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洙(1892-1950)是韩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的巨匠。他一生创作了60余部长篇小说,30余部短篇小说和300余篇(首)诗歌、散文、杂文等其他作品,被公认为是自20世纪10年代韩国启蒙主义起,在韩国文坛“最具行动,最彷徨”的作家,“在新文学50年历史上拥有读者最多,给予感动和影响最深的作家”。
李光洙在韩国近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的作品具有可以多元考察的客观情态,表现出难以规范之复杂性。但是透过李光洙多彩的作品,我们仍可以考察出其文学思想的规律性,而对李光洙文学思想的探究,不仅对理解和研究其文学大有益处,而且对韩国近现代文学研究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一、李光洙文学思想的形成
(一)李光洙的成长经历
一个作家的人生经历给予其文学创作理念的影响是巨大的,因此,通过窥视作家的人生经历,可以捕捉到其文学创作价值取向的形成及发展轨迹。李光洙曲折的人生经历在其作品中均有所折射,也许正是他成长中经历的磨难和对理想生活的渴望,促使他塑造了一个又一个感情丰富的人物形象,成就了其丰富多样的文学创作景观。而这种成长经历也势必影响了其创作的理念和特色。可以说,李光洙的成长历程也是其文学创作思想的形成过程。
李光洙出生于平安北道定州邑的一个小农家庭。
1902年父母双亡后,他成为孤儿,后来被一个好心亲戚收留,在这里,他开始接触文学。因为亲戚家的姐姐有很多书,这些阅读经历和书写经历成为他文学道路上的奠基石,李光洙在姐姐那里接触了多种文学创作形式,拓宽了其文学发展的道路。可以说这段经历是其日后走上文学之路的发端,也对其文学创作思想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影响李光洙文学思想的另一重要事件,也可以称之为其人生中的重要转折点,即接触“东学”。“东学”是一个带有宗教色彩的民间组织,“东学”所追求的目标是对全世界的改善,甚或是对全人类的改造。“东学”极力对抗传入朝鲜的西方文化,并提出“惩办贪官污吏”、“斥倭斥洋”的口号,当时在贫苦百姓中影响极大,而苦难的经历和残酷的社会现实使得李光洙也很快接受了“东学”的影响,并加入了东学堂,开始利用文学创作发泄内心的悲愤和对现实的不满。这一时期,李光洙将主要精力集中在文学创作上,由此开始了自己的文学生涯。此时,他的作品已经表现出其独特的创作追求,其小说《血泪》、《年幼的牺牲》、《狱中豪杰》
等都体现出较为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日后,李光洙也曾回忆说,在“东学”的那段学习生活是形成其民族主义精神的重要时期。
(二)李光洙文学创作的社会背景
在任何作家的任何作品中,都有特定的社会意蕴,突出反映在生命的挣扎和个体与社会的抗衡等方面。李光洙所经历的特定历史时期,对其文学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响。可以说,正是这一特定的社会背景才使得其文学思想快速成形并得以发展。
李光洙生活的时代是日本逐步吞并朝鲜的阶段。朝鲜被日本占领期间,民众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下,民族意识逐渐觉醒,不断与日本统治者抗争。同时,“三一运动”也极大地激发了知识分子的反抗意识,他们纷纷以文学创作为武器,大量具有鲜明民族意识、争取民族自强的文学作品陆续诞生。而李光洙作为启蒙运动的激进分子,充分认识到了文学对于大众的巨大教育意义,他以文学为武器,启发民众的民族意识、民主意识、独立意识,以争取民族独立自强,创作出了一系列启蒙大众、影响深远的小说。他的小说充满爱国激情,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与启蒙主义的双重诉求。
