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 贫困问题作为困扰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一个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亟待要求解决, 本文从贫困的内涵入手、分析了贫困的原因, 并对中国的贫困状况及典型性案例进行了剖析, 并就贫困与人的生理道德底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梳理, 研究发现贫困与道德的相对联系, 并就消除贫困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贫困; 生理道德底线;
作者简介： 尹莺 (1981-) , 女,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经贸旅游学院, 讲师, 硕士。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学, 会计学。;
基金： 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一般项目 (SSK2015B16);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牛津大学 (OPHI) 发布的2018年全球MPI指数显示全球约13亿人生活在多维贫困中。报告称，在这13亿人口中，近一半（46%）被认为生活在严重贫困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口最多的是在亚洲和非洲，特别是农村地区。而且随着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贫困问题作为困扰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一个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亟待要求解决。
一、贫困的涵义
18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把不能享受人生的必需品称为贫困；曾任WB的罗伯特行长在1973年将“绝对贫困”界定为生存严重受限的生活条件；而世界银行《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把贫困定义为“人类基本需求的匮乏”和“缺乏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由此可见，贫困是人的最低或基本需要的一种缺乏，而这种最基本的需要就是能够维持生存以及补偿在劳动过程中体力和脑力耗费所必需的生活资料。20世纪以来，对当代人类的基本需要所包含的内容比较一致的见解是：基本食品、水、卫生保健、初级教育以及住房。饮食支出的高比例作为衡量“绝对贫困”的标准线被广泛采用。国际粮农组织认为，“恩格尔定律”中将贫困线定义为一个家庭用于食品消费的绝对支出占总支出的3/5以上。贫困的概念中还有一部分就是“相对贫困”的内容。“相对贫困”涉及收入分配的问题，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中明确提出“贫困基本上是一个相对概念”，国与国之间存在着贫富的差距，一个国家内部还存在着收入分配的悬殊；同时贫穷带来的社会地位和机会的不平等，按照《美国经济史》中对贫困的定义：贫困在于同社会上其他人比较起来，地位不平等、受到歧视、缺少工作机会、没有选择的余地。总之，“相对贫困”的概念是从比较的角度来界定贫困的概念。同大多数人相比，收入低，生活水平低，社会地位和就业机会低即社会参与水平低的人们就是相对贫困人群。
二、贫困的原因
（一）生态环境原因
贫困与先天恶劣的自然环境和人对环境掠夺有着因果联系，是造成国家或地区经贫困的重要原因。很多发展中国家由于人为或自然因素的影响，土壤条件不断恶化，导致“荒漠化”，以及水污染造成的土地盐碱化，导致土质不适合耕作，耕地面积减少，地区生态环境破坏严重，水土流失、生物多样性遭破坏，环境破坏导致的灾害性气候频频发生。以中国的贵州省为例，2019年全省47个贫困县都集中在土地石漠化非常严重的喀斯特地貌区域；当地农民常年采用粗放的生产方式，自然环境的非常脆弱，每年收购的粮食连口粮都不够，人的生存权都受到极大的威胁。
（二）经济原因
贫困是一种经济现象，贫困地区大多采用粗放型的生产方式，生产力低下，产品单一，产业链条短，产业附加值低。全球不发达的国家中大部分以农产品、原材料或矿产资源等等初级产品出口，贫困地区很少能提供深度加工附加值高的产品。以中国的西部地区为例，除了历史社会因素外，西部地区的贫困与它长期以来作为东部地区的原材料、能源供应地息息相关。西部地区虽然矿产自然资源丰富，但是由于基础设施落后、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条短、生产技术水平较低、交通不太发达导致产品附加值低，对全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贡献不大，地区经济发展缓慢。
（三）收入分配不均
财富分配不均是导致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当一国或一个地区的基尼系数大于0.4时，便认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出现了社会不公平。从WB的全球Gini Coefficient数据来看，非洲、南美洲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比较严重，加拿大收入分配相对合理，澳大利亚和欧洲的一些国家如瑞典、芬兰及亚洲的日本收入分配比较平均，墨西哥、美国、俄罗斯、中国收入差距比较大。中国自90年代以来，收入分配不公现象呈现缓慢攀升后又缓慢下降的变动趋势，但均值徘徊在基尼系数的警戒线附近。以下是中国居民系数图，它反映了自1997年至2015年中国居民基尼系数变动趋势。
