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子沟通、基本心理需要与幸福感的关系考察

　　1 问题提出

　　青少年心理健康一直是心理学界研究的热点，近年来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幸福感逐渐成为青少年心理健康和积极发展的重要指标而受到广泛关注。幸福感是个体依据自己设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作的总体评价，是一个整体性、综合性的心理指标( Diener，1984) 。目前，国外已有大量关于青少年幸福感的研究( Tay & Diener，2011; Deci & Ryan，2008; Lucas & Diener，2008; Schrodt，Ledbetter，&Ohrt，2007) ，而国内对青少年幸福感等积极发展结果的关注较少，且为数不多的研究中并未得到一致的结论，有研究发现青少年的总体幸福感在中等偏上水平( 王极盛，丁新华，2003) ，但也有研究指出青少年的总体幸福感水平在中等以下( 胡芳，马迎华，胡利明，邓新龙，梅金凤，2010) 。更值得关注的是，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农村青少年，由于受到农村经济相对落后、生活条件较差、教育资源相对不足等因素的影响，其健康成长面临着诸多困境和挑战( 金洁，2006; 刘万里，2006) 。但目前有关该群体心理健康发展的研究偏少，更缺少对他们的幸福感等积极发展结果的关注和重视。因此，有必要对中国文化背景下农村青少年的幸福感开展深入研究，进一步了解其实际状况，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其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这对提升农村青少年幸福感并促进该群体的积极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国内外对青少年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从人格特质、认知方式、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等个体因素和家庭、文化差异等环境因素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Lucas & Diener，2008; Hasida，2003; 丁新华，王极盛，2004) 。从环境层面看，家庭对青少年心理发展的重要性已被众多的研究所证实。亲子沟通作为家庭因素中的重要方面，对青少年的积极发展和健康成长发挥着极为关键的作用( Liu，Fang，Deng，&Zhang，2012; Schrodt et al． ，2007; 方晓义，戴丽琼，房超，邓林园，2006) 。亲子沟通是指父母与子女通过信息、观点、情感或态度的交流，以达到增强情感联系或解决问题等目的的过程 ( Galvin，Bylund，&Brommel，2004) 。早期有关亲子沟通的研究中，多将亲子沟通作为多种家庭环境因素之一加以考察，近年来研究者们将焦点转向从生态系统理论的角度来探讨亲子沟通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该理论将所有影响青少年发展的外在因素看成一个由微观环境、中环境、外环境和宏观环境四个子系统组成的完整生态系统，并进一步指出亲子沟通是微观环境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环境层面中影响个体发展的最直接因素( Bronfenbrenner，1998; 王争艳，刘红云，张雷，雷雳，2002) 。但在实际中，由于亲子沟通是在父母与子女互动过程中产生的，很难从第三者的角度进行客观测量，除了少数研究采用观察法进行质性分析外，大部分研究主要运用被试自我报告的方式来间接测量，如国内一系列有关亲子沟通与青少年社会适应的研究中均采用了这种测量方法( 方晓义等，2006; 方晓义，林丹华，孙莉，房超，2004; 王争艳，雷雳，刘红云，2004; 雷雳，王争艳，刘红云，张雷，2002) ，也有研究者指出这种自评的测量方法确实有其独特优势( 池丽萍，俞国良，2010) 。

　　据此，本研究拟采用青少年自我报告其感知到的与父母的沟通来间接测量亲子沟通，并探讨亲子沟通与幸福感的关系。

　　国内外关于亲子沟通与青少年幸福感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聚焦在亲子沟通对青少年幸福感的直接作用上。国外大量研究发现亲子沟通对青少年幸福感有显着的预测作用( Hasida，2003; Jackson，Bijstra，Oostra，& Bosma，1998; Dixson，1995) 。而国内有关亲子沟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亲子沟通与学业成就、社会适应等的关系上( 方晓义等，2006; 方晓义等，2004; 王争艳等，2004; 雷雳等，2002) 。只有少数研究涉及到亲子沟通与幸福感的关系，这些研究在流动儿童和大学生群体中均发现亲子沟通可以显着预测幸福感( 陈丽，刘艳，2012; 高艳苹，魏俊彪，2009 ) 。二是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亲子沟通与幸福感关系中的一些中介变量的作用( Koesten，Schrodt，& Ford，2009; Schrodt etal． ，2007) ，有研究发现亲子沟通还可以通过基本心理需要满足、认知灵活性等个体层面因素间接地作用于青少年的幸福感( Koesten et al． ，2009; Ryan &Deci，2000) 。

