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作为国内第一份以刊登新型小说为主的文学期刊, 梁启超创办的《新小说》杂志亦是近代最早出现的正规的文学杂志。梁启超为该刊创作政治小说, 撰写理论文章, 鼓吹“小说界革命”, 带来了之后近代小说创作的繁荣以及文艺期刊创办的热潮。作为文学期刊的样板, 《新小说》杂志影响深远。
关键词： 梁启超; 《新小说》; 文学期刊;
一、《新小说》杂志与小说创作的新发展
在中国小说的发展史上, 自明朝万历中期即十七世纪初起, 至清朝鸦片战争前, 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 传统小说 (长篇章回体) 的平均创作速率大约为每年新出1至2种作品。近代以来的前55年 (1840-1894) 里, 小说问世的速率仍与以往几乎没有差别, 此间创作的章回小说共有65部, 年均约1部, 翻译小说共7部。
但自1895年起, 情况开始发生变化, 小说的创作与翻译数量出现加速递增趋势。可以说, 自甲午一役后, 小说开始兴起, 不管是创作小说还是翻译小说都是此前几十年间年产量的十倍以上。自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八年 (1895-1902) 8年的时间里, 创作的章回小说共有102部, 年均约13部, 翻译小说共48部, 年均6部。
而从1903年起, 小说发展则进入爆发阶段, 不管是创作小说还是翻译小说, 年产量都为前期几十年间的百倍以上。自光绪二十九年至宣统三年 (1903-1911) 仅仅9年的时间里, 创作的通俗小说却有1422部, 年均158部, 翻译小说共942部, 年均约105部。[1]
而变化又不仅仅是数量上的, 如果将清末最后10年创作的小说和之前的作品作一比较, 则不难发现它们之间的不同。如做一粗略的区分, 则之前的小说总体上仍可归入传统的范畴 (不排除个别作品已初现近代特色) , 而清末最后10年的小说则鲜明地开始体现出了近代特色。这一特色简单说来, 即是在作品中体现出对民族国家的热烈关注, 对现实政治的批判、干预和介入, 呈现出一种普遍的政治功利性。
而倘要追寻导致小说产生这一重大变化的起因, 则我们不得不重点关注一下1902年。在这一年, 梁启超于日本横滨创办了中国第一份新型文学期刊《新小说》。在创刊号上, 梁启超的一篇对于中国小说发展具有革命性的、里程碑意义的雄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横空出世。在这篇文章中, 梁启超将小说的社会作用提高到无以复加, 并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 要对传统的小说进行革新, 以使其担当起“改良群治”和“新民”的政治重任。同时, 梁启超还借鉴欧美和日本的经验, 大力提倡“政治小说”, 并在《新小说》创刊号上刊发了他自己创作的一篇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理论、创作和期刊的配合, 使“小说界革命”的影响迅速扩大, 也使这一年成为近代小说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年。
从外在方面来说, “小说界革命”推动了小说作品、作者、读者以及期刊数量的急剧增长。从内在方面来说, 新的小说类型拓展了小说的表现领域, 新的叙述手法丰富了小说的艺术表现力, 而期刊连载则使传统章回小说在回与回之间的分割上, 与其发展早期的长篇说书再次产生了呼应。与此同时, 视小说为改良社会的工具, 以政治为小说创作的旨归, 这种急功近利的观念则又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小说的发展。这种观念深深地渗透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小说创作中, 从政治小说到谴责小说到写情小说, 无不或多或少地打上这一观念的印记。而随后一个十年中黑幕小说的泛滥和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兴起, 则又多少是对前一个时期过于浓烈和广泛弥散的政治情绪的一种反抗和反拨。
