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针对目前劳工社会学界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市场、财富、劳资关系和产业升级等问题上的一些争论, 结合自己对港商的研究经验, 从经济社会学的理论视角进行了一些分析与思考, 以求打开各理论流派的对话之门, 为真正解决中国劳工问题提供出路及契机。笔者的主要观点是:市场并非完全被资本所控制;市场并不完全交到商人手上;产业升级是和谐共赢的劳资关系的前路;职业培训是工人迎接产业升级的要务;真正的核心是财富的合理分配问题。
关键词：市场; 劳资关系; 财富; 产业升级;
最近, 劳工社会学家潘毅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茅于轼[n1]在市场、财富、劳资关系和产业升级等问题上开展了一些争论, 劳工学者在讨论中提出了几个重要观点: (一) 市场并非神圣而是会经常处于失灵的状态, 使工人会在资本市场中的利益受到损害; (二) 商人能控制资本, 因此能有效控制市场; (三) 劳资关系的发展在现行资本市场下并无出路, 因此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资本的发展模式; (四) 企业的产业升级会造成重大的社会问题, 其中最重要是低技术工人的大规模下岗; (五) 财富来源自劳动, 而不是来自所谓的第一世界产业[n2]。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 实际是劳动社会学界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长久以来的批评与怀疑。学科与研究领域的区隔, 使本应存在广阔对话空间的诸如新古典经济学、经济社会学、企业家理论与劳工社会学等理论流派彼此缺乏沟通, 形成自说自话的局面, 无助解决实际问题。本文尝试对上述观点进行经济社会学的思考, 打开各理论流派的对话之门, 为真正解决中国劳工问题提供出路及契机。
一、市场并非完全被资本所控制
在讨论中有专家认为, 市场并不是神圣的, 它受资本所控制, 难以达到最佳资源配置的目标。大家知道, 市场是万能和神圣的论点, 是传统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 它与“看不见的手”的理论脉络相辅相成, 构成了经济学如何看待市场的立命之本。市场万能论在社会科学界饱受批评, 就连自由派的经济学家亦不能否认必须对市场作出一定的规管与调节, 才能保障各方参与者的基本利益。那么我们首先要问的是, 什么是最佳资源配置?它能够依靠政府的行政干预力量作出界定吗?企业家理论认为, 最佳的资源配置方法是根据不同群体在市场活动中的“贡献”而厘定的[n3]。企业家在产生财富的过程中贡献最大, 自然能以利润的名义获取最大份额的劳动成果。企业家理论的缺陷在于, 不同群体在市场活动中的贡献既难以客观厘定, 亦由于商人与工人在博弈力量中权力关系的不对等, 工人在产生财富过程中的贡献被刻意低估与扭曲。笔者认为, 真正的最佳资源配置是商人及工人都能在各自的商业及劳动市场中公平、公正地自由竞争, 并从中衍生出利益平衡的劳动供求市场, 商人或工人都能根据对方的能力作出判断, 寻找到彼此合适的员工或雇主。
理念型的劳动供求市场的出现, 前提是必须首先建立公平和公正的市场体系。它牵涉到一个更为核心的问题———谁掌握和控制了现今市场?根据经济社会学的观点, 市场并非自动调节的衍生物, 而是被镶嵌到社会网络与社会结构之中, 并成为不同利益群体尤其是政府与商人进行互动与利益博弈的场所[n4]。地方政府不仅担当一般意义的市场裁判者与调节者的角色, 更是积极的市场活动参与者[n5]。地方政府与商人的关系并不平等, 后者的博弈力量往往处于劣势[n6]。政府成为市场的主要参与者, 最大的问题一方面是市场活动产生的财富发生转移, 不足以反映商人及工人在市场活动中所作出的贡献;另一方面是商人被社会舆论塑造成“掠夺之手”的刻板印象, 对工人的劳动价值进行剥削[n7]。两种现象, 同样制造了扭曲的市场, 与真正公平及公正的市场相距甚远。资本市场的妥善资源分配, 也无从谈起。
二、市场并不完全交到商人手上
政治精英作为参与资本市场的特殊群体, 是精英再生产理论的具体体现[n8]。特定商人在市场活动中获取利润的多寡, 并不全然视乎其拥有的经济资本所决定, 同时亦受经济竞争过程中掌握的政治资本程度所影响。在真正的市场化社会中, 经济资本往往占据主导性地位, 而占据政治资本的群体只能对市场发挥监察、调节或规管等作用。相反, 在未成熟的市场中, 政治资本的重要性不但可能大于经济资本, 而前者与后者的结合亦造成商人群体内部最大的分流。一方面, 部分商人同时掌握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 使其在市场竞争中更容易脱颖而出, 继而控制资本主义市场。另一方面, 并未掌握或掌握较少政治资本的“一般性商人”, 不但在与其他商人的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 同时必须承受私有产权得不到充分保障的威胁。在笔者针对港商的研究中发现, 商人与地方政府的博弈中, 经常处于劣势, 前者的私有财产有机会被一小部分有法不依的地方政府官员以各种方式掠取, 造成维护私有财产权利的缺失[n9]。产权法律对包括中小企港商在内的商人群体而言, 不是生产特权, 而是庇护不足。试图通过对产权法律的质疑而维护工人的利益, 不但本末倒置, 同时未能明白市场利润的真实流向。
