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徐卓呆是 20 世纪初中国文坛着名的滑稽文学作家，其滑稽小说具有独特的哲理意蕴，主要表现在：人的意识的萌发、对人的精神困境揭示以及对人的“存在”意义的探讨三个方面。徐卓呆小说的哲理意蕴是通过幽默滑稽的审美形式呈现，因而形成了既不同于新文学作家又不同于其他通俗作家的显着特色。其小说创作对“第一次人的发现”和当下的通俗文学创作都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徐卓呆；滑稽 ；哲理意蕴 ；人的发现
The Analysis of the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s in Xu Zhuodai's Novels
Abstract：Xu Zhuodai is a famous Chinese writer of comic literature in early 20th century.His comic novels have some unique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s, and mainly display in thefollowing three aspects: the germination of human consciousness, the revelation of humanspiritual plight as well as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meaning of human “existence”. The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s of his novels are presented through comical and humorous aestheticform. Thus it makes him different from the new literature writers and other popular writers withhis remarkable features. His novels' creation has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significance for both“the first human discovery” and the present popular literature creation.
Key words: Xu Zhuodai ; comic ;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s ; human discovery
目 录
一、引言
二、徐卓呆小说哲理意蕴的具体内涵
（一）人的意识的萌发
（二）对人的精神困境的揭示
（三）对人“存在”意义的探讨
三、徐卓呆小说哲理意蕴的滑稽呈现
（一）小说界的卓别林
（二）滑稽的审美特质
（二）滑稽背后的严肃
四、徐卓呆小说哲理意蕴的价值评骘
（一）对“第一次人的发现”的意义
（二）对当下通俗文学创作的启示
五、结语
参考文献
一、引言
文学即人学，所谓哲理意蕴是指对“人”深层次的思考与表现。徐卓呆（1880—1961）早年曾留学日本学习体育，归国后创办中国最早的体操学校。后转向新剧，开我国新剧之先河，同时徐卓呆还翻译过一些欧美小说，后来主要致力于小说创作，其中以滑稽小说为主。凭借着留学生的开阔视野、戏剧创作的技巧积累以及外国小说的启发，徐卓呆终成一代滑稽文学名家。早在1923 年鸳鸯蝴蝶派作家严芙孙就指出：“他（笔者注：徐卓呆）的小说，往往在滑稽中含着一些真理，这是他一种特质。”次年，民国着名编辑人赵苕狂在《徐卓呆传》中用“隽永有味，弥含哲理，实能脱尽寻常滑稽小说窠臼而自成家数者”来评价徐卓呆小说的审美特质。可以说，徐卓呆小说的滑稽幽默，并非停留在表面的嬉笑怒骂，插科打诨，而是以“现代”的视野去观照作为个体的“人”，这不同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作为群体的“民”，因此是具有现代性质的哲理性。这也是他区别于其他的鸳鸯蝴蝶派作家的一大特色。