这类小说多以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为思想武器,对封建等级观念和宗法家族意识等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倡扬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开化思想。这些小说在创作内容和艺术形式上都有别于古典小说和“新小说”,表现出近代小说的影子。可以说,这一时期是李光洙文学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阶段。
(三)李光洙文学观的思想来源
李光洙在日本留学的青年时期,是其文学思想形成的重要阶段。在此期间,李光洙曾大量地涉猎欧美文化,尤其是接受了欧美各国的历代文学作品,其文学创作思想也因此受到一些伟大作家和作品的影响和启发。这期间,对其文学创作影响较大的是达尔文的“社会进化论”、列夫·托尔斯泰的“批判主义”、拜伦的“恶魔主义”、尼采的“本能主义”等等,其中对李光洙文学观点影响最大的当属托尔斯泰。
李光洙接受托尔斯泰思想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因为他们同处在社会制度大变革的特殊历史时期。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是19世纪后半期俄国最伟大的作家,他的文学作品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托尔斯泰是多产的文学巨匠,以《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文学巨著登上了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最高峰。托尔斯泰的文学作品无情地批判了人类社会的各种不合理现象,鼓舞和激励了世界各国谋求解放及信仰人道主义的人们奋力前行。而李光洙所处的时代正是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残酷的社会现实促使时刻关心国家兴亡、努力探索救国之路的李光洙欣然接受了作为现实批判者的托尔斯泰。他从托尔斯泰那里受到的最主要影响是批判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情怀。李光洙接受的批判现实主义主要体现在对封建制度的讨伐上,他在文学创作中严厉地批判了封建伦理道德、封建社会无法逾越的的父母权力,以及封建社会的陈规陋习等社会现象,他呼吁年轻人不要成为封建社会的牺牲品,倡扬个性解放和自强自立的精神。
李光洙的这种批判现实主义精神体现在其长篇小说《无情》、《开拓者》等很多作品中。正如金东仁在《朝鲜近代小说考》中所说:“李光洙的文学是叛逆的文学,而李光洙则是勇敢的堂吉诃德。”李光洙对托尔斯泰思想接受的另一方面是“人道主义”温情。李光洙曾说:“我们崇拜托尔斯泰也许是因为他的才能,但更是因为他那一以贯之的思想,托尔斯泰的每一部作品都具有一种不变的思想,他的人道主义无处不在。”
李光洙从民族主义角度接受了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思想。在长篇小说《土》中,主人公许崇试图找到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他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民族振兴,并旗帜鲜明地主张“同胞间不抵抗、非暴力和爱”,这充分表现出了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对李光洙文学创作思想的积极影响。
二、李光洙文学思想的内涵
(一)恒常的文学观
所谓恒常,是指事物的稳定性与不变性,它不随客观条件或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而是始终保持一定的常量。文学是用语言文字反映人类生产生活及创作者思想和感受的艺术形式。文学来源于社会生活,同时也是反映社会生活的审美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化,文学在形式、内容以及表现手法等方面经历了纷繁复杂的变化,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或是功利性,这是文学发展、进步,以及走向成熟的历史展现。但无论文学怎样发展、演变和成熟,它在本质上仍然是反映人们的日常生活,文学不能脱离日常生活。这就是所谓文学的恒常性。
