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之后,清王朝走向衰亡,晚清知识分子试图通过引入西方的政治学说来改造中国,随之而来的是臣民观的瓦解和新的民族国家观念的诞生.
严复所引进的天赋人权、契约立国、进化论等学说以及梁启超宣扬的民族国家学说都深刻影响了世人.
20世纪初的人们已经开始有了以主权意识为核心的民族国家观念:"夫国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夫如是,斯谓之完全成立之国"[1],而"完全成立之国"必须由既有主权意识也有服从意识的"人民"来建造,这样的"人民"即可称之为"国民".
一"国民"的出现:由"臣民"到"国民"
"国民"一词早在先秦《左传》中就已出现,历代典籍中也屡次提及,但其涵义仍然是中国传统意义的以君王为本位的 "百姓""臣民"的同义词,清末知识分子根据日译汉词再引入的"国民"一词则是指以国家为本位的国民.日译汉词可以反映出日本知识分子在翻译西方着作时重新打造新的民族国家的政治意图,日本学者池上荣子认为:"明治日本在吸纳西方政治观念时,并没有将citizenship与citizen译作'市民权'与'市民',而是将之译作'国民',这种语意上的偏移,透露出近代日本的国民建构,未尝以一个相应的'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为基础,而是与其国族打造 (nation-building)的历史进程紧密相关"[2].日本知识分子将citizen译成"国民",是因为他们更倾向于德国学派理论的注重国家主义的"国民",而不是英法的以个人为本位的"公民",而由于这种多文化的跨语际实践,再传入中国则难免会产生语义的模糊和杂糅,因此中国的"国民"一词受日本影响同时又结合了晚清知识分子政治意图、同样是以国家为本位的"国民"之义,虽然"公民"一词也常出现在晚清的报刊文章中,但此时与"国民"的含义并无差别.
1899年,梁启超的《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之前途》一文给"国民"一词注入了近代意义,指出中国国民缺乏国家思想的现状,"民不知有国,国不知有民";而国家的竞争实际上是国民的竞争,救中国需要国民的觉醒,"以此与前此国家竞争之世界相遇,或犹可图存,今也,在国民竞争最烈之时,其将何以堪之";此文还首次对"国民"做了完整的描述,"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扞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3],从国家与国民之间的权利与义务的角度对"国民"一词进行了较全面的解释.梁启超1902年开始发表的《新民说》进一步完善了"国民"观,"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二新之"[4],详细阐述新国民应该具有的特质:公德、国家思想、权利思想、自由、自治、进步、自尊等等,集中表达了他对新国民的要求.新的国民观既有"采补其所本无"的西方近代思想如英法的自由民主传统、德国学派的民族主义和国家思想、日本的知识分子翻译西方译作所加入的自尊、自信的思想以及武士道精神,又有"淬厉其所本有"的中国传统思想,相比自由权、财产权,中国人更看中的是参 政权,"有 国家思想,能自布政治者,谓 之国民"[5].这种新的国民观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人们传统思想中的君臣观念,激发了人们对于民族国家的憧憬,梁启超正是通过转化"臣民"为"国民"的方式来实现救亡中国的意图,而他的主张让同时代的知识分子都意识到"国民"一词具有突破性的政治意义.在梁启超等晚清知识分子的倡导下,围绕"国民"的论述成为当时的流行话语,许多报刊社团都以"国民"二字命名,如《国民报》《国民日报》《国民公报》等等,以及上海的国民公会.
二"国民之母"的出现:由"英雄之母"到"国民之母"
围绕"国民"的论述之所以能盛行一时,是因为近代中国一直处于列强的欺凌中,面对西方和日本的强盛,中国知识分子试图将古老帝国构建为现代民族国家,中国的前途都寄托在中国国民的身上,而女性作为国民组成的两性之一,必然成为新国民的塑造对象.中国的女权运动与现代民族国家总是缠绕在一起,而对于塑造女性的论述则夹杂着男性启蒙者复杂暧昧的心态."女权"一词同"国民"一样,是清末引进的新词汇.
