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在日元过度贬值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及时形成市场预期，可能导致盈利企业内部留置资金的进一步膨胀，没有被市场所利用。更有甚者，如果日元贬值带来进口价格的上升，导致通货膨胀在提高企业利润和工人工资之前就已经出现，迅速的日元贬值将使安倍通缩治理政策功亏一篑。
（二）质和量的货币宽松
2013年4月，日本银行推出了名为质和量的货币宽松政策，首次明确时间表，称将在两年时间内尽早实现2%的通胀目标，其内容包括：将货币政策操纵目标从之前的利率转向基础货币；购买国债尤其是长期国债，延长央行购买国债的期限；出于资产价格溢价考虑增加实物资产保有量，每年增加购入交易所上市交易基金（ETF）和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J-REIT）；暂停日本银行持有长期国债规模不得超过纸币发行总额的银行券准则。
日本对 货 币 供 应 量 调 控 主 要 基 于 对 货 币 存 量（Money Stock）的调控。安倍政府货币政策遵循的逻辑是：通过日本银行质和量的货币宽松政策，增加基础货币，进而利用货币乘数增加货币存量，在实现通胀目标前无限量的货币宽松，压低长期利率。但是这一逻辑存在的很大的问题，即前半段量化宽松政策增加基础货币与后半段增加基础货币进而促进货币供应量之间并不存在着直接联系。显然，量化宽松可以推动基础货币的增加，但是关键的问题在于，基础货币增加能否有效增加货币供应量？从日本宽松货币政策实践可以看到，实现这一路径存有难度。这是因为：首先，货币乘数的下降制约了货币宽松政策的实施效果。
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日本货币乘数处于较高的水平，大约在10到14之间。泡沫经济破灭后，货币乘数从1992年起持续降低，1999年初实施零利率后，货币乘数急速降低，到2004年降至6.33.2006年零利率政策解除后，货币乘数稍有所回升。
2008年金融危机后，货币乘数再度下降，持续在7左右徘徊。可以发现，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货币乘数明显低于泡沫经济破灭之前的水平，而且呈现下降的趋势。这也意味着，货币乘数下降的情况下，基础货币的增加并不一定会带来货币存量的增加。其次，内需不旺制约了货币存量的增长。图4绘制了2007年以来基础货币与货币存量变动趋势。以2007年值为100作为标准，2012年基础货币增加到144,而货币存量仅仅增加到113.而民间需求持续低迷，始终徘徊在2007年水平之下。民间需求的不旺，极大成遏制货币存量的增长。
特别是在在零利率政策下，由于流动性陷阱的存在，对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变为无限大，这时企业和消费者选择持有货币压缩投资和消费，从而使民间需求的增长陷入停滞的状态。从企业角度看，在通缩状态下现金持有成本相对较低，这导致企业内部留置资金膨胀，外部融资需求相对较小。不过，在安倍经济学宽松金融环境的影响下，库存投资等短期性资金需求开始增加，但企业设备投资等长期性的资金需求依然疲弱。在这期间，现金存款等持有比例从峰值开始回落，2013年开始存款的实际收益率从1%开始出现大幅下降。① 泡沫经济破灭以来，企业内部留置资金逐年攀升，到2013年增加至457万亿日元。资金持有成本的上升，加速企业内部留置资金的使用，从而刺激企业增加外部资金的需求。
不过，企业从持有流动性资产转向扩大投资、增加外部资金需求，这种经济行为的转变，还有待于市场预期的彻底扭转和长期形成的路径依赖的打破。因此，短期内资产配置再平衡效应所能发挥的引导投资的作用相对有限。
（三）公共投资为核心的积极财政政策