李光洙认为文学是恒常的,在其文学思想中,可以说恒常观是其对文学指向性的认识。李光洙的恒常文学观在《朝鲜文坛》第二期的“卷首语”(1924)、《中庸与彻底》(1926)与《念梁柱东氏的彻底与中庸》(1926)等论文中阐释得比较明确。李光洙说任何事物都有常和变,因此,文学也有常和变。他认为革命的文学是一时的,但革命结束以后绵延不息的依然是日常生活。恒常的文学与时代、社会的变化没有太多关涉,追求的是人生的本质。
由此,可以看出李光洙恒常的文学观念,他认为文学从宏观上来看是具有稳定性和不变性的,文学的本质和内涵始终都是反映人类最基本的生产生活。当然,李光洙并不否认文学在历史特定阶段的特定作用,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文学也会成为创作者表达思想、改造社会的功利性手段,如在革命时期,文学可以是革命的文学,是文学创作者拯救民族、促进时代进步的工具。但文学的这种功利性作用是一时的。革命是短暂的,而人们稳定的日常生活是持久的,或许文学在特定的革命时期会呈现出多样丰富的表象,但最终它还是要回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来。因此从整个历史长河的宏观角度上看文学是恒常的。
李光洙的文学恒常观体现出他对文学的本质性认识,诠释了文学的基本内涵和功用。同时,李光洙认为的稳定生活中文学的恒常性和革命时期文学功利的短暂性似乎是其对和平年代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幻想。李光洙生活的年代是日本统治朝鲜的动荡时期,悲惨的人生经历和复杂的社会环境使李光洙对现实生活极为不满,他憧憬着和平年代的稳定生活。因此,他否认文学功利的持久性,认为文学是美好的、是终究要在稳定社会中反映人们生产生活的、极具美感和娱乐作用的艺术形式。他期待文学能在和平时期恢复其最原始的、最基本的功能和作用,呈现出其最本质性的状态。然而现实却是残酷的,李光洙生活的动荡时期注定了他的文学无法保持文学本质的常态。他渴望文学的恒常功能,但又不得不运用文学的政治功利性去拯救民族,改造社会。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拿起小说之笔,是为了借此启蒙和警醒朝鲜人。而其功利性的文学伴随着他整个创作生涯,其文学作品处处镌刻着其为了民族,为了国家的功利性印记。
(二)功利主义文学观
文学是以语言为媒介表现作家思想的艺术形式,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为满足社会的一定需要而出现且存在的。随着文学历史的发展,人们对文学的功能越来越关注且对其逐渐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文学具有多样的功能,其中,审美娱乐是早期文艺理论者最为看重的文学功能,也是文学最为直接、最为基本的功能。这一功能体现在文学的强大艺术感染力上,作家通过对艺术形象的塑造和对艺术情节的描写来表现其丰富的情感和内在的精神境界,从而使读者获得赏心悦目的美感体验。但随着人们对文学认识的不断发展和深化,文学的功利性问题越来越成为文艺理论家争议的核心。从艺术的起源看,文学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它不能完全脱离社会生活而孤立存在,它总要在社会生活中产生一定的效应。它是创作者对社会种种现象的探讨、歌颂或批判,是创作者精神和思想的诗意传达,从这一角度来看,文学艺术是有功利性的。如果说娱乐性是文学最直接最基本的功能,那么文学的功利性就是文学间接的、深层的功能。
综观李光洙的文学作品,不难窥见李光洙的这种功利主义文学观。李光洙的文学作品将文学的审美娱乐功能和功利主义功能完美地融为一体,作品中独特而富有魅力的人物形象,丰富而极具吸引力的故事情节,以及流畅细腻的语言表达,既让读者感受到美和愉悦,同时也传递了作家积极的救国救民的功利信息。他将文学创作的目的归纳为现实中的某种利益,积极传达着各种进步思想、优秀意识。研读李光洙的作品,很容易发现他的这种功利主义文学观。有研究者认为,“李光洙的文学观是以新文化建设理念为基础消除干扰个人或民族的不利因素,鼓吹无害的思想的功利主义文学论”。