然而非常遗憾的是，徐卓呆小说的哲理性审美特质及其价值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虽然在其后的文学史研究中有所涉及，如范伯群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范培松主编的《插图本苏州文学通史》都将徐卓呆列为专门章节，对徐卓呆创作有较为全面的梳理，“哲理性”也受到一定关注，但也只是列举徐卓呆若干作品泛泛而语，并未深入探讨。这在不同程度地遮蔽了徐卓呆小说的现代性价值和文学史地位，不能不说是徐卓呆小说研究的一大缺憾。故本论文试图深入挖掘徐卓呆小说的哲理意蕴，探索其滑稽的审美形式，彰显其深刻的审美价值和独特的文学史意义，以期丰富、推进当下徐卓呆的小说研究。
二、徐卓呆小说哲理意蕴的具体内涵
徐卓呆创作小说有一定的理论自觉，他认为滑稽小说“最好是情节很滑稽，又极自然，其中还含着一点深意”。“情节很滑稽，又极自然”是其小说的审美特征，“含着一点深意”，即小说的哲理意蕴，这是徐卓呆滑稽小说创作的出发点，也是其小说至今仍有价值的重要因素。其小说的哲理意蕴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人的意识的萌发
莎士比亚曾说：“人是万物之灵长”。然而人类漫长的历史中，“人”却长期被遗忘。
在欧洲中世纪，“人”的光辉都是被神的至高权威所遮蔽，个人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上帝。直至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在与教会的神权斗争中，“人”才真正被发现，这是人类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大进步。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个体”同样是处于被忽视，被压抑的状态，形成了“‘社会’对‘个体’的极权主义的笼罩”的文化氛围。而在晚清这一新旧嬗变时期，徐卓呆小说的可贵之处，恰恰体现在对“人”的主体地位的凸显上，这也正是其小说的哲理性鲜明表现。具体而言，徐卓呆小说中“人”的意识的萌发主要体现在其对“人”的存在的关注，它指向两个维度——个体的“人”和下层的“人”，这两个维度代表不同的内涵而在文本中又是高度融合。这种关注，迥异于中国传统小说中“才子佳人”的俗套模式，是注入新思想的有现代意义的表达。这一方面的代表作有《卖药童》（1911 年）、《婚姻问题》（1924 年）等。
《卖药童》是徐卓呆早期创作的名篇，受到学界较多的关注，如范伯群就谈到：“在民国初年前后，即 1911 年 2 月《小说月报》第2年第l期上的《卖药童》和1913年2月《小说月报》第 3 卷第 1l 期上的《微笑》等篇什，如果说是民初的最优秀的短篇小说，也是可以当之无愧的。”《卖药童》讲一个贫苦孩子阿祥为了挣钱给母亲治病，冒险去当地名刹慈照寺卖未贴印花税的刀疮药被警察抓到。抓到后警察竟逼他把17 包谎称为“糖”的刀疮药全部吞下去，而周围的人却是“袖手旁观，任他死活”。之后警察又把他抓到警察局关了一晚，等到次日放出来赶到家中，母亲已经因为担忧害怕加重病情去世了。小说的结局是阿祥一把火烧了虚伪冷酷的慈照寺，自己也一同殒命。警察长的残酷，旁观者的冷漠，阿祥的倔劲形成了三个维度的对照。作者通过《卖药童》传达出深刻的思考，即：人性的缺失，具有一定的启蒙意识。
徐卓呆的《婚姻问题》曾入选张碧梧主编的《中国现代名家情爱争议小说》系列丛书，它通过一个较为戏剧性的故事表达了对妇女命运的关注与思考。小说讲桐姑被父亲安排嫁给一个素未谋面的男子，桐姑内心不愿意，但又不敢反抗父亲的威严。于是桐姑和兄长莫戚甫（“我”的同乡好友）来上海请“我”去说服莫父取消婚约。但是在“我”说服莫父后过了段时间回家乡却听说桐姑要结婚了，而男方竟还是原先的那个人。戚甫告诉我事情的缘由：原来婚事取消后，那名男子恰巧要到“我”的家乡办事，而桐姑出于好奇想见见这个男子，谁知二人一见竟情投意合，当即订下了婚事。在《婚姻问题》中作者借助婚姻男方之口说出了他的见解：“婚姻的事，全靠媒人从中说合的，到底容易误解，万万用不得。倒不如这么二人对着火炉，互相谈到明白对手的气质后，容易进行啊”，进而明确：这样的婚姻才是“爱情的结婚”、“合意的结婚”。妇女在中国封建社会很大程度上是居于男子的从属地位，没有主体性可言。因此《婚姻问题》中桐姑起初的逆来顺受接受父亲的荒谬命令到最后主动提出去见一见男方并与之订婚的性格变化所凸显的女性的主体意识觉醒的过程，无疑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
