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刘咸炘是现代学者中较早关注八股文的人。他肯定了八股文的价值, 认为八股文可以写出真实的内容, 而且行文逻辑严密。在梳理八股文发展史时, 他将八股文置于文学与理学两种视野中加以审视, 指出明代前期确立了该文体的写作规范、后期创新求变, 清人之作则走向低落, 这种变化与理学的发展有关。刘咸炘的八股文研究理性、客观, 借鉴了西方逻辑学的思想, 体现了中西结合的学术视野, 影响到了卢前等人, 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关键词： 刘咸炘; 八股文研究; 《四书文论》;
Abstract： Liu Xian-xin is the scholar who is early focusing on the eight-part essay in the modern scholars.He affirmed the value of the eight-part essay of being abundant in content and tight in logic.In carding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he eight-part essay, he examined eight-part essa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ture and Neo-Confucianism, pointed out that this writing standard has been established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while the latter pursuit of innovation, the work of Qing Dynasty toward low, and this change is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Neo-Confucianism.In addition, Liu Xian-xin refers to the western logic to study the eight-part essay, reflecting the academic vis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and laid great impact on latter scholars such as Lu Qian.
Keyword： Liu Xian-xin; research of Eight-part essay; Essay on the Four Books;
长期以来, 八股文饱受恶评, 直到近三十年以来, 在启功、张中行、金克木等先生的倡导下, 才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其实, 在民国时期, 也有少数学者能客观地对其进行研究, 刘咸炘就是较早的研究者之一, 且其观点对当时的学人颇有影响。
刘咸炘长期关注八股文, 从1923年汇编《理文百一录》起, 直到1931年编成《理文别录》止, 其间在《制艺选目》、《四书文论》、《制艺法论抄》、《文变论》、《工具粗举》、《塾课详说》、《初学法》等文中均曾论及这一文体, 其中以《四书文论》最为重要。
刘咸炘的学术成就长期以来被学界所忽视, 八股文研究也不例外。因此, 本文以《四书文论》为重点, 结合其它文章中的论述, 分析作者八股文论的观点、特点及学术史意义等。
一、八股文价值论
