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会计学领域，西方存在各种观点和流派。这与其他学科是一样的，我们总是可以发现各种观点之争，并没有一个统一完整的流派可以影响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可以看作是外部影响），但是在西方世界却存在一种内部殖民主义的现象———英美传统主导着西方其他国家。本文所调查的就是这个内部问题，至于外部问题则需要使用完全不同的研究框架。
本文讨论的是如何通过改善会计史的写作方法来提升该学科的地位。我们考察了会计历史在撰写方面的流派和思想。事实上，本文的一个中心目的就是探讨撰写会计史的各种可能方法，并在不同学科史之间交流经验。
本文所探讨的这本书使用了一种多元化方法撰写历史，这说明在历史撰写方法的争论中，调查不同领域的做法是可能的。我们的目的是把这种观点移植到会计史的讨论中。每个学科中存在各不相同的历史撰写方法，通过对跨学科历史的比较，有可能得到有用的启示。事实上，无论是哪个领域的历史撰写，本质上都存在共同的认识论特征。
始于作者对“边缘”会计领域的研究偏好（例如调查在非常规、反常的空间 / 时间条件下，特别是在工业化早期的制度和文化艺术单位的会计问题），发现了音乐史撰写中存在一些与会计史相似的问题，并认为从中可以得到某些启发，运用到会计史中。总之，这并不是天方夜谭的题目，因为在字典中，我们所熟悉的“流派”一词的意思本来就是“一个类别的艺术、音乐或者文学作品，它们有着某种特别的风格、形式或内容”。
二、多元化历史撰写方法：来自音乐的一个例子
最近在意大利出版的一本音乐史教科书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该书非常特别，可以归纳出六大特征：
第一，法瓦若和派思达洛杂的教科书最突出的特征是，虽然这是一本历史教材，但却是从最现代开始讲述。该书第一部分讲的是 1890—1999 年的历史，第一章是现代音乐及之前的音乐史———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音乐（用小标题表示意大利“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的音乐”，这提供的是一种“实时”的音乐史）。随后的章节则依次往前追溯。通常比较传统的音乐史叙述方法是按照标准的分期方式，从古代到中世纪，再到文艺复兴时期，到巴洛克时代、古典时代、浪漫时期，然后到 20 世纪（在网络上搜索“音乐史”一般都会看到这种分期叙述方式）。法瓦若和派思达洛杂的着作是音乐学校使用的教科书，该书所采纳的特别结构似乎对教学更有效。因为一般的音乐史教科书遇到的问题是，经常没有时间就不再讲授最后的章节。所以使用传统教科书，可能会使学生了解了音乐的长期演变过程，却不理解当今的音乐。
法瓦若和派思达洛杂的作品本身体现出了其与众不同的特色———它提供了“关于现代的历史”（History ofThe Present）。除了帮助学生理解音乐的演化以外，该教材的目的是把当代音乐材料（例如音乐的写作和音乐欣赏）置于历史长河中。
第二，音乐史的教材通常讲解音乐理论和音乐美学的历史。忽视了当代音乐可以简化教材作者的工作，使他们不必去面对那些关于当代音乐历史范围的争论。例如，米拉（Mila）在他的书中从第 98 页到第 453 页都在讲当代音乐，而他定义的“当代”可以一直延伸到 1870 年。法瓦若和派思达洛杂的作品不仅仅是一部音乐史教科书，还是一部关于音乐学和音乐批评的着作。关于流行音乐的第二章就可以说明他们采用的这种方法。如同专门探讨流行音乐和文化的美学理论着作一样，该书详细地讨论了关于流行音乐的基础和定义方面的问题。历史本身并不是孤立的，（音乐）史学家创造了（美学）理论。从这个意义上看，该书在“创造历史”和“理论创造”（Making History and Theory Making） 的协调方面作出了贡献。