另外，“平等”问题同样出现在徐卓呆小说的创作视野中。《浴堂里的哲学家》（1922年）通过一个爱泡浴堂的“哲学家”试图打破身份差异，实行一律平等的大汤洗浴的失败，得出“原来爱平等的，只有一班下等人”的结论，进而讽刺了中国文化中“只重衣衫不重人”的精神内核。卢梭的《民约论》在晚清全译出版，其提出的“天赋人权”思想是当时流行的两大核心文化观念之一（另一个是进化论），这无疑是徐卓呆“平等”思想的来源，它同样凸显了个体的权利与价值，具有积极意义。
（二）对人的精神困境的揭示
在现代文学中对精神困境的关注多为表现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如鲁迅《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以及钱钟书《围城》中方鸿渐等，都是关注知识分子群体。而徐卓呆小说的特别之处在于揭示了普通大众（包括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通过日常生活表现他们灵魂的孤寂、精神的郁结。他们的痛苦、落寞不是知识分子那种先行者、觉醒者的孤寂与凄凉，而是个体脆弱性的本性使然。这方面的代表作有《二老人》（1921年）、《往哪里逃》（1932 年）等。
蒋勋曾言：“美学的本质是孤独。”《二老人》揭示的正是现代人普遍面临的精神困境——孤独感。小说讲一个富人生活富裕却总是不开心，因为想各种事情以致经常失眠，直到凌晨才能入睡。而这时一个卖糖老人每天清晨的叫卖声却总是影响他的休息。为了能好好休息，富人给了卖糖老人 100 元让他这一周不要卖糖了，在家里歇着。而一周后卖糖老人继续自己的营生，经过富人家却听说富人已经死了。小说形象地刻画出物质文明下人的精神层面那种近乎绝望的孤独感。原来卖糖老人的叫卖声虽然影响了富人的休息，但是它每天的准时出现却也像一位朋友来访一般给了富人孤独的内心一丝安慰。一旦没有了它，富人虽然能睡好，但却是更加的孤独，在这种孤独感的吞噬下，富人很快地死去。徐卓呆长期生活在近代亚洲大都市上海，敏锐地注意到城市化进程中人的精神失落，引人深思。正如有位学者所言：“徐卓呆对生活中本来存在的戏剧性纠葛与冲突，及包含在这种纠葛与冲突中的荒谬性，却有旁人所没有的敏感。”
《往哪里逃》是徐卓呆的着名的“国难小说”，30 年代发表后即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往哪里逃》和他的姊妹篇《食指短》，实在是一二八背景下很有意义的写实小说。我们似乎不应当因着它署名‘卓呆’而不拉上新文坛。”小说讲述的正是战争状态下一个普通人“往哪里逃？”的问题，它形象地表现出在战争这类重大事件中个体的脆弱性。故事的背景是 1932 年的淞沪战争，战争开始后熊先生带领妻儿开始逃难，他们的逃难路线依次是：上海郊区—租界—苏州—嘉兴—杭州—上海，无论逃到哪里，都有种种阻碍，最后又回到了上海。这时战争仍在继续，战火纷飞，“往哪里逃？往哪里逃？熊先生想到天明也没想出个地方来”。这篇小说揭示了战争带给普通人的苦闷与彷徨，从上海郊区到租界，从租界到嘉兴，从嘉兴到杭州，再从杭州回到上海，这样的居无定所，颠沛流离，带来的影响不仅仅是物质生活层面的困顿，更是因无处可逃而造成的内心深处的困扰，精神的游荡，从而使个体的脆弱性显露无遗。《往哪里逃》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叶绍钧的名篇《潘先生在难中》（1925 年），“潘先生”的形象中在现代文学中基本是以批判为主，茅盾的“临虚惊而失色，暂苟安而又喜”评价影响深远，然而新时期以来，学界对“潘先生”这一曾被认为是“灰色人物”的形象逐渐多了些理解与同情的声音。这和不同的时代背景有很大关系：20 世纪前半叶是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时期，启蒙与救亡是时代主题，人们对知识分子寄予厚望，而“潘先生”这一形象显然是让人失望了，因此批判也就不难理解。而新时期以来，进入和平时代，价值观念趋于多元化，个体的生命与价值、个人现实的幸福逐渐得到更多的尊重，这时“潘先生”开始更多地被当做普通大众来理解与同情。《往哪里逃》在《潘先生在难中》的基础上了继续深化对个体的关注与理解，丰富了小市民形象的内涵。
（三）对人“存在”意义的探讨