《四书文论》一开始, 作者为八股文鸣不平。卢前《八股文小史》完整移录了这一千多字, 认为其“可作八股文之价值论观”[1]191。笔者所称之“价值论”, 系借用其语。
八股文被轻视的原因不外乎以下三条:文体卑下、用于科举、内容空洞。前两条相对简单, 所以刘咸炘简单地予以反驳, 认为文体没有高下之分, 而用于科举也并不意味着就一定鄙陋。而第三条最为关键, 所以刘咸炘将此作为重点, 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详细地反驳。
(一) 八股文可以写出充实的内容来, 表达个人思想, 或反映现实政治、社会生活等
八股文给人的印象, 是作者没有独立思想, 完全敷衍传注。实则不然。刘咸炘继承焦循、梁章钜等人的观点, 认为八股文之佳者, 足以上拟诸子, 表达个人思想。同时, 有些八股文反映当时的政治、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情况。“即以论世资史而言, 四书文亦为明一代之重材。唐诗可以观唐史, 明文可以观明史。”[2]戊辑一,《四书文论》,66故其价值不可小觑。
1. 八股文可以表达作者个人思想
这一观点来自焦循, 刘咸炘对此进行阐述, 并作了进一步的引申。
八股文可以反映作者个人思想。刘咸炘举例说:顾宪成指出不同作家的八股文或“中行”, 或“狂”, 或“狷”, 如果不反映个人思想, 则顾宪成何以知之?梁赞图指出, 徐文长《今之矜也忿戾》正似徐自作之小传, 酷肖其人;俞桐川以为忠臣之文多发越, 孝子之文多深沉, 这均与八股文的内容有关[2]戊辑一,《四书文论》,62。
不仅如此, 由八股文还可以看出为学之风。刘咸炘指出俞桐川的疏忽:“桐川又谓:‘陈白沙为一世儒宗, 吾疑其文必方整严肃, 凛不可犯。及诵其集, 乃潇洒有度, 顾盼生姿。’此自桐川之疏耳。白沙学风之异于朱派, 正以潇洒耳。”[2]戊辑一,《四书文论》,62陈白沙八股文之“潇洒”, 正是其作品内容简洁的反映。
事实的确如此。白沙学风与朱学有异。朱学支离, 白沙之学则不同。《明史》陈献章本传中说:“献章之学, 以静为主。其教学者, 但令端坐澄心, 于静中养出端倪。”[3]7262即白沙自己所概括的“舍繁就约”[3]7262。这种追求简洁的学风, 也反映在其八股文中, 四库馆臣就说:“其见于文章者, 亦仍如其学问而已。”[4]1487可见, 八股文的内容甚至可以反映为学之风。
2. 八股文可以反映现实政治、社会生活
梁章钜以为八股文可以观史, 但所论非常简单, 刘咸炘则进一步从各个方面予以阐述。如黄淳耀阅读邸报, 目睹朝政得失、时事废兴, 于是以八股文抒愤, 这是以八股文反映政治。章学诚《与阮学使论求遗书书》一文中曾说会稽进士徐庭槐编选《文航》一书, 选明末清初八股文, “文后评跋, 多记明末遗文逸典, 东南文献、师友渊源、棘闱故事, 多可考见”, 其“意在于史法论文”[5]810。可见, 不少八股文反映了明末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俞桐川编选八股文《可仪堂一百廿名家制艺》四十八卷, 在各家小序中, 突出作者的生平节行, 即张希良序言所说的“五百年之文即可以当五百年之史”[6]。可见, 从八股文的编选、评论中, 可以反映出作者个人的生平气节、政治立场等。
凡此种种, 皆足以说明八股文之佳者可以突破四书义理的限制, 表达作者个人思想, 反映现实, 不能一概贬斥为内容空洞。
之所以如此, 刘咸炘分析说:“盖时文虽代言, 而四子书语简意广, 推假无所不可。”[2]戊辑一,《四书文论》,66“况四书文题狭而词长, 引申推扩, 何非己意耶!”[2]戊辑一,《四书文论》,62也就是说, 四书语言过于简洁, 加之八股文题目简短而篇幅较长, 因而给作者留下了自由发挥的余地, 使其可以论义理, 可以写时事。
(二) 八股文逻辑严密, 条理清晰