二、“政治小说”与新型文学杂志《新小说》
1902年开始兴起的小说热潮是以“政治小说”为领军的, 梁启超在《新小说》创刊号上发表了他创作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在该作的启发和影响下, 一批政治小说应运而生, 它们在情节、结构、人物等诸多方面均与传统小说迥然相异, 极大地改变了小说的走向。虽然, 现在看来, 这类小说的艺术水平普遍不高, 今天的读者已觉得难以卒读, 但在当时, 由于它呼应了社会上普遍高涨的政治热情, 又得到了知识分子和职业小说家的广泛响应, 因而产生了极大和极深的影响。
作为一个小说类型, 政治小说的创作不久就走入低潮, 但其重视小说的政治和社会功用的创作宗旨却直接影响到其他类型的小说创作, “谴责小说”对官场黑暗和社会恶俗的抨击和暴露, “写情小说”将男女之情置于社会大背景下进行表现的做法, 在这其中都可看到“政治性”的影响。不仅如此, 在后来的革命文学和抗战文学中, 政治小说或说小说政治性的影响也仍然不绝如缕。
作为政治小说的开山之作, 《新中国未来记》只有五回, 并未写完, 而导致政治小说能产生重大影响的, 除了此作之外, 梁启超的理论文章《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及其创办的新型文学杂志《新小说》的作用应等同视之。
《新小说》是近代第一份以“小说”命名的专刊, 梁启超大力推举小说的决心也由此可见一斑。在那之前, 报纸上亦有刊载小说的, 但多作为一种点缀, 与此专刊不可同日而语。此外, 1892年, 清末文人韩邦庆曾自办《海上奇书》杂志, 其主要刊登长篇章回小说《海上花列传》和文言短篇小说, 这些均为韩本人创作。但该期刊反响不大, 不久落寞而终, 且后继无人。但梁启超此一创举却反响巨大, 此后国内风起云涌继之而起的以刊登小说为主的文学报刊在辛亥革命前超过150种。[2]
仅仅10年之间, 而变化却会有如此之大,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既有因国家危机日益深重而导致的全社会的政治热情普遍高涨的因素, 也有维新派人士对小说的社会作用开始大力鼓吹所营造的理论氛围的影响效应, 同时, 翻译小说的涌入也逐步改变了国人对小说的传统看法, 而梁启超本人的身份和影响力同样也是不容忽视的。
除此而外,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即韩邦庆的《海上奇书》杂志及其所刊载的小说都还属于传统形式, 归属于“旧”的阵营, 但梁启超的《新小说》杂志及其刊载的小说却处处展示出“新”意, 很是别开生面。同时, 《新小说》在栏目设置、稿酬制度、出版发行等方面也均已初具现代杂志的规模。而在那全民愤起思变的时节, “新”小说和“新”杂志, 一个“新”字具有极大的感召力。再加上梁启超在该刊创刊号上又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 将其此前的关于小说的理论进一步发挥和推进, 把小说的地位提高到无以复加——“为文学之最上乘”, 而小说的社会作用亦大到无以复加, 为新一切之根本, 从而在理论上为该杂志张本和保驾护航。该文的结论曰, “故今日欲改良群治, 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 必自新小说始。”[3]小说界革命于是乎自此开始。由此结论不难看出, 梁启超“新小说”的目的是为了“新民”, 而“新民”的目的又是为了“改良群治”, 而这些又都和他直接参与的戊戌变法失败密切相关。
总之, 梁启超是以一个政治家的身份, 而非小说家的身份, 出于政治的目的, 而非文学的目的, 发起了这场“小说界革命”, 创办了《新小说》杂志, 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均在政治, 而非文学和小说。
虽然, 从总体上来说, 梁启超的这篇文章在后来者看来还是有很多虚浮夸大之处, 但作为对当时那一特殊历史场景的反应与回应, 还是有它的历史的合理性。并且, 该文在那时也的确曾获得极为广泛和热烈的支持, 同时, 在该理论影响下的小说创作也确曾对于当时的社会和政治变革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三、连载小说与定期刊物