李光洙的功利主义文学观,集中体现在20世纪20-30年代的《文士与修养》(1918)、《艺术与人生》(1922)和《我的作家态度》(1931)等文章里。例如,在《文士与修养》中他曾写道:“也就是说为了方便说明在政治下不能自由表达对同胞同情之心的一部分,拿起了小说之笔……我写小说的第一目标是让朝鲜人读完这个得到利益”。
在《我的作家态度》中亦写道:“我写小说的最终动机,就如我当新闻记者、教师和一切所作所为的最终动机一样,是尽为‘朝鲜和朝鲜民族服务’的义务。”由此可以看出,李光洙主张以文学为工具来实现新理想,将文学创作的目的归纳为得到某种利益的功利主义文学观。剖析李光洙的功利主义文学观,其功利性诉求归根结底是为了实现民族主义理想。李光洙从事文学创作活动,其意在拯救国家,唤醒民族。他把民族主义解释为摆脱儒教的理想世界观,以现实的理性事实为基础,造就国人的新价值观。品读李光洙的文学作品,他的这种致力于民族主义的功利主义文学观非常鲜明,长篇小说《无情》批判了封建社会的陈规陋习,呼吁民族意识的觉醒与个性的解放,透射出鲜明的时代气息,成为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小说。这说明《无情》也是李光洙实现文学功利性的手段,意在宣传新文明,呼唤民族觉醒。《无情》发表后,在当时的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形成了一股前所未有的阅读热潮,这也足以证明李光洙通过《无情》取得了功利性的成功。
李光洙以其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感,创作了诸多启蒙大众、振兴民族的文学作品,使启蒙主义文学在当时成为社会新风尚。实现了文学创作的政治功利性。而事实上,李光洙的功利主义文学观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究其渊源,其功利主义文学观的形成与其人生经历及所处的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可以说,李光洙文学创作中的功利主义思想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历史的必然。
(三)启蒙主义文学观
作为韩国现代文学的先驱作家,李光洙被认为是启蒙主义作家的代表,他以文学为媒介,力图实现对民众的启蒙。在他看来,启蒙的任务是当务之急,启蒙大众是其文学创作的重要价值取向。具体来说,他的启蒙思想可以概括为民族启蒙、个性启蒙、爱情启蒙等多方面。
李光洙以文学实现的启蒙首先是民族启蒙。李光洙的民族启蒙主义思想在《无情》中有鲜明的体现。《无情》刻画了一些诸如李亨植、金秉旭等优秀的“先知先觉式”的人物形象,他们扮演着民族启蒙宣传者的角色,是现代文明教育的化身,不断地感染和影响着小说中的每个人,如在《无情》的结尾处,四人在留学途中被洪水困在三郎镇,他们决议召开现场音乐会为灾民募捐,毅然担当起民族救亡的历史使命,看到尚未觉醒的灾民,几个年轻人呼吁:“要给他们以力量!要给他们以文明!……要教他们!引导他们!……用教育,用实践。”由此可以看出这些启蒙者内心先知先觉的“骄傲的快乐”与“悲哀和寂寞”相交错的矛盾,以及他们呼吁民族觉醒的迫切,从另一角度看,这也正是李光洙对民族进步、民族觉醒的深切期望。
其次是个性启蒙和爱情启蒙。李光洙批判父母特权和封建社会的陈规陋习,主张个性解放和恋爱自由,呼吁年轻人摆脱封建束缚和家长制,努力成为自强不息的独立个体。李光洙在《无情》中刻画的极为优秀的人物形象,他们是个性启蒙和爱情启蒙的化身,无时无刻不在激昂地演讲或宣传。例如,新女性的典型金秉旭在遇到深受旧制度迫害正欲自杀的朴英采时说道:“英采小姐也是因为成了这种旧式礼教的奴隶,所以到现在一直饱受痛苦。赶快打破樊笼,从梦里醒来,获得自由,做一个为自己活着的人!”由此可以看出作家对个性解放以及爱情自由的启蒙意识,可以说小说中的进步人物是李光洙自己的投影,李光洙通过这些人物来传达启蒙意识,唤起民众。李光洙的另一部作品《土地》,深刻地指出贞洁观的弊害,在这里,他并没有直接批判儒教文化,而是通过描述主人公贞善的内心活动,深刻地揭示了旧社会女性深受压迫、成为时代牺牲品的残酷现实,以主人公贞善矛盾自责的心理活动实现了呼吁个性解放和爱情自由的启蒙目的。在《女子的一生》中,李光洙塑造了一系列深受旧社会迫害的悲惨的女性形象:妓女出身、受尽苦难的金凤;历尽艰难最终跳井自杀的金凤母亲;接连失去亲人,最后选择信教的房东太太等。李光洙笔下人物形象的苦难命运归根结底是因为旧社会的压迫、歧视和束缚。
