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方“资源诅咒”及“生态赤字”问题
地方“生态赤字”表明了一个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制度体系等多方面因素导致的，对当地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当地自然环境的急剧恶化问题。我国陕西省榆林市，甘肃省白银市，辽宁省抚顺市，四川古蔺县等地区，曾因富饶的铜、煤炭、天然气等矿产资源，带动了当地驶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然而，过度开发资源，却使当地有了这样的疾呼:“浪费了地下矿，破坏了地上土，地下水干涸，地上植被无，种草不长草，种粟不长粟，生态环境难恢复，未来土地变沙漠，子孙衣食将何如?”于是，对于我国众多地区长期以来依托于资源开发加工为主的地方经济，我们不得不正视它带给地方生态环境的影响和破坏。
同时，过度依赖于矿产资源的产业结构，使城市经济发展面临这样一种困境，那就是资源一旦枯竭，产业衰落就会导致当地经济萧条。这就不可避免地伴生了另一种资源与经济之间畸形关系的形态，即“资源诅咒”。“资源诅咒”是发展经济学的著名命题。阐释了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限制作用，即资源丰裕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慢于资源贫乏经济体的增长速度。
世纪中后期，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许多经济学家注意到一个明显的现象，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资源导向型增长模式失败，自然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角色仿佛由“天使”变成了“魔鬼”，“资源的诅咒”由此而来。
二、“生态赤字”产生的经济学根源
英国科学家哈丁(Hardin)曾于1968年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公共地的悲剧”of the commons)一文。该文讲的是n个牧民在公共草地上放牧的故事。通过建立、分析羊只放养数量和牧民总收益之间的函数关系，我们可以得出，当草地向牧民完全开放时，每一个牧民都想多养一只羊，因为多养一只羊增加的收益大于其购养成本，是有利润的。尽管因为平均每只羊可食用的草量下降，追加一只羊可能使整个草地所有羊的单位收益下降，但对于单个牧民来说，他增加一只羊的牧养是有利的。当所有的牧民都看到这一点，都增加一只羊，那么草地将被过度放牧，从而不能满足羊的需要，导致所有牧民的羊都饿死。那么，该草地存在一个羊群的最大可存活数量。通过模型分析，恰恰是当放牧人考虑到公共草地的这个最佳(最大)放牧量的时候，虽然每个牧民的放牧数量减少，但每个牧民的最大收益却增加了。这个故事说明当草地处于过度放牧时，不仅浪费了资源，也没有使农户得到最好的收益。如果每个农户愿意控制放牧数量，则他们每个人既节约了成本，也能够从中得到更多的利益。
如上表所示，通过这个模型我们可以看出，牧民之间博弈的最终结果:(不减少，不减少，不减少)是此博弈稳定的纳什均衡。公地的悲剧就在于牧民不愿意通过减少放牧而增加收益，也就是每个人都选择不减少放牧数量。这揭示了在共享公有物的社会中，每个人，也就是所有人都追求各自的最大利益。效率优先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博弈，最终演变为人们盲目追求经济增长与利润最大化，忽略自然与生态的最大承载力，造成自然资源的浪费甚至是透支。“生态赤字”问题油然而生。显然，“生态赤字”源于个体对公共资源的自由攫取，展现了一个经济体在其发展进程中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而引起的环境退化问题。资源的枯竭与透支，使得依赖于资源禀赋促进经济增长的资源导向型经济体，失去了发展经济的资源支撑和动力来源，制约了该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在此情形下，自然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角色由“天使”变成了“魔鬼”，资源禀赋转化为“资源诅咒”。
“公共地的悲剧”有力的阐释了地方生态赤字问题产生的根源。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忽略自然与生态的最大承载力，因盲目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对本地资源进行过度开发，这样势必造成自然资源的透支和浪费。资源的枯竭引发生态环境的退化，破坏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地方经济不仅不能从本地富庶的资源禀赋中获得持续增长的动力，反而由于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等问题，限制了本地的经济发展，就像被本地原本富庶的资源条件施与咒语一样，城市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这些问题逐渐成为资源型城市发展的瓶颈。
