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对近代至民国旧体诗词社团研究的成果不多，仅有袁志成、查紫阳、万柳、马大勇以及笔者的相关论著。①又钟振振教授与笔者所从事的“民国时期诗词学文献珍本整理与研究”项目，因限于篇幅、体例等问题，仅专门收录了南社、如社、须社、沤社、国风社、变风社、铁血社、正声诗社、沐社、绵社等十余种社集或社刊，以此显示民国诗词学文献的范围与引导学人的学术视野。所幸的是，针对近代以来旧体诗词社团文献整理与研究的不足，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专门影印出版了百余种旧体诗词结社文献，可谓有功于学界。当前对晚清民国时期出现的大量旧体诗词社团，研究者多侧重于社会活动团体，对文学社团的重视也多立足于新文学社团或南社等大型社团，尚有不少可开拓的空间。就当前笔者目力所及晚清民国存在的旧体诗词社团数目已近千，因诗词结社形成的各种文献数量相当庞大。这是前所未有的，也是当代文学社团研究不应忽视的。为使学界更好地了解此际诗词结社文献的存在状态，本文拟在考察诗词社团的基础上，对其文献类型特点与意义等予以揭示。
一、晚清民国旧体诗词结社的类型
本文中的“晚清民国”涉及近代与整个民国时期，主要指 1848 年鸦片战争以后至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间的近百年时间。此段时间中，由于现代传媒、西学东渐、新旧社会体制的更迭、新旧文学交杂与交替等因素，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涌现出来，与之伴随的文学社团，特别是诗词社团，更是层出不穷。为对晚清民国诗词社团文献进行全面把握，笔者曾在当前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作过《晚清民国旧体诗词社团考述》一文，因篇幅限制，此处不一一列出。晚清民国时期旧体诗词社团的数量是相当庞大的，其时期、地域分布均呈现不均衡的特征。在时代分布上，晚清要少于民国。当前已考知，晚清诗词社团有 169 个，而民国则有 483 个。即使排除对晚清诗词社团统计不全的因素，民国间的数量也会远远超出。究其缘由，因民国时期不仅有传统诗社存在，也有以刊物为核心的社团存在，更有由国学、学术组织形成的诗词社团，还有行业组织形成的诗词社团。另一方面，在地域分布上，以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台湾等省份的诗词社团数量排在前几位，湖南、江西、河南、黑龙江、天津等地则排在其次。若从南北东西大方位来考察，诗词社团大部分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这种分布的不均衡，是民国区域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反映，也是当时历史、政治、战争等因素制约的结果。综观当前所见众多的旧体诗词结社文献，其类型丰富多样，若按社团主要创作文体样式来划分，有包罗型、专业型、兼顾型三种。包罗型即集旧体文学各种文体（ 诗、词、文、赋、曲、联句） 的创作、研究及政治活动等于一体，如著名的南社即如此。专业型者，分别以作诗、填词、诗钟、曲词为主，创作与活动不相杂糅。像各种诗社如月山诗社、龙江诗社等基本上专力作诗，须社、沤社、如社、蓼辛社等则专门填词，而托社、灯社、萍社、寄社等则专门作诗钟。兼顾型指社团创作诗词兼顾，其文献结集也以诗词为主，像苔岑社、梅社、国风社、潜社等均是。