李光洙的这些作品极力抨击了旧观念、旧思想,其意图在于启蒙大众,带有鲜明的启蒙主义色彩。
(四)“情”的文学观
“情”的问题是李光洙早期文学论的重点。在《文学是什么》、《今日我韩青年和情育》、《文学的价值》等文中,可以看出李光洙的“情”的文学观。在《文学是什么》中,李光洙特别强调了“情”的意义和地位。他认为文学是一种表达人间思想和感情的特定形式,文学的内容应该是人的思想和感情。在《今日我韩青年和情育》里,李光洙着重强调知、德、情三者之间的关系:“人是情的动物,有情的地方没有权威、道德、健康、名誉、羞耻、死生,掌握了人类至高的权利”。
在李光洙的作品中,呼吁“情”的小说不占少数,而这些作品的特色是“情”与“理”的冲突。对于李光洙作品“情理冲突”特色的理解,正是考察李光洙“情”的文学观的极好切入点。李光洙认为人的解放首先是“情”的解放,他在作品中不断呼吁解放人的“情”,他坚定地把情与理对立起来,向社会提出正面的挑战,表现了以情抗理的启蒙思想。在《无情》中,这种情与理的冲突在几个年轻人中描写得极其细腻而丰富。小说中英采与友善(情)、亨植(理)的情感纠葛,秉国与英采(情)、妻子(理)的情感纠葛,都体现了几个年轻人内心的情与理的冲突。就如小说中的英采,她并不是真正爱亨植,而是因为幼时父亲的意愿,即所谓的“理”而追随亨植,而她对自己真正喜欢的友善的“情”却始终被压抑着,从未流露过。还有小说中的秉国,因为父母的包办,娶了大自己五岁、毫无感情而言的妻子,当英采暂住自家时,他心中产生了微妙的情感波澜,但是因为道德和封建思想的束缚,他又不得不压制自己内心的“情”,而屈服于所谓的“理”。小说《有情》中,讲述了一对彼此产生爱恋之情的养父女之间的故事。在小说中,养父崔皙与少女南贞妊相互产生了感情,而世俗对这种感情的不认可令二人不敢面对自身感情,而不断在痛苦与矛盾中挣扎,特别是男主人公崔皙在“情”与“理”之间徘徊、矛盾,在自身痛苦和外界诽谤中煎熬,最后选择逃避,孤独地客死他乡。小说《爱》描写的是男主人公安宾和为他奉献的三个女人之间的感情纠葛。在小说中,已有妻室的中年男子安宾和少女石荀玉相互爱慕,但是二人却不敢表白自己的真实情感。在李光洙的爱情小说中,主人公不断“以情抗理”,最终又不得不屈服于“理”,也正是这种“情”与“理”之间的冲突构筑了生动且丰富的艺术世界,展现了李光洙独特的文学特色。
三、李光洙文学思想的影响
李光洙的创作生涯长达40余年,他一生创作了300多部文学作品,其充满传奇的人生经历和独特的时代背景为其文学创作增添了独特的文学色彩,从而形成了“李光洙式”的独特的文学观。而他的文学思想对当时社会乃至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李光洙认为文学是具有稳定性和不变性的“恒常的文学观”受到了诸多创作者的认同。文学的恒常性阐明了文学的内涵和本质,使文学创作者对文学创作有了指向上的认识,从而为许多创作者的创作指引了方向。
李光洙顺应时代的发展,在创作中敢于实现文体及表达方式等方面的突破,用新的文学手段体现其不同的文学思想,他认为创作者文学思想的表达离不开通俗易懂的文体,主张利用通俗易懂的文体实现对创作者精神的传达,即利用大众化文体实现和促进文学的功利性。因此,他在《无情》中努力尝试使用纯韩文体,并将传统小说和新小说的叙事方式相融合来展开情节,从而更易于宣传新文明、新思想,这种新的文体和叙事方式在当时掀起了纯韩文体的创作潮流。李光洙文学在当时具有很强的影响力,1937年3月号《朝光》做了“最近读的朝鲜文学作品中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什么?”,“最近读过谁的作品?”,“如果要给文学奖应该给谁?”等的问卷调查,其中提到最多的就是李光洙及其作品。
李光洙在创作中对新文体的尝试是一场文学的革命,是新文学的雏形和基础。从另一方面看,李光洙对文体的改革以及以大众读者为对象的文学创作使他的文学功利性的实现变得更为可能。他的这一文学思想无形中影响了一大批文学创作者,他们开始尝试接受李光洙的文学功利性思想,纷纷通过文学作品表达内在的精神世界,传达各自的功利性思想。
“启蒙主义文学观”是李光洙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学思想,他在创作中实现了作家思想与文学艺术的完美融合,其文学创作投射出鲜明的时代气息,在社会转型的浪潮中,以富有美感的文学作品及独特的文学思想,向社会传递着启蒙主义及新文化教育,以其富有个性的情感世界推进了韩国文学的现代化发展。正如车相辕所说:“李光洙是国语体文章的最初开拓者,现代诗、现代小说的最初作家,同时是现代思想的革命家。”
