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康德认为,一切先知先觉之人都确定自己确实生活在启蒙的时代,康德所谓"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我招致的不成熟.不成熟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智".只不过这个启蒙大任是由先知先觉者自身来承担,正如鲁迅所言,自己肩住因袭的重担,放后来者到光明之地.黑暗给予人们黑色的眼睛,但,先知先觉者却用这黑色的眼睛来寻找光明.
18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正是中华大地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这一时期,西方各主要列强正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加快了侵略和瓜分世界的步伐,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逐渐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哈萨克则从一个独立的民族变成了分属中俄两国的主要跨境民族,沙俄最终确立了在哈萨克草原的统治.
严复(1854-1921)和阿拜(1845-1904)出现在汉民族和哈萨克民族内忧外患的时刻,出现在社会转型与文化转型的历史转折期.他们二人试图运用自己的智慧开启民智,唤醒民众,以期达到本民族的全面觉醒和奋发图强.分析两人启蒙思考的方式可以了解这两个民族近代启蒙之路的交叉性和独特性.
二、严复和阿拜出现的时代背景
近代中国在经历过和日本的那场战争之后(甲午战争),中华民族精神陷入沉重的黑暗中.部分国人开始在黑暗中觉醒并积极寻求救国之路,正如梁启超在其《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所言,近代以来至"五四"新文化时期,中国在思想上发生过"三期"的变化,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思想历程进入变化中的"第二期",即"从制度上感觉不足.自从和日本打了一个败仗下来,国内有心人,真像睡梦中着一个霹雳,因想道,堂堂中国为什么衰败到这田地?都为的是政制不良,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那急先锋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一班人.这班人中国学问是有底子的,外国文却一字不懂.他们不能告诉人'外国学问是什么,应该怎么学法',只会日日大声疾呼,说:'中国旧东西是不够的,外国人许多好处是要学的.'这些话虽然像是囫囵,在当时却发生很大的效力.他们的政治运动,是完全失败,只剩下前文说的废科举那件事,算是成功了.这件事的确能够替后来打开一个新局面,国内许多学堂,外国许多留学生,在这期内蓬蓬勃勃发生.第三期新运动的种子,也可以说是从这一期播殖下来.这一期学问上最有价值的出品,要推严复翻译的几部书,算是把19世纪主要思潮的一部分介绍进来,可惜国里的人能够领略的太少了."换言之,在时局混乱新旧交替的危急时刻,康梁只是模糊地感觉到旧的理论和传统知识体系已经不能对目前在中国大地上所发生的一切做出合理的解释,中国旧有的知识与理论已经没有能力拯救日益陷落的中国,已经无法再指望传统上赋予国家的那种顺从能够引领国家走向光明之路,民众也不能再消极地接受传统向他们灌输的东西,或者权威命令他们服从的东西,不管那种东西是什么,"启蒙要求我们'为自己而思考'---这就是说,一个人必须总是'在自己当中寻求……真理的最高标准.'"这就意味着启蒙的时代正在来临.此时的中国"需要从根本上了解西方,中国往何处去,是与世界发展的普遍趋向相联系的,需要了解这一趋势,已经日益成为当时的迫切课题,不是别人,正是严复,自觉地担负起时代提出的这个历史重任."严复就是在这种历史新旧交替的夹缝中出现的,此时的中国固有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即将轰毁或者已经轰毁,而指引人们前进的新的理论新的价值体系还没有建立,国家的命运处于黑暗时刻,人们的内心处于虚无状态.正如梁启超所言,此时出现的最有价值的作品就是严复翻译的几本书:《天演论》《原富》《法意》《群己权界论》等,这些书像一扇窗,西方新鲜的政治理论和道德体系之风通过这扇窗吹进了沉闷的中国,"严复代表了近代中国向西方资本主义寻找真理所走到的一个有关世界观的崭新阶段,他带给中国以一种新的世界观,起了空前的广泛影响和长远作用,这种启蒙影响和长远作用不只是在戊戌时期和对改良派,更主要更突出的是对后几代包括毛在内的年轻的爱国者."严复通过翻译西学希望整个中华民族在重要的概念上达到一种相当程度的明晰度,大众了解到并能体会这些概念的明晰性从而获得觉悟,但是,当时的国人没有能力接受严复的西学理论,因为它们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太过于超前,闻所未闻.
而哈萨克近代思想家阿拜出现的时代背景与严复极为相似.18世纪初,沙俄政府就已经开始对哈萨克草原进行侵略.由于国际形势和国内各种因素的影响,沙俄政府在19世纪加紧了对哈萨克斯坦各个方面的侵略,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一方面沙俄在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殖民统治时废除了哈萨克斯坦以前的传统的政治统治机构和国家机器;另一方面,中亚各国商品贸易得到广泛发展,哈萨克自给自足封闭的游牧自然经济被打破,封建传统制度开始走向解体.内忧外患之时,哈萨克族人却表现出愚昧无知与落后懒散.沙俄为了易于控制哈萨克人,在哈萨克族内部挑选了一些虚伪懦弱的部落头目并以重金收买,来充当他们的傀儡,沙俄先对这些部落头目进行煽动教化,再让这些傀儡去挑唆自己的族人同胞,以便更轻易地软化和殖民哈萨克人;面对封建制度的解体,哈萨克族人还没有清醒地意识到改变思维方式、放眼世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此时正是哈萨克民族精神上的黑暗时刻.