若按成因、目的划分，诗词社团则有娱乐型、征友型、宗风型、学术型、教学型等多种。娱乐型诗词社团，重在以诗词为游戏方式来达到遣兴消闲的目的。如各种诗钟社即主要由此而生。诗钟原是先生出嵌字题，让学生练写七言对偶句的方法。又称改诗、折枝诗、钟联、钟句、偶句、联吟、击钵吟等，分四格： 合咏格、分咏格、笼纱格、嵌字格。诗钟作为文人逞强、斗智、炫才的文字游戏，最初以福州人创作为主。从清道光间开始，北京有吟秋诗社、荔香吟社、灯社、稊园诗社、城西诗社； 江苏省内，南京有滨社、法社，苏州有吴社、折枝吟社、寒山社，常州有鲸华社； 广州有与社； 上海有江南吟社； 福建有托社、志社、源社、融社、马江吟社、曦社、则社、创社、燕溪诗社等。1925~1926 年福建海军军人张准等也创立袖海楼吟社，专为诗钟游戏。民国时期的一些游戏杂志如《滑稽杂志》等还专门有诗钟社课，定期披露。而此时出现的大量以消闲、消夏、消寒为名的诗词社团也均以娱乐遣兴为目的。如1912 年，缪荃孙、吴昌硕、陈三立、樊增祥、潘飞声、曹炳麟等曾于上海结消寒社。①又如 1929 年由潘承谋、邓邦述、吴曾源、杨俊、张茂炯、蔡晋庸、顾建勋、吴梅、王謇等于吴县创六一消夏词社，三个月为词十八题。②晚清民国时期，此种社团尤多。
征友型诗词社团多以某种杂志、期刊为主成社，一方面杂志为提高发行而刊登社作，再者诗词作者为找到同声相应、嘤鸣相求的笔友而加入社团。如光宣之际的丽则吟社即是，此社全称为海上丽则洁身社，以《国魂丛编》为主汇集了各地诗词作者，采取评选的方式吸引了大批会员。③又如苔岑吟社于 1920 年由吴放（ 字剑门，号松龛老人） 创立于武进。据《苔岑吟社要言八则》知，此社“以诗为重，兼及古文辞”,“每年刊印苔岑丛书，一次搜罗海内名人大稿”,“本年汇刊同社尚齿表，原为海内诸同社互通声气起见，三年汇刊一次”④。虞社于 1920 年由喻鸥侣创立于常熟，据朱祖赓云： “庚申（ 1920） 春月俞君鸥侣创立虞社，发行月刊，始与海内友朋邮筒往返，藉结文字之缘。”⑤甲子吟社于 1924 年由陆冠秋、顾息兮等结于太仓，其成员有本地与外埠之分，社刊为《甲子吟社》月刊。据该社简章，“以陶咏性情、提倡风雅为宗旨。凡涉标榜声华，及党同伐异之见者，概不敢存”,“每月征诗一次，不拘体例。凡关本乡掌故、先朝遗事及纪游、托兴诸作，皆可应征。每月汇刊一次。谨依来稿先后编次。自乙丑（ 1925） 年正月为始”.这种以刊为社的社团在晚清民国之际最为常见。特别是当时的《时报》、《益闻报》、《民国日报》、《先施乐园报》等报纸也均有诗词征集栏目。
宗风型诗词社团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发扬乡邦文化、宗尚乡贤之风所形成的地域型诗词社团。此种社团属于继往开来式的，既是对乡邦诗词文化历史的延续，也是乡邦文人交流的依托。如扬州的冶春诗社，自清康熙年间由渔洋山人王士祯于瘦西湖虹桥茶肆，立冶春诗社起，一直绵延到民国时期。同治年间扬州文人臧谷（ 臧宜孙） 、孙小山等承继王士祯盛举以续谱修禊故事，成立冶春后社。民国五年，戴天球、杜召棠、孔庆镕发起并邀请当时扬州诗书画名流参加，继续开展“冶春诗社”活动。又如南河诗社，由翰林院编修王金声、贡生王日休、举人禹时俊为首，成立于清嘉庆年间江苏响水，民国后王鼎言、孙礼城、王石安、张禄任、陈世清、王海屿、陈开之、王云樵等又继之，诗酒唱和。再是以前代诗词大家或领袖为主形成的专业式社团。如周应昌于 1920 年前后创立琴鹤山馆词社，“尝悬石帚老仙及坡仙像，一香一茗一书一画，严有师资”①，以苏轼、姜夔为宗。又如 1930 年创立的沤社，即是以词学家朱祖谋（ 沤尹） 为领袖建立起来的。至于此时出现的寿苏会、茶寿会等也是因对苏轼、杜茶村等人的尊崇而成立的。
学术型诗词社团，是在研究学术为主的同时还兼有诗词创作活动。如晚清的晚晴簃诗社本为 1919 年时任总统的徐世昌发起的选诗社，重在选刻清诗，但因徐世昌、王式通、曹秉章、王树枏、宋伯鲁、柯劭忞、樊增祥、秦树声、成多禄等均擅吟诗，遂成选诗与作诗兼有的社团。又如清史馆本为编纂清史而设，但其中王闿运、柳诒徵、刘师培、姚永概、夏曾佑、罗惇曧、秦树声、李岳瑞、郭曾炘、柯劭忞、王树枏、邵瑞彭、杨钟羲等均擅诗词，遂形成了诗词社团。其他像国学保存会、国学商兑会、述学社、词学季刊社、同声月刊社等均因学术研究而及诗词创作，遂有相应的诗词社团活动。