李光洙作为最执着地探索自己时代文学的作家,也是毫无保留地反映自己时代的作家。他将文学的启蒙作用发挥到极致,其作品中对民族主义的启蒙、个性的启蒙等极大地影响了当时大批文人的创作理念,他们深刻认识到文学的启蒙作用,不断地拓展文学的宣传和教化作用,在很多作家的作品中都不难发现“李光洙式”启蒙主义的印记。
李光洙的一生是创作的一生,他的文学作品在当时影响极大,掀起了全国性的文学浪潮,其人其作成为读者追崇的对象。但他的创作之路是充满波折和备受争议的,这是因为,他后期的人生经历给予其文学创作以一定的消极影响。40岁以后,李光洙政治立场由反日转变为亲日。
1939年,李光洙出任亲日“朝鲜文人协会”的会长,并取了一个日本名字香山光郎。他在倡导民族主义的同时表现出较为积极的亲日态度,这种亲日倾向以及后来沉迷基督教和佛教的经历,不可避免地给予其文学以消极影响,这一时期的创作体现出民族主义与亲日倾向、基督教与佛教、有情与无情的双重性,暴露出其内心的痛苦矛盾和渴望救赎的情感挣扎。例如,这一时期的长篇小说《有情》,极具悲情地描写了养父与养女之间的感情纠葛,小说中贯穿着道德与逃避、罪恶与救赎的宗教思想,充满悲剧性的结局更像是李光洙灵魂深处痛苦与矛盾的情感流露。虽然李光洙曾经辩解其亲日活动为的都是民族,但依然无法扭转其人其作受到排斥的命运。在此后相当长的时期里,李光洙文学一度受到文学评论界的批判。但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文学的发展,文学界逐渐开始尝试以辩证思维去评价文学。如今再看李光洙,依然无法否认其在韩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以及他为韩国文学的发展做出的极大贡献。他堪称韩国近现代文坛的巨匠,而其丰富的文学作品可以说是韩国近现代文学的瑰宝,是我们窥探时代特性的极好载体。近年来,对李光洙文学的研究逐渐受到韩国学者的重视,日本也开始从李光洙的亲日倾向及其作品的亲日思想等方面展开对李光洙文学的研究。李光洙文学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他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生以及由此形成的独特的文学思想势必引起诸多文人及学者的广泛关注。
目前,李光洙研究已经受到欧美国家东亚文学研究者的普遍重视,李光洙在东亚乃至世界文学史的地位有逐渐上升的趋势。
2003年9月,韩国文学村出版社出版了延世大学教授金哲先生修订的《无情》校正本,更是对李光洙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透析李光洙的文学思想,对促进李光洙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也希望此类文学研究能吸引更多有识之士的注意,推动韩国文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赵恒瑾.韩国现代文学先驱———李光洙[J].怀化师专学报,1997,(1):65-69.
[2]金明淑.李光洙和川端康成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比较[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133-139.
[3]刘广铭.试论托尔斯泰对李光洙文学创作的影响[J].东疆学刊,1999,(4):49-53.
[4]刘广铭.影响与接受:朝鲜作家李光洙思想探源[J].东疆学刊,2001,(1):45-48.
[5]金芳实.李光洙文学的特色[J].国外社会科学,2003,(5):119,119.
[6][韩]李明信.鲁迅与李光洙文学观比较[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0.
[7][韩]孙麟淑.东亚文学的近代化研究———以鲁迅、李光洙、夏目漱石小说为中心[D].辽宁:辽宁师范大学,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