哈萨克思想家阿拜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社会动荡、矛盾激烈、危机加剧,同时危机与机遇并存的转折时期---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时期,大凡智者总是会在黑暗中思考民族现状和民族精神何以如此黑暗并会试图寻找光明,阿拜就是在哈萨克近代社会和文化转型阶段出现的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在民族最黑暗的时刻寻找光明的人.
贾那布尔先生曾一语中的地指出,一个民族要想在民族之林立于不败之地,必须树立两种意识:首先树立文化反思意识",由于历史上多种社会形态文化的祭奠,以及不同的民族脱胎的社会发展阶段常常有所不同,因而各民族既有自己优良的传统文化,又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不适应现阶段生产力发展、阻碍社会文明进步的成分和因素.这就需要通过本民族的自觉理性意识,准确地把握民族文化的丰富内涵,对自身的文化传统进行深刻的反思,以便有效地改造旧传统文化,弘扬真理,祛除愚昧,战胜无知,从而使本民族跨入文明、进步的民族行列之中";其次是树立文化开放意识,一个民族要在社会转型期长远兴旺地发展下去,必须具备开放的文化观念,"真正兴旺发达的民族,是开放的民族,民族传统文化只有在开放和创新中才能求生存,才能求发展,文化的禁锢、文化的停滞就意味着文化的衰落."对本民族文化的态度和对他国文明的接受力标志着一个民族启蒙所能达到的程度,考察严复和阿拜对本民族传统和对他民族文化的态度和选择,有利于我们了解一个民族启蒙心智的成熟度.
三、启蒙的途径
变革需要两条腿走路:一是眼光向内,除旧布新;一是眼光向外,学习他文化.严复和阿拜面对本民族落后的现状痛苦不堪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对准了他国文化,希望通过学习先进的他文化来救亡图存.
19世纪末的中国,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屈辱的战争,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的条约之后,到1900年,又遭到八国联军侵华,思想家郝尔德曾把当时的中国比作是"一具周身涂有香料的木乃伊",黑格尔则谴责中国为"守旧落后的化身","当谢林发现中国的神话哲学的时候,中国已沦为了一个半殖民地国家".
严复正是在这个历史阶段看透了中国不变则亡的历史必然走向.他凭借自己海外留学的便利条件,狂览群书,涉猎西方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并着手翻译大量的西学作品,在潜心研究西学之后得出结论,中国要想改变落后的状况,强大起来,必须学习西方,因为西方社会在诸多方面远胜于中国.严复列举了中西文化之比较---"中国最重三纲,而西方尚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中讥评.……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持人力."这段文字被认为是近代中国审视中西文化差异的经典看法.既然如此,中国如欲立于世界之林,必须学习西方,而且要全方位地学习,从根本上学习,标本兼治.严复研究得出变革图强的具体途径是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
鼓民力就是号召国民改掉不良风气,比如吸食鸦片烟和女子缠足等,从而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至于开明智,严复首先分析了中西学问理念之根本差异:"夫西洋之于学……言学则先物理而后文词,重达用而薄藻饰.且其教子弟也,尤必使自竭其耳目,自致其心思,贵自得而贱因人,喜善疑而慎信古."而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理念是:"且中土之学,必求古训.古人之非,既不能明,即古人之是,已不知其是."严复在分析中西学理差异之后得出必学西学的结论."是故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欲讲实学,非另立选举之法,别开用人之涂,而费八股、试帖、策论诸制科不可."严复希望从政府到知识分子都要学习西方,树立新的学术观念;至于新民德,这是三件事中最难的一件,因为所谓"新"就是要用西方的文化观念来影响并改变中国固有的价值观念;直言之,就是把西方"自由"和"平等"的价值观注入到中国的传统价值体系中来.严复认为西方之富强是由于"以自由为体,以民族为用",而中国历来重君主,重三纲,西方的天赋人权论告诉我们,中国要富强,"必自皆得自由始",学习西方的"个性"观念;严复并非要求一个独立于社会"属性"之外的抽象"个体",而是要求在"属性"中凸显"个性",让"个性"成为一个制高点,主导着"属性".属性是社会性,总是同功利性和普遍性概念相联系的,"个性"则倾向于超越功用性和普遍性概念之上,而使人成为真正独立自由的个性.
严复在中国传统文化已经不合时宜的历史阶段提出全面向西方学习的思想观念,而且不是生搬硬套,而是运用鲁迅的"拿来主义",吸收和借鉴他国优秀的文化思想模式.这些开明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严译作品中.