教学型诗词社团，主要指近代以来新式学堂兴起后，因诗词教学而形成的新型社团。这种社团基本上是以大学为基地，以诗词教授为中心形成的。如潜社于 1926 年由东南大学爱好词曲的学生组成业余学术团体，以吴梅为指导教师，学生有唐圭璋、段熙仲、王季思、任中敏、卢前、张世禄、王玉章、盛静霞、徐益藩、周法高、常任侠、沈祖棻等。规定月集两次，大家轮流出题，当时填词作曲，一一评定，列出名次。社作汇集成册，名为《潜社汇刊》，②共十二集，收词曲三百零六首。1932 年在中央大学吴梅、汪东等教授的指导下，王嘉懿、尉素秋、章伯璠、沈祖棻、徐品玉、胡元度、龙沅、杭淑娟、曾昭燏等女生创立梅社。③又如 1930 年邵瑞彭则在河南大学组织夷门词社，社集后汇成《夷门乐府》。而因社乃由唐克标、萧子英、周留云、江克农、唐友渔、蒋廷猷等学生与其师潘兰史、胡朴安、王蕴章等于 1933 年创于海上正风文学院。④再如 1942年，沈祖棻指导杨国权、池锡胤、崔致学、卢兆显等学生在成都金陵大学成立正声诗词社，并出版《风雨同声集》； 同年任教于金陵大学的孙望宴请庞石帚、萧中仑、沈祖棻、刘君惠、高石斋、陈孝章等于枕江楼餐馆，散席前沈成《高阳台》一首，中有“断蓬长逐惊烽转，算而今、易遣华年。但伤心，无限斜阳，有限江山”之句，余人和之。此次共写成七首《高阳台》，被称为《枕江楼悲歌》，一时在成都各大学竞相传抄，流播至广。伴随着枕江楼雅集形成了藕波词社。⑤当然，也有私塾式教学形成的教学型社团。如武进周葆贻所创的兰社即如此。由《武进兰社弟子诗词集》所收诗词可知，周氏男、女弟子多达百人，并刊印有《武进兰社弟子诗词集》。⑥而福建的寿香社则是因何振岱教授女弟子学作诗词而形成的。除以上几种类型的诗词社团外，还有两种情况值得重视。一是不以诗词社团为名，但有诗词活动之实的诗词社团类型。如中国女子书画会作为中国第一个女子书画团体，于 1934 年 4 月 29 日创立。由冯文凤、李秋君、陈小翠、顾青瑶、杨雪玖、顾默飞等发起，又有陆小曼、丁筠碧、虞澹涵、杨雪瑶、吴青霞、包琼枝、朱砚、黄映芬、朱砚英、徐慧、余静芝、周炼霞、鲍亚晖、谢应新、谢月眉、庞左玉、何香凝、余威丹、杨缦华、江亚南、江一南、江南蓣、吴青霞、宋若婴、陈思萱、查浣尘、樊诵芬等响应，当时上海所有女子书画好手几乎尽入。此社虽名为书画会，但其中又常有诗社式的活动。其中各位书画家多擅诗词。其他像同乡会、同行会、同好会之类的团体，虽主要目的不在诗词，但也通常于聚会时吟诗填词，通过其会刊刊登出来。
再是虽未形成长期的社团活动，却有诗词结社之实亦值得我们注意。这种情形通常以联吟、酬唱、唱和、雅集、题咏、寿庆、哀挽等方式呈现。如咸丰十一年（ 1861） ,太平军攻破海盐县城后，大批文人至徐元章海盐小桃源室附近避难。因元章族祖徐维鉴作《避兵诗》，和者甚众。历时四年，乱定方罢。参与联吟酬唱者有 47 人，所作诗词二千余首。徐元章编集为《小桃源室联吟诗存》，于同治五年（ 1866） 刊行。这种联吟，其实质已成诗社。又如光绪中广东增城黄氏筑流光别墅成，联吟属和者至六千五百余人，并汇刻佳章，成《流光别墅联吟诗》集，其社团性质已具。酬唱、唱和是诗词社团成员交流作品、展示才华的重要方式。
由洪钖承所辑《江城酬唱集》、关赓麟辑《京师大学堂同人酬唱初稿》、朱拙叟等撰《朱理斋先生重游泮水唱和集》、强光治辑《星来唱和集》、李宣龚辑《硕果亭看花酬唱集》、黄蕴深辑《金阊骊唱集》等来论，两人唱和或多人唱和，乃至成集，虽不言为社团而明显已有结社性质。雅集，为诗词社团活动的主要方式，有不少并未明言为社团，却有雅集的行动。如由陈曾寿辑《南湖雅集诗》，路孝愉等辑《今雨雅集社壬戌诗选存》，徐善宝辑《武塘风雅集》、《癸酉庐山雅集诗草》，张卓人辑《重九登高吟》，靳志辑《癸未七星岗展禊诗录·复兴登高诗录》，曹经沅辑《癸酉九日扫叶楼登高诗集》等均是，如果按其作诗填词的模式来看，其社团活动的性质是明显的。至于张鼎荃辑《愓庵稀龄唱酬集》、王德元辑《藿溪老人六秩唱酬集》、惠泉辑《蓉湖水晶婚唱和集，蓉湖双楼图咏集》、章黼辑《西溪梅竹山庄图题咏》、蒋端容编《华吟梅悼词续刊》、陆丹林编《玉岑词人悼感录》等，则是因寿庆、题咏、哀挽而形成的“多对一式”大规模诗词活动的见证。究其实质，虽然结社的成分少，而成“团”的意味却浓。由此，笔者以为，社团类型的划分中，若仅仅注重“社”的考察，而不重“团”、“会”的存在，是不科学的。就当前社团研究来看，人们多偏重“社”的一面，对“团”的研究多以群体或群笼统论之，又相当匮乏，这是当前我们在整理诗词结社文献时应当予以重视的。