逻辑, 旧称“名学”“理则”等, 刘咸炘使用得最多的是“论理”和“名辩”。刘咸炘非常重视八股文逻辑严密、条理清晰的特点, 前后多次在不同的论文中予以强调。他曾抄录古人关于八股文的论述, 汇成《制艺法论钞》。其序谓:
二十年来, 学人言及制艺, 辄望望然若将掩鼻。然自变策论以来, 不及一纪, 而学者文心日粗, 徒为大言, 实多谬误……忆《池北偶谈》有一条云:“予尝见一布衣, 盛有诗名, 而诗实多格格不达处。以问汪钝翁, 汪云:‘此君坐未解时文故耳。’时文虽无与于诗古文, 然不解八股, 则理路终不分明。”此论甚佳。非八股之贵也, 理路之贵也。文儒雅士谓之思理, 西人新学谓之论理, 实即八股家所谓理路耳……今取昔人论制艺法之要语, 抄为一篇, 未始非析理之助。盖文法有大有细, 有活有死, 领上、落下、出题及起承转合之法, 皆细法、死法, 非制艺则无用, 即制艺亦自删去大结以后乃有之。若夫相题析理, 则固凡理文之所通。[2]己辑一,144
这段话谈自己抄录此篇的原因。其一, 在废除八股后, 学者的思维训练被削弱, 导致文章缺少逻辑;其二, 作者引用王士祯之言, 说明作文应重视逻辑的严密。因此, 在八股文消亡之后, 作者仍汇抄相关论述, 以供治学、作文。值得注意的是, 此后, 王士祯之言被学者广泛引用 (1) , 成为论述八股文逻辑特点的最典型的材料, 而较早注意到这条材料的价值者, 当属刘咸炘。
1923年, 作者选录逻辑严密之作, 编成《理文百一录》, 其中包括四篇八股文。其序谓:
理者, 条理也……凡文之成, 不外骨气、肌理、血肉, 而肌理尤重, 吾于《学文浅导》已言之。肌理者, 始终条理, 文理密察也。曩世以经义取士, 不自言而效他人之言, 盖使之虚而委蛇, 入而后出。晚近鄙之, 易以策论, 而文多浮嚣无理, 反不如八比之密察……今世之文, 时艺既已猥弊, 策论无实不详, 叫嚣武断。其为古文者, 宗八代则徒有丽藻, 主八家则徒有虚神, 而跖实成理之文愈少。循是不反, 文将为无用之物。[2]壬癸合辑三,1136
序言谈编选此书的意图:其一, 解释了书名中“理”字的意思, 即条理;其二, 认为八股文是逻辑严密、条理清晰的典范;其三, 当代作家常常不重逻辑, 以致表意不清。因此, 作者编成此书, 选录逻辑严密之作, 以救文弊。
1927年, 在《四书文论》中, 他再一次说:“自汉以来, 文家骛于派别、格律, 而忽于本质, 词华盛而论理衰, 使文不达意, 而远于实用, 乃为西洋逻辑所乘。其能存论理者, 独制艺家耳。”[2]戊辑一,《四书文论》,62这与《理文百一录》中的意思相同。古文的这一弊端, 在西方逻辑输入以后, 其弊益显, 而八股文偏能重视逻辑。因此, 在刘咸炘看来, 这是其重要价值之一。
二、八股文发展史论
在论述八股文的发展变化时, 刘咸炘不仅能从文学的角度予以分析, 还从理学的角度进行审视, 学术视野广阔。
(一) 文学视野下的八股文发展史
刘咸炘在《文变论》一文中以“正变”概括古今文学思想及文体变迁, 以为一种文体, 初期必然有自己的特点, 此为“正”;其后逐渐变化, 此为“变”;变到一定程度, 过分偏离正轨, 于是又复古守正[2]戊辑一,17。这大致符合中国古代文学的变迁大势。
具体到八股文, 刘咸炘以为, 八股文形成于明代前期, 风格清真雅正, 代表了这种文体的正统;隆、万之后, 作者自由挥洒, 意味着八股文偏离了原有的轨道, 他说:“论其源流, 大抵化、治、正、嘉为正, 而隆、万、启、祯为变。正者不过注疏讲义之支流, 变者乃成知言论世之渊海。”[2]戊辑一,《四书文论》,63以文学价值而言, 隆、万以后的八股文最堪珍视, 作者突破传注限制, 发挥个人思想, 俨然子家, “金、陈、黄诸人之文, 盖明之诸子也。明世子家不竞, 晚乃在制艺, 其可贵倍于诗赋”[2]戊辑一,《四书文论》,64。所以, 中晚明堪称八股文的鼎盛期:“盖中晚为明文之极盛, 知言论世之资, 中晚为最富, 而论者多轻忽之也。周书昌谓文必有法而后能, 亦必有变而后大, 制艺亦然。”[2]戊辑一,《四书文论》,62-63