　　近年来，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对幸福感的意义越来越受到研究者们的重视。其中，Ryan 和 Deci( 2000) 提出的自我决定理论 ( Self-DeterminationTheory) 颇具影响力。该理论认为，人类具有自主( autonomy) 、胜任( competence) 与关系( relatedness)三种基本心理需要。自主需要指个体有按自己的意志去选择，并认可自己的选择，体验到可以主宰自己行为的需要; 胜任需要指个体需要体验到有能力完成一定难度的活动或任务; 关系需要指个体需要来自环境或他人的关爱、理解和支持，体验到一种归属感和 亲 近 感 ( Ryan & Deci，2000; Deci & Ryan，2000a，2000b) 。这三种基本心理需要是与生俱来、不可或缺的，如果环境或个体自身能使其基本心理需要得到满足将会带来积极的发展结果，个体幸福感上升，反之则会使个体心理健康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损( Ryan & Deci，2008; Deci & Ryan，2000a) 。

　　基于自我决定理论，国内外研究的角度和切入点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探讨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对幸福感的直接作用; 二是深入挖掘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在环境因素与个体发展关系中的中介机制。

　　首先，大量研究发现，三种基本需要的满足能显着预测个体的幸福感水平 ( Ryan & Deci，2008，2000; Deci & Ryan，2008; Vansteenkiste，Lens，Soenens，& Luyckx，2006) 。Diener( 2012) 总结了 30多年来关于幸福感跨文化研究的结果，也得出一致的结论，指出基本心理需要满足是少数稳定预测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之一。另一方面，Deci 和 Ryan 指出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方式和程度不仅仅受到个体自身能力的制约，更重要的是来自个体所处环境中多种因素的影响( Ryan & Deci，2000; Deci & Ryan，2000a，2000b) 。已有研究发现良好的亲子沟通有利于创设满足基本心理需要的家庭环境，从而有效促进青少年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 Von & Grotevant，2011; Levin & Currie，2010) 。

　　在此基础之上，自我决定理论有机地整合了外在环境因素和个体内在因素对个体心理发展的作用，指出个体的基本心理需要满足是一个重要的中介变量，来自学校、家庭等的环境因素可以通过满足个体的基本心理需要，促使其保持积极的心理状态，从而更好地成长并产生积极的心理和行为发展结果( Deci & Ryan，2008，2000a，2000b; Deci & Vansteenkiste，2004; Ryan & Deci，2000) 。已有研究证实了这一中介机制的合理性，如有研究发现，三种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部分中介了被试运动放松时间对其幸福感的作用，其中胜任需要的满足中介效应最大( Gunnell，Mack，Wilson，& Adachi，2011 ) 。 另外，Niemiec 和Ryan( 2009) 通过研究也发现教师支持可以满足学生的自主、胜任和关系需要，进而提高他们的学习成绩和幸福感。而在国内，以自我决定理论为基础的实证研究偏少，但有研究发现，基本心理需要满足是感恩与病理性网络使用行为关系中的重要中介变量，感恩通过满足青少年自主、胜任和关系三大基本心理需要来减少病理性网络使用行为( 喻承甫，张卫，曾毅茵，叶婷，胡谏萍等，2012) 。

　　综上，尽管国内外有关青少年幸福感的研究很多，但该领域的研究尚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目前有关农村青少年幸福感的研究很少，这与关注其积极发展结果的重要意义不符，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研究; 第二，少有研究综合考虑个体因素与环境因素对幸福感的作用; 第三，根据自我决定理论，青少年基本心理需要满足是一个重要的中介变量，但国内研究尚未将其运用于农村青少年群体中。为此，本研究以农村青少年为研究对象，在简要分析亲子沟通、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及其幸福感特点的基础上，结合自我决定理论，着重探讨三种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在亲子沟通与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以期对未来农村青少年幸福感干预研究提供一定的实证基础。本研究假设，亲子沟通对农村青少年的幸福感存在显着的直接正向预测作用，并能通过自主、胜任、关系三种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的中介对其幸福感产生间接作用。