二、晚清民国旧体诗词结社文献的特征
晚清民国诗词结社文献的类型特征，与诗词社团的形成、运作方式、活动以及传播、影响等问题紧密相关。
首先，按内容来划分，晚清民国诗词结社文献的种类驳杂。社作---诗词为整理的主体部分，不言而喻。除此之外，与社员相关的结社文献如社员别集也是重点，由此可获得与结社相关的更详细信息。诗词社团的同人录、年齿录、社员通讯录、社团章程也属结社活动研究的重要文献。有的虽为诗词社团，但也有骈文、曲、赋、诗话、词话等创作，它们有时也含在社集中，不能以其非诗词而无视其作为结社文献的性质与价值。又凡晚清民国时期报道、评价、总结、整理当时诗词社团的文章（ 消息、广告、序跋、纪念、回忆录等）亦应属结社文献。社刊，作为诗词结社文献的重要载体与诗词社团产生的中心或标志，也是结社文献整理的重要对象之一。
必须专门作界说的是，作为主体部分---社作文献的种类问题。虽然通常社作文献多以社团命名，但尚有不少是以社团的宗旨、社作方式、活动方式、活动时间、活动地点，以及成员组成、职业与成分等来命名的，这就形成了不同的社作文献类型。其一，以社团宗旨（ 要在同声相应） 命名者，如以同声集为名者，有《鄂渚同声集》、《皖江同声集》、《薇省同声集》、《湖海同声集》、《惠麓同声集》、《沪渎同声集》、《逆旅同声集》等，希社的社作亦名《同声集》。其二，以社作方式---酬唱、唱和、联吟等命名者更多。如王朝佐所编《沂滨唱和集》为其归隐天长沂湖之滨后，于 1930年作“四九述怀”四首，邀请苔岑诗社各地诗人及本县方家百位和诗约 200 首，于 1931 年结集成册，由杨荟亭题签，李子才、刘香九、叶疾尘分别作序。又如《闺怨唱和诗》，为剑光吟社社友所作。《海滨酬唱词》，据其序中“呈贵馆并乞诸吟坛赐和壬申九月十五夜望月感怀”①知，亦为社作。诸如此类，虽然大多有社作汇辑的性质，但因此方式并非社团专有，故须辨明。
如《法性倡和诗集》，虽未明言为社集，但由《南华月刊》所载诗题如“巳卯闰七夕后一日集西郊远公薝卜楼（ 分得心字） ”、“（ 题分得片字） ”等以及所署为“周大樽冷泉甫（ 编） ”等情形，可以判定其为社集。其三，以社团的活动方式为主命名者，大多亦为社作文献。雅集是诗词社团活动的最主要方式，由此形成了大量“雅集”型结社文献。如同治年间，船政大臣沈葆桢常使幕僚拈题分韵，限时制定，有《船司雅集录》。
民国十七年（ 1928） 汪辟疆、黄季刚、王晓湘、王伯沆、汪旭初、胡小石、汪友箕等于玄武湖北湖修禊，有《戊辰上巳北湖湖神祠修禊联句》。②民国十八年（ 1929）陈伯弢、胡小石、王晓湘、王伯沆、汪辟疆、胡翔冬、黄季刚等于鸡鸣寺豁蒙楼雅集，有《豁蒙楼联句》。而宴集、修禊、登高等又为雅集的各种活动方式，随之就产生了较多的社作，像光绪年间《瀛寰琐纪》所载《戊戌茱萸会诗》，孙点辑《已丑燕集续编》、《庚寅燕集三编》； 民国时曹经沅辑《甲戌上一巳玄武湖修禊诗草·甲戌重九鸡鸣寺豁蒙楼登高诗草》、《癸酉九日扫叶楼登高诗集》，龙仲衡辑《秋禊诗辑（ 附丙戍新秋诗） 》③，张卓人辑《重九登高吟》，沈尹默等撰《壬午九日歌乐山登高集》，靳志辑《癸未七星岗展禊诗录·复兴登高诗录》，朱文柄辑《涵碧登高集》等。寿庆活动也是结社活动的方式之一。有以古人寿诞为名目雅集唱和的，如《国艺》所载《寿苏迎春雅集》、《为杜茶村生日作茶寿会专辑》、《茶寿会续编》。也有为时人庆寿而形成诗词唱和文献的，像顾征钖等撰《兢斋六十唱和集》、李汝堃辑《遯盦古稀双寿唱和集》、孙传蕙等辑《梦园八十述还酬唱集》、黄端履辑《六十述怀百家酬唱录》，此种文献由于结社目的不明显，可视作广义的诗词社团文献，或者为短期结社文献。另外，以社团成员的成分（ 数量与年龄） 等为名的结社文献，如庄宇逵辑《南华九老会唱和诗谱》、钱世钟辑《珠台九老会唱和诗》、佚名辑《宜园千龄会吟草》等。要补充的是，晚清民国尚有哀挽类诗词文献，其中包含社团成员者自然当视为结社文献。若按前面将寿庆类诗词文献定为“短暂结社”的产物来判，由于这些诗词活动虽不是“社”,但形成的是“团（ 团体） ”,故有必要将其考虑在内。