清人有惩于此, 而转向复古, 回归明代前期的“正轨”, 而批评后期的过于随性, “矫放纵而为窘狭”[2]戊辑一,《四书文论》,66。其八股文内容一以四书朱注为准, 文风谨严而不再任意驰骋, 多有拘束, 文学价值因而降低, “时文亦自是衰退, 一代四书文遂索然无大观”[2]戊辑一,《四书文论》,66。
在梳理了八股文发展史后, 刘咸炘又以宏通的眼光, 对各时期的八股文作了评价。
明代八股文分前后两期。前人之论, 或重前而轻后, 如艾南英、李光地;或重后而轻前, 如彭绍升。两派各不相下。
刘咸炘指出, 明代前后期的八股文各有特点, 不应重此轻彼。他批评艾南英、李光地等人专宗前期而鄙视后期的看法:“当崇祯之末……艾千子南英与二人不同, 固守旧法。易代以后, 李厚庵光地等承之, 标雅正为宗, 义理限于程朱, 体制尽于传注, 史、子皆不得阑入。此犹言诗者之排宋而宗唐, 排中、晚而宗开、宝, 排少陵而宗六朝者也。顾论诗不及中晚, 何足以穷诗之变?而专宗唐调, 势必至于摹拟肤廓无生气。故论者每不肯如是逆趋极端, 而矫弊者且倡宋诗焉。制艺亦然。”[2]戊辑一,《四书文论》,64以唐宋诗歌作类比, 说明不应一味守正而排斥变化。
相反的, 重后而轻前的看法同样不可取。如彭绍升在《论文五则》中称赞明代后期的八股文:“吾读有名中晚诸先辈文, 而四者之心不觉其勃然兴也, 天德、王道、物情因是益辨皙而察焉。”[7]398又反对以前期八股文为标准来衡量后期的作品, 即所谓:“后之论者, 欲执成化、宏治之一概以量列朝, 亦通人之一弊也。”[7]398其言重后而轻前。刘咸炘提出批评意见。他仍以诗歌为比, 指出诗有唐宋, 唐诗有初盛中晚, 风格各不相同, 不能以此概彼, 强分高低。因此, 他批评彭绍升的偏颇:“尺木之言, 则与主中唐、北宋诗者之论同矣。”[2]戊辑一,《四书文论》,64
这种看法与刘氏的文学思想有关。作者以为:“盖观文之道有二。”[2]戊辑一,《四书文论》,65一为“辨体式”, 二为“观容质”, 分别着眼于文体特点和作品内容。从前者的角度来看, 明代前期之作为八股文体之源, 确定了这种文体的特点;从后者的角度来看, 则明代后期的八股文扩展内容, 丰富表现手法, 反映了这种文体的变化。一正一变, 二者不可偏废。
(二) 理学视野下的八股文发展史
理学有朱、王之分:“王派之风, 尚质而多容, 与朱派之密狭殊。”[2]戊辑一,《四书文论》,65刘咸炘以为, 这影响到了八股文的发展变化。
明代八股文有前后期之分。刘咸炘指出, 二者之所以不同, 除了文学方面发生了正、变以外, 还与理学思想的变化有关:“时文之初、盛、中、晚, 盖与理学之晦庵、阳明有关。”[2]戊辑一,《四书文论》,65明前期宗朱, 故八股文谨守经义, 清真雅正。明代中后期, 王学盛行, 因此八股文突破经义局限, 表现作者个人思想:“尺木于时文, 最好邓定宇以赞、杨复所起元、郑谦止鄤, 谓其体递变而不离其宗, 一以自得为宗。邓、杨皆王派也。隆、万之时, 王学甚盛, 故文风如此。”[2]戊辑一, 《四书文论》, 66
从诸家的八股文论来看, 也是如此:“千子、厚庵, 宗朱者也, 梨洲、尺木, 宗王者也。”[2]戊辑一,《四书文论》,65艾、李、黄、彭诸人之言, 见上文所引。艾千子、李光地宗朱, 故提倡明代前期之作, 二人皆以雅正为宗, 固守旧法;黄宗羲、彭绍升宗王, 故青睐明代后期之作, 注重变化。从中可以看出, 各家的八股文论与其理学思想高度吻合。
到了清代, 情况又发生变化:
顾亭林《日知录》以复所与王龙溪同诋, 谓其以禅乱儒。亭林固宗朱, 开后来之汉学者也。汉学实由朱学脱变而成……有清代兴, 始则朱学专行, 继则汉学大盛, 故隆、万之文风阒无肆响, 矫放纵而为窘狭, 时文亦自是衰退, 一代四书文遂索然无大观。盖学者之精神又移于名物、训诂矣。[2]戊辑一,《四书文论》,66
