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经济增长的本质不是国内生产总值的提高而是生产的可能性边界的外推，在资本和劳动要素供给一定的前提下，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从某种程度上说，资本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赖于对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投入，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则依赖于教育、培训等人力资本投资的数量和效益，这也是人力资本理论产生和发展的起因。中国理论界对人力资本理论的关注源自中国政府对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追求，更来自于生产方式由粗放向集约转变的现实需要。但对教育收益率研究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此，教育收益率的高低还直接影响着对教育私人投资的积极性、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和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在国内劳动力市场上的流向并反过来影响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地区经济差异。
由于微观数据的可得性等原因，国内对教育收益率的测算研究并不多，但 90 年代以来有不断增加的趋势。Byron 等人用1986 年对南京市国有企业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样本的教育收益率只有 1.4%[1];陈晓宇用 2000 年国家城调队数据研究发现，中国的教育收益率为 8.5%[2]; 侯风云利用 2002 年 7 月至 2003年 1 月的调查数据估算出我国农村和城市的教育收益率分别为3.655%和 9.289%[3,4];姚先国等利用 2002 年国家城调队的城镇住户调查数据估算了不同家庭背景下的教育收益率，发现家庭背景好的男性比家庭背景差的男性教育收益率要高出 35%,女性的这个比例是 28%[5]; 朱琪研究了不同行业的人力资本收益率，发现科研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的教育收益率最高，工业次之，农业最低[6];杜两省和彭竞利用 CGSS2006 数据研究了不同城市类型的教育收益率，研究表明直辖市的教育收益率最高，省会城市次之，其他城市最低[7].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大多数研究者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收益率的估算及其随时间的变动趋势上，也有少数研究者注意到了城乡、家庭背景、行业和城市等变量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但几乎没有对教育收益率的区域差异的相关研究。然而，从区域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中西部地区要集聚人才，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发展向东部地区的快速收敛，教育收益率的测算研究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经济学命题，这也是本研究的意义所在。
二、模型及数据
文章使用的模型有两个：一个是基础的明瑟方程；另一个是扩展的明瑟方程。基础的明瑟方程为：ln（w）=c+β1education+β2experience+β3experience2+ε （1）其中，ln（w）为小时工资对数，c 为常数项，education 为教育年限，experience 为经验，experience2为经验的平方，反映工作经验与小时工资的非线性关系，β1、β2、β3为相应变量待估的系数。由于明瑟方程是一个半对数方程，β1表示教育每增加一年，小时工资增加的百分比，即教育的收益率。ε 是均值为零的随机误差。
由于用式（1）估计出来的教育收益率是教育的总量收益率，无法解释不同教育层次的收益率差异，文章对上式进行了扩展，把教育按年限分为中小学教育（education1）和高等教育（education2）两个阶段，从而也把教育年限变成了两个变量，因而文章使用的另一个模型是扩展的明瑟方程：ln（w）=c+β1education1+β2education2+β3experience+β4experience2+ε （2）文章研究的基本思路是把样本分为东部和中西部这两大样本，然后用式（1）分别对东部和中西部两大样本的全体以及男性和女性就业者进行OLS 回归，以判断总体上以及不同性别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不同的教育收益率，而后再用扩展的明瑟方程，即式（2）对上述样本进行 OLS 回归，以判断不同教育层次以及不同性别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不同的教育收益率。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明瑟方程可能过于简化，它忽略了学校教育的质量等重要因素[8],还可能存在着能力的异质性[9]和教育的内生性[10]等问题，但是由于明瑟方程提供了一种简洁明了且对数据要求低的一种估算方法，至今为止它一直是人们估计教育收益率的最为常用的方法，也是文章坚持使用基本的明瑟方程和它的简易扩展式的原因。
文章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调查开放数据库之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该调查涉及全国 28 个省区 6000 个样本和1281 个变量，根据研究的目的，文章对样本做了如下处理：
第一，在“您目前的工作状况是？”的调查项中删除了：“目前务农，曾经有过非农工作”、“目前务农，没有过非农工作”的样本，以保证研究的样本为城市样本。
第二，删除了出生早于 1948 和晚于 1992 年的样本，即所有样本到 2008 年的年龄为 16~60 周岁，保证研究样本符合我国劳动力的法定年龄。
第三，在没有工作的样本中，删除了“正在上学、参军服兵役”、“离休 / 退休”、“在家料理家务”、“残疾或身体状况不佳”、“下岗失业后不再工作”、“其他”的样本，以保证研究的样本符合“就业者”或“失业者”的范畴。