公共投资原本是为了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利用和维持潜在经济资源的使用、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但是，由于日本财源约束，公共投资政策所能发挥的空间相对有限。这表现在：首先，财政状况日益恶化，财源约束制约政策空间的发挥。欧债危机时的2010年日本财政赤字GDP占比约为-8.7%,大于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意大利，与西班牙、葡萄牙等国较为接近，在G7中仅次于美国和英国；在总债务率上，2010年，日本总债务额GDP占比无论是在G7中还是在欧洲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等国中，日本都遥遥领先。日本国债信用评级不断被下调，财政政策面临着财源约束的困境。其次，再通胀引起的实际利率的上升，将使国债利息支出迅速膨胀。从20世纪90年代末通缩形成以来，由于市场利率始终处于低位水平，日本每年支付国债利息约10万亿日元。但是随着市场利率的上升，国债支付利息将成为日本政府巨大的财政负担。根据日本外务省估算，2014年日本国债支付利 息约为10.27万 亿 日 元，但 这 一 数 值 到2023年将可能攀升至26.78万亿日元，进一步恶化了日本维持多年的赤字财政。
（四）规制改革为核心的经济产业政策
规制改革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战略，是日本消除经济发展的障碍、实现民间需求主导、摆脱通缩关键的一环。日本规制改革的目标在于在能源环境、健康医疗、雇佣、创业等领域吸取民间活力、开放市场、培育新的竞争优势。不过，目前日本农业、医疗、就业等具有潜在市场的领域，也是当下日本最为封闭、保护壁垒最多的“敏感地带”.以劳动力领域的规制改革为例，为有效打破日本目前的雇佣保护制度，促进劳动力流动，为特定产业提供人才。日本采取“事后型补贴”,加大对劳动力转业的支持，政府对支持劳动力转业的企业提供一定的补助金，对实施转业前职业培训的企业也提供支持。但是，许多企业认为目前日本雇佣制度制约劳动力的流动，应进一步取消严格的雇佣保护限制，采取“事前型补贴”,即对企业提供部分补助的方式实现对劳动力的自由解雇。此外，准备导入白领特别法案，规定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不享受法定的加班费待遇。
这些针对劳动力市场改革的议案都因为遭到工会的反对而被暂时搁置。之后，安倍政府采取了迂回的战术，希望在国家战略特区内寻求该问题的突破，其基本思路是在国家战略特区内，放宽针对劳动力市场的规制，取消针对用人企业的强制规定，包括禁止企业解雇员工、确保员工一定的休息时间、定期雇佣。不过，通过补贴实现劳动力的自由解雇和放宽对劳动时间限制的两项规定，仍然因遭遇到阻力而被再次搁置。① 劳动力市场所遭遇的壁垒和阻力，使安倍政府转而寻求以补助金为核心的人才流动激励政策，这使劳动力市场方面的规制改革效果变得更小。② 如果不能有效推动劳动力市场的规制改革，则安倍经济学通缩治理中的路径设计中，薪资调整可能成为制约政策成效发挥的致命短板。
三、日本通缩治理政策的启示
安倍经济学作为日本政府治理通缩的一种模式，与传统模式相比，它着眼于心理预期的调整，将通缩治理的首要目标定在扭转通缩预期，改变市场主体相对谨慎的经济行为，最终引导到预定的目标。尽管通缩治理政策实施以来褒贬不一，某些期待的效应迄今并未完全显现，但是安倍经济学在通缩预期的扭转、涓滴效应的发挥、盈余资金的使用、规制改革的推进等方面提供了部分通缩治理的共性手法和政策启示。这突出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以扭转预期作为通缩治理的突破口
日本政府认为持续性通缩之所以会形成恶性循环，原因在于通缩预期这种社会心理现象的形成，经营者预期未来经营风险加大、成本提高，赢利的机会减少；消费者预计未来收入不能显着提高，因而更倾向于削减消费、增加储蓄，其结果是造成企业内部留置资金和家庭储蓄规模的逐年膨胀，民间留存的盈余资金并没有被充分地利用。通缩预期的蔓延、拓伸和加重，固化了业已形成的通货紧缩。因此，日本政府认为通缩治理的前提是转变通货紧缩预期，提出较之前力度更大的超宽松货币政策。无限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短期扭转通缩预期这一突破口，的确使企业和家庭调整心理预期，相信政府刺激性经济政策可以让日本经济走向复苏，开始走出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成为后续推动结构改革的关键。持续改革强化了企业和民众对未来经济发展的利好判断，支撑了企业扩大投资和消费者扩大消费的预期，这一预期的形成和维持，一定程度上推动经济系统内部良性循环的形成。
