和道德义务。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农村的人情来往更多的是以金钱的形式来进行的，表现在婚丧嫁娶、婴儿的生日、百岁之类的仪式性活动的“随礼”上，这本身就是一种交换行为。布劳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一种互惠行为，为了能够继续得到利益，人们需要对给予自己以利益的对方作出回报，社会交换使社会各方承担了某些未具体规定的义务。这种源于道德伦理考虑的礼物交换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符合伦理要求的，是农村人情、血缘维系的关键点。
　　
　　（二） 农村的礼物交换实际上是一种人情交换 
　　
　　农村社会由于受到血缘关系、亲缘关系以及地缘关系的影响，村民的人际交往关系主要是建立在熟人之间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的可靠性”，出于信任和维持交际网的需要，他们希望经常性的“走动”从而保持一种稳定的互动关系，而“礼尚往来”是最好的方式，通过礼物的流动和交换来达到人情上的互动。从这一层面上来看，礼物的交换就是一种人情交换。通常情况下，中国人的人情交换有三种类型，一种是某人在遇到危难的紧急关头得到了他人的帮助，这在人情交往中属于“恩情”的范畴，对此为困难者提供帮助的人叫做“恩人”。
　　
　　另一种是比较有目的的人情投资，通常叫“送人情”,“送人情”导致接受的对方有亏欠或愧疚感，双方构成一种“人情债”关系，结果在对方提出要求的时候不得不按对方的要求回报。第三种是一般性的礼尚往来，也就是有来有往的互相走动、请客或过节时的送礼行为,以加强彼此的感情联络,最终会在“给面子”中实现交换。12而在农村，这几种情况也是常见的，尤其是第三种。从理性的角度来看，通过礼物交换而引起的人情关系也涉及到利益方面的问题。不过这与经济学层面上的“理性人”或“经济人”是有所不同的，人情的交换运作期待的不是直接利益最大化，而是互惠的最优化，里面有许多非利益或非直接利益因素考虑，而“理性人”或“经济人”所关注的恰恰是直接利益最大化。我们可以比较一下理性人和性情人特性的不同点，可以发现，经济人所要的最大利益是可以预期的，它从一个人的精力、技能和资本的投入中就可以预计获得多少回报；而出于交际互动的人情往来虽能预期应得到回报（这是出于理性考虑），否则这在伦理和道理上是说不过去的，但一个人无论如何投入也不能预计会获得多少回报(这是情感考虑)。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人情交往中的人虽不直接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但不表示他们的人情交换中没有利益，其过程的委婉和迂回可能使人情的施予者获得的利益比直接的预计结果更大，也比赤裸裸的利益谈判得来的好处更多，这也是现如今中国市场上出现那么多人情投资的重要原因。从中国人的习惯性思维上看，恩情也好，人情债也好，礼尚往来也好，它们总是同“欠”相联系。如果这个“欠”是能计算清楚的话，那就回到了理上来了，而且很容易马上了清其中的利害关系。但是中国人关系上的这个“欠”字不在理上而在情上，比如A救过B的命，或在B饿得不行的时候给过他一块饼，我们不能问B回报多少价值的礼物给A才算够，更不能说一块饼能值多少钱，这样的问法都是不通人情的。因此A和B惟有构成恩情的关系，才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自此以后惟有B在A需要帮助的任何情况下都会义不容辞，而不是一次性地给予回报，才算是真正地报答了A的大恩大德。同样，即使有目的的人情投资，或一般性的送礼，也并不出于对等原则，要求对方等值地回个礼，因为这个意思就是不想欠对方人情，而农村人所谓的“人情”是还不清的。
　　
　　（三） 礼物交换引申出的权力关系 
　　
　　农村社会中，礼物交换不是简单的通过礼物的来回流动而形成对等的互动关系，相反，由于受到多种非直接利益因素和“天然”形成的地位差异的制约，礼物交换呈现出了不对称性，从而产生出“权力” 关系。“礼品交换可以形成特定的人际关系结构，形成交换双方的地位和威望差异”，这里所说的“地位”和“威望”也是权力关系的一种表现。关于交换和权力的关系，爱默森曾提出着名的社会交换——权力依赖理论，该理论有三个前提假设：①行动者依赖他人并向他人寻求有价值的结果；②利益获取依赖于交换中利益的给予；③能够 在持续的时间里与同样的个人进行交换。
　　
　　在爱默森的理论中,依赖概 念对于分析权力是非常重要的，行动者的权力来自于他人对自己的依赖。我们可以从实际生活角度来分析一下，农村社会中，人际交往主要建立在血缘、亲缘和地缘基础之上，依赖关系显得非常重要，这种依赖在传统的农村社会中主要是针对有地区威望的族长或者行政意义上的村长和村委书记。