第四，在“下列各种情形，哪一种更符合您目前的工作的状况”的调查项中，删除了“自由职业者”、“个体户”、“自己是老板”的样本，以保证研究样本为工资收入者。
第五，删除了城市工资收入者中有较多数据缺失的样本和户口类型为军籍的样本。
最后进入分析的有效样本共计 1664 个，其中东部 885 个，中西部 779 个，所有样本均为 16~60 周岁的法定劳动力，都是在非农岗位上的工资收入者 .模型的因变量 ln（w）是小时工资的对数，对全年职业收入大于 6000 元的样本，以职业收入除以 8 再乘以 242 后取自然对数，年职业收入少于 6000 元的样本，按失业者对待；总的教育年限以调查时的实际值为准，“中小学教育”和“高等教育”两个变量的数据按“小学及以下”9 年，“高中及中专”为 3年，其余均为高等教育年限的标准计算得到；工作经验由年龄减去 6 再减去受教育年限得到。
三、回归结果及讨论
为了检验教育收益率在总体上的地区差异，文章首先用式（1）进行普通最小二乘回归，表 1 给出了回归结果。表 1 中的 6个方程都能通过 F 检验且高度显着，这说明完全可以拒绝回归系数为 0 的假设，说明教育和经验对工资有显着的影响。教育收益率的系数全部通过 T 检验，显着性水平均为 0.0000,经验的系数除了东部和中西部女性方程没有通过 T 检验之外，其它4 个方程都通过了检验。
为了检验不同层次教育收益率的地区差异，文章用式（2）进行普通最小二乘回归，表 2 给出了回归结果。与表 1 一样，表2 中的 6 个方程都能通过 F 检验且高度显着，除东部和西部女性两个方程中经验的系数没有通过 T 检验外，其他变量都过了检验，而且教育系数 T 检验的显着性水平较高。从回归结果还可以看出：
1. 无论是从总体上看还是分性别来看，东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都高于中西部地区
东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为 9.9878%,中西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为 6.344%,东部比中西部地区高出约 3.6 个百分点；东部男性的教育收益率为 9.3288%,略低于东部总体上的教育收益率，中西部男性的教育收益率为 6.3206%,也略低于中西部总体上的教育收益率，东部比中西部男性的教育收益率高出约 3个百分点；东部女性的教育收益率为 10.6518%,中西部女性的教育收益率为 6.4872%,东部女性的教育收益率高出中西部女性约 4.2 个百分点。
东部地区的教育收益之所以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文章认为可能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各地区间存在着能力的异质性问题各地区间存在着能力强的人受教育年限更长，更倾向于去东部地区工作的可能性更大。在回归技术中，为了克服能力的异质性，通常会在模型中加入更多的变量，例如父亲的党员身份及母亲的受教育年限等家庭背景变量作为能力的代理变量。为了验证教育收益率的东西差异是否有能力的作用，文章分别计算了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就业者“母亲的受教育程度”,结果发现，这一变量确实存在着东西差异，东部为 5.74,中西部为5.5,东部比中西部高出约 4 个百分点，与东西部教育收益率的差异大体相当。
（2） 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生产率的差异根据新古典理论，工资率的差异根本上是由生产率差异决定的，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工资率恒等于生产率。由于我国东部地区的生产率远高于中西部地区[11],东部地区的工资率进而教育收益率高于中西部地区就不可避免。
（3） 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的差异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能够充分流动，充分的流动意味着行业和企业间在劳动要素上的充分竞争，充分的竞争又能消除行业和企业内部对工人的不公平对待并提高工资水平，而东部地区的市场发育程度高于中西部地区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2. 在东部地区，高等教育的收益率总体高于中小学教育的收益率
总体上高等教育的收益率为 12.0686%,中小学教育的收益率为 8.093%,高等教育比中小学教育的收益率高出约 4 个百分点；男性高等教育的收益率为 12.1352%,中小学教育的收益率为 6.7856%,男性高等教育收益率比中小学教育收益率高出约 5 个百分点；女性高等教育的收益率为 12.0951%,中小学教育的收益率为9.2786%,女性高等教育收益率比中小学教育收益率高出约 3 个百分点。这一结论与大多数研究的结论相一致。
3. 在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收益率低于中小学教育收益率
总体上中小学教育收益率为 6.6486%,高等教育收益率为5.9376%,高等教育比中小学教育收益率低约 0.7 个百分点；男性中小学教育的收益率为 6.71%,高等教育的收益率为5.7592%,高等教育比中小学教育的收益率低约 0.95 个百分点；女性中小学教育的收益率为 7.5158%,高等教育的收益率为5.3037%,高等教育比中小学教育收益率低约 2.2 个百分点。
这一结论多少令人感到沮丧，但这却正是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原因和必然结果。较高的教育收益率是以生产率较高的高端产业为基础的，当大多数的高生产率产业都集聚在东部地区时，中西部必然会有过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拥挤在生产率较低的低端产业中，从而无法得到与教育投资相匹配的高工资率，这恰恰反应了中国近几年来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现状，也很好地解释了我国中西部部分地区近几年来有越来越多的人放弃高考的事实。
4. 无论是东部还是西部，从总体上和教育层次来看，女性的教育收益率都高于男性
在东部地区中小学教育层次上，女性收益率（9.2786%）与男性收益率（6.7856%）的差异更为明显，这是在劳动力市场上女性对男性的歧视 ,虽然我们无法对此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但这一歧视对缩小男女性别工资差异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结论及启示
