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1983 年中国教育经济学科建立算起，该学科至今已走过 30 多年的历程。伴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中国教育经济学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经济学学科体系和展现出独特的演进特点。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再次处于改革、发展与重大转型时期，有许多重大教育经济问题需要学界及有识之士去探索解答，这恰是中国教育经济学学科发展的重要机遇期。因此，回顾中国教育经济学形成和发展的历程，总结这门学科研究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和经验，分析学科研究现状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揭示学科研究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中国教育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所必须的。
一、时代诉求与多学科人才聚集促使中国教育经济学快速成长
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起源于 20 世纪 20-30 年代，而全面系统研究则始于 1978 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之后。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不可能产生科学意义上的教育经济学，因为（1）当时工业化水平低、还没有走完农业社会发展阶段，低水平生产力和非现代化的生产方式限制了社会及个体对提升劳动力质量的需求，看不到教育事业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与拉动作用；（2）在计划经济时代，片面强调教育的政治功能，过于强调“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忽视或蔑视教育的经济功能与经济价值，直接或间接地阻碍了教育经济学研究；（3）中国早期教育经济思想和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思辨研究方法指导下，很难走上以实证和实验研究方法为基本特征的科学研究之路。只有在市场经济建设的大背景下，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引入和应用，才可能使中国人认同并接受西方教育经济学理论。（4）科研领域中的“两个凡是”（凡是马、恩、列、毛等伟人的理论观点都是正确的；凡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人文社科理论和方法都是错误的），使我们不敢引用和借鉴西方教育经济学成果；非实事求是的“御用文人”作风阻碍了中国教育经济学走上科学发展轨道。（5）“十年动乱”使旧中国教育科学研究成果被彻底否定，这导致民国时期古楳、邰爽秋、陈友松等中国教育经济学萌芽时期的代表性研究成果①长时间没有得以研究、继承和应用，致使本土化的中国特色教育经济学研究进程出现中断。
1978 年以后，改革开放驱动下的经济建设大趋势，要求教育事业在人才培养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为了积极应答时代诉求，多学科人才顺势而为，促使中国教育经济学诞生并快速成长起来。这期间学术研究性的社团组织的作用不可低估。
1983 年 12 月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全国教育经济学研究会筹备组编写的《教育经济学概论》，一般可以认定此书的出版标志着我国教育经济学学科诞生。
1984 年 10 月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分会在安徽黄山正式成立，标志着教育经济学进入了独立发展阶段。
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会（以下简称学会）对教育经济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首先，从组织上聚集各方科研力量，保证了教育经济学能够按照国际、国家和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与教育事业发展的趋势，联合、联动开展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在知识与方法的共享、观点与建议交流与碰撞过程中实现共振、共生、共赢，有利于培育中国特色的教育经济学派。通过学派建设促进学科发展是新时代的必然要求， 而形成中国教育经济学流派争鸣， 是实现教育经济学原创性发展的最有效途径，也是学术研究会发挥作用的努力方向。
其次，学会定期召开研讨与交流会议，为研究队伍的壮大提供了可能。教育经济学会自 1984 年成立以来， 从事教育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人员越来越多，来源也多元化，不仅有教学、科研人员，还有从事财政、财务、计划和教育行政管理人员，学术年会的规模越来越大，由最初的几十人发展到现在的几百人。
再次，为学者传播独到的学术思想、彰显学术实力、打造学术声誉提供了舞台。每次年会都会安排交流和讨论当年代表性或创新性研究成果，使得成果的创造者有机会扩大知名度。