1900年 《清议报》上译自日本的福泽谕吉《男女交际论》一文是目前考证出的最早提到"女权"二字的文章;1902年马君武翻译了斯宾塞所着《女权篇》,这是中国第一次刊行的有关女权的译着,此书明确提及将国家如何对待女性视为国家文明程度的判断标准,"女权"成为了女性解放的旗帜和口号;1903年由金天翮所着的《女界钟》一直被世人强调为首部倡导女权主义的着作.由此可见,正是在男性话语的主导下才开始了关于女权的种种表述.
男性在论述女性解放时有着启蒙者的优越心态,批判女性的愚昧落后成为一个起点性的论述基调.早在1897年梁启超就发表过《论女学》,这篇文章被誉为 "中国女性解放的萌芽"[6],对中国女学的兴起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梁启超是通过使用负面性论述来建构了女性的形象,数落女性的种种落后特质,批判女性不学而分利,甚至将中国的落后直接转嫁为中国妇女的落后,"然吾推及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7].虽然此文论述基调是从批判开始的,但当梁启超谈及女性的母亲角色后,笔调开始有了微妙的变化,梁启超《论女学》中呼吁新女性成为有知识、能担当起胎教和蒙养的母亲,"故治天下之大本二,曰正人心,广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8]
其后,严复于1898年译《天演论》,引入了优生学进化论的思想.母亲这个生物学角色独具的生育能力让女性得到重视,女性是延续民族血统、强国保种的母体,担负了民族国家的再生产的责任,为了种族的繁衍和优化,母体显得格外重要了,这种女性作为母亲可以强国保种的观念被当时的知识分子广泛接受和传播,论述女性的话语开始发生巨大变化.
1902年梁启超开始在《新民丛报》介绍西方的英雄传记,这些英雄传记成为塑造新国民的重要典范,而女性传记更成为了启蒙女性的重要读本.如梁启超的《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让"罗兰夫人"备受推崇,成为晚清女性崇拜的对象,秋瑾的弹词《精卫石》中就出现了"罗兰""苏菲亚"等西方女性典范.根据松尾洋二的调查,《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主体部分其实是由福德芦花所编《世界古今名妇鉴》翻译而成,但是开头部分不是译文确是梁启超自己的话语,"罗兰夫人何人也?彼拿破仑之母也,彼梅特涅之母也,彼玛志尼、葛苏士、俾斯麦、加富尔之母也.质而言之,则十九世纪欧洲大陆一切之人物,不可不母罗兰夫人,何以故?法国大革命为欧洲十九世纪之母故,罗兰夫人为法国大革命之母故."[8]
罗兰夫人被赞誉为其他英雄之母,甚至是法国大革命之母,梁启超在这里使用了"英雄之母"的修辞策略,不直言其为女英雄而特意称之为"英雄之母",这一种置换不仅超越了男女两种性别的对立,同时将女性的"母亲"角色扩大,回避了女英雄对男性主体地位的威胁.晚清男性主体虽然面对西方文明的强盛时会显示出羡慕和自卑,丧失了原本天朝帝国子民的心态,但是当男性启蒙者言说被启蒙的女性时,依然希望维持着男性的主体地位.
金天翮1903年所着的《女界钟》被誉为中国首部倡导女权主义的着作,同时也首创了"国民之母"说.金天翮是吴江同里人,厌恶科举中意经世之学,甲午战争后接受维新思想,响应康梁变法,1903年应蔡元培的邀请参加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9],同年,《女界钟》由上海大同书局出版、爱国女学校发行.金天翮从女子的道德、品性、能力、教育方法、参政和婚姻七个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全面陈述女子所受的缠足、装饰等之害,极力倡导女子教育、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以及妇女参政.《女界钟》的《绪论》和《结论》部分都引用了罗兰夫人等西方女性典范的传记,呼吁中国的女子都要以她们为师,然后当时有些报章杂志甚至隐去梁启超名字来转载罗兰夫人的传记,"从时间及译名考虑,可以认定罗兰夫人的感召力确自梁文发生"[10],梁启超翻译英雄传记不仅让罗兰夫人的事迹广泛传播,他对罗兰夫人的评价---"英雄之母"---或许也潜在地激发了"国民之母"说的产生.何谓"国民之母"呢?《绪论》写到"国于天地必有与立,与立者国民之谓也.而女子者,国民之母也","夫个人之品性,虽由外界之风俗境遇熏染刺激而化,亦因内界之数十代遗传根性酝酿陶铸而成.而根性之传,必离母以附子,阳施阴受,顿渐各殊.故国民无师,其所师则女子也."[11]
由此,金天翮用进化论作为其理论依据,以罗兰夫人、淳于缇萦等中西方优秀女性作为事实依据,顺利地将女性定位为"国民之母".