第三，该书的结构采用了一种“非线性的历史观”（Non-linear Sense of History），即把过去和现在辩证地联系在一起，但并不是说现在一定由过去所决定，也不是说过去一定存在于现在。这一点不同于其他的音乐史教材。一般的教材引导着读者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按照线性的方式学习。法瓦若和派思达洛杂假设读者可以在理解 20 世纪早期或更早期之前，就可以先理解最近 50 年的音乐（第一章）。同样，该书的结构暗含的假设是，读者可以不必了解某种特定音乐流派的发展，就可以先理解其历史背景和（例如浪漫主义音乐作家的）美学价值。这种着述方式是非常特别和有创意的。可以把这种方法看作对历史本质的否定，是一种可能的后现代派观点的历史认识论。在这种方法中，历史是重要的，但其包含的不仅仅是那些确定的、设计完美的事件、流派和风格的延续。这本书提出了一种独特的观点，认为音乐的演化是模糊的、自发的，可能是不明确的，存在大量潜在的因素。
第四，更详细地分析法瓦若和派思达洛杂着作的内容，即可发现该书并没有从一种纯技术和美学角度来描述音乐的历史。它是一本音乐的“社会历史”（SocialHistory）。例如，在描述德国那一段（第一章：1945—1999年），文章从谨慎的政治学和社会学角度来理解该国战后音乐的美学理论。另外一个例子是 1890—1945 年的章节（新曲目），仍然是关于德国的部分，提到了许多政治方面和哲学辩论方面的相关文章。1790—1830 年的章节（介于古典时期和浪漫主义时期之间，贝多芬革新）也提供了一个社会学带来的新环境，即“着作权的立法时代”。
相对于法瓦若和派思达洛杂的着作而言，主流的音乐史教材很少涉及对美学、时段、流派等演化方面的分析。立法和技术（例如录音技术）决定了音乐制作和音乐消费的社会学，以及音乐美学，这些都是大多数音乐史教材中不涉及的内容。
第五，法瓦若和派思达洛杂的着作体现了一种深刻（而且是特别的）的多元流派观（Pluralist View of Gen-res），不仅在传统流派之间，而且在各流派内部都是如此。不同于大多数音乐史教科书，它不仅介绍了古典的和受过训练的杰出音乐，还简单介绍了甲壳虫的音乐。
还有很重要的一章（第一部分的第二章）是关于流行音乐的（全书 650 页，流行音乐共 56 页）。除了上述的重要特征（即社会和制度历史，强调“录音技术的演化”“流行和青年文化的兴起”）之外，本章还对不同流派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描述（19 世纪的歌曲和舞蹈、爵士乐、摇滚乐、说唱乐以及原声音乐）。这章还提到了民族音乐，并且还有几页弱化了大多数音乐史教科书中西方文化对某些领域 （“东欧”、“地中海地区”、“非洲”、“中东和太平洋圈”、“拉丁美洲”）的偏见。
第六，法瓦若和派思达洛杂着作的第六个特征也和上述多元观点相关，书中强调了“多地区化”（Multigeo-graphical Emphasis），这些地区至少包括了西方国家。
这本教科书描述了多个国家的音乐史。当代音乐（整个第一章就是按照一系列的国家来组织结构的）、流行音乐，特别关注“边缘国家的音乐”，以及 20 世纪早期（第三章是关于 1890—1945 年这个时代的，其结构就是按照一系列国家来组织的）都涉及了多个国家。一般传统的音乐教科书很少会如此关注地方现象和传统，只会介绍一下 19 世纪音乐史的“国家流派”。法瓦若和派思达洛杂介绍了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各种各样的流派、风格和作曲家。如果认识到了西方偏见的局限性，这本书可以看作一个大陆历史。
三、对会计史的启示
无可否认，会计与音乐风马牛不相及，所以大家一定会对上述讨论的意义心存疑虑。这两个学科所探讨的问题、内容显然不同，不过会计和音乐都与数学有点关系，这是两种知识共同的基础。
然而，关键一点是历史撰写的共同点不仅仅是所描述的历史内容本身。无论哪个学科的历史，对历史本质的描述，许多方面存在着相似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除了“存在论”这个层次上存在差异，其他观点都是相似的。因此法瓦若和派思达洛杂的作品可能和会计历史的撰写相关，从中可以得到启示。后文将法瓦若和派思达洛杂着作的前述特征与会计领域相联系，即关于现代的历史、创造历史和理论创造、非线性历史观、社会历史、多流派观点以及多地区化观点。