最后，为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发展和研究生培养创造了条件。1998 年，教育经济学与教育管理学合并成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后，本领域的研究生招生数量和毕业生数量迅速增加，使教育经济学研究队伍不断得到补充和扩大。学会定期举办研究生论坛，为教育经济学研究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培养创造了条件。
二、理论来源上，经历了从学习引进、升华到自主创新的过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政府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经济建设所需要的人才奇缺，使执政者和有识之士认识到教育的经济意义。思想观念的转变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使之可以大量引进、翻译和引用西方教育经济学研究成果，20 世纪 80 年代属于中国教育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学习引进与消化吸收阶段。
1981 年 8 月， 由刚成立的全国教育经济学研究会筹备组在北京举办讲习班，由华东师大邱渊教授首次在我国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和前苏联教育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此后，国内陆续翻译了一批外国名着，主要是英美和前苏联的着作。国外教育经济学研究成果在国内的传播，为我国教育经济学建立与发展奠定了理论与方法论基础，为教育经济学学科在我国的发展和兴盛，以及提升民众的教育投资意识、正确认识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教育经济学来源于西方和前苏联的教育经济学，这一与生俱来的“混血儿”属性，决定了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指导下，大力运用西方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的教育经济问题是大势所趋。
西方教育经济学在教育的经济价值、教育资源优化配置、教育供求预测与规划、教师薪酬、教育筹资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反映了社会化教育产业和教育投入与产出的一般规律，引进西方的教育经济学为我所用，丰富和扩展了中国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使中国教育经济学的发展始终没有离开教育经济学的世界学术发展主流。
20 世纪 90 年代属于中国教育经济学发展的升华阶段，属于用“外国的猫抓中国鼠”的阶段。许多学者运用国外的经济学理论与模型，研究中国的教育投入与产出问题，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
21 世纪前十年，中国教育经济学已经开始进入自主创新阶段，属于打造“中国猫”、尝试用“中国猫抓中国鼠”阶段。
改革开放的成功以及经济与教育发展所创造的“中国奇迹”,使中国教育经济学具有了运用自己的实践经验检验已有理论、创造新理论的资本和发言权。
首先，用中国实践检验西方教育经济学已有理论，对那些被实践证明是科学的基本原理与方法，加以继承和发展；对被现实证伪的个别结论敢于抛弃；对无法或还没有被中国实践验证的观点与结论进行专项研究。
其次，根据中国国情和现实对西方教育经济学做出本土化的嫁接与改造。作为人口第一多的发展中大国的教育，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教育存在巨大差距，有许多中国特有的教育经济问题是西方经济学无法或不能全部解释的，需要发挥中国学者的聪明智慧。
再次，升华新的概念和理论，揉入中国元素，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经济学新体系。中国 30 多年的经济与教育的对接与互动产生了丰富的教育产业运行的成功经验，反映出新的理论与规律，为教育经济学者提供了历史机遇和研究空间。研究者需要全力构建本土化的教育经济学理论与方法，才能提高中国教育经济学的学术地位、更好地解决中国教育变革中的现实问题。
如果能以一种历史的、演化经济学视角分析提炼出不同社会历史阶段教育经济发展或教育与经济关系的一般特点与规律，我们就可能更加确切地知道中国的教育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经济投入与产出绩效，什么样的资源配置方式和制度设计更符合未来教育发展需要。
三、研究视域与范围上，由宏观、中观扩展到微观和制度层面
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中国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也逐渐拓展。从学科诞生伊始，中国教育经济学就关注在经济体制改革背景下教育发展的宏观与中观问题，例如，教育的生产性及其经济功能、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教育结构与经济结构关系、不同类别教育投资效益等问题。进入 21 世纪以后，国家于 2001 年末加入了 WTO,并开始实施区域发展战略，教育与区域经济、教育与知识经济、教育服务国际贸易、教育在提升国家国际竞争力中的地位与作用等成为新兴的研究主题。近几年，随着教育资源市场化配置局面和学校间竞争格局的形成以及学生教育权益的伸张，“教育资源均衡配置的制度保障”、“学校经营”与“教育消费”成为了新生研究主题，使教育经济学研究进一步扩展到学校管理的经济学分析、施教行为与学习行为的经济学分析、教育市场与学校营销、教育消费经济学、教育制度变革的经济学分析、城乡及校际教育资源公平配置等微观和制度层面。
