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关于国民性改造的论述

　　摘 要 :林语堂对国民性的改造有着独特的探索，他试图向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引入一种幽默的品质，即一种宽厚、从容、轻松又慈悲的西洋精神。这种思路的形成，既与他一以贯之的超功利的文学观念密切相关，也与他在 30 年代中期所遭受的来自左翼作家群的巨大压力有所关联。
　　
　　关键词 :林语堂 ;国民性 ;独特探索 ;幽默。
　　
　　林语堂笔下的“国民性改造”问题，早在1935年就已被关注，但对它的研究却起步于1991年左右。近30年来，在林氏的诸种传记、个案研究以及与同时代人的比较研究中，这个话题早已变得屡见不鲜。不过，时至今日，林语堂在这方面的独特贡献却一直没有得到清晰的解读。以往诸如“辩证眼光”“中西比较”“中西互补”这些说法，恐怕都不足以准确概括他的特点。试想，自从国民性话语进入到中国之后，从梁启超、严复到陈独秀、李大钊再到鲁迅、周作人、钱玄同、老舍等人，哪一位不是在中西比较的思路上，采取辩证的眼光来接受和讨论这个问题的？另外，林氏后期着作中所包含的“中西互补”思想，严格说来并不属于“国民性改造”这个范畴，而主要是面向美国读者所探讨的中西文化问题、文化输出问题以及人类理想人格的问题。因此，要想把握这个问题，首先应当将重点放在他的前期，即1935年《吾国与吾民》一书出版之前。
　　
　　可是，一直以来研究者们都普遍认为，早期的林语堂对于国民性的批判与鲁迅、钱玄同等人的表现并无二致，而且到了1932年开始提倡幽默之后，他的思想才突然发生转变，一下子由激进变成了保守。那么，林语堂在国民性改造方面究竟有没有独特的思考呢？为此，本文通过对林氏1916至1934年间的着述、人生经历以及思想状况的考察探讨了这一问题。
　　
　　一、与“改良人生”相异：超功利的文学观。
　　
　　众所周知，自1932年起，林语堂在自己创办的《论语》《人间世》和《宇宙风》上，极力推崇过幽默、闲适和性灵。这与他此前即1924年至1932年，所表现出来的激进态度和斗士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在前一时期，林语堂曾对中国的国民性有过猛烈的批判。比如，他在《给钱玄同的信》中写道 :“今日谈国事所最令人作呕者，即无人肯承认今日中国人是根本败类的民族，无人肯承认吾国民族精神有根本改造之必要。……今日中国政象之混乱，全在我老大帝国国民癖气太重所致，若惰性，若奴气，若敷衍，若安命，若中庸，若识时务，若无理想，若无热狂，皆是老大帝国国民癖气，而弟之所以信中国人为败类也。欲一拔此颓丧不振之气，欲对此下以对症之针砭，则弟以为唯有爽爽快快讲欧法之一法而已。……精神之欧化，乃最难办到的一步，且必为‘爱国者’所诋诬反对 ;然非此一步办到，昏聩卑怯之民族仍是昏聩卑怯之民族而已。”类似这样的言论在他的《剪拂集》中也十分常见，足见其激进程度比之鲁迅、钱玄同等人，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此外，他在“女师大”学潮、“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痛悼刘和珍等死难烈士，怒斥“闲话家”,在“打狗运动”等一连串事件中，也都如同一员猛将，表现出冲锋陷阵、不屈不挠的精神。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只是林语堂某些表层的表现，而在更深的层面上，他与“五四”时期所提倡的“改良人生”的文学观念之间始终存在着根本的差异。从表面上看1932年后他的思想好像突然发生了转变，但实际上在林语堂的精神深处，一直都有其不变的一致性。他之所以推崇幽默与闲适，其实并不突然，恰是这种内在的一致性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这种差异的形成，不仅与他从小所受到的传教士文化的熏陶有关，与他在教会学校的求学经历以及乐观不羁的个性气质有关，更与他在回国前就已形成的中西比较的眼光和超功利的文学观念密切相关。
　　
　　林语堂思想形成的关键期大致在1916年前后。当他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就职于清华大学以后，一方面接触了许多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如胡适、陈独秀等人，对他们的文学革命主张颇为同情 ;一方面见贤思齐，省悟到自己头脑所存在的民族文化的“断层”,因而发愤“补课”.他不仅频繁到琉璃厂的书商那里淘书、请教，从书本上汲取大量的传统文化知识，还从许多前朝遗民身上领略到许多令他惊叹不已的优雅文化。当时最着名的前朝遗老辜鸿铭，更是对他的思想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其提供了一个与新文化运动者不同的视角。