（一）关于现代的历史
在撰写会计史时，可能遇到的一个困境是不知道应该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会计，还是应该从会计学者的角度来看历史。这两种选择具有细微的认识论差异，同时还要考虑会计史的不同。在会计学领域，相对其他管理学科而言，历史问题受到更多重视，体现在一些专门性期刊、会议、教材以及其他制度性安排上，这些安排体现了现代学术研究的成果。然而这些历史性研究成果很少体现在会计教科书中，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得到解答。例如，非常奇怪的是，迄今为止，我们并不清楚欧洲预算实务的历史发展。其实 2001 年《会计史》杂志某个专题中的一篇论文还在探讨这个问题（根据这个专题中的一篇论文未提供署名的参考文献，美国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
一个重要的现象是，一般性会计期刊中都会专门提供一些重要的历史研究专题。例如《会计、组织和社会》（Ac-counting，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1991 年的特刊；《会 计 、审 计 和 受 托 责 任》（Accounting，Auditing &Accountability Journal）1996 年的特刊；《会计评论观点》（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Accounting）1998 年的特刊；《欧洲会计评论》（European Accounting Re-view）2001 年的特刊。这些研究专题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当前的问题，并为理论和实务的研究带来了一种动态的研究视角。
（二）创造历史和创立理论
法瓦若和派思达洛杂还提供了一种历史观，超越了一般对实用主义和知识的探讨。按照法瓦若和派思达洛杂的观点，会计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呈现出来的多样化对理论的创立有着启示作用。
例如尽管没有什么认识论方面的差异，新会计史和纵向研究方法却互不相容，这正是对历史性争论的演化认识不足而导致的缺陷。
但是对采用和加强历史观方面存在着其他的原因和理由。研究以前的会计实务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前的实务，并且能使我们了解随着时间而变化的因素和历史上的创新。在工业时代早期会计实务的文献研究中尤其如此。例如，笔者对 16 世纪威尼斯兵器场的研究，就是建立在已经公开发表的原始文献和对后来文献的深入研究基础上，该研究的发现对于目前会计学的讲述方法或许有启发。根据威尼斯共和国的制度，不仅仅要“管理”事务，还必须记录、谈论，并将其转换成抽象的叙述方式，以便记录下来所有的管理过程。简而言之，威尼斯兵器场说明了 16 世纪管理能力和创新组织方式的发展，包括将叙述概念化的管理者，以及人工重现“管理”究竟是什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早期将日常经营过程抽象化的一个例子，是对“管理”过程的描述。
理解过去有助于理解现在。对过去会计的深刻理解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会计“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变化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现有文献中有一种倾向是将我们的祖先描述得比较幼稚，这是会计领域一个奇怪的现象。音乐、艺术、建筑、数学和物理等的历史更关注文艺复兴或巴洛克时代的创新。现代人对会计学存在偏见，忽略了其历史的作用。例如从福特时代到后福特时代，对时代变迁的比较似乎暗示着福特主义与过去无关，是一个新的发明。