文章利用 CGSS2008 数据库对东部的中西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进行了估算，文章的研究表明：无论是从总体上看还是从性别来看，东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在东部地区，高等教育的收益率高于中小学教育的收益率；在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收益率低于中小学教育收益率。无论是东部还是西部，从总体上看还从教育层次来看，女性的教育收益率都高于男性。因而，文章的政策启示是：
1. 中西部地区必须尽快提高教育收益率，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收益率
人力资本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而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又决定了区域间的人力资本差异。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正是凭借着人才集聚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绩效，但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之间的差距不仅没有像新古典经济学家们预测的那样向着东部地区快速收敛，反而有不断扩大的趋势[12];经济发展方式粗放、全要素生产率低仍然是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突出问题[13].因此，中西部地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面临着“保增长”与“调结构”的双重压力，无论是保增长还是调结构，人才的集聚都十分重要，但如果没有较高的人力资本收益率特别是较高的高等教育收益率，集聚人才就是一句空话。因而中西部地区要认真汲取东部地区发展经验，在深入推进市场化进程的同时，抓住国内产业转移的大好时机，引进高端制造业，发展高端服务业，努力夯实教育收益率快速和持续提高地市场基础和产业基础。
2. 中西部地区必须保持对高等教育投入的不断增长，努力降低高等教育的私人成本
一方面是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收益率低于东部地区也低于本地区的中小学教育收益率；另一方面是近年来接受高等教育的私人成本的上断上升，收益的下降和私人成本的上升使得高等教育的私人净收益不断减少。如果不采取措施，中西部地区的人才流失和越来越多的适龄青年将放弃高等教育的机会这两种现象将长期存在。教育收益率的提高需要有较好的市场基础和产业基础，无法在短期内得以实现，但我们至少可以通过降低私人成本来提高高等教育的私人净收益。
中央政府在财政上要给中西部地区以更多的倾斜，作为对中西部地区人才流失的补偿；中西部地区的各级政府要建立高等教育投入增长率与 GDP 增长率挂钩的投入机制，保证对高等教育的持续和足额投入；同时要建立各种针对大学生的财政“直补”政策，通过“奖、助、贷”等多种形式降低高等教育的私人成本，实现对高等教育消费者的正向激励。
3. 要切实保障女性受教育的权利，在一些特殊群体，至少也要保证女性接受中小学教育的权利
女性受教育的权利不仅是我国 《宪法》 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也是出于对女性较高的教育收益率的理性选择。教育收益率是市场对教育获得的回报，在市场条件下，女性高于男性的教育收益率意味着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女性相对于男性更高的生产率，这是女性教育的经济发展贡献；女性高于男性的收益率还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在其他要素上对女性劳动者的工资歧视，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同时抵消了在就业和教育获得上对女性的歧视 ,但较高的女性教育收益率无疑缩小了性别工资差异，这是女性教育的收入分配贡献；女性教育获得的重要性并不仅限于此，教育还会通过人力资本的代际传递作用对子女的教育获得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而人力资本的代际传递还会通过收入和职业的代际传递对经济发展的效率和公平产生重要影响[14, 15],这应当被看作是女性教育的社会贡献。但相对于男性，女性并没有充分实现其受教育的权利。
因此，从个体层面上看，女性要主动克服传统保守的社会价值观和性别角色意识的影响，树立性别平等的观念，努力争取教育获得的机会，不断提高个体人力资本的数量和质量。
从社会层面上看，全体社会成员都应该重新审视女性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重新定位男女两性的性别角色，在承认女性与男性的生理差异和批判性继承的前提下，建立新的社会准则和行为规范，让父母自觉地在男童与女童之间平等地配置教育资源，让教师在教学中自觉地倡导性别平等的态度和行为，让企业在招聘中自觉地为两性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
从政府层面上看，要加强立法和和执法，并从制度上确保教育获得上的性别平等，要特别关注弱势群体、贫困地区和流动人口中的女性教育问题，要保证这类群体中的女童至少完成中小学教育，确保女性与经济社会的同步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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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陈晓宇，陈良焜，夏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城镇教育收益率的变化与启示 [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2）：6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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