三、我国典型资源型城市面临的“生态赤字”现状
我国陕西榆林市，甘肃白银市，辽宁抚顺市，四川古蔺县等城市、地区，矿产资源丰富，但却不同程度面临着产业结构单一、资源日益枯竭、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问题。具体如下。
粗放、单一的城市经济产业结构
综观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的一个共同之处，在于依赖当地丰富的矿产资源，主导产业单一，以资源开采和原材料生产为主，生产链短，配套产业对主导产业依赖性强。基于富饶的铜、煤炭、天然气等矿产资源，榆林市、白银市、抚顺市、古蔺县等地区均建立起依托于本地区富庶资源的支柱型产业部门，例如“榆林神华集团”、“白银公司”等，这些产业机构均以煤炭、铜等矿产资源的原始开采或产业链上游的原材料、初级产品生产等传统产业模式为主，缺乏高新技术产业和资源原材料精深加工等接续替代产业、循环可持续发展的多元化产业模式。粗放、单一的城市产业经济结构，使地区的经济发展过分依赖于本地资源条件，一旦资源供给不足，便会导致相关产业纷纷陷入困境，以至于地方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陕西榆林市经济主要依靠第二产业拉动，而第二产业内以采掘和原料工业为主的重工业比例过高。从2000年以来，榆林重工业内部的采掘和原料工业比重在90%以上，重工业企业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比例高达86.9%。
粗放、单一、靠初级的资源驱动的产业结构，重工业独大、严重依赖资源，使得该地区经济相对脆弱。例如受到国际煤炭市场价格影响，榆林市在年8月～2009年期间，大部分月份工业总产值增速为负;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32.2%停产;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亏损面高达，由于这些行业的不景气，导致榆林经济的增速从2008年25.3%降到2009年的。
矿产资源日益枯竭
对于本地区矿产资源的盲目开发和大肆开采，使得当地矿产资源日渐枯竭。陕西榆林地区由于制度和管理等方面的原因，曾使很多无资质的地方性开采单位或者私人开采队在有煤储、油储的地方肆意开采，甚至出现“圈地占资源”的现象，造成陕北地区低利用率矿井遍地开花。一些煤矿、石油、天然气开采企业盲目进行开采的“吃肥丢瘦”或是“只吃肥不吃瘦”，开采过程中，采主弃副、采富弃贫、采易弃难甚至掠夺式开采，造成大量能源浪费。按照《煤炭工业技术规范要求》，矿井采区的回收率不应低于75%，而陕北地区的煤炭回采率平均不到30%，有的只有10%左右，致使可开采上百年的煤矿，不到30年将被开采完。石油开采也是如此，大量无资质的钻采单位过分追求投资的快速回报，不进行压裂、注水，生产期一般仅有3～5年，采收率只有5%～8%，最多的也只能达到百分之十几的采收率。根据测算，按照探明石油地质储量计算，乱开滥采与正规开采相比，油田采收率低于20%，油田寿命缩短30年以上，损失可采储量近一亿吨。作为新中国最早开发的铜工业基地，甘肃省白银市经过50多年的开发开采，白银工业经济发展所依赖的铜、锌等主要资源的探明储量已日趋枯竭。从上个世纪80年代年自产铜万吨锐减到现在的1万吨，“铜城”即将无铜可采。辽宁抚顺市曾以“煤都”著称，煤炭资源储量居全国前列，到2009年3月，国务院确定抚顺市为第二批32个资源枯竭城市之一。四川古蔺是煤炭资源大县，煤炭资源开发有力促进了县域经济发展，然而过度的开采也使该地区步入全国第3批资源枯竭城市之一。
生态环境污染、破坏严重
随着能源开发力度的加大，资源型城市和地区的生态环境压力日益加重。首先是开发区内水源和水质的污染。陕西榆林的煤炭资源开发区内水质严重恶化，主要的11条河流中9条受到不同程度污染，河水表面的悬浮物比开发前增加近倍，神木、府谷等县的居民饮用水水质严重超标。
甘肃省白银市由于大量的工业废水未经彻底处理便排入黄河，造成黄河白银段重金属严重超标。其次，大气污染相当严重。据监测，榆林煤炭开发区大柳塔镇的大气中，氮氧化物、悬浮微粒和二氧化硫3项主要污染指标分别是开发前的4倍、17倍、倍，悬浮微粒日均浓度超过国家二级标准倍。而甘肃白银市城区大气主要呈煤烟型污染，目前市区每年排放烟气151.97亿年排放二氧化硫2.897万吨，烟尘及粉尘1.25万吨，空气总悬浮微粒和二氧化硫浓度严重超标。再次，能源的大规模开发带来地表植被的大范围破坏，土地盐碱化越来越严重，荒漠化趋势不断增强。神府煤田开发以来，地表植被被破坏26.6万亩，农田侵占万亩，沙漠化发展速率增加到自然发展速率的倍。最后，矿产资源的不当开采造成了严重的地质灾害。矿产资源在开发过程当中，非常容易产生地面塌陷和地裂缝，而地表一旦塌陷却很难再恢复，地表塌陷后的土地无法正常耕种，进而使得耕地面积大大缩减，成为一片荒地。