从图中可以看出，中国的全国居民基尼系数指标从1997年开始呈逐年攀升的趋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委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组织撰写的《中国人类发展报告二○○五》显示，2005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4，并且还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2007年，全国居民基尼系数达到历年来的高点0.48。从2008年-2012年间，基尼系数有所下滑，但仍然超过0.4警戒线，2013年基尼系数进一步下降，但依然徘徊在警戒值附近。而现阶段中国的贫富差距还表现其独特的特点，就是东部和中西部贫富差距比较大，尤其是东部和西部差异严重；城乡二元化结构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城市和农村贫富差距较大，尤其是西部的城市和贫困山区有着天壤之别；财富向城市集中，特别是大城市经济都比较繁荣，相比较之下，边缘地带的经济发展缓慢。除生态环境、经济和收入分配不均等因素外，从全球范围来看，政治动乱、内战、历史遗留问题、经济体制落后、资金短缺、政府缺乏管制也是导致贫困重要因素。
三、中国贫困状况及区域案例
（一）中国的贫困状况及其表现
2013年至2018年，在政府强有力的脱贫、扶贫政策下，我国农村有绝对贫困人口从8249万人减少至1660万，绝对贫困的人口不断缩减，这也是中国基尼系数在近两年降低的因素之一。由于经济、环境、历史、文化及其他原因，在中国东西部贫富差距极大的同时，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市和农村经济脱节，城乡差距悬殊；中国贫困更多的表现在由于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收入分配等因素带来的贫富的差距扩大，导致相对贫困人口数量的增加。
（二）区域案例
2018年国家级贫困县中，西部地区的贫困县数量占全国贫困县总量的64.1%，尤其是云南和西藏、贵州的贫困县数目最为突出，分别为73个、69个、50个，占西部地区贫困县数量的20%、18.4%、13.33%。西部地区财富大量向城市集中，城乡二元化结构非常严重。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程度最高。在收入越低的人群中，少数民族占的比例较高。贵州省黔西南麻山地区，是苗族、布依族聚居的石山区，90年代中期整个麻山地区90%的村不通公路，100%的村不通电话，文盲半文盲占67%以上。近20世纪，西部贫困山区还有近万人在山洞里穴居。随着经济的发展、扶贫攻坚政策力度的进一步深化，2017年至2018年，云南、西藏、贵州贫困发生率分别9.8%、7.9%、7.75%下降至5.39%、6%以下、4.3%，但仍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7%。随着“精准扶贫”政策的推进，住房改善和基本生活条件提高已经在贫困地区逐步推进，但是相较于其他发达地区相比，相对的物质贫困伴随着文化贫困，教育科技的严重落后，生产力低下导致贫困的恶性循环。
四、贫困与人的生理道德底线的联系
（一）贫困带来什么？
恩格尔系数和MPI指数着重从物质层面来测量绝对贫困的状态。如MPI指数从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平三个维度来衡量贫困；物质生活的极度匮乏还只是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贫困带来思想的闭塞，短期行为严重，急功近利，对生活期望非常低下、极易满足于现状，下一辈还遵循祖辈的生产生活方式。对于收入分配不公导致的贫困来说，国家或地区的富裕程度高、经济的高速增长，财富总量的增加能够缓解收入分配不公所带来的贫困，大馅饼上不平等的切割最低收入者所得到的可能比在小馅饼上精确的平等切割还要多，但就这种收入分配不公平的贫困对人精神层次的影响远远超出物质匮乏给人带来的伤害。中国贫富差距的不公正导致的贫困正是在追求经济高增长和人们纷纷追逐经济利益过程中，使人陷入物欲的陷阱：市场欺诈、商人造假，亡命之徒则为了生存铤而走险。生存竞争与贫富悬殊社会差异，导致人们为了生存与逐富不择手段。
（二）贫困与人的生理道德底线关系
道德底线来自每个人自己的道德观和道德感。底线是属于行为主体内心的最低的一条道德底线，不能突破。孟子说过：“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即做人要有自己的内心的底线，虽然贫穷但不失义，指做人要有骨气，虽腾达却不离道，就不会失去做人的根本。然而贫困带来的短期行为、急功近利，人们为了生存和追求经济利益已经突破了做人的最根本的生理道德底线，在追求物质欲望的同时达到心理的平衡；贫困会导致人的价值观的扭曲，物欲在人的生理道德之上，甚至把道德底线放弃。但贫困并不是制约道德的绝对因素。在全球最不发达的国家不丹，人均GDP与西部不发达的省份差距不大，是一个以物质和精神的富有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政策的小国。不丹国追求经济可持续发展、保护环境和当地的文化和政府善治，其自然资源极其丰富，环境优良，有研究调查表明，用来衡量人们对生活满意程度的GNH幸福指数，不丹国民的GNH指数中仅有3%的人感到不幸福；不丹人的幸福造就了经济增长，不丹人均收入在南亚一直处于领先。不丹的经验说明，贫穷并不一定是带来道德底线的逾越，相反，在保有原来的富有的精神的基础上，实现个体平等价值的要求，走出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它所追求的发展，不是片面的经济的发展，而是以人为本的全面的符合平等价值要求的发展，是物质和精神统一的发展。
结束语：
贫困并不一定带来道德底线的丧失，相反，如果社会长期在对金钱崇拜中无精神寄托地前进，经济增长的结果不仅有可能陷入“增长的贫困”的深渊，同时可能导致社会矛盾的深化。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通过实现工业化消除城乡二元化带来的城乡经济的脱节和贫困问题；同时，建立完备的社会保障体制、政策扶贫机制、强化在基础教育、医疗、住房、基本生活水平提高等方面消除和减少绝对贫困；改进完善收入分配机制、加强政策性对收入不均等的干预和调节、改善自然环境和国民民生生活水平、提高国民的幸福感、用科技带动经济高速发展来减少相对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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