其次，按照文献的存在状态来看，诗词结社文献可分为刻印本、稿抄本、期刊本三类。刻印本又包括刻本、石印本、铅印本、油印本四种，刻本集中在晚清，易于保存。石印本、铅印本于民国最为常见，但由于纸质脆薄易破，亟需影印； 而油印本每种数量不多，传播不广，需要访求。稿本、抄本类结社文献，数量不多，但由于几无复本，最值得影印。而从另一方面来讲，由于诗词结社通常由经济实力雄厚的文人襄助，或以诗词影响力大的名家来号召，其社作结集印行的可能性极大。故稿本、抄本文献多局限于小型诗词社团的社作。期刊本结社文献，指刊登在期刊、报纸上与诗词社团相关的文献。此类文献伴随晚清报纸、期刊流行而出现，如《瀛寰琐纪》、《益闻录》、《清议报》、《申报》、《时报》等即刊有诗社章程、社作等。以《申报》为例，其中登载涉及的诗社有飞绵吟社、聚星吟社、瘦红吟社、淞南吟社、日河吟社、沪渎联吟社、木渎白雪吟社、剑光吟社、西泠吟社、玉兰诗社、橤珠诗社、盟鸥诗社、鹤露诗社、海天诗社、吟社击钵吟等。晚清时的新社更是发行了同名社刊，专门登载其社作。至于民国时期刊登诗词社团文献的期刊就更多。就目前来看，虽然已有不少晚清民国时期的期刊已电子影像化（ 像国家图书馆的民国期刊库、上海图书馆的晚清民国电子期刊库、大成老旧期刊、瀚堂近代期刊等） ,但由于数量庞大，特别是目前报纸的电子影像化还相当迟缓，仅有几种（ 如申报、益世报等） ,还远不能满足我们汇辑诗词社团文献的需求。因此，期刊本诗词结社文献也应当作为我们整理的重点。
第三，晚清民国旧体诗词结社文献具有杂、广、散、残四大特点。其一，杂。由前面所统计的诗词社团数目可知，因结社文献的类别多样，其数量当数倍于社团数目。以南社为例，仅其社作期刊就多达 24 册，再加上其子社如湘社、越社、广南社、辽社、同南社等社作，以及各种南社诗词选本就更多，而与之相关的各种文献如纪略、史传、表录、评述等数量也相当惊人。此时结社文献的形态、种类之杂，已见前述。这里主要谈其复杂、杂糅等特点。因为当时处于古今交替、新旧相交之际，其范围所及跨越近代、现代与当代等不同时期出现的种种文献。之所以将当代文献也作为搜求晚清民国文献的范围，是因为有不少前代的结社文献至建国后才汇辑、刊行，这就增加了文献考索的复杂性。除此之外，各个诗词社团成员的文集或著述中也有不少结社材料，其中包含不少考订社员生平与史实的信息，故均当列入结社文献之列。这就意味着其范围将更加扩大，其复杂程度也将随之提高。其二，广，即结社文献分布广。与前代结社文献多藏于已整理、汇辑成册的古籍相比，由于政治、历史等特殊原因，晚清民国时期的结社文献为人所疏忽或轻视，未能专门集中。此时的诗词结社文献分布地区相当广，不仅各大图书馆均有保存，更由于结社文献作为民间艺文、乡邦文化的载体与渐成文物等原因，一些地区、县市级图书馆和博物馆也有收藏，还有不少文献存于私人（ 如社员后人、藏书家） 手中。另外，域外也存有不少结社文献。其三，散。晚清民国诗词结社文献尽管已有不少汇辑、刊刻成书，但更多还处于分散状态。且不计零星散见的文献，即使大宗者也并非集于一处。这主要反映在期刊类结社文献上。由于期刊的发达，社员们不再像传统那样仅限于乡邦、友朋间传播社作，而是投稿刊登于报纸、杂志上。如南社的社作，除社刻外，还散见于《先施乐园报》、《民国日报》、《时报》、《民权素》，以及其他由南社成员编辑的报纸、杂志上。其四，残。此时结社文献除与晚清民国其他文献一样也有易残缺、易破损的特点外，还指由于社会动荡造成的人为残缺。笔者在访求诗词结社文献的过程中，发现见于记载的社集，目前或仅存个别篇章，或只有部分，或仅存名目。就现在所掌握的文献中，已明确为晚清诗词社团者逾千，但社集齐全者不足半数。又由于结社文献种类丰富，不限于社集，这种“残”状，增加了全面整理的艰巨程度。