四、研究主题上，从教育增长经济学转换到教育发展经济学
改革与发展是我国自 1978 年以来社会经济生活的两大主题，也是我国教育领域的两大主题，分别探讨两个主题及其相互关系就构成了中国教育经济学的中心议题。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中国还处于“穷国办大教育”阶段，教育投资不足、教育投资效益不高、教育结构不合理等问题是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当时的研究主题是如何通过改革教育投融资体制、改革办学体制、提升办学效益来实现教育增长，即“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教育增长作为改革的目的放在教育改革的框架之中，改革是为了教育事业的外延式和内涵式增长，因为不改革，就无法培养出足够多的现代化建设人才，不改革就无法快速发展教育事业。当时研究教育的重点是规模、速度、投资、办学体制改革与教育结构等问题。
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广大人民群众收入水平的提高，生活条件的改善，对优质教育提出更多需求；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对劳动力素质提出了新要求，改革开放、科技进步和创新驱动成为新型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国民经济转型升级要求教育事业必须随之发生变革，必须走上全面的、高质量的、公平的、有效益的教育事业发展之路。教育改革的目的不再是教育增长，而是转移到教育全面协调的科学发展上。在此背景下，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主题转变为教育投入与产出的质量与结构、教育资源配置的公平与绩效、教育投资与创新型人才培养、教育体制改革的市场与非市场收益上。中国教育改革发展模式应该是结构主义和制度主义的，因此，教育投入与产出的结构优化与体制机制创新的经济学分析将成为学科研究的核心主题。
五、研究方法上，从哲学思辨、理论演绎扩展到实证检验
从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演进来看，开始主要注重思辨研究和理论分析，运用逻辑推理得出结论，形成教育经济价值观。以后，随着科研人员学科背景的多元化以及西方教育经济学实证研究方法被广泛接受，2005 年以后，科学实证研究方法大行其道，尤其是量化的实证分析方法得以广泛应用，据不完全估计，2005 年以后，开展定量实证研究的学术论文占比大幅度上升，超过了开展定性理论分析论文的占比，达到58%以上。
开展经验实证研究需要构造模型和准备必要的数据，这是一切经验实证研究的必要条件，而这两个条件常常相互促进或者相互制约。实际上，坚持科学研究范式的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目标是构造模型并借助模型对数据进行处理与解释、探索与发现；或利用经验实证研究结果来验证理论假设。越是高水平研究者，越应该在数据处理上表现出娴熟与高超的技巧，越是能够在纷繁复杂的大数据中探索发现内隐的学理、规矩与意蕴。
美国和英国学者在教育经济研究领域之所以能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拥有相对完整的可用数据是重要原因之一。我国的经济数据和教育机构投入与产出数据的品质及公开发布情况欠佳，这可能也是妨碍我国教育经济学者广泛开展实证研究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数据资料的占有和运用上，我国学者早期主要集中于二手数据资料，如从各种统计年鉴和机构报告中获取数据，近十年开始大量运用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田野观察、教学实验和元数据分析来开展实证研究，取得了可喜成绩。
六、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贡献
自中国教育经济学作为独立学科诞生以来，许多新颖的切中时弊的真知灼见频繁产生，不少针对现实问题的研究成果影响着政府决策，多项关键性重大研究成果己变成国家的政策举措。如中国的教育投资需要多少才能与经济发展需要相适应，这一问题成为了国家“六五”期间哲学和社会科学重点科研课题。厉以宁、陈良焜、孟明义、王善迈等教育经济学者承担了课题研究任务，他们基于 41 个代表性国家的 20 世纪60-70 年代的数据，利用“教育经费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计量模型”,对教育投资与人均国民收入或人均 GNP之间的数量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估算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相应教育投资比例水平以及教育投资水平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弹性系数，提出了根据当时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性教育投入应该占国民生产总值 4%的政策建议。这对此后 30 多年来国家教育财政政策和教育保障体系建设始终发挥重要推动作用。
七、中国教育经济学的发展机遇
