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昭和文学"的越境问题
中国作家创作的汉语作品和日本作家创作的日语作品，共同构成了东北沦陷区14年文学史。
这其中，中国作家的汉语作品被归入到中国近代文学的范畴中来；而日本学界则习惯于将包含"满人文学"的中国作家作品和日本作家作品均囊括进"昭和文学史"、即日本近代文学史的范畴中来。中日两国学界对14年东北沦陷区文学史的界定显然是不相同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往往忽略日本作家和日语作品在同时期文学整体中的比重和位置；而日本学界将生长于中国东北的文学定位为"殖民文学"或"昭和文学"的外延。
东北沦陷区文学刊发的主要阵地是同时期报纸和刊物，目前东北三省馆藏地方文献资源库中共保存了日文报纸61家，日文杂志共769种，是东北沦陷区文学研究的主要资料来源①。由于该数据库较为庞大，尚未得到全面与系统的整理，即便是仅相关文学类别的文献发掘也并未形成明晰的体系。对东北沦陷区日语报刊中的文学构成做出梳理和研究工作，对于充实文学史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
日本学者们基于殖民地文学研究的原点，对东北沦陷区文学的审视带有极强的目的性，对于越境文学归属问题的探讨始终没有停止。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是日本侵华时期伪满当局与日本官方筹办的文学工作者会议，也是"昭和文学"是否"越境"的一个争论焦点所在。
昭和17年（1942年）11月，在日本文学家久米正雄的倡导下，日本文学报国会事务局主办、日本情报局第五部（文化部）第三课（文艺课）协力承办的"文艺报国运动演讲会"召开了。该演讲会进一步扩大规模与声势，继而形成了第一回大东亚文学者大会[1].
同年末，《满洲评论》文艺专栏编辑大内隆雄于该刊开篇的时评栏中发表了题名为《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启示》的评论文章，质疑"大东亚文学"中日本文学的"指导地位".大内在该篇文末不无揶揄地提议，第二回大会如若召开，理应向"满洲国"代表发出更多邀请，特别是在"满"日系作家。
鉴于《满洲评论》在当时伪满日语文化圈的影响力，大内的此篇评论文章或多或少受到了当局的重视。昭和18年（1943年）8月举办第二回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时，大内作为"满洲代表"受到邀请，随同山田清三郎、吴郎、田兵等人至东京赴会。
第二回大会较之此前的规模更为宏大，与会人数更加众多。然而大内的提议显然并未被政府背景的日本文学报国会所采纳，较之日方代表99名的人数，所谓"满洲代表"的寥寥5人显然会使大内感慨系之。
从东京返回伪满洲国的大内，马上于同年9月执笔写下《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归来》。然而囿于战时局势，该篇并没有被置于篇首的时评栏，仅作为普通评论被排版于期刊末尾。即便如此，大内仍旧占用了整7版的篇幅，与当时"文学报国"的国家潮流相抗衡。
此处有两点值得玩味：第一，时评周刊《满洲评论》每期仅31页的总篇幅，大内的该篇报道虽然被置于篇末，却仍占据了近四分之一版面；第二，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后的1943年，不仅日本本土、伪满洲国亦处于高压言论统制下，大内质疑当局文艺统制策略的文章，能够在《满洲评论》上得以公开刊载实为不易。
因此，至少可以作出如下推断：《满洲评论》与伪满文坛之间始终维持着某种程度上的关联；与此同时，同仁体制主导下的刊物编撰策略，呈现出了与所谓"战时体制"相对抗的一个侧面。
二、大会始末
前文所述的第一回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于昭和17年（1942年）11月召开。翌年8月召开的第二回大会又称"大东亚文学者决战会议".昭和19年（1944年）11月第三回大会于南京召开，又称"南京会议".据《朝日新闻》数据统计，第一回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日方与会人员74名，日本代表57人，满蒙华三方代表共21人；第二回大会日本代表99人，满蒙华代表共26人；第三回大会日本代表14人，满蒙华代表54人[2]6.