根据以上描述，要整理晚清民国旧体诗词结社文献，笔者以为当采取“抓重点、求完整、有类别、有步骤”四项原则。所谓抓重点，即先对晚清民国重要诗词社团的结社文献进行整理，而结社文献中又当以社集为重点。凡是读者难见、罕见或未有电子影像，且有较高史料价值、影响又较大者，应列为重点。国家图书馆影印出版的《清末民国旧体诗词结社文献汇编》，基本上遵照了这一点。“求完整”,即在整理时对某个诗词社团文献完整者当优先考虑； 当力求社集文献完整，能补者要尽力补完整； 在此基础上，力求将与结社相关的文献如同人录、年齿录、苔岑录、纪略、史传等一并整理，以方便研究者。“有类别”,即将结社文献按一定的类别编排。如按诗社文献、词社文献、诗钟社文献来编辑，或以社作文献、社史文献来编排。最好的方式当是同一社团的各种结社文献编在一起。还可以地域分类，形成诸如晚清民国旧体诗词结社文献北京卷、上海卷、浙江卷、江苏卷、台湾卷或域外卷的编排方式。“有步骤”,即按一定的规划有序地进行整理。就目前来看，第一步，先侧重于容易拿到的、重要的、完全的结社文献的整理，因此种整理为填补空白，价值较大。第二步，对难得的、重要的、要尽力方完全者（ 如稿本、抄本、珍本、有文物性质的） 进行整理。第三步，对那些存在于期刊、报纸上的社集文献进行整理。特别是，对散存的、零星的，需搜求汇辑的结社文献进行整理。“有步骤”,还指当对结社文献按扫描、影印、校点这样的顺序依次来进行。扫描为影印的前提，结社文献经扫描后不仅可为影印之资，还可制成电子影像于网络，汇集起来就是一个“晚清民国旧体诗词结社文献影像库”,供人取资。这本是便利之事，但目前由于图书保护等因素，尚不可行。
除扫描方式，还可采取拍照方式获得文献复印件，且与扫描比，拍照对图书原件的损伤相对较小，最可适行。而校点，则属于深度整理，虽然有研究成分且方便初学，但与影印相比却易改变结社文献原貌。就目前来论，当以使更多人易见、快见更多结社文献的原貌为上。
三、晚清民国旧体诗词结社文献整理的意义
对晚清民国旧体诗词结社文献的整理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晚清民国旧体诗词社团文献，不仅能为近代文学史、民国旧体文学史研究提供丰富的史料，还可对近现代文学、民国旧体文学的研究具有开拓意义，同时对近现代史研究也有所助资与禆益。
首先，对晚清民国旧体诗词结社文献的整理，将为进一步推进近代文学史、民国旧体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丰富的史料。一方面，这将为诗词群体、流派研究提供更多的信息资料，也有利于深入揭示社团与流派之间的密切关系。笔者曾在描述民国词群体流派时，专门归纳出一个“社团型词人群体”,认为一个词社就代表一个词人群，社团更大程度上是群体。由于当时对更多的词社了解不够全面，在归纳词派时仅举出一个“南社词派”.①事实上，晚清民国时期不少诗词社团都有流派的性质，特别是同一流派成员通常会参与、组建多个社团。如同光体派成员先后参与过清史馆诗社、晚晴簃诗社、漫社、嘤社、九九社、说诗社等社团的建设或活动。如要了解光宣诗人群体，不从他们参与的各种社团入手，就很难将其诗词活动描述清楚。也就是说，社团文献既为群体研究的必需，也是流派研究的要件。就现在研究晚清民国诗词社团、群体或流派的成果来看，它们大多还集中在名社、名派上，这主要在于对社团文献的开发、介绍与编纂不够。
如虞山诗派在清前期显赫一时，但虞山诗词风流至晚清民国并未云散，而是更掀波澜。如虞社，作为当时可与南社抗衡的大型社团，并未全面纳入社团流派研究的视野，由此形成的虞山诗词派也少人问津。其主要缘由即在其社集文献繁富，而未经全面整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将《虞社菁华录》与《虞社社友录》影印出版，无疑有助于近现代虞山诗派研究的展开。另一方面，整理诗词结社文献有助于民国旧体诗词史研究的深入。从新近出版的各种近代文学史或诗词史来看，沿袭前人所认定的诗词史现象、诗人作品及其行实者较多。