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发出了“生存还是毁灭”的诘问，鲁迅先生也曾说：“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对人的存在意义的探讨是新时期文学的重要主题，徐卓呆的较着名的中篇小说《李阿毛外传》（1942 年）和《甚为佳妙》（1929 年）即是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上世纪40 年代，随着日军侵华步伐的推进，上海已和广大内地完全隔离成为“孤岛”。这一时期上海大红大紫的作家当属张爱玲，在她笔下，上层社会纸醉金迷，耽于安乐的丑态被淋漓尽致地刻画出。而对于下层百姓而言，能够填报肚子、苟延残喘地活着就是最大的愿望，《李阿毛外传》所关注的正是这一问题。这部中篇小说由 12 个小故事组成，主人公李阿毛贯穿其中，将故事连为整体，本文以其中《日语学校》和《征求终身伴侣》两个故事为例。《日语学校》中，李阿毛创办了一所日语学校，第一个月的学费是大米。李阿毛先向一个日本人请教了“米”的写法和读音，然后就现学现卖地教了学生一个月的“米”。
第二个月学费是豆油，方法和第一月一样。第三个月的学费是煤球，李阿毛去向日本人请教“煤球”的写法，可是日本人也不会，于是李阿毛就摘掉了日语学校的招牌，换上一张纸条：“本宅征求煤球，愿以白米或豆油交换。”《征求终身伴侣》中，李阿毛把大米和豆油吃完了，于是又想到去报纸上刊登富孀征婚广告，让邻居阿杨嫂假扮富孀和那些络绎不绝的应征者见面，并让每位应征者以搞慈善的名义捐款 10 元，就这样赚取“善款”后和那些见过面的应征者再也没有了下文。这两个故事表面上看粗劣不堪，且李阿毛的手段和诈骗几无差别。但“在李阿毛种种的生存诡计和手段后面，隐藏的是生活的艰难和无望。”
正如李泽厚所言，“生存，即存在本身就具有价值、具有意义”，而《李阿毛外传》通过对下层人民生计的关注揭示的正是这一哲理。
《甚为佳妙》则生动形象地刻画了王鹿希这一“新名士”的形象，他也是徐卓呆笔下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形象的代表之一。这篇小说发表于 1929 年，曾被《红玫瑰》编者赵苕狂视为那一时期作者所写的“唯一的杰作”。小说中王鹿希是一位研究后期印象派的艺术家，经朋友介绍来到了某杂志社做美术编辑，负责绘制一幅物产地图，他接手时夸口说一个星期就能完成，但是最后拖了一年也没有完成，并且这样一位不负责任、吊儿郎当的人物，竟不知用了何种鬼魅伎俩取代了编辑部主任的位置。茅盾曾谈到：“中国名士最坏的习气是，狂放脱略，”“他们把国家兴亡大事等之于春花秋月；他们无论办什么事，总是一笔糊涂账。”“西洋的浪漫派颓废派的文学家的思想和行事，原与中国名士派根本不相同，不知道为什么西洋文学上的颓废主义，一到中国，就被中国名士派的余孽认了同宗；中国的名士思想于是就穿上了外来主义的洋装，在先天的洋迷的现代中国青年思想界活动起来了。”小说讽刺的正是这种 “假新名士”的形象。王鹿希的无所事事而又自以为才堪大用、放浪乖张的一面与十九世纪俄国作家笔下的“多余的人”的形象很接近，但有所不同的是，普希金、莱蒙托夫等作家笔下的“多余的人”，都有蔑视和否定社会，厌倦贵族生活的无聊空虚，却又无力改变现状和摆脱寄生生活，以至于悲观厌世的一面。然而王鹿希对自己无聊的生活却心安理得，小说标题“甚为佳妙”正是他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
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丑是滑稽的根源和本质”，但丑并不一定就是滑稽的，“只有当丑力求自炫为美的时候，那个时候丑才变成了滑稽”，王鹿希的滑稽性正在于他的“以丑为美”。他与多余的人的相通之处正在于他们的寄生性，缺失主体性的价值，徐卓呆借助王鹿希这一典型形象将人的存在意义的追寻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化。钱钟书在《围城》中塑造了“假洋博士”（方鸿渐、韩学愈等），而徐卓呆运用滑稽讽刺的风格在《甚为佳妙》里描绘了“假新名士”的人物形象，给中国现代文学的人物画廊中增添了异彩。