1904年金天翮与丁初我在上海主编发行了《女子世界》,进一步推动了"国民之母"话语的流行,《女子世界》将《女界钟》关于"国民之母"的言说推向了极致,有意夸大了女性对于国家命运的操控力.金天翮在《?女子世界?发刊词》道:"女子者,国民之母也.欲兴中国,必兴女子,欲强中国,必先文明我女子,欲普救中国,必先普救我女子,无可疑也."[12]
丁初我在《女子世界颂词》中说道:"国民者,国家之分子,女子者,国民之公母也,长弃其母,胡育其子?吾谓三千年之中国,直亡于女子之一身,直亡于男子残贼女子而自召其亡之一手."[13]
除了大力宣扬"国民之母"的金天翮和丁初我这两位主编,《女子世界》的作者群还云集了鲁迅、周作人、徐念慈、柳亚子、蒋维乔等知名文人,同时还有着名的女革命家秋瑾、吴弱男和女校的学生群体,女性群体的论述从另一纬度更能展现出"国民之母"话语的影响力.当时周作人是以"萍云女士""碧落女士"的笔名在《女子世界》上发表了《说死生》《侠女奴》《论不宜以花字为女子之代名词》等多篇文章,鲁迅则以美国路易斯托仑着,索子译的名义发表了《造人术》在《女子世界》的文艺栏上[14],所谓"造人术"是指人工制造生命,科学家能从实验室制取生命,此文赞同了生命来自无机物的观点.文末所附的萍云(周作人)和初我(丁祖荫)的评语足以反映当时"国民之母"的话语的流行程度,它已经成为当时评论文章的常用表达.
萍云曰:……夫世果有新造物主欤?夫人而知其不然矣.然我则以为实有之:世界之女子,负国民母人之格,为祖国诞育强壮之男儿,其权直足与天地参,是造物之真主也.……初我曰:吾读《造人术》而喜!吾读《造人术》而惧!
采美术,炼新质,此可喜;播恶因,传谬种,此可惧.更进以一言:铸造国民者,视国民母之原质;铸造国民母者,仍视教育之材料.[15]
除了男性作者的文章,《女子世界》中的女性作者的文章也随处可见这样的话语,十四岁的香山女校学生刘瑞莪就写到"盖女子者,国民之母也.一国之中,其女子之体魄强者,则男子之体魄亦必强"[16].
值得思考的是无论《女界钟》还是《女子世界》,男性作者对女性言说不单停留在对"国民之母"的尊崇和赞美,同时还并存着另一极端的论调.如丁初我在颂词之后就发表了《说女魔》《哀女种》,揭露女性患有"情魔""病魔""神鬼魔""金钱魔"等诸多恶疾,痛斥其既有"非爱种""非狭种""非军人种"的先天不良,又有"不知养育""不运动""缠足"的后天不足.同一作者对女性自相矛盾的论说随处可见,而其内在的逻辑大都是:虽然承认女性国民之母的定位,但认为她们并没有实现这个角色的社会意义,需要被改造.《女子世界》中也有许多篇章探讨了禁止女子缠足和提倡女性职业教育的问题,试图从体质上和精神上来改变女性,从而进一步改变中国国民的整体素质.男性主体对女性言说的矛盾不仅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更多的知识和话语资源,更深层的原因则是中国的女性解放是在内忧外患的政治危机而提出来的,重要的不是女性主体意识的建立,而是发动女性投入到救亡图存的大潮去,成为国家民族的一分子.
三"国民之母"背后的女性想象
"母"字在甲骨文里就体现了象形字的特点,像女性两乳的形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母"字的解 释 "母,牧 也. 从 女,象 怀 子 形,一 曰 象 乳 子也."[17],"母"字的形象就是哺乳孩子的女性.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汉字的引申义也增多了,《辞源》对"母"的解释就有七种.第一,母亲.《诗·小雅·蓼莪》:"母兮鞠我."第二,称女性尊长.如叔母、从祖母等.见《尔雅·释亲》.第三,老妇的通称.《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诸母漂,见一母见信饥,饭信."第四,雌性.《孟子·尽心上》:"五母鸡,二母彘".第五,本源.老子:"无名天下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第六,币有大小轻重,其大者重者称"母",小者轻者称"子".第七,能使他物滋生者.