　　
　　仔细分析，其实不难发现，礼物的流动也主要朝着两个方向进行，因为个人生活的便利和改变、个人的成长和发迹、家族的兴旺和发达等等都需要“礼物”来打点和疏通，通过送礼的形式从有权力的人手中换取自己所需要的便利“资源”，所以每当有求于人或者婚丧嫁娶之类的事，礼物交换也就发挥了作用。久而久之，这种以“礼物”交换为手段的人际互动就会加强“权力”的运作。我们再把这种情况放大，从整个中国的现实来看，靠山、撑腰、走后门、托人、求情已成为中国人司空见惯、见惯不怪的日常行为。这些行为看起来复杂多变，其核心不外是“礼尚往来”引发的人情与权力的关系问题。我们知道，在中国人的政治运作中，往往是权力不受约束，而职位受约束。权力被理解为可以在特定位置上对其所管辖资源的任意控制和分配，这其中既有人为的意思，也有情理之义。假如权力的界定不能由权力者任意定夺，就说明该社会的权力操作是在制度的规范中运行的，而官员们也就成为了制度的执行者而非弄权者，而该社会也就不会成为一个官本位的社会。而现实情况是实际生活中确实有“以权谋私”的现象，正因为权力在中国社会存在着任意性，因此操作权术本身就是合情合理的，进而用人情攀上权贵就可能在其任意的一面获得权力的转让，实现权力的再生产。通过“礼物”交换而连接起来的人情关系与权力之间的交换不是指权力的移交或传递，也不是指授予他人行使该权力，而是说因为有了人情交往的存在，便如同相关者（送礼的人）自己拥有了同样大小的权力，让人们在想象的空间和关联逻辑思维中认为，相关者的意愿就是权威者的意愿，或反过来说，得罪了相关者就等于得罪了权威者。在中国，欠了别人的人情要感恩戴德地给与回报，发生了人情投资也就意味着受惠人将有义务为投入者提供服务，或随时受到有恩于他的人的指使。中国谚语中所谓的“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软”、“无功不受禄”、“受人钱财，与人消灾”、“滴水之恩定当涌泉相报”等说法正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反映。当然，像恩情这样的权力连接往往是可遇不可求的，所以从人情的交往类型上看，欠人情债和礼尚往来就会成为许多人连接官场的主要手段，这也是当今中国现实存在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结语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关于礼物交换的分析主要是在社会层面上分析的，重点关注的是“礼物”在农村社会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   即礼物交换成为农村发展人际关系网络、获取人情面子和权力交换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但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经济形态正在过渡转型，货币交换越来越普遍化，“那些建立在血缘、地缘、亲族关系上的种种契约必然受到冲击，社会关系也日益向理性化方向发展，社会关系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根本性的改变。”15正是由于种种因素的叠加，造成了现今转型时期中国农村的“礼尚往来”活动变得更加复杂化，情感因素和利益因素的考虑使得礼物交换“让正式关系带上了更多的人情味，同时也使非正式关系具有更多的理性。”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人情+利益”的结合，这也正是农村社会礼物交换的一大目的性趋势。     
　　
　　参考文献： 
　　【1】【4】朱国宏，桂勇. 经济社会学导论. 复旦大 学出版社，2005，1. 
　　【2】莫斯. 礼物.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1～5页.
　　【3】董敬畏. 乡村社会交换研究评述.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1， 3. 
　　【5】尚会鹏. 豫东地区婚礼中的“随礼”现象分析. 社会学研究， 1996，6. 
　　【6】曹海林. 乡村社会交换的演变及其生成逻辑. 人文杂志， 2003，2. 
　　【7】黄玉琴. 礼物、生命仪礼和人情圈——以徐家村为例. 社会学 研究，2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