第一回大会于昭和17年（1942年）11月3日至同月10日期间在东京和大阪两地召开。昭和16年（1941年）6月18日就任日本文学报国会首任事务局长的久米正雄，志得意满地提出开办"大东亚共荣圈内全文学者大会"的建议，其好友菊池宽也曾构想创办"中日文艺家联盟",二人一拍即合随即定名为"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并于同年底开始在日本和伪满洲国两地奔波筹措。因肯应约远赴日本而来的知名中国作家少之又少，只好将范围缩小到满、蒙、华三地代表。
大会的议题主要有两个项目："为达成大东亚战争目的、共荣圈内文学者的协助方法"和"大东亚文学建设".在大会开始的前三天，11月1日三地代表抵达东京，第一天参拜明治神宫、遥拜皇居，第二天继续参拜靖国神社、参观日本政府部门和明治神宫前正在举行的国民大会，第三天拜访朝日新闻社。紧锣密鼓的日程使各地代表们几乎不得喘息。大会开幕式在帝国剧场举办，在土屋文明的主持下行日本国民礼，其后久米正雄致辞。
下村海南总会长落座后，情报局次长奥村喜和男、陆军报道部长谷荻那华雄祝词，佐佐木信纲、高滨虚子、川路柳虹朗诵作品，齐藤浏宣誓："大东亚战争正炙热的今天，东亚全民族的文学者团结一致，为创造新世界的黎明而努力！"最后由岛崎藤村带领全体与会人员三呼万岁，开会典礼落幕。
4日和5日的主会场以圆桌会议的形式在大东亚会馆举行，在户川贞雄的主持下，议长菊池宽和副议长河上彻太郎参与了共同议事。围绕第一议题"大东亚精神的树立",武者小路实笃、柳雨生等人作了发言。第二议题"大东亚精神的强化与普及",爵青、横光利一、吴瑛等人做了发言。进入会议第二天，就"如何通过文学寻找思想文化的融合方式"的话题，龚持平、细田民树、张我军等十余人做了自由发言。
6日至8日期间，代表们参观了霞之关和土浦海军航空队、皇室博物馆和诸所大学，夜间参加各大新闻机关的座谈会和招待宴。
9日外国代表赴关西，在大阪中之岛中央公会堂参加了文报和朝日两家新闻出版社主办的大东亚演讲会，井上司郎、吉川英治、周化人、张我军、吴瑛、恭布扎布、谷崎润一郎发表演讲，闭幕仪式随后举行，12日在京都正式散会。
第二回大会于昭和18年（1943年）8月25日至27日在帝国剧场和大东亚会馆举行。为筹备此次大会，文报新闻社的审查部长河上彻太郎和企划课长福田清人数次来到伪满洲国，调查第一回大会的反响，寻求伪满洲国文学者的协助。
6月末上述工作基本完成，8月8日在各大新闻上公布了第二回大会的详细日程和代表名单。
《文报》刊载了第二回大会的主旨：大东亚战争的战况已白热化，共荣圈内的决战态势亦准备充分，在此邀请大东亚内参战诸国的文学者们，以确保共同提供文化上的协力，坚定战争必将取得胜利的信念，展示我国国民与国体的尊严，促使参战文化人挺身而出贡献战争[3].
较之做梦"大东亚的文艺复兴"的第一回大会，被称之为"决战会议"的第二回大会，日军战况恶化的迹象凸显。此期间日军在所罗门海战中损失惨重，太平洋战线即将崩溃。这才是第二回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真实历史背景。大会开幕式上午9点举行，由户川贞雄主持，照惯行国民礼。久米正雄开会致辞、下村海南总会长落座后，增加了一个"皇军感谢决议"诵读。
除了谷荻那华雄陆军报道部长依然列席致辞外，更多的日本政府与军界人士充作"文化指导者"大会致辞，如情报局总裁天羽英二、大东亚大臣青木一男、海军报道部课长栗原悦藏、兴亚总本部总理水野炼太郎等人。各国代表（日本代表横光利一、中国代表周越然、"满洲"代表古丁、蒙古代表包崇新）致辞后，吉川英治朗读宣誓书，在高岛米峰带领下三呼万岁后落下帷幕。
正式会议于26日上午9点在大东亚会馆开始。主持人户川贞雄，议长菊池宽和副议长河上彻太郎均与第一回大会无异。议题是"决战精神的昂扬、英美文化的击灭、共荣圈文化的确立、理念与实践方法".会议第三日上午9点10分开始，全体人员致国民礼后，分为三个会场各自开展讨论。第一分会场由委员长高岛米峰带领44名与会者，探讨了电影文学、国民化交流及共荣圈文化史的编撰等问题。第二分会场由白井乔二带领40名与会者，探讨中国文学的确立、东亚共同文学研究机关的设立等问题，大内隆雄在此会场做了发言。第三分会场由川田顺委员长带领44名与会者，探讨了机关志的刊行和翻译机关的设置等问题。当日下午1点以后，总会议再次召开，各分会汇报讨论成果。
28日夜间，在军人会馆举行了文艺演讲会，久米正雄、井上司郎、田兵、小林秀雄等人做了演讲。9月1日一行人西下至大阪，入住大阪朝日会馆并举行演讲会，川田顺、井上司郎、关露、吴郎等人做了演讲。参观过近畿地区神社后，在京都解散，代表们踏上了归途。
第三回大会于昭和19年（1944年）11月12日在南京召开。大会最初曾考虑在伪满洲国"新京"举办，因苏军在伪满洲国以北的动态，考虑"战局推移的需要"最终决定在南京召开。被戏称为"梦想家"的久米正雄，为了选择本次大会的地点，于昭和18年末在伪满洲国和华中地区旅行考察一月有余。
大会的开幕典礼在下午三点举行，主办方从日本文学报国会移交中日文化协会。国民政府检察院参事、宣传部副秘书长沈廖士代表主办方发言，随后议长钱稻孙、副议长陶晶孙致辞。国民政府代表、日本大使馆代表、陆海军报道部长代表、"满洲国"大使馆代表依次致贺词后，开幕式结束。
第二日上午9点30分开会，长与善郎、丰岛与志雄、高田真治和高见顺分别就以下四个议题发言。
（一）如何以小说、诗歌、戏曲激励士气鼓舞战争，以文学协助大东亚战争，驱除英美文学，进而获得大东亚民族的解放。
（二）如何复兴东亚的固有文化与精神，如何创作新东亚文化及其精神。
（三）如何积极实施大东亚宣言第三项相关的文化各项事业。
（四）如何提高大东亚各民族的文化水准与民族意识[2]33.
当日下午分为三个会场，开展讨论各代表提出的20项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