有学者认为“徐卓呆作品的整体格调，高出于其他滑稽小说”，甚至“有的作品接近新文学”，这是当代学者对徐卓呆小说艺术价值的重要肯定。徐卓呆在开始创作小说前曾翻译过较多的欧美小说，其中就有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的戏剧《热泪》，由此可见存在主义哲学对徐卓呆有着直接的影响。存在主义哲学是 20 世纪重要的哲学流派，其以人为中心，尊重人的个性与自由的哲学理念也深深影响了文学的创作。在徐卓呆的小说中，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关注、对人的精神困境的揭示、对人的存在意义的探讨，无不体现着这一哲学理念。因而可以说，徐卓呆小说是具有丰富的哲理意蕴的。
三、徐卓呆小说哲理意蕴的滑稽呈现
自从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及其后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小说逐渐从中国传统文学中的末流小道演变为文学的中心，这一本是供人们茶余饭后消遣的文学形式从此肩负起启蒙、救亡等时代重任，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小说的艺术品味。但也正因此，小说不自觉地负担了太多了“外部”的因素，而其“内部”本身的审美特性遭到了一定程度的遮蔽。张爱玲曾说过：“小说应该是一个故事。”这一界定基本还原了属于小说本身的审美特性，即“故事性”。新文学作家通常将通俗小说的故事性视为旧小说的恶俗趣味并进行了长期的批判，然而文学史的双翼恰恰是需要新文学和通俗文学并存的，二者之间有很强的互补性。新文学小说突出的特征是小说的非故事性，这往往容易导致小说思想大于内容的弊端，而通俗小说故事性的审美特征恰恰可以弥补这一缺陷。
徐卓呆有着留学生的修养，很多文学观念和新文学作家较一致，例如他曾提出：“小说是描写人生片段为主，所以既不必有始有终，又无须装头弄脚，能够写实，当然最好，最容易达到目的，不消说自然是短篇小说”，这和胡适、茅盾等对短篇小说的看法就很一致。他本可以成为新文学阵营中的一员，但是在早期活动经历及其本身幽默本性的影响下他选择了通俗文学的表达方式，而其小说哲理意蕴的特点也正在于他使用滑稽幽默的通俗的表达方式，这是既不同于新文学作家又不同于其他鸳鸯蝴蝶派作家的显着特色。下面从三个方面探讨徐卓呆小说哲理意蕴的通俗化表现。
（一）小说界的卓别林
徐卓呆是一代滑稽名家，被誉为“小说界的卓别林”。他擅长写滑稽小说，主要得益于他的幽默本性及其早期的活动经历。
徐卓呆为人诙谐风趣，日常生活的言行举止常常都包含着诸多笑料。他曾一度住在上海闸北，笔名用“闸北徐公”，不让当年的“城北徐公”；他生肖属羊，便自称“羊老伶工”，借小说《杨家将》中的杨老令公之意；一般文人的书斋名，往往用古雅的文字，而他故意弃雅归俗，取名“破夜壶室”。凡此种种，都足以证明，徐卓呆日常生活中充满着“俗趣”。
这种生活中的滑稽为其小说艺术的滑稽提供了最直接、最鲜活的艺术滋养，呈现出由内而外自然流露的滑稽趣味，这种生活之滑稽和艺术之滑稽的交融合一正是徐卓呆滑稽小说具有独特滑稽趣味的魅力所在。
另外，早期的活动经历也是徐卓呆小说滑稽风格形成的重要来源，主要包括翻译滑稽戏剧、出演滑稽戏剧演员及拍摄滑稽电影等经历。徐卓呆早年留学日本，归国后翻译过较多欧美小说、戏剧，其中有很多是滑稽戏剧，他翻译的第一篇滑稽戏剧是 1909 年发表于《小说月报》的迈伊林的《遗嘱》，这些欧美滑稽戏的翻译使他成为“中国滑稽戏的拓荒者”。徐卓呆不仅仅翻译滑稽戏，还亲自出演这些滑稽戏，他和欧阳予倩、朱素云等于1913 年成立“新民社”，每天都出演滑稽戏，且徐卓呆演技高超，“曾一度以主演滑稽戏独挡一面”。不仅如此，徐卓呆在 20 年代初期中国电影刚刚兴起的时候还和汪优游合办了“开心影片公司”，主演滑稽片，“自成风格，轰动一时”。
徐卓呆在 20 世纪初期只创作过少量小说，到 20 年代以后开始以小说为主业，进行大量创作。在其生活中的幽默本性及其早年活动经历的影响下，他自然而然地选择了滑稽小说。这是徐卓呆滑稽小说重要的背景渊源。
（二）滑稽的审美特质
严芙孙曾说：“他（指徐卓呆）的小说，往往在滑稽中含着一些真理，这是他一种特质人家，人家读了他的小说，没有一个不笑得嚷着腹痛的。他要说的话，一字一句，都是别人万万所想不到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一切无害而荒唐之事的领域，就是‘滑稽’的领域。”徐卓呆的滑稽小说用幽默讽刺、夸张荒诞甚至科幻等多种形式表现了这些“无害而荒唐之事”。