解决“资源诅咒”和“生态赤字”———“3E系统模型”视角下榆林市等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路径选择能源(Energy)—经济(Economy)—环境系统的研究主要是指为实现社会发展系统中能源、经济、环境3个子系统之间综合平衡与协调发展。资源型城市如何建立当地资源利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3者之间健康、和谐关系，解决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给当地环境带来的影响和破坏，应注意把握好以下3个方面首先，完善地方资源产权机制。参照“生态赤字”问题产生的根源，由于资源产权机制不合理，一大批早期的资源开采权由中央逐层下放转包给个人，这样接近于公共资源使用的资源开采体制，使地方资源如同哈丁笔下的“公共地”一样被过度开发。为了规范资源开采秩序，使整体开发由乱到治，应当规避资源开采主体对资源开采的任意性和盲目性，建立政府管理和开采为主导的多产权主体共同开采的开发机制。事实上，榆林也曾对民营个体的石油开采权实行有偿收回，但在政府收回油矿开采权的过程当中，产生了一系列能源产权归属问题的纠纷。如何能使个体“行为不经济”得到规范的同时，又不至于打击地方生产积极性，这有待于能源产权关系的进一步理顺。值得提倡的做法是收回地方资源的个体开采权，通过建立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民营个体3方共同支配资源开采权的“三权合一”产权模式，同时制定一个能充分代表和体现各方具体利益的产权分配百分比，规避民营个体盲目开采地方资源行为的同时，又能避免垄断经营和矛盾冲突尖锐化，兼顾了各方利益主体的权益，维护不同主体开采、利用地方资源的积极性。对于众多资源型城市来说，理顺地方资源源产权关系，完善资源产权体制，是解决地方生态赤字问题的首要前提。
其次，调整优化地方产业结构。针对榆林市重工业比重过大，主导产业单一，经济结构表现为资源开采和初级产品、基础原材料加工为主的粗放性特征，实现榆林市经济结构转型，进行产业机构的优化和升级，通过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培育接续、替代产业，是榆林市转型地方经济结构、规避地方资源与环境问题的核心环节。一方面，通过“拉长资源产业链条”，在充分考虑市场需求的条件下，对资源原材料进行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条，提高产品附加价值。例如，加快推进榆林市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资源的深度转化，再造一个化工产业，促进能源与化工两翼齐飞。在节约集约利用资源、稳步增加一次能源产能的基础上，加快构建煤油气到基础化工产品，再到精细化工产品的完整产业链。
同时，大力发展风电、光伏发电、水电、生物质能等新能源产业，加快特高压输电等电力外送通道建设。另一方面，改变传统的粗放单一产业机构，培育优势产业为主导的多元化产业模式。把自主创新与产业结构调整结合起来，调整第一、二、三次产业的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加快发展金融、保险、物流、旅游等现代服务业，形成新的支柱产业，并把发展生态经济、循环经济、高新技术产业等作为资源型城市重现活力的基础。
最后，构建资源型城市环境保护机制。城市的生态系统性质，需要把城市放在整个自然生态系统中去考虑。资源型城市的环境建设要在集中与分散这种双向运动的动态平衡中使3种空间即经济空间、社会空间和生态空间的有机结合，即能源—经济(Economy)—环境系统的协调平衡发展。榆林市等资源型城市的环境保护机制，从行政、法律、经济、技术等多层面加以构建。例如行政手段方面，由环保行政部门通过审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书、发放符合环保要求的行政许可证、治理整顿污染违规行为，下达行政约束指令等实施行政监管。通过立法、执法，根据环境法规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给与批评、警告、罚款，直至追究法律责任。特别是强化日常环境执法，开展整治违法排污企业的专项行动，比如电石铁合金焦炭行业污染环境专项整治、石油污染专项整治等。运用经济手段和方法是环境污染控制的重要内容。排污收费是世界各国在环境保护方面普遍采用的一种经济手段，通过“谁污染、谁付费、地方治理、职能部门验收”的外部性补偿模式，杜绝资源的浪费，对榆林的资源实施保护性开发和利用。技术手段方面，借鉴“榆天化”在废气、废水、废渣、除尘等方面的处理技术，鼓励榆林市其他化工企业采用先进装置、工艺、及技术方案等，通过技改扩大产能、降低能耗，提高资源回收利用率，减少环境污染物排放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