即使像吴海发、胡迎建、刘梦芙等专门研究民国旧体诗史的专家所著文章，除有简要述及少量诗词社团外，未能像研究南社一样对其他社团及其成员在诗词史上的作用予以深入揭示，其缘由仍主要在文献不足。再一方面，对晚清民国诗词结社文献的整理，将对我们描画民国诗词作者的关系网络提供资料。就目前已知的社集文献来看，大多都在目录或书末处有年齿录、同人录之类的名单，有的还单列成书，这是我们建立作者关系“网络”的依据。如南社社友的诗词活动，并不限于本社，而是积极参加了当时的其他社团如虞社、甲子吟社、苔岑吟社等。也就是说，由于当时的社团与社团之间并非隔绝，当我们要考定社友交游时，各种社团文献就为我们搭建起网络式线索图，并提供了交游资料库。另外，当我们对晚清民国的诗词集、诗人、词人的行迹、行实及其创作原生态等考察时，社团文献是重要的依赖手段。需要强调的是，当我们撰著民国旧体文学史时，旧体文学社团史是绕不开的课题。旧体诗词结社文献的汇编，将为史的著述建设坚实的史料库。
其次，晚清民国旧体诗词结社文献的整理，将为新文学社团研究提供有益的参照，不仅为现代文学社团研究，还将为旧体诗词研究开拓新领域。一方面，笔者曾在谈及建构民国旧体文学史的意义时指出，民国旧体文学史必须建构与独立，她不仅可避免现代文学研究者以现代为本位，过分强调“现代性”的研究立场与浅尝“做秀”式的研究态度，还有利于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取资与借鉴。近代以来特别是进入民国时期，新文学与旧文学并存，新旧文学社团也纷纷涌现，呈并立对峙之势。由于历史、政治等多方面因素，当前现代文学研究界对民国时期的新文学社团研究已较充分，而对与之并行的旧体社团除南社、栎社等有所研究外，其他尚处于拓荒阶段。所幸的是，当前新文学研究者已注意到此问题，如陈平原、栾梅健、沈卫威、杨洪承等均由现代转向旧体文学社团，并已有相当的成就。特别是当前《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新文学评论》等学术杂志已设置现代或民国旧体诗词研究的专栏。陈思和先生也曾指出，现代文学社团所包含的内容也在不断扩大，现代文学不能仅仅理解为新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准确的理解应该是“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既然是“中国”,就不能仅以大陆地区为限，近代史上割让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地区，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地区，在文学领域都曾经产生许多文学社团。尤其是在日据时期的台湾，出现了大小古典诗社多达三百余个，可以说是每一个村落就有一个诗社。这样壮观的诗社现象，如果不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真是谈不上研究中国的现代文学社团史； 而且，既然“现代”指的是一种时间概念，现代文学还包括了新文学运动以外的各种文学社团现象，如南社，作为晚清民初的重要社团，由于它不属于新文学，便被摒弃在现代文学视野以外，这都是不合理的现象。
可以想见，当大量的近现代诗词结社文献整理出来后，无疑将大大促进现代文学社团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如将同一社团的新旧文学创作作统一、对比研究，比较与揭示新、旧文学社团的异同与相互影响关系，并重新建构包含旧体诗词在内的现代文学社团史。另一方面，晚清民国诗词结社文献的整理，还可为近现代文学研究开拓新领域，启示更多的新研究课题。《清末民国旧体诗词结社文献汇编》的出版，首先启示我们应开辟近现代文学文献、史料建设的新领域，不仅应当将晚清民国的其他旧体文学结社文献纳入整理视野，也当将现代新文学结社文献有计划地进行整理与出版，便于学者们的深度研究。