幽默讽刺一类的小说在徐卓呆的作品中所占的数量最多，但仅仅是表面的嬉笑怒骂还不能成就徐卓呆滑稽文学名家的地位，其滑稽小说或寓庄于谐，或深刻讽世，往往能营造“含泪的笑”的艺术境界，这是其小说具有哲理性的重要因素。徐卓呆幽默类小说除了上文提到的《浴堂里的哲学家》、《李阿毛外传》、《甚为佳妙》，还有《小说材料批发所》、《时髦税》、《万国货币改造大会》等较多篇什。在他笔下，哲学家是整天呆在浴堂思考问题的，小说材料是可以批发获利的，而追求时髦也是要征税的，我们从这些小说标题就能感到强烈的滑稽感。这一类小说上文已有较多举例分析，不再赘述。
存在主义哲学认为，“世界是荒诞的，人的存在也是荒诞的。”在徐卓呆小说《狭窄的世界》和《急性的元旦》中即表现出这种世界的荒诞、人的荒诞。《狭窄的世界》写金伯平从苏州到上海任职，三天时间和八个人的尴尬相遇。他到达上海的当天晚上，表兄为他设宴洗尘，请来一位任老先生作陪，但这位任老先生竟是在去上海的车上霸占着他的座位不让，与之发生争吵的人。次日上午，金伯平见到了表兄的妹丈，没想到这人正是昨晚在剧院将茶水打翻在他身上还楠楠不绝地谩骂的人。第三天上午，金伯平去杂志社拜访编辑主任，不料这个人竟是昨日在电车中踩了他一脚，还出言不逊的“老上海”。诸如此类的“巧合”，三天时间内轮番上演，最后金伯平得出“世界实在不大，狭窄的的很啊”的结论。金伯平遇见的每件事情单独来看，确有一定的合理性，现实生活中有可能发生，但是放在一起就有很强的荒诞色彩。这些事情“看起来似乎是生活在与人开玩笑，其实还是人们有时不能善待生活，才招致生活的反讽”。《急性的元旦》写陈锦珊的夫人早姑是个性子很急的人，总盼着过新年。除夕那天她早早起床把家里装饰一新，并且把日历撕掉一张，为的是能比别人早一天过元旦新年。干完这些她就和好姐妹们一起出去逛街了。陈锦珊起床后看到家里装饰一新有些诧异，刚巧表兄又提前一天送来了新年贺卡，他以为当天就是元旦了，看到家里的日历后他更加确定当天就是元旦。于是陈锦珊就开始了“急性的元旦”的一天，闹了很多笑话，但无论别人怎么给他解释，他都不相信当天是除夕而不是元旦，因为人们始终无法用“有形之物来证明这无形的日子。”作者通过这个滑稽荒诞的故事表达出对时间与物质的思考，反衬了世界的荒诞本质，有很强的哲理色彩。荒诞产生的社会根源和哲学基础是现代社会的高度异化，徐卓呆长期生活在近现代大都市上海，对于这种现代社会的异化具有众多乡土作家所缺乏的深刻洞察，这也是其小说“现代性”重要体现。
另外，徐卓呆长篇小说《万能术》也值得关注，汤哲声将其定位为“我国现代文学史最早的一部科幻长篇小说”徐卓呆曾留学日本，归国后又从事体操、新剧等活动，因此有着广博的知识。这种知识背景决定了《万能术》不是停留在像《西游记》那种单纯的“幻”的层面，而是糅合了复杂的天文地理知识而有了“科”的超越，因此可以认定它是一部科幻小说。《万能术》讲一个叫陈通光的仆人突然拥有了运用意念指挥宇宙一切事物的超人能力。于是他的主人将他举荐给正在为全国百姓吃饭问题而犯愁的“吃饭总长”。“吃饭总长”喜出望外，马上要求陈通光解决吃饭问题，于是陈通光让全国下了大白米，但是大米太多，不但阻塞了交通，更因为影响了农民的收益而引发农民起义。为了平息农民的怒火，陈通光又让全国下了钞票，但是钞票太多造成货币贬值，出现了银行挤兑风波，引发市民游行。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陈通光又下了银币，但是银币太多，同样造成货币贬值，并且携带银币消费很不方便。于是陈通光又让银币变小，结果全国都被埋在银币中。最后“吃饭总长”想了一个“妙计”，让地球不转，时间永远停留在民国 11 年 8 月 27 日。于是陈通光又动用意念让地球不转，然后地球突然地停止运转，由于惯性的作用造成巨大灾难，最后地球上只剩陈通光一人活着。看到地球满目疮痍只剩自己孑然一身，陈通光又后悔了，他的意念一后悔，地球又奇迹般地恢复了原样。这部小说融政治讽刺与哲理内涵于一体，通过一系列环环相扣的“奇迹”传达出中国传统哲学中所蕴含的“相生相克”的道理，具有浓厚的哲学思辨色彩。
范伯群对徐卓呆小说的滑稽审美形式曾谈到：“日常生活中‘隐蔽’着许多滑稽的笑料，如果只是粗疏地环视生活，肯定是视而不见的，徐卓呆的滑稽艺术的穿透的力度，是能看出许多生活中滑稽的胚芽，他在这些胚芽上施展‘有技巧的夸张’，甚至推到‘荒谬的巅峰’，于是使人们看到了生活中的畸形与怪象。”正是通过这种“畸形与怪象”、“荒谬的巅峰”,徐卓呆的滑稽小说显示了别具一格的审美特质。
（三）滑稽背后的严肃