在中国 30 多年来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教育事业与社会经济良性互动的实践历程，为中国教育经济学科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学术土壤与实证材料。《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颁布实施以后，教育现代化进程加速推进，教育与区域经济的关系更加密切，近年来，我国为了抓住世界第三次工业革命所提供的发展机遇，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加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其中一项重要举措就是从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和消费拉动，而各种创新，如知识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等，都是内生的，取决于能否培养出来足够数量的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这为运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教育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培养方式创新等问题，提供了广阔的科研空间。
（一）教育改革与发展，其利弊得失为学科提供了大量研究课题
教育经济研究目的之一是促进教育改革与发展，以教育家的人文情怀，借用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分析教育发展的得失利弊，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值得探讨的课题。
例如：其一，教育发展也应注意教育供给与需求的均衡问题，防止长期失衡现象的发生；其二，教育的整体发展不仅仅是公共教育的问题，还应通盘考虑如何鼓励其他产权类型学校的发展；其三，在教育国际化的背景下，国际教育问题又构成了教育经济学的新课题；其四，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一样，需要对其未来发展规模与质量水平做出科学评价与预测，利用经济学，尤其是计量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教育投入与产出状况做出评价，对各级各类教育发展的适度规模与空间组织结构演化做出预测等；其五，基于经济学视角，对各种教育政策与发展规划的利弊得失做出理性分析。
（二）多种理论基础的共同支撑，促进了学科体系的日趋成熟
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应该得到拓展。在坚持人力资本理论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同时，信号筛选假设理论、教育消费理论、社会关系资本理论、文化资本理论在教育研究中的运用，又构成了教育经济学学科发展的新生增长点，它是对传统人力资本观的补充发展，是教育综合发展的必然要求。从早期基于人力资本理论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教育经济问题研究到现在以多种理论基础共同支撑的教育经济问题研究，这无疑促进了教育经济学学科体系走向成熟，变得更加“羽翼丰满”.
教育经济学不能只是立足于人的“工具性”能力和教育的经济属性，它不仅研究作为生产主体的人如何积累与开发人力资本，还要关注作为消费主体的人如何有效形成消费价值观、消费理性知识、消费技能和科学消费意识。它不仅要研究教育的投资性收益，还要研究教育的消费性收益。教育经济学应该是一门研究人生存与发展的教育经济条件以及如何通过教育与培训途径，实现人生价值增值、社会福利增大的社会科学，而不是一种“见物不见人”的局限于工具理性的学科。
（三）教育产业发展大势出现转变，为学科发展提供了科研增长点。
当前，要实现教育事业自身“全面、高质量、协调、公平、有效益”发展，就需要教育经济运行过程做到如下转变：一是从总量增长到全面质量提升，推进中国教育经济发展的目标转换；二是从人力与物力要素到文化与生态要素，推进中国教育经济发展要素的转换；三是从投资到消费，从资本本位到人生本位，推进中国教育经济发展的动力转换；四是从公立为主到公私立并重，推进中国教育经济发展的道路转换；五是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公平与效率并重，实现中国教育经济发展的导向转换；六是从产品市场开放到思想市场开放，推进中国教育经济发展的条件转换。实现这些转换，是中国特色教育经济学研究的新兴研究热点。我国有世界上最丰富的教育历史与实践经验积累，现在又恰逢经济社会转型升级、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新时期，教育与经济的互动关系更加密切，应该说具备了创建中国特色教育经济学派的外部条件。扎根于中国文化土壤之中“,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研究本国教育经济问题的基础上，形成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的中国教育经济学话语体系， 这是教育经济学在 21 世纪能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成熟学科的重要标志之一。
八、中国教育经济学的学科再建设
有多位学者提出了关于中国教育经济学学科建设方面的观点和建议，值得借鉴①.