富士康通过产权法律庇护而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例子, 可以用来审视现有的产权法律。诚然, 富士康有机会获取行政力量之助, 从而获取经济利益。然而, 这种政治资本与行政力量, 并非所有商人都能独有。作为政治资本的象征, 针对企业的行政监管权与审批权无疑对商人而言是双刃刀, 它一方面可以被商人利用作资本生成, 另一方面亦能成为商人获取利润的重大障碍。由于行政权力在市场中的特殊作用, 必然造成商人群体内部的分化, 部分商人更会采取“积极”的态度, 以各种方式向行政力量靠拢及进行利益输送, 试图形成官商勾结的利益集团[n10];而无法拥有足够渠道或资本获取政治资本的商人, 则在与前两者的不公平竞争中艰苦经营, 时刻面临生意失败的威胁。因此, “市场真的完全交到商人手上吗?”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 是劳工社会学以至经济社会学界必须继续深入思考的问题。而要回答这个问题, 必须先从经济行动镶嵌到的社会网络与社会结构中着手, 从商人分流的角度研究资本与经济权力的流动。
三、产业升级是和谐共赢的劳资关系的前路
问题是, 中国商人在全球生产经济体系中, 可以获得“应得的”报酬吗?改革开放后, 中国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工厂, 不仅工人, 商人同样堕入跨国竞争的丛林法则。正是由于绝大部分中国企业从事劳动密集的OEM生产, 使中国的经济生产模式长年处于跨国产业链的低层, 商品与服务产出的大部分利润, 被从事ODM及OBM的外国跨国企业所掠去[n11]。劳动密集的OEM生产模式, 使中国的劳资关系变成一种“零和游戏”, 目标是在仅余的利润上, 争夺自身最大的份额。同样地, 由于劳资双方不对等的权力关系, 工人往往沦为彻底的输家, 赚取不足以维持有尊严生活的微薄工资。
因此, 建立和谐共赢的劳资关系的真正出路, 在于产业升级。只有通过企业向产业上游的转型与挺进, 逐渐提高生产技术、加强产品设计概念及建立着名的商业品牌, 中国商人才能在跨国资本主义市场竞争中, 获取较为合理的市场利润, 从而进一步提高工人的待遇与福利。劳工社会学界似乎亦开始明白问题的根源所在, 以香港的“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 (SACOM) 为例, 近年来针对苹果 (APPLE) 、优衣库 (UNIQLO) 、纵横二千 (G2000) 、沃尔玛 (Walmart) 、玛莎百货 (Mark & Spencer) 等着名跨国企业进行连串的示威抗议行动, 要求相关企业妥善解决其在中国的品牌代工厂的劳资纠纷、职业安全、用工条件及工人福利待遇等问题。SACOM与其他类似志愿组织所作出的各种努力, 纵使在争取工人权益的宗旨上前路崎岖, 但起码逐渐引起国际社会对跨国生产模式中剥削中国工人现象的关注。
问题是, 仅仅呼吁大型的跨国企业履行自身的企业责任, 并不能真正成为解决劳资矛盾的长久出路。企业社会责任, 在最极端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者眼中, 只代表企业尽最大的努力赚取利润,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避免倒闭。纵使在国际社会不断呼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今天, 也往往变成资本主义的“面纱”而已。企业的社会责任, 沦为企业对外宣传的伎俩, 在公关策略的配合下, 成为企业必要资本投资的“支出”。在企业利润获得保证的前提下, 它被用作装饰门面;当企业面对经济危机时, 它往往被迅速搁置一角, 工人的权益自然被抛诸脑后。因此, 我们不能奢望通过呼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而建立和谐劳资关系, 唯有通过整体的产业升级, 才能看到双方共赢的劳资关系的前路与曙光。
四、职业培训是工人迎接产业升级的要件