文学的生命力在于它能反映出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能够把人们最关心的问题表现出来。滑稽文学对社会现象尤其关注，它用一种漫画的笔法将生活中那些有悖常理的人和事集中起来，逗人发噱，让读者产生一种含泪的笑。对于徐卓呆的中篇《李阿毛外传》，范伯群点评道：“在混乱的年代里，李阿毛以阿凡提的机智，济公的神通，皮五辣子的手段，混迹于三教九流，得心应手——轻松滑稽的笔墨写出沉重苦涩的社会人生。”以“轻松滑稽的笔墨写出沉重苦涩的社会人生”营造出“含泪的笑”的艺术境界正是我们如今解读徐卓呆滑稽小说的关键点。在其《李阿毛外传》、《小说材料批发所》、《爱情代理人》、《浴堂里的哲学家》等小说表面的插科打诨、凑趣逗乐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背后是种严肃的人道主义关怀，可以称之为“滑稽其表，严肃其里”的独特创作。
范烟桥曾说：“滑稽总有些讽刺的意味，所以没有哲学头脑，决不能尽滑稽的长处。
卓呆的作品，可以说得偏偏都有玄妙的讽刺。”这种“哲学头脑”正是徐卓呆小说哲理意蕴的呈现，也正是滑稽审美背后的严肃内涵。
四、徐卓呆小说哲理意蕴的价值评骘
徐卓呆小说哲理意蕴的价值主要表现对五四时期“第一次人的发现”的意义和对当下通俗文学创作的启示两个方面。
（一）对“第一次人的发现”的意义
刘再复在《性格组合论》一书中提出，中国文学史上有三次人的发现，“第一次人的发现，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然而第一次人的发现并非骤然而得，徐卓呆等作家较早开始白话文创作，对新文学小说有奠基之功，更是对第一次人的发现有一定的开创之功。对于徐卓呆早期创作的奠基之功需要放到晚清文学的范畴中去考量。王德威在《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一书中对以往仅仅视为新旧文学的过渡部分的晚清文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它的出现，本身就见证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一端”。徐卓呆的小说创作始于 1904 年，其早期的创作属于晚清文学的一部分，稍后的创作更是伴随着五四而逐渐形成与鲁迅等新文学作家相对立并存的滑稽文学风格。
对于晚清文学的认识，首先应摒弃文学史固有的偏见。“当五四‘正式’引领我们进入以西方是尚的现代话语范畴，晚清那种新旧杂陈、多声复义的现象，反倒被视为落后了。”
将晚清文学“视为落后”这明显是以往文学史并不科学的界定。徐卓呆这一时期尚未开始大量创作小说，但也已经参与到这中“多声复义”中去，见证了晚清文学的发展。晚清小说是随着鸦片战争以后国门洞开，与西方文化的交融中，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徐卓呆早年曾留学日本，且翻译过相当数量的西方小说，这两种经历无疑也成为徐卓呆文学创作的重要思想渊源。徐卓呆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创作中的当属上文已提及的《卖药童》，这篇小说发表于1911 年，小说语言是很通俗纯熟的白话文，区别于鲁迅式的欧化夹杂文言的白话。现代学者范伯群认为这篇小说：“算得上当时第一流的小说，如果将它们放在”五四“后的知识精英小说中比较，可以说毫不逊色。”《卖药童》通篇用传统的白话，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孩子的不幸遭遇，并且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有着类似经历的并不仅仅是主人公阿祥一个人，这就是这篇小说的典型之处，通过一个孩子的遭遇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阶层人的生活。从《卖药童》等的个例我们可以看到，“五四”时期所提倡的人的意识、人的觉醒在徐卓呆笔下已初露端倪。他是充满真诚与关切地描绘这些小人物的命运，而非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俯视这些处于社会底层，深受生活折磨的生命。但是也应当看到，这种人的意识还只是处于刚刚觉醒的阶段，他还停留在对人的表层境况关怀的浮面上，对于人的精神世界的关怀，对于底层人在精神层面所遭遇的困厄还没有充分的思考与挖掘，因而可以说徐卓呆的创作对“第一次人的发现”有初步的奠基之功。