刘咸炘以为, 其一, 顾炎武宗朱诋王, 为后来汉学之先声。王学衰落, 其后汉学大盛, 考据风气大行, 以致八股文呈现出谨守传注、重视考证的特点。因此, 清代八股文是受朱学的影响。其二, 对比顾炎武和彭绍升二人对晚明杨复所的态度, 这一问题就更为明显。顾炎武宗朱, 故贬斥杨复所与王阳明;彭绍升宗王 (见上文所引) , 则对杨复所的八股文大加赞赏。二人的八股文论与其理学思想若合符契, 说明八股文的发展确与理学领域的朱、王有关。
三、八股文论的学术史意义
刘咸炘以理性、认真的态度从事八股文研究, 改变了之前感性的、鄙夷甚至谩骂的习气;而且在深厚国学修养的基础上, 又吸收了西方科学思想, 体现了当时中西交融的学术风气。
(一) 学术研究的前沿性
在现代学者中, 刘咸炘是较早进行八股文研究的人。
八股文在古代就常被人轻视, 到了清末, 更被全社会普遍憎恶、痛恨。戊戌变法, 一度废除八股, “一时缙绅士庶, 田夫市侩, 以及识字妇女, 学语小儿, 莫不交口而訾之曰:八股无用。”[8]3451905年废除科举后, 八股文就更加无人问津了。偶有学者提及此体, 也基本上没有太大反响 (2) 。
民国初期的学者, 普遍对八股文嗤之以鼻。新文化运动中, 八股文成了过街老鼠。有学者以为, 五四时期, 以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等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干将对八股文大加挞伐, “鄙夷不屑之情溢于言表”[9]396。1927年, 刘大白曾说:“八股文在文章里面, 是最无聊最下流的东西。”[10]17530年代报刊上的一段话颇有代表性, 也最可见时人避谈八股的心态:“八股文在现社会中, 已成不值一顾之废物。靡论青年学子, 未尝目睹斯物, 即一般老先生, 亦多讳莫如深, 不道只字, 防人讥其顽固, 笑其迂腐也。”[11]1
如此看来, 刘咸炘的八股文研究算是比较早了。他于1924年编成《制艺法论抄》、《制艺选目》, 1927年写成《四书文论》, 刊行于1929年。此外, 在其它一些文章中也经常顺带论及八股文, 如1923年的《理文百一录》、1925年的《陆士衡文论》、1928年的《文变论》、1930年的《塾课详说》、1931年的《理文别录》及不详具体写作时间的《初学法》、《工具粗举》等。此后, 八股文研究才慢慢被重视起来。
1934年, 宋佩韦《明文学史》中为八股文专设一章, 进行详细探讨。今人付祥喜对此予以高度评价:“八股文在晚清受到相当激烈的批判, 直到清末民初仍被排除在文学之外……宋佩韦不但在《明文学史》中对八股文作出相对客观的评价, 更为它设置专章, 阐述起源及演变、作用及影响以及明代重要的八股文作家。毫无疑问, 这在中国文学史写作史中是第一次, 其开创之功不可没。当然, 宋氏能做到这点, 除了自身旨趣, 也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气氛使然。”[12]411宋书出版于1934年, 而刘咸炘早在1923年的《理文百一录》中就已高度评价八股文, 其《四书文论》分别于1927、1929年写成、出版, 也在宋书之前。
上引付祥喜文还指出, 宋书论述八股文, 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气氛使然”。同时, 与宋书同年出版的瞿兑之、钱基博等人的文学史着作中皆专设章节论述八股文, “可见八股文入文学史已俨然成为一时风气”[12]411。而能成为一时风气, 刘咸炘导夫先路之功, 不可湮没。
(二) 理性研究, 论点客观
刘咸炘对八股文的关注始于1923年的《理文百一录》, 最后一次提到八股文的文章是成于1931年的《理文别录》, 其时的学界对八股文充满了不屑、鄙夷。如上文所述, 这种态度常出于感情用事而非理性的思考。刘咸炘在文中对此予以批评:
谓其体下邪?文各有体, 本无高下。高下者, 分别相对之权词耳。为古文者斥下时文, 恐乱其体, 可也, 而时文不以是贱也。彼为古诗者固斥下律诗, 为律诗者固斥下词, 为词者固斥下曲, 律诗、词、曲岂以是贱哉?谓其为干禄邪?彼唐之律诗、律赋、判词, 宋之经义、论策、四六, 孰非干禄之具?今论策盛传于异代, 律诗、判词皆编在别集, 律赋且有总集。韩退之之试论在《昌黎集》, 张才叔之经义入《宋文鉴》, 曲剧、平话, 今皆有专家考论, 列于文学之林, 而独于制艺, 则掩鼻过之, 是得为平乎?[2]戊辑一,《四书文论》,61
类似的评价又见其《文变论》“文体固无所谓尊卑也”一节[2]戊辑一,20, 可见是其一贯的主张。
文体本无高下, 此理至为浅显, 但多数人却有意无意地予以忽视, 因而对八股文大加挞伐, 感情用事, 令人哑然失笑。刘咸炘指出这一观点的谬误, 并举诗词曲各种文体为例予以说明, 体现出学者应有的沉静、理性。下文对“干禄之具”的批评也是如此。
然而, 如果仅仅批评, 显然不够。刘咸炘接下来立论, 正面分析八股文的价值, 参见上文所论, 同时还分析了八股文的发展史等。这更不是那些感性用事的人所能比拟的了。
由于以理性的态度进行研究, 因此作者的观点也比较客观、公正。
如他能客观评价明代前后期的八股文而并不片面。如上文所言, 后人论八股, 或肯定明代前期而否定明代后期, 或恰好相反。刘咸炘则认为, 前后期各有特点:前期为八股文的内容、写法、风格等定下文体规范, 后期则在内容、风格等方面创新开拓。一正一变, 有正才有规范, 有变才能发展, 二者同等重要。
又如在肯定的同时又有否定。刘咸炘肯定了八股文的价值, 但并没有嗜痂成癖, 相反的, 他对八股文的否定甚至大于肯定。在《明文派概说》中, 他曾指出:“盖自唐世始有时文, 与古文相对, 而时文之最弊, 则莫如明……骈文之弊为八行, 散文之弊为八股, 至近时而诗亦弊为八韵。至此‘三八’, 而文之弊极矣。”[2]戊辑一,47言“最”、言“极”, 这样的评价是很低的。所以, 在《制艺法论钞》中, 他提醒自己与八股文保持一定距离:“吾论文极戒时文气, 虽桐城大家, 吾总嫌其不免, 然所嫌者, 其声势之咿嚘耳。”[2]己辑一,144肯定其价值, 否定其弊端, 褒贬各得其所, 全面、客观、公正而不片面、感性、偏激, 这才是学术研究应有的态度, 刘咸炘做到了这一点。
(三) 学术视野广阔
这主要体现在对西方学术思想的接受方面。
刘咸炘的八股文研究根植于自己深厚的国学基础, 其文大量征引前人相关论述, 并且将八股文置于整个中国文学史的背景下进行审视, 由此可见其对中国传统学术的熟稔, 这自不待言。值得注意的是, 刘咸炘在研究中还吸收了西方的逻辑学思想。
刘咸炘八股文论撰成于上世纪20年代。当此之时, 西方学术思想已在中国广为传播, 逻辑学即为其中之一。如严复译《穆勒名学》、《名学浅说》;梁启超、章太炎、胡适等人结合先秦名辩、印度因明与西方逻辑进行比较;章士钊于1907年赴苏格兰大学学习逻辑, 归国后, 在高校里主讲这门课程:“民国七年 (1918) , 余以此科都讲北京大学。”[13]15“共和二十年 (1931) , 余复至沈阳东北大学讲授名理, 以墨辩与逻辑杂为之。”[13]15可见, 此时的逻辑学已经得到了广泛传播。
相应的, 文坛上也出现了所谓的“逻辑文”。卢前《近代中国文学讲话》第二讲有“章士钊之逻辑文”一节, 钱基博也将严复、章士钊之文称为“逻辑文”, 其特点是“文理密察, 而衷以逻辑”[14]351。