此外，比较会计历史的撰写，以及比较各种因独特传统而产生的历史，或者比较一些学者的争论 （例如“新派”会计历史学家和“老派”会计历史学家对古物研究方法的争论）时，一个基本的有专业基础的会计史也就出现了。
（三）非线性历史观
这种观点指的是过去并没有决定现在，过去也未必会延续到现在，这种历史观对会计研究而言特别有意义。可能会计史研究中所使用的某些非实证性方法已经采纳了这种历史观，而“新”会计史则一定采纳这种观点。
采用类似的方法论将会破坏有强烈结局论的史学。意大利的经济学历史（Economia Aziendale）中所采用的所谓先驱、预言家、祖先以及艺术大师等比喻都是不能被证实的，即为这方面的一个例子。这个问题也会在其他有争议的研究领域中出现，例如“经理人主义创世纪”（Genesisof Managerialism）。经理人主义，从字面上来看其含义就是模糊不清的，而且它本来也就不是一定存在于所有情况中。我们怀疑这个概念是否符合意大利大多数的管理环境和企业家传统。例如在某些特别的组织，像博物馆这样的环境下，这个概念可能就不适合。更进一步，我们可能会怀疑，这究竟是某种情况下的“存在论”特征，还仅仅是不同的观点。
“创世纪”这个词本身，即使运用在更广义的现代管理形式中，也是和线性历史观不能分开的。它潜在的假设是，如果可以找到管理过程的开始时间，就可以对管理进行定义。为了寻找这个时间，可以重建管理的演化过程，并将其与现代的管理实务相结合。因为某些原因，“早期发现”（Early Findings）这个词可能比“创世纪”更为恰当。首先，将来会发现比创世纪更早的文献；其次，这个词还可以应用在过去对一个组织进行管理的各种因素、某些部分以及片断中，它并不意味着存在一个持续完整的“现代”管理形式。例如“早期发现”可以仅指术语以及将日常用语概念化。
这正是威尼斯共和国的“管理叙述”（Discorso DelManeggio），它带来一种因果关系，这是一个更重要的方法论和认识论。例如，在威尼斯共和国那篇论文的审稿过程中，我拒绝了一个审稿人的要求，他要求我去研究文章中所讨论的一系列貌似现代的档案文献的影响或“思想的实践”，尤其是在 1580—1590 年左右的。我的立场是，首先，无论文献是否对随后时期产生影响，我们都应该理解它们在当时的意义。其次，寻找“实践”（正如明茨伯格所说，这个词其实是容易误导别人的） 会带来一种确立因果关系的印象，这种态度在历史研究中是非常危险的。这个问题现在也会出现，研究咨询师报告的执行情况比仅仅寻找“效果”复杂得多。在寻找“效果”的时候，历史学家也常常因为资料的不完整、结构不合理以及顺序颠倒而苦恼。例如对于复式记账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学术界有很多争论，这就是“因果关系”的另一个例子。松巴特 / 亚美（Sombart/Yamey）除了存在论的层次存在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之外，他们所争论的主要问题还包含在两个作者世界观的差异中，以及他们对决策制定的基本观点不同。
在上面所列举的情况下，历史学家似乎把定义好的东西强套在实际的东西上。一方面，忽视持续还是非持续的问题（在思想的演化过程中，在寻找经理人主义的创世纪和传播过程中，在混淆意愿 / 术语以及实际和连续的变化时）；另一方面，把愿望、想法以及行动之间的关系简单化 （如同当代组织理论在决策制定方面的观点，在理解组织演化的不同观点中），或者误解了观察者对事件看法的影响。
解决了上述在解释会计的实务与想法演化中的异常问题，就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文件本身的长期性，更清楚其术语的含义以及不同观点如何发挥作用。
（四）社会历史
上述讨论的问题类似于哲学及历史学中的“分析”与“欧陆”方法。会计学文献中很少谈及这类差异，在会计的分析框架中，这个问题也从来没有被看作是有用的。