在思想解放方面，五四新文化运动居功甚伟，但历史的车轮是一步步向前推进的，我们同样也应该充分认识到徐卓呆等一批被传统文学史拒斥于主流之外的作家的奠基之功，他们留下的探索的足迹不应被忽视，这也应是“重写文学史”的着力点之一。这样，文学双翼才能共放异彩，中国文学才能更加健康地发展。
（二）对当下通俗文学创作的启示
进入新时期以来特别是 1990 年代以后随着商品大潮兴起，通俗文学的创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至今天已然呈蔚为壮观之势。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港的金庸武侠小说、琼瑶爱情小说到新世纪以来大陆作家刘慈欣的“三体”系列科幻小说、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历史小说以及近年改编为电视剧红极一时的流潋紫的清宫小说《甄嬛传》等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通俗文学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在通俗文学的强大冲击下，知识精英文学（或称新文学）甚至已有边缘化的趋势。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通俗文学是泥沙俱下、良莠不齐的，这里提到的是其中极为优秀的代表，但更多的是平庸、庸俗之作，较大程度上是迎合商业化的低俗化创作，因而整体上远不如知识精英文学的创作。那么，如何建构健康合理的通俗文学批评理论以利于通俗文学创作整体的提升？从徐卓呆的个案上我们能发现，通俗文学和知识精英文学并不对立，而是有着丰富的互补性。新文学作家以塑造典型为目标，通俗文学作家追求小说的故事性，将哲理性的表达以通俗化的形式蕴藏于故事之中，这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通俗文学的艺术品味并且容易被读者接受。恰如有位学者所言：“无论是从思想角度还是美学角度去看，通俗文学都比不上新文学，但是它写的事情与中国读者的实际生活更接近，更具本土的特色，它以中华民族普通受众能够接受和乐于接受的形式传达出万变不离其宗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当下是商业繁荣、通俗文学极其兴盛的时期，现代人的苦痛哀乐在这里有淋漓尽致的体现。然后在上个世纪二三年代，依托大都市上海，徐卓呆就开始了消费时代的通俗写作，其写作在商业因素之外，更带有一份作家深层的思考。这种“通俗其表，严肃其里”的写作也应当为对于当今的通俗文学作家做借鉴、吸收，进而创造出更优秀的当代通俗文学，与新文学共同支撑起灿烂的中国文学。
五、结语
随着 1980 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的不断推进，以往以新文学为主导的现代文学史逐渐得到了较大程度的纠正，通俗文学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其中的标志性事件当属范伯群先生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2000 年）的出版。关于通俗文学的价值，范伯群、汤哲声等学者已有较多的论述，但许多个体的通俗文学作家仍未得到全面深入的挖掘，徐卓呆即是其中一例。徐卓呆最早的创作始于1904 年，其整个创作历程持续了半个世纪。徐卓呆小说最大的特色即是其滑稽幽默，并在滑稽中蕴含着深刻的哲理意蕴。其创作一方面对“第一次人的发现”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对当下的通俗文学创作也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因此笔者着重深入探讨其小说滑稽幽默中所蕴含的哲理意蕴，以此丰富推进徐卓呆研究，并期许徐卓呆及其他通俗文学作家能得到更多的关注，这样通俗文学才能真正地和新文学比翼齐飞，进而才能建构健康合理的中国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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