在此大背景下, 刘咸炘对逻辑学的内容也予以密切关注并合理吸收。在教学时, 他反复强调逻辑的重要性。如在《学文浅导》中, 他这样指导学生写作:“吾前好词格, 近乃重论理, 以文须先求通、后求工, 先立干、后垂条也。词格随天才而异趣, 文理则成学之通途。”又提出作文要注意三个方面, 其中之一是“肌理”, 即条理:“条理者, 所以成文。但知纵笔使气, 每易无条理。记事有先后, 述情有浅深, 说理有次第。古人名作虽变化无方, 无不合论理者。此名学所以特为一学, 记事、说理尤以此为要。”[2]己辑一,142《工具粗举》中, 他告诫学生应掌握“名学”这一治学工具:“名学者辩论之术, 专论判断语之合, 因及语词用字之确不确也。”这与西方的逻辑学密切相关:“西洋之逻辑则兼此二者, 而仍重断语, 故日本人译名为‘论理学’。此学分演绎、归纳两种, 指用三段论法……”[2]己辑一,158《塾课详说》中, 他指导学生“当读近译枯雷顿《逻辑概论》、法人《史学原论》”[2]己辑一,122。
同时, 从《初学法》一文来看, 他还曾欲“辑论理、文法、修辞诸门浅显之书为一书”, 分为思辨、作文、篇章结构三个条目。其所列举的参考书, 有刘伯明译杜威《思维术》、严复译耶方斯《名学浅说》、费培杰译《辩论术之实习与原理》、王星拱《科学方法论》等有关逻辑学者, 涉及“逻辑的意义”、“演绎的运动之指导”、“判决之三要素”及“演绎论证”、“归纳论证”、“由因推果”、“由果推因”、“类比诸论证及其谬误”等[2]己辑一,161。以上皆可见他对逻辑学的重视。
因此, 在相关文章中, 作者反复多次将八股文置于西方逻辑学的学术背景中予以审视, 如其《四书文论》中称赞八股文逻辑严密, 其《制艺法论钞》、《理文百一录》之抄录、编选也是着眼于这一方面。
(四) 刘咸炘八股文研究的影响
这可以卢前《八股文小史》为例加以说明。此书撰成于1933年、出版于1937年, 是第一部、也是民国时期唯一一部全面研究八股文的专着, 代表了民国时期八股文研究的最高水平。此书的观点、材料以至语言表述等, 受刘咸炘的影响颇多。以下略举几例。
在呼吁给予八股文应有的地位时, 卢前征引了大段刘咸炘的相关论述以作说明:
顾八股文为学所贱已久, 科举废后以至于今, 垂四十年, 此体弃置, 已无人道。惟自通识观之, 盖不平之甚者也。造文学史者, 故应还其应得之地位。往在成都, 亡友双流刘鉴泉咸炘示所作《四书文论》, 最为知言。其通论部分至精核, 可作八股文之价值论观。其言曰:“制艺者, 诸文之一也……文且可以见学风如此。”[1]191-193
从中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其一, 此书的写作动机之一, 正源于刘咸炘。卢前在成都时, 曾看过刘咸炘的《四书文论》, 并对其评价甚高。卢前曾任教四川大学, 与刘咸炘过从甚密, 学术交流频繁[15], 还曾读过后者的《推十书》。结合《八股文小史》中大量借鉴刘咸炘之言的事实, 可以相信, 此书深受刘咸炘学术影响。当然, 其学术成就在刘氏的基础上有了大幅提高。
其二, 语言表述方面的借鉴。卢前在行文中, 有时承袭刘咸炘的表述, 只是稍加变通而已。上文中, 卢前说:“顾八股文为学所贱已久, 科举废后以至于今, 垂四十年, 此体弃置, 已无人道。惟自通识观之, 盖不平之甚者也。”刘咸炘说:“制艺之为学者所贱久矣……科举既废, 更弃置无人道……以通识观之, 盖不平之甚者也。”[2]戊辑一,《四书文论》,61两相对比, 其语言借鉴至为明显。
其三, 观点方面的借鉴。卢前大段征引刘咸炘《四书文论》中的论述, 以证明八股文的价值。自“制艺者”至“文且可见学风如此”多达一千余字, 篇幅甚长。其所受到的影响之深, 由此可见一斑。
又如, 在谈八股文发展史时, 卢前说:
顾论明之八股, 厥有二宗。其标清真雅正为宗, 而排隆、万, 为复古守正之说者, 所谓主正嘉以前之八股也。彭尺木谓:“论者执成化、弘治之一概以量列朝, 亦通人之蔽。”此盖通变之说, 主隆、万以后之八股文也。[1]202
而刘咸炘《文变论》中论及八股文时说:
明人论时文者, 标清真雅正为宗, 而排隆、万。凡若此类, 皆复古守正之说也……彭尺木绍升谓“论者执成化、宏治之一概以量列朝, 亦通人之弊。”凡若此类, 皆通变之说也。[2]戊辑一,17