然而，在工商管理和经济学这些近似学科中，意大利工商管理史学家托尼里（Toninell）i认为“在当代文化中并存两种方法”。正如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之间的差异所说明的，“它不仅唤醒了两种文化、文学和科学之间的对立，逻辑和修辞的对立，分析和解释的对立，概念的澄清和世界观思考，而且将这些对立融合在一起”。英语国家流行的历史研究的科学方法，其特征是“对方法性规则和标准进行精确的定义，精密型条文的改进，最重要的是对学科边界的严格界定”。修辞性术语方法的特征是更具有整体性，这是欧洲大陆常采用的：“对经济问题的唯一经济性处理方法被看作是毫无意义的，而且是具有误导性的。如果经济现象严格地与社会、政治、文化和人类学交叉在一起，那么经济历史调查就不可避免地要考虑这些问题。编年史的研究计划就是类似方法的一个例子，特别是前两代的历史学家（从布洛赫 （Bloch）到布劳岱尔（Braudel））。”这种研究计划的特征是“将社会科学放在整个历史中，即包括所有社会现实及其发展的所有知识中”。
如果经济史是这样的，我们不禁要问，既然“会计具有社会和制度背景”，并且过去几十年来，战略管理方法始终建立在社会学基础上，那么会计史领域是否存在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即使不能说会计的所有领域都这样，至少在一些领域内，会计史已经具有社会的观点。然而，我们感觉上述争论部分地考虑了基本要素。有趣的是，我们提到的编年史在英美文献中很少见，而欧洲大陆的历史学家却很少不引用的。
采取类似的会计和会计史的社会观点也是可能的，并且值得鼓励。运用这种观点可能会出现完全不同的叙述方式，例如欧洲大陆学者所撰写的会计历史，认识这种局限性和可能在史学文献中看到的不一致是“次要的”，借用法瓦若和派思达洛杂的语言。
需要特别关注比较会计史。我们应当避免采用“完美市场”的乐观态度（也就是通过市场竞争好的思想和理论会流传下来），而应当考虑存在不公平竞争的原因和机制。
事实上要了解不同社会中学者的思想，最好是从社会史的角度进行，同时考虑社会学的学术因素、语言障碍以及英美学者对会计杂志作出的贡献。这个问题本文的后面将再次论述。
简言之，通过对法瓦若和派思达洛杂的方法的了解，我们得到两个启示———我们呼吁以社会史为核心的更为稳健的研究，而且社会史要了解社会思想家的争论。
（五）多流派观
尽管多流派观本质上并非法瓦若和派思达洛杂首创，但他们所呼吁的某些方面却是最新的。例如在对象、观点和分析传统方面更高程度的内部一致性的需求。这一点与学科领域的定义相关，而对学科领域的界定则是学术研究环境的制度建设中非常敏感的一个部分。与欧洲大陆学者相比，英美的学者更喜欢用建立框架的方法来研究片段性问题。
正如法瓦若和派思达洛杂所认为的，爵士乐应当作为音乐史的一个部分，我也倾向于抛弃对会计史的过分狭隘定义，倡导运用更加广泛的历史观来看待会计学，也可以把商业和经济史作为外包装，从而建立一个广泛的多学科历史观。
多流派观并不仅仅意味着扩大学科边界，同时也为我们的研究领域中所需要的知识提出了要求。过去几十年社会科学和经济学知识的飞速发展（例如对企业、组织、决策、战略和组织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和争论）将给任何想做经济学—商业—管理—组织—会计研究的历史学家提出理论基础和工具方面的要求。
尽管没有人会公开反对在会计史中采用多流派观点，但要严格运用这种观点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例如，会计史论文的参考文献中有多少项是为了制定决策的，有多少改变了文献或后续的争论。此外，多流派观也没有在“老派”会计史和“新派”会计史争论中得到支持。尽管新派会计史运动的目的是试图“培养会计史中日益增加的多样性”，但似乎并没有能够容忍老派会计史的观点。这是很不幸的，因为有限理性的存在，任何贡献和任何观点都可能会有其独到的贡献之处。老派历史学家的文献研究也存在着价值。
