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转变似乎也出现在班纳姆的《第一机械时代的理论与设计》之中。尽管该书伊始就肯定了 1900 前后的一系列革命性姿态 （ 如立体主义和未来主义 ） 对现代建筑发展的决定性影响，但班纳姆却是从“学院传统”（the academic tradition） 展开这部现代建筑史学着作的。在他看来，“国际风格的理论和美学纠缠于未来主义和学院传统之间，但只有在偏离未来主义并拥抱学院传统……，再借助未来主义之前的理性主义和决定论才得以实现。”[12]
但是，如果我们据此以为班纳姆如同柯林·罗一样是出于对现代建筑这一发展的赞美而提出上述观点的话，那么我们对班纳姆的理解就错了。事实上，无论是对勒·柯布西耶《走向建筑》（Vers une architecture,通常译为《走向新建筑》） 中帕提农神庙与汽车的并置 （ 图 3）的解读，还是在勒·柯布西耶的萨伏伊别墅和富勒（BuckminsterFuller）的代马克松住宅（Dymaxion House,又称“动态最大住宅”,图 4） 之间、或者在格罗皮乌斯设计的阿德勒敞篷汽车 （Adler Cabriolet） 和富勒的代马克松地面滑行单元（Dymaxionground-taxiingunit） 之间进行的比较 （ 图 5），班纳姆试图说明的恰恰是主流现代建筑从其巅峰时期的1920 年代开始就呈现的一种与日俱增的“失误”（somethingthatwasbeingincreasinglymislaidinmainstreamModernarchitecture）。
在班纳姆看来，这一发展既源自现代建筑与学院传统的调情，也由于它脱离了哲理层面的未来主义 （ 尽管仍保留了艺术层面的未来主义 ）。正因如此，“1920 年代以来的理论家和设计者们不仅偏离了自己的历史起点，而且也丧失了在技术世界的立足点”[12].值得注意的是，班纳姆这里所谓的“技术世界”并非传统现代建筑史学中那种由建筑的新材料和新结构构建起来的世界，而是与机械时代关系更为直接的机械性技术世界。在这方面，班纳姆自己的认识也呈现出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在《第一机械时代的理论与设计》引言中，班纳姆对“机械时代”的定义还是以小型家用电器设备为主 ;但是他于 1969 年完成的第二部现代建筑史学论着《环境调控的建筑学》（TheArchitectureoftheWell-temperedEnvironment）已经将建筑视为环境调控的机器。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班纳姆也不是在后来变得十分宽泛的意义上（ 如文化、社会、心理、甚至景观绿化环境 ）使用“环境调控”中的“环境”一词的，而是用它专指建筑中由温度、光电、空气形成的物理环境。
在班纳姆看来，人类建筑史就是一部环境调控的历史，而工业革命之后的现代建筑进程则是以不断发展的机械化技术手段实现环境调控的历史。然而，史学家们却常常对此视而不见，或者只有在相关问题影响到建筑形式的时候才会给予几许注意，比如路易·康设计的为机械通风管道赋予了纪念性表现形式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理查德医学实验大楼 （ 图 6）。因此，班纳姆不仅对沉湎于形式和风格的现代建筑史学提出批评，而且也对现代建筑史学过于狭隘的基于建筑材料结构的技术观提出质疑。《环境调控的建筑学》
第一章开宗明义地争辩道，如果现代建筑的特征之一就是深受技术的推动，那么有赖于技术发展的环境调控发展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无需辩护”（unwarrantedapology） 的现代建筑史学问题。
诚然，在班纳姆之前，吉迪恩已于1948 年完成了《机械化掌控--献给无名史》（Mechanization Takes Command: AContribution to Anonymous History） 一书。
在许多学者看来，这是一部拓展了现代建筑史学领域的着作。弗兰姆普敦甚至将其称为一个比《空间、时间与建筑》“更具开创意义的研究”（anevenmoreseminalstudy）[13]45.