　　2 对象与方法

　　2. 1 被试

　　采用整班抽样、自愿参加的方式，抽取广西玉林地区的农村小学和初中各两所，选取 1257 名学生，共获得 1164 名有效被试。其中男生 562 人，女生595 人，性别信息缺失 7 人; 五年级 372 人，初一 386人，初二 406 人。被试年龄为 10 ～ 17 岁，平均年龄是 14. 12 ±1. 39 岁。此外，以被试报告的父亲受教育水平( 0 －“小学及以下”，1 －“初中及以上”) 、母亲受教育水平( 0 －“小学及以下”，1 －“初中及以上”) 和家庭经济状况( 0 －“贫困”，1 －“非贫困”)三部分之和作为衡量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SES) 的指标，取值范围为 0 ～3，平均得分 0. 92 ±0. 69，分数越高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

　　2. 2 测量工具

　　2. 2. 1 亲子沟通量表采用 Barnes 和 Olson( 1985) 编制的亲子沟通量表(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Scale) ，分别从青少年日常生活、学习、人际关系、安全问题和情绪问题五个方面，测量亲子沟通的开放性程度和存在沟通问题的程度。该量表共 20 个项目，包括父子沟通和母子沟通两个分量表，每个分量表都有 10 个项目。

　　采用五点评分，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对被试与父亲/母亲的沟通情况进行评估，分数越高，表示青少年与父母的沟通越好。该量表已在国内青少年群体中使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Liu etal． ，2012) 。在本研究样本中，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Cronbach's α) 为 0. 74，分量表的 α 系数分别为0. 70( 父子沟通) 和 0. 65( 母子沟通) ，验证性因素分析显示，量表结构的整体拟合指数为: χ2/ df = 3. 01，GFI = 0. 91，NFI = 0. 94，IFI = 0. 96，TLI = 0. 95，CFI = 0. 96，RMSEA = 0. 042。

　　2. 2. 2 基本心理需要满足量表采用 Deci 和 Ryan ( 2001) 编制的基本心理需要满足量表( Basic Needs Satisfaction Scale in GeneralScale) 测量个体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程度，包括自主、胜任和关系需要满足三个维度，共 21 个项目。

　　其中自主维度 7 个项目( 如“我觉得我能自由地决定怎样过自己的生活。”) ，胜任维度 6 个项目( 如“认识我的人说我很擅长自己正在做的事。”) ，关系维度 8 个项目 ( 如“我与我接触的人们相处愉快。”) 。五点计分，得分越高，表示被试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程度越高。该量表已在国内青少年群体中使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喻承甫等，2012) 。本研究样本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Cronbach's α)为 0. 88，各维度的 α 系数分别为 0. 69( 自主) 、0. 67( 胜任) 和 0. 74( 关系) 。验证性因素分析显示，量表结构的整体拟合指数为: χ2/ df = 2. 36，GFI =0. 98，NFI = 0. 95，IFI = 0. 97，TLI = 0. 95，CFI = 0. 97，RMSEA = 0. 052。

　　2. 2. 3 牛津幸福感问卷简版采用 Hills 和 Argyle( 2002) 编制的牛津幸福感问 卷 简 版 ( Oxford Happiness Questionnaire-ShortScale) 测量被试的总体幸福感。该量表由研究团队( 包括数名心理学教授和研究生) 对问卷进行英译汉，并在此基础上回译为英文，再反复比较其内涵的差异，经过多次直译和回译，保证其准确性。共 8 个项目( 如“我对我生活中的每件事都很满意”) 。采用六点计分，1 代表“完全不符合”，6 代表“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表示被试的幸福感越强。本研究中，其内部一致性信度( Cronbach's α) 为 0. 87，验证性因素分析显示，问卷的整体结构模型拟合指数为:χ2/ df = 4. 74，GFI = 0. 99，NFI = 0. 96，IFI = 0. 97，TLI = 0. 94，CFI = 0. 97，RMSEA = 0. 057。

　　2. 3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18. 0 和 AMOS17. 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 1 亲子沟通、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及幸福感的特点

　　分别对父子沟通、母子沟通、自主、胜任、关系三种需要满足程度及幸福感进行单样本 t 检验，将其总体均值( 见表 1) 与理论中值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各观测指标总体均值都显着高于其理论中值( 幸福感为 3. 50，其它均为 3. 00) ，且均在 p ＜ 0. 001 水平上达到显着。

　　不同性别、年级、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SES) 的农村青少年各观测指标的平均数和标准差见表 1。