历史研究中采用过分狭隘观点还存在另外两个问题。其一，过分专业化是时间的产物，因此到了不同类型的、反常的时间或空间环境下可能就会失效；其二，过分专业化在文献资料不全的时候就出现了巨大的风险。例如在我进行威尼斯兵器场研究的时候，1813 年到 1815 年的会计记录被故意销毁，文献出现了缺失。因此历史学家就需要通过考察管理过程来推断会计实务，试图通过与管理学相关的文献和资料来理解会计。
（六）重视多地区化
法瓦若和派思达洛杂对会计史最有趣的启示之一，就是要关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尽管仅局限于西方）。会计史中有关国际方面最重要的一个争论就是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所带来的偏见。例如仅关注用英文发表的文献（我在别的地方也提到过的，这种偏见表现在类似“帕乔利以后就什么都没有了”的言论方面），即使参考的文章都是“英文文献”。这个倾向很少在其他学科的历史研究中出现。从社会历史观的角度来看，由于会计实务本质上的特殊性，很难理解这种现象为什么会存在。从历史上看，音乐、艺术和文化发达的地方，贸易和经济环境通常也会比较发达。因此会计也应该类似于法瓦若和派思达洛杂所倡导的，关注地区的历史。在欧洲大陆，文艺复兴时期或巴洛克时期的会计实务在国际会计史文献中就很罕见（在主流的美国管理学领域中对这个时期的关注更为罕见），这是新殖民主义在文化形式中的一种表现，这种情况在其他领域很少见。当我看到瑞典学者安格沃（Engwall）在 1998 年提供的数据时，我仍然很震惊。他发现在管理学领域最重要的 15 本杂志所发表的论文中，英语为母语的作者占 92%。
我接受并高度评价英美传统中某些理论和方法论，同时我也保留着对本国传统的自我批评态度，反对欧洲动态性组织的幼稚和新沙文主义观点。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上述的状况意味着与多重观点、框架性方法以及可选择概念的背离。虽然仅仅谈论多样化其价值并不大，但缺少多样化和本质不同的观点，在全球化过程中将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缺少地区多样化是一般的会计学研究，特别是会计史研究中存在的最重大局限性之一。奇怪的是无论新派会计史还是老派会计史都是如此，其研究课题（以及研究兴趣）都严格地局限在英语背景下。语言障碍并非不可逾越，但会计史的研究却忽略了最近几十年以及 20 世纪及之前，在其他地区出现的争论、传统（包括思想、概念、不同的概念框架和方法）以及文献。例如去数一数在三本发表会计史论文的专刊（包括《会计、组织和社会》1991 年的特刊、《会计、审计和受托责任》1996 年的特刊和《会计评论观点》1998 年的特刊）中被引用的非英语会计史作者就可以证明上述观点。
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呼吁反对全球化，也不提倡抵制英语文献殖民主义的沙文主义立场，我们提倡的是一个中庸的立场：在叙述国际性、比较会计历史时要考虑各国和地区在实务及理论方面的差异。
结束语
结束语（Outro）是和引言（Intro）相对应的，它是一个音乐中使用的术语。本文从法瓦若和派思达洛杂独特的音乐史中得到启示，将类似的方法运用到会计史中。上文关注的核心是在历史中理解现代，注重理论的检验和理论的创造，而非单纯的历史重构。此外，这一方法还采用了非线性的社会历史观，并在研究项目中重视多流派的定义、贡献、方法和学科。这一方法还主张考虑作者和传统的地区多样化。
实际上，本文关注的主要是会计史写作中需要考虑的多元化观点，接受多种思想，并倡导发展（发现）更多的思想。这种多元化观点的倡议甚至意味着在任何会计史叙述中，改变那些习以为常的章节和段落写作方法，因为任何会计史的画面都意味着将时间和争论用暂时和零碎的片段来分割。
如果未来能够看到一本会计史的着作，其结构和内容类似法瓦若和派思达洛杂的音乐着作一样，那将多么美好。对我们而言，就如同听到了音乐一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