再一方面，晚清民国诗词结社文献的整理，还将为近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不少新的启示。如由于史料文献整理的日益丰富，重新全面而系统地对晚清民国诗词社团史进行专门研究，是当前亟待开展的新课题。又如诗钟作为近代新兴的一种文字游戏，由于娱乐性强，不少诗钟社团纷纷涌现。目前对台湾诗钟的研究已有人展开，而对大陆的众多诗钟社团及其历史尚少人关注。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这套丛书中所印行的《灯社第十三集》、《寒山社诗钟选》、《折枝吟》（ 稊园社） 、《吴社集》、《蛰园击钵吟》、《蛰园钵社第五十次大会诗选》、《蛰园律集前后编》、《蛰园律社春灯诗卷》、《鞠社诗草初刊》、《鲸华社钟选》、《潇鸣社诗钟选》等，即为我们准备了可资文献。另外，晚清民国时期社团活动的方式主要是雅集，其创作方式主要是唱和、联吟、联句，但雅集与唱和等又不仅仅是社团独有的行为方式。同样，由此引发出的晚清民国文人雅集史、诗词唱和史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新研究领域。特别是当前对海外汉诗的研究成果，多限于古代与当代，对近代域外汉诗的研究目前则多侧重于汉诗名家名作方面，而对近代域外诗词社团的研究还不充分，而现代文学研究者从事的域外华文文学的研究虽已有不少成就，但缺乏对近代华文诗词及其社团的研究。这启示我们，伴随着晚清民国旧体诗词结社文献的整理，应当加强对域外诗词结社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这是域外汉学或汉诗研究的新领域。
再者，晚清民国诗词结社文献的整理，客观上也为近现代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珍贵史料。一方面，这些结社文献本来就属于晚清民国历史文献的组成部分，只是以其与诗词关联甚大，才归于文学领域。由结社文献我们不仅可以获得大量将被湮没无闻的文人与历史事件、历史细节的资料，还可让人们对近现代的期刊史实有足够的了解。当代各种有关近现代人物的辞典，如陈玉堂所著《民国人物室名别号辞典》等，虽收录人物数量已足够庞大，但依然漏收了不少。而诸如《城南诗社齿录》、《著涒吟社同人小传》、《虞社社友录》之类的结社文献则多少可弥补此中缺憾。由此，如果将晚清民国大量的社团名录文献汇辑在一起，再加上当代发达的电子文献技术，当为我们查询、了解近现代历史人物提供极大的便利。另一方面，要真正全面反映近现代期刊史、社团史，也离不开大量的晚清民国结社文献的整理。因为不光社团有社刊，许多出版、新闻等行业也有社刊，有的还以期刊为中心形成了社团。诗词结社文献中就包含这样的成分。再一方面，晚清民国诗词结社文献还有利于人们对晚清民国文人生活史的了解与研究。如由大量以文会友的雅集文献可知，近现代文人虽处乱世，却是“诗意地栖居”在其中： 一面是乱象丛生的世道，一面是风流高雅的文人生活圈。又如大量以消寒、消闲之类命名的社集，在标示出晚清民国文人休闲娱乐生活姿态的同时，也彰显出此时文人们乐观自适的心态。从诗词结社文献中，还可考察当时社团的创建、生存、消散轨迹与史实。社员的雅集唱和，离不开功德主的好施，离不开名人、高官的护持，更与社会的治乱息息相关。如北京光宣之际的庚子秋词社、宣南诗社等，即与当时寓京的士大夫支持有关，而晚晴簃诗社、北海诗社、城南诗社、稊园诗社、趣园诗社等，又与民国新官僚的倡导、扶植有关。近现代上海的诗社如丽则吟社、淞社等则与儒商文人的赞助分不开，而鸣社、沤社、逸社等社团又与满清遗老的坚守心态相关联。特别是在抗战期间，一面有革命的社团生活，如正中诗社、燕赵诗社即是以号召抗战为宗旨形成的；一面还有汉奸文人、日本汉诗人共同创立的诗词社团在粉饰太平。社团文献是社团文人生活的全息留影， 是当时社会生活原生态的清晰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