　　以性别( 男生、女生) 、年级( 五年级、初一、初二) 、SES 为分组变量，分别对亲子沟通 ( 父子沟通、母子沟通) 、基本心理需要满足( 自主、胜任、关系) 进行 MANOVA 分析，对幸福感进行 UNIANOVA 分析。结果 显 示，在 亲 子 沟 通 方 面，性 别 × 年 级( Wilks'λ =0. 99，F =2. 83，p ＜0. 05) 的交互作用显着。进一步分析结果显示，性别 × 年级仅在父子沟通上交互作用显着，F( 2，1094) = 4. 03，p ＜0. 05，五年级和初一女生与父亲的沟通显着高于初二女生( MD 分别为 0. 16 和 0. 14，p ＜ 0. 05) ，对男生而言则未发现此差异。在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和幸福感方面，性别、年级和 SES 的主效应及所有交互作用均不显着。【表1】

　　
　　3. 2 亲子沟通、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和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从表 2 可知，父子沟通、母子沟通、三种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及幸福感六个变量两两之间均呈显着正相关。【表2】

　　
　　3. 3 亲子沟通、基本心理需要满足与幸福感的关系

　　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为了更加整合、深入地反映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三种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并用极大似然法对假设模型进行估计。模型评估结果显示，χ2/ df = 1. 914，NFI = 0. 998，CFI = 0. 999，GFI= 0. 998， IFI = 0. 999，TLI = 0. 995， RMSEA =0. 028，各项拟合指数均符合标准，模型拟合良好。

　　进一步考察模型的参数估计值，发现所有路径系数均在 p ＜0. 001 水平上达到显着( 见图 1) 。【图1】

　　
　　由图 1 可知，亲子沟通对农村青少年幸福感存在显着的直接正向预测作用( β = 0. 14) 。此外，亲子沟通可以通过自主、胜任和关系三种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的部分中介作用正向预测农村青少年的幸福感，中介效应量分别是 0. 03、0. 04 和 0. 06，Sobel 检验的 z 值分别为 4. 33 ( p ＜ 0. 001) 、4. 41 ( p ＜0. 001) 和 5. 60 ( p ＜ 0. 001) ，说明三种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的中介效应均显着。其中，关系需要满足的中介效应最大，占总效应的 20. 5%; 其次是胜任需要满足，占总效应的 14. 5%; 而自主需要满足的中介效应仅占总效应的 11. 3%。简而言之，亲子沟通不仅对农村青少年幸福感有直接预测作用，而且还会通过自主、胜任和关系三种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的中介对农村青少年幸福感产生间接作用，其中关系需要满足的中介效应最大。

　　4 讨论

　　4. 1 农村青少年亲子沟通及其总体幸福感的特点

　　本研究发现，农村青少年父子沟通、母子沟通均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如方晓义等( 2006) 的研究发现青少年报告的亲子沟通问题总体上并不严重。同时，本研究还发现农村青少年的总体幸福感处于中等以上水平，这与以往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如 Huebner 等的一系列研究结果表明大多数青少年的幸福感处于中等以上水平( Huebner，Drane，& Valois，2000; Huebner，2000) 。

　　国内也有对北京市初中生的调查研究发现，青少年学生的幸福感处于中等水平以上( 王极盛，丁新华，2003) 。可见，我国农村青少年的总体状况相对较好，尽管他们生活在偏远的农村，诸如家庭经济地位不高、教育条件相对落后等客观不利因素长期存在，但他们仍可以感觉到与父母较好的沟通，其幸福感能维持在中等水平以上。这提示我们要更加关注他们的积极方面而不仅仅只是一些消极因素。这也正是近年来颇受关注的积极的青少年发展领域所倡导的，要重视青少年身上表现出的积极发展潜能，而非问题( Damon，2004) 。因此，从促进积极发展的角度探讨如何减少不利因素对他们的影响，提高保护性因素对他们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4. 2 亲子沟通与幸福感的关系及中介效应的验证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父子沟通、母子沟通与幸福感均呈显着正相关，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也发现，亲子沟通对农村青少年幸福感具有显着的直接预测作用，亲子沟通越好，幸福感就越高。这说明亲子沟通对农村青少年幸福感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这与以往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Schrodt et al． ，2007; 陈丽，刘艳，2012) 。而且有研究指出良好的亲子沟通有利于亲子双方的互相了解，营造轻松、自在的家庭氛围，形成健康和谐的亲子关系，是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的重要社会支持性因素( Tabak et al． ，2012) 。

　　Pittman 及其同事也提出健康的亲子关系是青少年必不可少的发展性资源之一( Pittman，Irby，Tolman，Yohalem，& Ferber，2001) 。

