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组织传播(2)

　从“卑污无耻的背叛革命”、“道地的做走狗”、“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叛徒”可以看出秘书处措辞很严厉，因为他们已经不再是盟员，而是敌人了，对于敌人，自然只能痛打。那这些陈述是否属实呢？ 翻阅资料会发现，周全平一直积极参加“左联”活动，在“左联”成立时曾被选为候补常委，应该说很受器重。据马宁回忆，“左联”在上海闹市南京路先施公司后的小街里，租了一座两层小楼作秘密接头处。“左联”的七个常委，两个候补委员，“常到接头处的常委是钱杏邨（ 阿英） 、冯乃超、郑伯奇三人，洪灵菲有时也来，我只是不曾在接头处碰到过鲁迅和沈端先（ 夏衍） ,也不曾见到田汉。
　　
　　候补委员两人中，只有周全平常来，而蒋光慈则从未露过面。”1931 年周全平代表“左联”参加中国革命互济会工作，所管理的经费失窃，于是他逃离上海，从此离开文艺界，但其后一直到去世并没有背叛革命，新中国成立后还一度在苏南地区开展文化教育工作。至于叶灵凤，《叶灵凤传》里将他的脱盟行动理解成“他可以热情地接受进步的思想，自发地为这种进步思想鼓与呼，但他宁愿选择自己所乐意接受的方式，不愿被一个呆板的组织羁束。”⑦至于通知上所列举的种种罪名，实在无据可查，用施蛰存的话解释疑惑就是“其实他和国民党没有组织关系，不过自以为消息灵通，在两边说话，失于检点。”⑧同样体现叶灵凤率性的还有和鲁迅的笔墨论战。
　　
　　连续开除三个人，这在“左联”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前文已经强调，这一时期“左联”成员已经大量缩水，只剩十几人，为何在这当头还要频繁开除盟员？ 这三人被开除其实和蒋光慈、郁达夫一样，并非某一个人的过错，更多的是“群情激动”的结果。但是从长远看来，一系列的开除所造成的“杀鸡儆猴”作用，对 20 世纪 30 年代文化生态的发展是不利的，显示了左联建立初期就缺乏兼容并蓄的气度，它所具有的党派性和排他性无疑不利于现代文学的多样性发展。
　　
　　4 “务得一正确的结论而后止”
　　
　　除了铲除异己分子，“左联”在加强同志内部思想统一方面也做了很多努力。《文学导报》第六期和第七期是合刊，第 29 页有一则《秘书处通告》：
　　
　　联盟秘书处请各同志切实履行下列的各项要求：
　　
　　一、十月十七日联盟执行委员会决议本联盟对于中国普罗列塔利亚文学运动过去之理论与作品应有充分诚实之自我批评，以期联盟内各同志间之更完满的一致。秘书处为执行此决议起见，除督促各小组务必特开“自我批评”会而外，更要求各同志务必用书面，（ 论文式或通讯式均可） 提出对于本问题之意见，俾得汇集群议，产生一致的理论。其重要者业交本联盟机关报陆续刊布。
　　
　　二、“大众文艺”及“文学大众化”问题为联盟目前十分注意的工作。秘书处要求各同志除在小组开会时讨论外，亦务必提出书面的意见，论文式，通讯式，杂感式，均无不可。此项意见，除交大众文学委员会参考外，亦将择要在本联盟机关报上刊布。
　　
　　三、秘书处更以“对于联盟目前工作路线”一问题要求各同志依正当之组织路线充量发表意见； 毋漠视，毋客气。秘书处认为各同志不依正当之组织路线而发表其对于联盟目前工作路线之意见，乃是亟应校正的不良倾向。各同志并应将其意见用书面提出，秘书处将择其可以公布者在关报上刊布。
　　
　　四、联盟机关报已出各期之内容，应在同志间切实讨论及批评。秘书处认为同志们若对于机关报守沉默便是精神懈怠之表示，若有意见而不依正当组织路线提出却在外作私人谈话，更属自外于联盟。两者都应努力克服！ 秘书处特此要求各同志对于机关报充分发表意见，以书面提交秘书处宣传部。上列四项，秘书处决定以强制的态度督促各同志无例外地务必切实履行！ 又上列四项中，其第一第三等两项，各同志应以理论斗争的精神不厌反覆讨论，务得一正确的结论而后止。其第二第四两项，秘书处决定此后各同志至少按月提出书面意见一篇，并责成大众文学委员会及联盟机关报编辑委员会对于各同志此项意见慎重讨论，尽量容纳； 其应加答辩及解释者亦责成该两委员会慎重履行。
　　
　　十月二十五日 左联秘书处

    之所以在此全文摘录，实在是觉得这则通告的措辞和内容很有史料价值。在此我们不讨论“自我批评”与“文学大众化”等具体内容，单就这种“按月提出书面意见”的形式来说，与开除叶灵凤等人一样，是为了凝聚组织，巩固联盟向心力。
　　