事实上，正如班纳姆所言，在他着手进行相关研究之时，许多学者都曾向他推荐吉迪恩的这部着作，而且言下之意，它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值得研究的了。
但是，如果说吉迪恩关注的还只是机械化在生活用品、家具、厨房设备、卫生设施、甚至屠宰和肉类加工等方面的表现的话，那么班纳姆则致力于现代建筑在温度、光电、空气等方面的环境调控研究。在班纳姆看来，它是现代建筑在技术层面满足新的社会功能需求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领域，至少与结构、材料和空间创造同样重要。
众所周知，勒·柯布西耶曾经将住宅称为“居住的机器”（machineàhabiter）。然而在班纳姆看来，尽管勒·柯布西耶从一开始就在自己的文字写作中表现出对环境调控设计的高度热情，他在 1920 年代声名鹊起的住宅建筑仍然只是“机械美学”的杰作，不仅与约瑟夫·帕克斯顿 （Joseph Paxton） 早在 1850 年代完成的王莲百合花房 （VictoriaRegiawater-lilyhouse,图 7） 在环境调控方面卓有成就的设计相去甚远 （ 尽管后者不是住宅建筑 ），而且也与富勒同样于 1920 年代完成的代马克松住宅这类真正具有环境调控技术含量的“居住的机器”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即便他在 1930 年代完成的两个致力于环境调控设计的机构性建筑--巴黎大学瑞士学生宿舍（thePavilionSuisse）和巴黎救世军大楼（theCitédeRefuge）--也以失败告终，而同时期的美国工程师则在相关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在这方面，同样崇尚机械美学的包豪斯建筑师 （ 比如格罗皮乌斯 ） 甚至远不如勒·柯布西耶，倒是对机械美学不屑一顾的赖特在草原住宅中实现了精妙的环境调控设计。在赖特那里，“能量技术 （powertechnology）、建筑结构与居住环境的设计巧妙结合，其非凡的创造力在 20 世纪第一个10 年简直无与伦比。”
[14]112这还没有说到赖特 1906 年的拉金大厦（theLarkinBuilding,图 8）。尽管已经不复存在，这个建筑倒是在现代建筑史学着作和教科书中经常出现。不过班纳姆对它的评价更高--“即使赖特此后什么都没有设计，他仍然能以这个建筑在 20 世纪设计先驱者中占有一个无可争辩的地位。”
[14]86显然，促使班纳姆作出如此评价的原因并非该建筑不同凡响的室内空间或者富有纪念性的外部形式，而是与整个建筑内部和外部的空间、结构、形式完美融合在一起的环境调控设计理念和技术成就。就此而言，拉金大厦不仅可以被视为康的理查德医学实验大楼的先声 （ 这一点已经是众多现代建筑史学家的共识 ），而且也是一个桥梁，“在以结构和外在形式发展为关注点的常规现代建筑史研究和作为人类环境创造发展的现代建筑史研究之间建立了联系。”
[14]92后者正是《环境调控的建筑学》作为一部现代建筑史学着作的核心议题，它不仅涉及像拉金大厦这类现代建筑的经典案例，而且也包括因为“非现代风格”而被排除在“主流”现代建筑史之外的诸多建筑--当然，同样重要的是，还有在材料结构的技术观中被忽视的自工业革命之后现代建筑在环境调控方面的技术发展和成就。
3 班纳姆之后的环境调控史研究
作为现代建筑史学家，班纳姆的理论立场是未来主义的。对此，当代建筑理论家和历史学家安东尼·维德勒 （AnthonyVidler） 在《当代史--创建建筑现代主义》（HistoriesoftheImmediatePresent:InventingArchitecturalModernism） 中有明确的阐述。
在维德勒看来，有别于考夫曼的“古典主义的现代主义”（classical modernism）、柯林·罗的“手法主义的现代主义”（manneristmodernism）、塔夫里的“文艺复兴的现代主义”（renaissancemodernism），班纳姆代表了一种“未来主义的现代主义”（futuristmodernism），其核心是“重塑 20 世纪前半叶的技术抱负”（revive the technologicalaspiration of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century）[6]107. 如 同 圣 埃 里 亚 （AntonioSant' Elia） 和马里内蒂 （Filippo TommasoMarinetti） 等现代运动初期的未来主义者一样，班纳姆的新未来主义立场试图摆脱工业革命前的建筑与艺术传统的影响，同时也表现出对技术发展和机械文明的高度热忱和乐观态度。在班纳姆眼中，机械文明充满魅力，象征着人类依靠技术进步走向未来的力量。
回顾人类建筑史，《环境调控的建筑学》区分了 3 种环境调控的模式。第一种模式是所谓“保温型”（conservative,又译“保守型”）。这一模式通常出现在比较干燥的地区，它借助于厚重的建筑围护结构，以及细小的开窗和洞口，达到保温隔热的室内环境调控。在欧洲传统建筑文化中，由于石材的大量使用，这种模式比较常见。第二种模式是“选择型”（selective）。理论上讲，这一模式“不仅致力于保留某种理想的环境状况，而且也借助于外部条件以达到理想状况。”
比如，玻璃窗既有助于自然光进入室内，又能够遮风避雨；悬挑的屋顶既有遮阳的作用，又不至于把自然光全部遮蔽 ;百叶窗既保证空气流通，又可以避免视线干扰。班纳姆指出，“选择型”模式与“保温型”模式之间并不冲突，而是可以相互交叉和补充，但是从气候条件上而言，“选择型”模式较多出现在热带和潮湿地区。第三种模式是“再生型”（regenerative），它借助于人为的照明、采暖或降温手段来改善室内环境，完成环境的调控。油灯、火炉、壁炉是较为传统的手段，而电灯、中央采暖和空调系统则是机械时代的产物，其中许多发明首先出现在工业革命后的英国，之后则是美国独领风骚[14] 第二章.对于建筑设计而言，“再生型”模式催生了两种建筑与机械和管线设备结合的方式 :“动力隐藏”（concealedpower）与“动力暴露”（exposedpower）[14] 第十 / 十一章.