《新中国未来记》是连载在《新小说》杂志上的。虽说将章回小说与定期刊物相结合, 梁启超并非首创, 前已有韩邦庆的尝试, 但梁启超的成功极大地促进了这一新形式的普及, 导致后起仿效者层出不穷, 从而促进了小说创作的繁荣。
梁启超在《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中曾特别强调:“本报所登各书, 其属长篇者, 每号或登一回二三回不等。惟必每号全回完结”, 即是说, 该刊在登载长篇连载小说时, 会特别考虑保持每一回目的相对完整。仔细考量, 章回小说分回叙说的这一体制似乎天然地与杂志的连载形式十分契合, 而《新小说》也正是顺应并充分利用了章回小说的这一特点。此前, 《清议报》前期刊登的政治小说《佳人奇遇》是用文言翻译的, 且每期的完结处常常是一段话或一句话尚未结束就被拦腰斩断, 非常不利于阅读。而后期刊登的《经国美谈》却是用章回体翻译。两相比较, 章回体适于报刊连载的长处立现, 故而《新小说》杂志亦沿袭此例。清末报刊杂志的出版很繁荣, 而章回小说体制上的这一特点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其自身繁荣发展的一个有利条件。
对于小说与定期刊物的结合, 无疑, 梁启超是最有力的促成者。在他看来, 小说是杂志最重要的内容, 是其立足之本。而梁启超对于小说的这种倚重, 可以向前追溯到他创办《清议报》之时。在那时, 他即已明确规定政治小说为该报常设的六个栏目之一;同时, 他也认为, 刊登政治小说是该报区别于其他各类报纸的特质之一。不仅如此, 梁启超还进一步从媒体特征的角度对报纸与杂志进行了清晰的区分, 而他对杂志的偏爱, 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杂志实为小说最合适的载体。比如从容量上, 杂志比报纸可容纳内容更多, 从周期上, 杂志虽不似报纸那般迅疾, 但比单独印刷的单行本还又要快速很多。
然而, 梁启超这篇新型的政治小说在刊出后反响究竟如何呢?在《新小说》杂志刊行不久, 黄遵宪在给梁启超的一封信中谈及这部小说, 其曰:“《新中国未来记》表明政见, 与我同者十之六七……此卷所短者, 小说中之神采 (必以透切为佳) 之趣味耳 (必以曲折为佳) ……仆意小说所以难作者, 非举今日社会中所有情态一一饱尝烂熟, 出于纸上, 而又将方言诱语一一驱遣, 无不如意, 未足以称绝妙之文。”[4]黄遵宪此处所指出的小说中缺乏神采和趣味正是《新中国未来记》作为小说所存在的致命问题, 而这一问题也常是纯粹的政治小说所不能避免的, 因为其宗旨和立意与小说的艺术特性之间有很难调和的矛盾存在。即如其中的“两名士舌战”一回, 从政论文的角度看, 非常完美, 清晰透彻地阐发了梁启超的政治理想和见解, 但从小说的角度看, 则极为乏味, 令人难以卒读。
梁启超自己此前在关于小说之作用和社会价值的几篇理论文章中, 多次提到小说对于普通民众所具有的强大吸引力远远超过经史等高头讲章, 而其不可思议之力的来源正在于其不同于严肃的经史处, 夏曾佑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一文中亦详细分析了“史”的五不易传和小说的五易传之故, 但梁启超在此篇小说的创作中却屡屡犯忌, 说到底, 既然要作小说, 则必须要符合文学的要求, 满足美感的需要。小说的确具有教育价值, 但前提是先要具有艺术价值, 否则便是“皮之不存, 毛将焉附”了。
简而言之, 在传统文学观中, 诗和文是正宗和大宗, 是雅文学, 小说为不入流的小道, 为俗文学, 地位低下。梁启超倡导的“小说界革命”彻底扭转了这一局面, 使小说从不入流一跃而成为主流, 从最边缘的位置挺进到最中心的位置, 其作用也不再是可有可无的补正史之不足或观风俗之得失, 而是摇身一变为改造社会救亡图存的最重要法宝, 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而传统章回小说的分回叙事 (放在整部书的框架内, 一回为全文的一个小的段落。而独立来看, 一回则又可视为相对完整的一篇) 、段落整齐, 及其在每一回末设置悬念吸引读者的特点, 这些又恰都与期刊连载相适应。同时, 近代以来印刷技术的发展和普及, 使书籍的价格降低, 从而极大地扩充了读者的范围, 而市场消费的增长反过来又刺激了小说的创作, 导致小说创作群体的扩容。报刊和出版业的发达, 直接造就了大批的小说创作者和读者群体, 而稿酬制度的建立, 则促进了职业小说家的出现。凡此种种, 造就了该一时期小说创作的极度繁荣。