　　在盟员看来，“因为动摇分子投机分子的脱退，左联的内部比较整齐，开始了新阶段的工作。”⑨相对写标语、飞行集会、罢工游行而言，提交书面意见，更符合“左联”的文学组织的性质。“秘书处认为同志们若对于机关报守沉默便是精神懈怠之表示”,这不由得让人想起叶灵凤的被开除。这种“不革命便是反革命”的思维，由“革命文学”论争开端，始终在“左联”盟员思想里盘桓。为了“务得一正确的结论而后止”、“联盟内各同志间之更完满的一致”,甚至不惜采用“答辩及解释”等方式，可以看出“左联”不允许个性思想存在，盟员之间必须保持高度一致。那时，盟员之间虽然没有采用“武斗”,但需要“慎重履行”的“文斗”已经显得剑拔弩张了。
　　
　　早期“左联”通过这一系列组织与传播策略，不但没有使盟员产生反抗情绪，反而“一九三三是左翼文化运动高涨的年头”⑩.这是由于当时的政治、文化环境决定的，“事实上，也正由于左联文学的这种偏颇，才使得左翼文化在那样一个政治文化氛围极浓的时代‘操了文坛的牛耳'.反之，若左翼作家没有了这种极浓的政治文化意识，那么左翼文学就不会在这样的政治文化大潮中拥有自己的声音，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11）日本学者竹内好认为“左联”“它毕竟是’自由大同盟‘中的产物，鲁迅也称它为防卫的组织，就是从历史上看，它也确实是人民战线的母体，并非是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那样党派性质的结社。它是一种群众组织，我认为它含有人民战线的性质。”（12）即使竹内好被认为有美化“左联”的倾向，但他也确实道出了“左联”的群众性、自发性，我想这就是“左联”复杂的一面，值得不断深入挖掘。
　　
　　注释：
　　
①⑨ 茅盾： 《关于“左联”》，《左联回忆录（ 上）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年版，第 151 页。
②④ 茅盾： 《“左联”前期---回忆录【十二】》，《新文学史料》，1981 年第 3 期，第 93 页。
③ 楼适夷： 《记“左联”的两个刊物》，《左联回忆录（ 上）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年版，第 173 页。
⑤ 林伟民： 《中国左翼文学思潮》，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 190 页。
⑥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执行委员会：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文学导报》，1931 年第 8 期，第 5 页。
⑦ 李广宇： 《叶灵凤传》，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第 95 页。
⑧ 施蛰存： 《施蛰存散文》，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 年版，第 405 页。
⑩ 吴强： 《左联半年生活回忆》，《左联回忆录（ 上）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年版，第 333 页。
（11）朱晓进： 《政治与文化 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第 66 页。
（12）转引自【日】伊藤虎丸，刘柏青，金训敏合编： 《日本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选粹》，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 12 页。
　　
　　参考文献：
　　
[1] 张大伟。“左联”文学的组织与传播（ 1930 ~ 1936）[D]. 上海： 复旦大学，2005.
[2][3]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左联回忆录（ 上）[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4]陈平原。 茱萸集[M].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