　　
　　最早注意这一点的是施建伟。他在《林语堂在大陆》（1991年）这本传记中写道 :“北京的前朝遗民的‘遗风',给林语堂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对于那些能说一口漂亮的’官话‘的前朝遗民，林语堂非常欣赏他们的风度、气质、文化修养，但这决不等于说，林语堂容忍他们的贪污腐化。这种把形式从内容中剥离出来的方法，是林语堂的思维特点，在评价辜鸿铭的时候，表现得尤其突出”“;二十年后，林语堂曾在《吾国吾民》和《生活的艺术》中，列举了一大批他所崇拜的精神导师或朋友，可是却偏颇’漏‘掉了一个极为重要人物--辜鸿铭，这位被林语堂誉之为’绝顶聪明‘的辜鸿铭，在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方面给林语堂的启示，直接或间接地决定了林语堂的学术研究方向。也许这是幽默大师故意设置的玩笑，他在玩笑中隐藏起’两脚踏中西文化‘的来龙去脉，把无孔不入的批评家们引入迷津。看来，这个玩笑开得是成功的。成功的证明就是 :现在有不少人正沿着林语堂的逻辑指向，’漏‘掉了辜鸿铭对林语堂在东西文化比较研究方面的影响。”他还用很大的篇幅详细地记述了林语堂对辜鸿铭着作的欣赏，以及对其幽默和愤世嫉俗的个性的钦佩。可见，此时的林语堂尽管并不赞同辜鸿铭那种“民族自大狂”的姿态，但从中的确获得了与“五四”启蒙模式迥然不同的另一种思想的启示。另外，从林语堂对辜氏幽默、放逸的个性的欣赏，还能明显地感觉到他与鲁迅、钱玄同等人颇为不同的精神面影。
　　
　　在留学欧美时期，经过与克罗齐思想的相遇，林语堂的这种精神面影进而演变成了一种注重“表现”和“个性”的超功利的文学观。关于他与克罗齐之间的思想关联，已有研究者论证过。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是陈平原的《林语堂的审美观与东西文化》（1986年）和薛雯的《从“直觉说”到“性灵说”--林语堂与克罗齐美学思想的比较》（2011年）。据陈氏的梳理，林语堂当年在哈佛留学时，面对古典派白璧德与浪漫派的斯平加恩之间的文学论争，他毫不犹豫地站到了后者一边 ;斯平加恩对克罗齐有关“艺术即表现即直觉”的主张推崇备至，引起了林语堂极大的兴趣和共鸣 ;“借助于西方表现主义美学体系，林语堂发掘了一批古代’浪漫派或准浪漫派‘的文评家，奠定了他随感式的东西美学综合的基本路向”.薛的梳理更加细致，他认为林语堂是较早接触并阐释克罗齐思想以建立中国现代文艺学的重要学者，他接受了克罗齐的直觉即表现说，主张维护表现的纯粹性，反对对表现的外在分析 ;又基于文化传统的影响与社会改造的需要，他又用性灵说转译了直觉说，在直觉所重视的艺术纯粹性与完美性之外，更加重视艺术的生动性与多样性，并提出了近情文学观，强调文学要表现个性之真、人性的常态与趣味的亲切。总之，从林语堂对克罗齐美学的接受、阐释和再创造中，能够清楚地看出他对这种超功利的、注重表现和个性的文学取向的认同和偏好。
　　
　　正是怀着这样的文学理念，林语堂于1923年夏结束了留学生涯，转入北京大学任教。然而，令他始料未及的是，此时国内的文化界已不再是“五四”时期的热火朝天，新文化运动阵营也已分化，整个文化界都显得十分冷落。他所敬仰的新文化倡导者陈独秀和胡适都已调整了自己的思想。陈独秀早已辞去北大文科学长，专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并与之前的《新青年》同仁分手，创办《努力周报》；胡适则正在《努力》杂志上宣传“好政府主义”的新主张。林语堂发现这两份刊物都与自己的旨趣相左，他对“左”倾和仕途都不感兴趣，因此没有参与它们的任何活动。可是，1924年5月23日和6月9日，林语堂在《晨报副刊》上先后却发表了两篇提倡幽默的文章，即《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和《幽默杂话》。可见，此时在他的内心深处“,幽默”才是兴趣所在。同时，这也提醒我们，林语堂对幽默的倡导并不始于1932年《论语》的问世，而是早在他进入文坛之初，就已经有所实践。可见，以往很多研究者将“论语”时期视为其思想发展的转折点的看法，是不准确的。当然，尽管林语堂很早就开始提倡幽默，但可惜当时应者不多，因而这个愿望直至1932年前一直未能实现。好在1924年末诞生的《语丝》杂志，其“无所顾忌，任心而谈”的办刊风格，与林语堂心中那份注重表现和个性的文学观念恰好相合，为他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天地。虽然在这份刊物上，林语堂没再提及幽默，但不难发觉他在上面所发表的文章，从来都不乏轻松的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