　　同时，本研究也发现，农村青少年自主、胜任和关系三大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对其幸福感均具有显着的直接预测作用。这与 Diener( 2012) 的研究结论一致，他的一系列跨文化研究表明基本需要的满足、信任感和掌控感可以有效预测个体的幸福感。自我决定理论认为基本心理需要是人的内在心理营养，对心理发展、整合和幸福感都起到关键作用，一旦受到威胁或被剥夺，就可能导致不良的发展结果( Deci& Ryan，2000a) 。大量研究检验了该理论在多领域、多文化中的稳定性和适用性，研究者们发现无论是在教育、运动、工作等多种领域中，还是在东西方不同国家( 如美国、西班牙、日本等) 的多种文化背景下，三种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均对个体幸福感具有重要预测作用( Deci & Ryan，2011，2008; Niemiec& Ryan，2009; Ryan & Deci，2008) 。而本研究是其运用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农村青少年群体中的首次尝试，且发现了三大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对提升该群体幸福感的重要作用，这也为从积极角度促进该群体的健康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可能的新途径。

　　值得一提的是，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发现，三种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在亲子沟通与幸福感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通过三种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46. 3%( 自主、胜任、关系三种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之和) 。可见，亲子沟通和三种基本心理需要满足与幸福感的关系不仅仅体现在它们对幸福感的直接作用上，更体现在亲子沟通作为环境因素通过满足青少年基本心理需要而间接对其幸福感产生促进作用。这与 Hasida( 2003) 的研究结果一致，他也指出温暖、亲近的亲子关系能促进青少年内在资源( 个体因素) 的发展从而影响其幸福感。这也进一步验证了自我决定理论所强调的，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在环境因素影响个体心理健康发展中的中介作用( Ryan & Deci，2008; Deci & Ryan，2000a) 。而积极青少年发展研究领域中，发展资源理论的观点也与此不谋而合，该理论主张将外部资源( 环境因素) 与内部资源( 个体因素) 联系起来，二者共同促进个体获得充分发展、增强复原力或提升幸福感等多种形式的成功发展( Benson，Scales，Hamilton，& Sesma，2006) 。

　　进一步对三种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的中介效应量比较分析还发现，关系需要满足的中介效应量最大，占总效应的 20. 5%。这一结果说明，亲子沟通作为一种亲子互动的过程，本身就以增强亲子之间的情感联系或解决问题为目的，良好的亲子沟通可以直接促使青少年获得与父母的亲近感和对家庭的归属感，即获得关系需要的满足，进而提升其幸福感( Galvin et al． ，2004) 。即使如此，胜任、自主需要满足的中介效应也不容忽视，已有研究指出只有三种基本心理需要同时得到满足，才能获得更高的幸福感( Ryan & Deci，2008，2000) 。此外，自我决定理论的最新研究还发现，当环境因素能满足个体基本心理需要时，其幸福感就得以提升，而当现有环境不能满足其基本心理需要时，个体还可以寻找或创造能满足其需要的其他环境或利用其他方式获得替代满足 ( Deci & Ryan，2011; Derrick，Gabriel，&Hugenberg，2009) 。这对农村青少年干预研究的启示在于，要综合考虑影响其积极发展的多种个体和环境因素，营造多层面有利于其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的良好环境，并给予足够的支持和适当的引导，从而提升其幸福感，促进其积极发展。

　　本研究还存在不足之处有待改进: 一方面，未来应采用纵向研究方法深入考察亲子沟通、基本心理需要与幸福感的关系，以克服横断研究不能揭示三者因果关系的不足。另一方面，本研究样本均取自广西农村，考虑到各地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等社会文化环境的不同，亲子沟通和青少年的幸福感可能会有一定程度上的差异，因而将该结果进行推广时需更加谨慎。

　　5 结论

　　( 1) 农村青少年的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幸福感在不同性别、年级和 SES 上没有显着差异，但亲子沟通存在年级和性别交互作用差异，即五年级和初一女生与父亲的沟通质量显着高于初二女生，对男生而言则此差异不显着。

　　( 2) 农村青少年的父子沟通、母子沟通与自主、胜任和关系三大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及其幸福感均呈显着正相关。

　　( 3) 亲子沟通不仅对农村青少年幸福感有直接预测作用，而且还会通过自主、胜任和关系三种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对农村青少年幸福感产生间接作用，其中关系需要满足的中介效应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