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 经济行动不但镶嵌到社会结构中并形成现实市场, 同时社会性的博弈亦会镶嵌到企业内部, 形成企业内外复杂的社会关系。产业升级并不会自然而然地提高工人的福利待遇, 相反它首先衍生出两大难题。首先, 在产业升级带来企业利润提高后, 利润会在企业内部进行重新分配。作为企业内部的运作机制, 必然需要约束力量“限制”商人与工人分配利润的比例, 它可以是企业外部的行政力量, 也可以是劳动供求市场的合理工资。外部行政力量对企业内部工资水平的影响是微弱的, 最常见是根据不同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而厘定的强制性最低工资。这里不讨论最低工资的成效, 但显而易见的一个趋势是最低工资制度往往成为标准工资, 亦即最高工资, 以人为的方式限制特定工种的最高支付薪酬, 无助于工人工资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约束力量来自劳动供求市场的均衡价格, 它成为工人寻找工作与雇主寻找员工的最重要准则。然而, 正由于现今的大部分企业仍然以OEM生产为主导, 导致产业升级企业的工人数目的基数不足, 并为劳动市场工资带来不稳定性, 暂未能带动工人的整体工资链的上升。
在OEM企业向产业上游迈进的过程中, 随着生产技术与自动化程度的提高, 的确会导致部分工人面临下岗再就业及被迫投入非正式劳动市场的危机。然而, 问题的关键并非从劳动市场外部呼吁提高工人的工资, 或试图改变资本的运作方式, 而是应从职业培训入手。从事OEM生产的庞大中国工人队伍, 普遍存在低生产技术与高度被替代性的特质, 使他们难以面对产业升级的巨大浪潮, 同时亦削弱自身与雇主的谈判力量。提高工人整体的工作技能实在是当务之急, 而相关的讨论范围实际已经超出劳动社会学甚至经济社会学的范围, 而必须从更根本的教育改革层面做起。中等职校的发展、学徒制的复兴、中考的分流等, 既可减少万千考生挤进高考独门桥的悲剧, 同时让众多不适合读书的孩子尽早学会真实的工作技能, 提高自身在劳动供求市场的竞争能力[n12]。现今职校教育的失败之处在于学生被标签为教育竞争的失败者, 学生自身亦并不情愿投入到生产性行业中, 这导致整个职校培训的制度变样, 既不能为新生代工人带来工作技能, 同时亦无助提高他们的工资待遇, 而成为向企业输送廉价劳工的渠道。职业教育当今的困境是严峻的, 但我们不能将这种结果归咎于产业升级本身, 而是应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五、真正的核心是财富的合理分配问题
理论界关于财富来源的讨论一直是个长期而复杂的问题。但是, 笔者认为目前最为重要、真正核心的是经济社会学中最为关心的财富分配问题。中国工人现今面临的最大问题是, 上述的第一世界产业, 占据不同产业链的上游位置, 垄断产业链的大部分财富, 造成众多产业下游企业利润微薄, 经营困难。国际分工造成的跨国经济贸易的不对等, 可从大量关于国际市场产业链的研究中得以引证, 亦能从比本地OEM生产更为下游位置的外发加工厂或本地品牌加工厂普遍存在的低工资水平加以佐证。OEM生产在中国的发展到达十字路口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它既难以进一步拉动工人工资水平的提升, 同时亦面对海外尤其是东南亚等劳动力更廉价国家的激烈竞争。我们试图简单批判经济发展模式的合理性是容易的, 而歌颂改革开放前的生产模式与经济成就亦同样无助解决中国工人现今面临的困境。
中国OEM生产向产业上游的迈进, 会让劳动密集的低技术工人的需求下降, 同时令专业技术的生产性职位的需求提升。工人群体内部的逐渐分流既可保障职业教育甚至大学理工科毕业生的就业机会, 同时亦可使中国的产业结构从加工生产向生产性服务业的进一步拓展。生产贸易、物流、库存、设计等行业的持续发展, 有助改变中国单一的产业结构, 并丰富工人在就业市场的选择。产业结构的改变加上逐步取消城市户籍制的趋势, 势将成为工人真正自由择业与自主选择居住地的契机。唯有如此, 中国工人的职业生涯发展才会看到真正出路的同时, 中国企业家阶层亦能获取自身的合理利润, 使彼此的劳资关系朝向和谐健康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潘毅, 2014, “五问茅于轼”, 《中国工人》, 11期.
[2]萨伊, 1827/2009, 《政治经济学概论》, 陈福生、陈振骅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3]盛亚等, 2012, 《制度与企业家才能配置:中国经验》, 浙江大学出版社.
[4]格兰洛维特, 2015, 《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 (增订版) 》, 罗家德等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5]吴敬链, 2004, “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作用”, 《河北学刊》, 4期, 39-4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