（一）学科性质定位
教育经济学归属的上位学科是经济学、教育学、公共管理学，还是独立交叉学科？对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迄今为止，教育经济学学科发展路径仍然分为三条路线，第一条是经济学范畴的教育经济学，重点探讨教育系统的发展对经济系统发展的影响、教育实现的经济条件（如教育财政、教育筹资、助学资助等）以及教育系统中的经济现象与经济规律；第二条是教育学范畴的教育经济学，主要运用西方经济学提供的方法，如生产函数与成本函数模型、计量与统计等数学方法、博弈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等分析教育投入绩效、人才培养与学业成功的影响因素等问题，预测特定的教育模式与方法产生的成本与效益、解释特定教育现象存在与演变的经济动因、基于经济学视角确定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教育教学方法与教育干预措施，这种研究路线为教育实践者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使之理性评价采用不同教育方法与举措、追加不同类型投资所产生绩效或收益的规模与分布，理性运用经济探究方法，就能使教育参与者解开教育学的“面纱”,抓住隐藏在教育现象背后的真正“推手”.第三条是公共管理学范畴的教育经济学，偏重于运用微观经济学和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作为“（准）公共产品”的教育产出品的公平分配及其效应问题，研究教育行政、教育政策与教育管理行为的效率、效果与绩效问题。
基于学科发展路径和学科功能定位，可以认为教育经济学学科性质定位应该具有包容性，不必硬性归类或选边占位，多元服务目标、多学科交叉、多学缘构成的学科发展态势，有利于学科发展，也有利于学科研究队伍的发展壮大。
（二）学科研究边界的拓展
按照学科服务的教育类别来看，可以分为基础教育经济学、高等教育经济学、职业教育经济学、继续教育经济学、学前教育经济学、特殊教育经济学、民族教育经济学；按学科自身传播与生产的专题知识领域来看，可以分为教育经济学对象与方法、教育经济思想史、教育经济价值计量、教育效率评价、教育成本与效益分析、教育供求与规划、教育服务市场与营销、国外教育经济学说概述、教育经济现象的国别比较等；从学科研究的实践基础来看，可以有教育管理经济学、学术劳动经济学、学校人才经济学、教育制度经济学、学校营销学、教育预测与规划、教育资源利用绩效评价、教育财政与金融、教育保险、教师薪酬、学校资产管理等。
（三）学科逻辑起点的确定
奠定学科知识与理论逻辑体系的最原始概念或范畴是什么？是单一起点，还是双起点；是人力资本、教育服务，还是教育产出、教育需求、教育与经济关系、教育的经济功能？对此，莫衷一是。笔者认为双起点为宜，即把人力资本与教育服务作为该学科知识体系建设的逻辑基点。因为教育经济学是研究个人、家庭、教育机构和政府及其他社会组织对稀缺的教育资源做出选择和管理的科学。首先要研究教育的需求方与供给方如何在实现人类文明传递和积累的教育过程中做出选择和决策的，其中，首要的第一位问题是生产什么的问题，然后，才能回答为什么生产、为谁生产以及如何生产等问题。概括起来看，各类教育活动的成果或教育供求的产品都是教育服务或人力资本，从各级各类教育产业组织的产出品（教育服务和人力资本）性质与功能论证出发，可以构建起来教育经济学学科知识体系。
（四）学科知识体系的重构
如何构建更加科学合理的教育经济学科知识体系？应该有五大模块的内容。第一模块是关于各级各类教育机构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等问题的解答。论证学校教育产品是教育服务和人的才能，即人力资本。教育需求与供给的相互作用决定了教育及其数量与质量。第二模块是关于为什么生产教育的解释。通过阐述与论证教育与国民经济的关系、教育的经济价值、教育投资的净收益、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贡献以及教育带来的非货币化收益，回答国家、社会和个人为什么选择利用稀缺资源生产教育的问题。第三模块是关于如何有效率生产教育的知识。包括学校教育规划与经营、教育生产函数与成本函数、教育财政与筹融资、教师薪酬与学术劳动力市场、助学资助政策、教学活动经济分析等内容。第四模块是关于为谁生产教育问题的解答。内容包括稀缺教育资源及其收益在不同社会成员之间分配和消费，教育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关系，学费与教育成本分担，教育资源配置的公平、比例结构与均衡，毕业生劳动力市场等问题。第五模块是关于谁做出教育投入与产出决策，以什么程序和规则作出决策等问题的解答。主要包括学校、政府和市场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教育资源配置方式、教育组织绩效的度量与评价、教育产权制度分析等内容。
参 考 文 献
[1]杨葆焜。教育经济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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