在班纳姆看来，无论隐藏还是暴露，正是借助于机械手段，人类走向了对环境的“全面控制”（fullcontrol），甚至可以实现富勒设想的处在巨大穹隆覆盖下的城市 （ 图 9）--一个太空舱式的人类世界 （ 图 10）。但是，如果说 1960 年代的班纳姆仍然有可能通过现代建筑史研究重塑未来主义目标的话，那么过去数十年人类经历的环境和生态危机则使班纳姆技术乐观的未来主义立场变得问题多多。人们意识到，为营造和享受舒适的生活环境，现代建筑物俨然已经演变成一个高度耗能和高度浪费的机器，以集中供暖、空调和密闭方式维持室内恒定环境的做法不仅有损人类调节和感知热环境变化的能力，而且也使自己陷入“病态建筑综合征”（sickbuildingsyndrome）。要改变这一状况，人们在发展新技术的同时，也需要新的价值观念，需要生活方式的改变。有理由认为，这不仅是弗兰姆普顿将吉迪恩的《机械化掌控》视为“更具开创意义的研究”的原因--因为正如弗兰姆普顿所言，吉迪恩在这部着作中已经认识到，技术发展必须受到文化价值反思的制约[13]48,而且也是继班纳姆之后以迪恩·霍克斯 （DeanHawkes） 为代表的环境史设计研究的认识论转向和环境议题。
可以说，对班纳姆的现代建筑史学遗产的继承与超越正是霍克斯学术研究的特点。他于 1995 年完成的《环境传统 :环境建筑学研究》（TheEnvironmentalTradition:StudiesintheArchitectureofEnvironment）是一部深受班纳姆影响的环境史研究着作，但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班纳姆的未来主义立场。之后，他在《选择型环境》（TheSelectiveEnvironment） 中提出的“选择型设计”（selective design） 不仅吸收了班纳姆的“选择型”概念，而且秉承了维克多·奥尔戈雅（VictorOlgyay《）设计结合气候》（DesignwithClimate）中的尊重自然和气候条件的环境设计思想，它力求以更为积极的方式“降低对环境调控的机械系统的依赖，从而减少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15] Ⅶ.另一方面，霍克斯指出，新的环境调控意识也应努力减少对不可再生能源的需求，挖掘可再生自然资源的潜力[16].显然，这是一种在过去几十年中发展起来的强调人类环境创造应该更好适应自然环境的“生态建筑学”（ecologicalarchitecture） 观念，而不是班纳姆 / 富勒意义上的独立于自然环境的以自我封闭世界为特征的、直至走向宇宙殖民的所谓“生态建筑”[17].
当然，对于霍克斯来说，建筑学是一个丰富且复杂的综合学科。他关注的环境议题既需要考虑通风、采光、照明及其机械系统等环境调控元素，也需要空间、形式和材料等更为传统的建筑元素的参与，以及建筑环境的技术性调控与非技术性创造的融合。
正如霍克斯在《环境的想象 :建筑环境的技术与诗》（TheEnvironmentalImagination:Technics and Poetics of the ArchitecturalEnvironment） 中强调的，无论技术问题如何重要，建筑设计最终还是一种诗性的创造，需要通过想象将技术转化为诗意的结果[18].霍克斯向我们显示，从启蒙运动到 20 世纪，这种诗意的环境想象在诸多杰出的现代建筑师的作品中既不必然要以“生态建筑”的面貌出现，也可以远离技术表现主义的模式，最终以丰富多样的方式与不同建筑师的建筑语言和实践紧密融合在一起，创造出优秀的建筑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