（二）借力现有的分配模式促进涓滴效应的实现
安倍政府成立后，对之前民主党政府的经济政策实行彻底的调整，从民主党政府重视分配型经济政策转向重视成长型经济政策，之所以实现这一转变，原因在于安倍政府认为相比较民主党分配政策，以公共投资为驱动的刺激政策更能够帮助日本摆脱通货紧缩。
这种以公共投资、大型企业优先的经济政策，主要希望达成这样的政策效果：大企业的营利最终分配到小企业和消费者手中，实现经济利益分配的良性、可持续的循环。而财团分配模式决定了经济改革的成果能否顺利扩散的程度。日本明治维新后，在长达百年的分工和协作中，形成了目前的财团模式，相互捆绑共同发展的利益共同体的形成，推动了日本产业结构的优化和产业组织的健全。日本目前的这种财团模式具体表现在：财团跨越产业和金融，形成多元化的市场利益格局分布；数目庞大的中小企业背靠大型企业，通过产业分工协作，获得各种资源，在支持大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同时，实现了自身市场定位的完善和竞争力的提高；大企业重视对中小企业的扶持，传递和延伸价值链，实现彼此之间的共同利益。这种协同发展、利益均沾的模式，有助于推动经济利益从大型企业向中小企业、普通家庭的传递，实现经济发展成果的共同分享。这种围绕着产业链的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共同利益的筑造，有助于涓滴效应的顺利实现。比较而言，中国由于长期的历史原因，央企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分工和协作，还处于初期阶段，推动央企和民营企业享受同等待遇、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实现双赢还需时日。
（三）盈余资金的充分使用
日本持续性的通缩使企业和家庭的经营和收入环境恶化，企业尽管经营收益率有所提高，但是为了防范风险，选择了大量积累内部保留置资金。这带来的结果是企业设备投资增长乏力，家庭金融资产中安全性较高的现金、银行存款所占的比例近50%.充分利用企业内部盈余资金，转变经济主体的市场行为，发挥民间活力，成为日本通缩治理的重要目标。同样，在中国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如何充足利用民营资本，成为政府金融改革无法回避的问题。中国许多地区民营资本发达、小微企业众多、可支配资金丰裕，导致民间金融长期以来非常活跃。如何充分利用引导盈余资本转入实业投资，不仅需要政府通过政策引导、市场促进、管理规范以及专业指导等综合手段，循序渐进，还要从心理引导、金融市场规范、产业结构优化等角度，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和个人投资问题，促进盈余的资金流入实业投资。
（四）通过规制改革，把弱势企业扶持成优势企业，创造战略性新兴市场
安倍政府的经济产业增长战略，把触角伸向医疗保健、能源环境等战略市场。随着日本社会的老龄化，医药、医疗器械的开发以及移植医疗等领域有望获得增长，能源环境领域的竞争也日趋激烈。有鉴于此，日本将这类产业定位为再兴战略的支柱，主张利用日本所具有的竞争优势和该领域未来潜在的市场，及时抢占市场先机，创造新的增长点。日本政府针对劳动力市场、医疗市场等领域的规制放松、市场开放，主要是为了引入竞争，倒逼该产业转型，提高市场竞争力。这导致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培育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如汽车、电器、化学、金属，随着产业空心化、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竞争优势正在逐渐丧失。为重新确立日本战略产业的市场地位，日本将目标转向医疗健康、教育、环境、能源、信息、文化等传统非贸易商品，通过政府主导的方式进行大力扶持，抢占市场先机，创造新兴市场，发挥比较优势，重塑新兴产业的市场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