《礼· 内 则》:"煎醢加于黍食 上,沃 之 以 膏,曰 淳母."[18]前文中晚清知识分子关于"国民之母"的表述除了第一条的"母亲"意义以外,第五、第六、第七都有涉及,如丁初我的"女子者,国家之公母也".波伏瓦的经典着作《第二性》就曾专章对女人作为"母亲"这一处境进行了论述,"正是通过生儿育女,女人完整实现她的生理命运;这就是她的'自然'使命,因为她的整个机体是朝着延续种族的方向发展的."[19]
将女性定位为"国民之母"的修辞策略不仅仅承认她的这个能力,并赋予其神圣的性质,将女性生儿育女的功能与强国保种的政治意图的结合,要求女性作为育种的"母亲"应该对中国的民族国家复兴做出贡献,此外,与梁启超的"英雄之母"一样,"母亲"的特殊性能够超越男女两性的性别对立,同时也保证了男性启蒙者论的主导地位,之后出现"女国民"话语就是女性觉醒之后更具主体意识和独立精神的话语,一定程度上也是对男性启蒙者历来主体地位的反抗.
美国社会学家、哲学家米德创造性地将戏剧中"角色"概念引入社会学研究,他认为"自我"的发生离不开扮演他人的角色这一过程,在此基础上便有学派发展出了角色理论,这一理论也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之一,"个体被看作是在大型的地位网络中扮演与自己的位置相关的各种角色"[20].社会学家将角色分为先赋角色和自致角色,女性的性别角色是先赋角色,而母亲的角色无法明显区分开来,既是生理因素的基础上产生的又是需要通过个体努力才能获得的,女性成为母亲需要通过生育和教育下一代来完成角色.若按其他分类标准,母亲角色还可以是生物性参与角色、长久角色、正支配角色等等,总之,母亲对于人类的生物学功能是无法取代的.人们在承担某一角色时,社会和他人的对角色的期待相伴而来,中国传统社会和男性对女性的角色期待主要是"贤妻良母",生儿育女是母亲角色的标志,家庭是母亲角色活动场所,而晚清知识分子"国民之母"对女性的角色期待是在传统角色上增加了新角色,女性不仅要承担家庭角色还要承担复兴民族国家的社会角色,柳亚子在《女子世界》畅言与其寄希望于女性成为贤 妻 良母不如成为英雄豪杰.[21]
"国民之母"是男性启蒙者基于女性特殊的生物学功能产生的角色期待,也是他们在民族危机中强国保种的政治意图.[22]德国教育家福禄倍尔对母亲角色的评价至今仍具影响力,"国民的命运,与其说是操纵在执权者手中,倒不如说掌握在母亲的手中.因 此,我们必须努力启发母亲---人类的教育者."[23]
四结语
除了"国民之母"以外,晚清知识分子对于女性还有多重的想象,值得注意的是女性的自我探索,这些主张能反映出被启蒙的女性开始反思自身的处境.陈撷芬1902年写了《独立篇》"(女性)徒以生命肢体委之男子.即有以兴女学、复女权为志者,亦必以提倡望之男子.无论彼男子之无暇专此也,就其暇焉,恐仍为便于男子之女学而已,仍为便于男子之女权而已,未必其为女子设身也……"[24]她已经意识到男性未必是站在女性的角度解放女性,因而女性不能成为男性的奴隶本身必须具备独立性,于是她们开始对于自身的未来进行多种探索,如清末秋瑾的以男子为标准的尽与男子一样的义务,张竹君的公共领域中无性别差异,何震的拒绝做女国民、拒绝在民族国家框架下解放女性.[25]
这些论述都是在探索未来理想女性的种种可能,并不拘泥于女性的母亲角色.近代女权主义者并不是反对女性的母亲角色和责任,只是反对基于女性生物种性而给予其某种刻板的角色期待和强制的性别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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