严复如果仅仅只是硬译达尔文或者孟德斯鸠的作品,也许不能称之为启蒙者,可贵的是严复在翻译的同时加入了自己独到而富有远见的见解和注释,并且竭力让严译作品符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适合中国国情,甚至针对中国社会现状一针见血开出药方.正如鲁迅所言,严复是"做"了一本《天演论》.
阿拜在寻找变革途径时同样也把目光转向他国文化.有人说诗人和艺术家是真正具有个性的人,是真正独立自由的人.诗人或者艺术家凭借其创造性想象力,能拓展我们的视野,使我们超越日常世俗社会的有限性领域,透过现象看到具有个体特征的东西.阿拜是哈萨克民族最黑暗时刻出现的启蒙诗人,以诗人的眼光超越日常生活的有限性领域,以此抵达事物的内核和本质:
19世纪后半叶的哈萨克民族要想获得民族独立的地位和尊严,必须学习他民族先进的文化和思想体系.阿拜首先把目光投向俄罗斯先进的科技与教育.
阿拜认为"俄罗斯的科技是开启世界的一把钥匙,掌握了它,世上的事便显得容易多了",他因此号召哈萨克人学习俄语,"因为智慧、宝藏、科学、技艺,一切均在俄罗斯蕴藏.为了对他们既有所防范,又有所借鉴,应当学会他们的语言,了解他们的教育,掌握他们的科学.
……学习其他民族的语言和科技,便可以与他们竞争,获得平等的地位和尊严,不再依赖于他们."这正如当年严复对于中国命运的思考一样,学习他文化,目的是"师夷长技以自强",或者"师夷长技以制夷".阿拜痛心地发现,平时被哈萨克人讥笑的粟特人、诺盖人和俄罗斯人都发展起来了,只有哈萨克人还自欺欺人地活在祖先的荣耀里,止步不前.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其他民族都在竞相学习,不甘落后、务实苦干、奋发图强,而哈萨克人却不思进取,无所事事,"无忧无虑"地生活着.
阿拜希望民众能对自己的"无忧无虑"感到忧虑,并愿意为摆脱这种"无忧无虑"的境地行动起来.康德曾说人"处于不成熟状态是那么安逸",所谓"不成熟状态"就是一种未被启蒙的状态,也就是阿拜所言的"无忧无虑"的状态.阿拜希望哈萨克人能把目光投向俄罗斯文化,思考俄罗斯强大的原因,思考哈萨克草原为什么会被俄罗斯霸占着,思考众多哈萨克民众为什么心甘情愿给沙俄统治当傀儡.
除了学习他文化这个途径之外,阿拜把自救的希望还寄托在真主身上,这是汉民族和哈萨克民族在启蒙进程中体现出的不一样的民族文化心理模式.用阿拜的话说哈萨克族要想进步,"既要相信真主的护佑,还要依靠自己的双手".
《阿拜箴言录》中有很多片段涉及到对真主的论述.阿拜认为,哈萨克人人都应该有信仰,"所谓信仰,是对超绝万物的、独一至尊的、实在的真主的崇拜,是对真主降示使者传达人间的喜信、警告的顺服",而且信仰一定要真诚、卓越,一个没有信仰或者对真主敷衍了事的人是不会得到真主的庇护和祝福的.真主的使者穆罕默德就是自接受真主的启示开始传教起就坚信自己的信仰是唯一的真理的,而且历经各种考验和磨难之后依然坚信信仰的正确,并为之奋斗,最终完成了真主交予的使命.阿拜呼吁众人要用最诚挚的心去接近独一的至高无上的真主,因为对真主的崇拜就是对真理的崇拜,"你当明白你是真主的仆人,作为一个穆斯林,你当成为一个完全的驯服者".有学者指出,"选择宗教作为推行自己进步思想的工具甚至是依据,也是一种无奈、一种悲哀了.他对于宗教的这种矛盾与调和的态度,我们在后来的哈萨克族伟大作家,如阿合提、艾塞提等人身上都可以依稀看到,可以说直到一个世纪以后的唐加勒克才真正摆脱了宗教的影响,把辩证法思想和无神论思想运用于创作, 为哈萨克族社会的变革、为哈萨克族人民迎接历史的新曙光扫除一大思想障碍."既要学习他文化,还要对真主保持真诚而卓越的信仰和崇拜,这是阿拜在民族黑暗时刻给出的救亡图存的途径和方式.比较而言,阿拜作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在进行思想启蒙时有和汉民族相似的启蒙思考,同时还表现出哈萨克传统文化的宗教色彩.
四、结语
汉族思想家严复和哈萨克思想家阿拜出现在本民族历史进程中最黑暗的时刻,这个时刻真正觉醒的人不多,大多数人都被黑暗所迷惑,在黑暗中沉睡不起,少数早醒的先行者孤独地走在时代的前面,虽然不被众人理解,甚至遭到诽谤,但他们始终坚信光明终会到来,只是在一个不知道的时刻,正如雪莱所言"如果冬天已经来临,春天还会遥远吗"
参考文献:
[1] 阿拜.阿拜箴言录[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2] 马勇.严复学术思想评传[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