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掌控优质教育资源的背后是利益交换的筹码，研究指出中国化社会资本使得教育在影响社会分层上起到了再生产社会现有阶层结构的作用，教育非但没有缩小阶层间的差异，相反，通过教育系统的"再加工",不同阶层之间的鸿沟逐渐扩大[11].而政府行为导致的教育条件不公更是助长了家庭教育投入异化的倾向。那些没有进入所谓优质学校的孩子，家庭对其进行的扩展投入更是不遗余力，从而加重了学生负担，提高了教育成本，浪费了教育资源。
（二）促进制度创新，优化选拨机制
家庭教育扩展投入是家庭利用制度约束获取额外收益的合理方式。当前人才选拔方式以知识考查为主要内容，以考试作为主要形式，指挥着父母围绕考试知识而用力。因此，进一步促进制度创新，疏通人才晋升的渠道，优化选拔机制可以更好的引导家庭教育投资的流向。
抑制教育自身的异化是促进制度创新的着眼点。教育异化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人的发展的异化，它导致人的全面性、丰富性的丧失而仅仅片面发展了人的经济性、政治性等某一方面的才能。教育异化的本质特征是对教育培养完整、和谐发展的人的教育本质的偏离和背弃[12].家庭教育投入的异化倾向与教育自身的异化存在必然联系，教育异化的结果导致家庭教育投入异化倾向的产生，家庭教育投入又助推教育异化。因此，抑制或破除影响教育异化的制度因素，促进制度创新和完善是必要且迫切的。
改革教育质量评价制度是优化选拔机制的必由之路。以"人的全面发展"来确定教育质量基本标准，有利于扭转片面追求升学率现象，有利于减轻学生学习负担，这不仅对于教育结果具有导向作用，对于教育过程也有指引作用，使教师不再仅仅为考而教，学生不再仅仅为考而学[13],而且家长不再为分而投。家庭教育投入，特别是扩展投入也会被引导到促进子女的全面发展的路子上来，把孩子从书海、题库中拯救出来，真正为子女生活幸福而投资。然而，制度创新是制度参与者的利益博弈过程，期间各方利益相关者的互动直接影响着制度改进的过程和效果。促进制度创新，不仅要有改革的勇气，还应该能够承担改革的成本，确保社会稳定。
（三）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平等
当前中国社会还是典型的城乡二元化社会，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过大。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对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公平是影响巨大。相比较而言，经济条件好的家庭才有实力追求优质的教育服务。他们可以不惜代价进入重点中小学；如果进不了重点学校，就进入民办的贵族学校；如果当地没有贵族学校，就请名师做家教给孩子补课[14].过高的收入差距对于义务教育家庭投入异化倾向起着根本决定作用。其一，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正是吸引父母投资教育不竭动力，也是父母认为子女成为"人上人"生活幸福的客观条件。
其二，悬殊的行业收入差距是导致家庭收入差异的客观因素，研究指出家庭收入差距是影响家庭教育投入不同的主要原因[15].因此，收入差距是影响家庭教育投入的动力因素和现实因素。倘若行业收入差距能被缩小，家长们就没有必要过于功利的为子女将来能过上好日子而投资；不同群体之间的教育投入，由于相近的家庭收入，也不能拉开差距，家庭教育投入的异化倾向就彻底失去了动力和根基。
（四）调整父母心态，减少功利主义
家庭教育投入的决策者是父母，其基本心态与价值倾向决定了家庭教育投资的流向与功效。当前，义务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投资的异化倾向与父母的功利主义心态不无关系。首先，功利主义导致目标与行为转化的不对等。家长希望子女生活幸福是真切初衷，但是父母将让子女生活幸福的初衷转化为取得高收入进而奔波于各个辅导班之间则是功利主义的驱动。其逻辑关系在于生活幸福需要物质享受，物质享受需要高额收入，进而高学历好学校，进而需要具有排他性优势。其次，父母通过增加知识学习为主的扩展教育投资也是急功近利的表现。教育投资却要坚持教育性为第一原则，在对子女教育投资的取舍上以及对子女投资总量和结构的决策上，家长首先需要考虑是否有利于子女的健康成长[16].显然，以增加知识储备为主要目的的家庭教育投入不仅让子女疲于应付，甚至打击了他们的学习兴趣，牺牲了童年幸福和认知的乐趣，但是这样却可以快速提升子女学习成绩，让其从选拔中脱颖而出。因此，不少父母明知孩子苦，却仍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的原因就在于其功利主义倾向。减少急功近利，树立正确的教育目标能够让异化了的家庭教育投入释放正能量。把幸福作为教育对人终极关怀的着眼点，符合人的本性、教育目的、社会使命和教育的超越性[17].以促进子女身心健康发展，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教育目标是让子女幸福生活的根本保证，家庭教育投入的正确价值归属应该是子女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继而达到幸福生活的终极目标。
投资教育为子女幸福，这是父母内心心愿的表达，也是教育本身对人的终极关怀。但是实现幸福的路径需要全盘规划、理智分析，且不可目光短浅、急功近利，使得美好愿望变成噩梦开端，良苦用心适得其反。家庭、社会与政府的通力合作和密切沟通能够保证家庭教育投入正确的价值取向和资金使用效率，其合作机制的建立是三方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 魏新，邱黎强.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及教育支出负担率研究[J].教育与经济，1998,（4）。
[2] 杨天平，周兰芳.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课外培训消费研究[J].教育与经济，2011,（2）。
[3] 闵维方.探索教育变革：经济学和管理政策的视角[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
[4] 叶忠.家庭教育投入：教育改革与发展重要支持性因素[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
[5] 郑玉，汤宇梅.家庭教育投资的盲目性及原因探析[J].当代教育论坛，200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