两相比较, 材料、语言等方面的借鉴也非常明显。
四、余论
综上所述, 在八股文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情况下, 刘咸炘并没有人云亦云, 而是以认真、客观的态度予以审视, 其八股文研究特点鲜明, 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而其求真求实的学术精神、独立不群的学术勇气值得后人学习。
任何时代, 都有处于学术思潮中心的学者, 更有大量的地方学者。后者远离学术中心区域如北京、上海等, 因此往往被人忽视。但只有将二者综合起来, 我们才能取得对整个学术界的完整认识;忽视其中任何一个方面, 学术史都是不完整的[16]6-7。近年来, 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后者的重要性, 包括刘咸炘在内的许多地方学者、地方学术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相信这样的研究对学术史的建构将具有超乎想象之外的价值。
参考文献：
[1]卢前.八股文小史[C]//卢前.卢前文史论稿.北京:中华书局,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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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彭绍升.二林居集[G]//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9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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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付祥喜.20世纪前期中国文学史写作编年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13]章士钊.逻辑指要[G]//民国丛书:第3编第9册.影印版.上海:上海书店, 1991.
[14]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G]//民国丛书:第1编第58册.影印版.上海:上海书店, 1989.
[15]赵俊波.刘咸炘与卢前的学术交流考论[J].西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7, (2) :1-6.
[16]周鼎.刘咸炘学术思想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 2008.
注释：
1 见:李长之《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污点——八股文——的分析》, 《清华周刊》1933年第40卷第1期, 第167页;钱钟书《谈艺录》, 《民国丛书》第四编第58册, 据开明书店1948年版影印, 上海书店1992年版, 第291页。
2 如1907年吴梅的《中国文学史》、1911年黄人的《中国文学史》等虽提及此体, 但论述简单, 前者仅为油印本, 不曾公开发行, 长期湮没, 连作者本人及其学生都不提及;后者仅提及八股文的起源, 并举数人之作而已, 所以基本上都没有太大的反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