四、《新小说》杂志的影响
梁启超对于小说的提倡和重视, 其最初的直接导源是戊戌变法的失败, 这使他由直接的政治改良不成转而走向思想改良, 希望通过“开通民智”, 提高国民的思想素质, 进而重新进行政治改良。而他所提倡的文学革新运动, 尤其是其中的“小说界革命”运动, 正是他整个思想改良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新小说》为载体, 梁启超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向度具体推动“小说界革命”的展开, 他不仅亲自创作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以为表率, 还从1903年9月起在《新小说》杂志上开辟“小说丛话”专栏, 组织并自撰小说理论文章。在这些文章里, 他对小说的社会作用、社会地位、艺术特征、创作方法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 充分论证中国小说革新的必要性, 为小说的革新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梁启超对自己的小说理论进行具体阐释时, 不但传播了他的小说观念, 而且还传播了一种对待小说的全新的严肃态度。这种严肃态度再加上小说的社会功用价值, 恰正呼应了当时的社会需求, 给那些有志于救国但苦于无门的知识分子指出了一条道路。于是他们纷纷拿起笔来, 或着或译小说, 从而造成那一时期作家创作队伍的迅速扩大, 小说作品借助于新兴的报刊杂志亦呈爆发之势, 以至于该时期小说创作的数量超过之前几百年的总和, 令人瞠目。
而作为以刊登“新小说”为主的第一份文学期刊, 《新小说》杂志则在诸多方面显示了它全新的创造性, 对此后的文艺期刊多有影响。首先, 在办刊宗旨上, 《新小说》以通过思想改良来达到政治改良为旨归, 即以政治为本位而非以文学或小说为本位, 此一点体现出鲜明的近代特点, 并广泛影响了该一时期的小说创作和文学期刊。[5]其次, 《新小说》辟有论说专栏, 从理论上深入论述了小说的价值 (文学层面) 、小说的势力 (社会层面) 、东西各国小说发展的历史及小说家的功德、中国小说界革命的必要及方法等, 这种论述, 为此前所未有, 的确开创了中国小说部一新境界, 并为小说的文学及社会地位的提高提供切实的理论保障。第三, 《新小说》杂志引进西方的小说分类方法, 按照小说的题材, 将其分为历史、政治、哲理科学、军事、冒险、侦探、写情等不同门类, 而后来的很多小说期刊都继承了《新小说》的这种分类方法。小说分类体现出一种鲜明的西方近代科学精神, 其中的政治小说、科学小说和侦探小说等, 为三种全新的题材类型, 这对于拓宽传统小说的题材范围起到了积极的影响。但同时, 将《红楼梦》、《三国演义》等强行贴上政治小说、军事小说等的标签则又有削足适履之嫌, 是以西例律我国小说的典型例证, 它弱化和窄化了这两部作品在艺术上的丰富、复杂的对于整体性的追求。第四, 该刊在小说以外, 还刊有诗歌、戏曲、笔记、文艺理论等, 这些也为后来的文艺期刊所沿袭。
注释：
1数据参见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2数据来自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所统计。
3《新小说》第1号, 后文中此篇文章的引文均出此处, 不另注。
4丁文江, 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301.
5如李伯元, 吴趼人等在“小说界革命”前均创办过娱乐性较强的小报, 在“小说界革命”后, 二人转创办小说期刊, 并均表达了与梁启超此期的小说观念极为相近的看法。具体参见袁进.梁启超为什么能推动近代小说的发展[J].上海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4 (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