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走的是一条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难循环、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道路,这样的增长方式与环境资源的可承载性无法协调。随着人们环保意识不断增强,世界各国的环保制度也日趋苛刻,如果我国仍片面强调经济增长速度而忽视环境保护,将会严重影响发展质量以及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因此,我国应该走“边发展、边治理”的道路,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完善环境规制的政策措施,使我国经济能够持续、稳定、健康、快速的发展。对环境资源的有效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如何兼顾环境规制和经济增长成为了经济学研究的一个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
二、相关理论综述
部分经济学家根据新古典经济理论认为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导致企业生产效率下降,进而阻碍经济增长速度。
Gollop和Robert(1983)研究了环境规制政策实施后对56家电力公司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1973~1979年环境规制实施的五年间电力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每年下降0.59%;Dean T.D and R.L.Brown(1995)认为,环境管制政策下企业被迫增加减排等相关设备投资及控制污染的人工费用,这些均增加企业运行的生产成本,导致企业的 竞争力下降、产出的降低。但 是Mi-chael E.Porter(1991,1995)则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从动态角度看,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能够促进企业采取以降低污染为目的的技术创新,并通过技术创新补偿企业由于环境规制而形成的生产成本的增加,如果创新的力度足够大,会使企业的生产效率提高,正如熊彼特在他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所述,创新就是把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即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可见技术创新以及环境技术创新不仅是简单的技术概念,而是一个经济学范畴。关于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研究,Lanjouw and Mody(1996)分析了污染治理费用与环境专利数量之间的关系,发现环境规制的治理成本与环境专利数量成正相关关系,即治理成本越高,环境专利数量则越多;Vries(2005)通过对14个国家1970~2000年环境规制政策与治理SO2相关专利数量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有较大的激励作用。
由此可见,环境规制是政府规制中侧重于环境保护的一种方式,政府通过经济性或社会性的手段,对厂商或公民造成环境污染的经济活动进行直接或间接干预和调节,把环境污染带来的外部不经济性降至最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环境资源的使用效率,以达到环境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当社会和企业在追求快速的经济增长时,在主观上(环保理念教育)或客观上(环境规制工具)应充分考虑对环境的保护,可以选择通过技术创新的推广使用使污染排放总量得到控制,从而减轻经济增长对生态环境的压力,经济增长对环境的胁迫机制和环境对经济增长的约束机制的矛盾才能得以缓解。
三、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是解决我国“环境-增长”矛盾的有效途径
长期以来,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能源结构不合理、能源技术装备水平低和管理水平相对落后,导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主要耗能产品能耗高于主要能源消费国家平均水平,中国的能源利用率长期偏低,单位产值的能耗是发达国家的3~4倍,主要工业产品单位能耗比国外平均高40%,能源平均利用率只有30%左右。
依据《2011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所提供的统计数据,以“十一五”期间为例,如表2所示。
从表中可见,2006~2010年全国废水排放总量和全国工业固体废弃物总量仍不断增加,只有废气中二氧化硫(SO2)排放量呈现一定的下降趋势,环境污染治理成本也相应不断提高。
理论和实践表明,由于环境本身的公共品特征,环境资源的使用成本问题一直被忽略,排污者和环境资源消耗者很少甚至没有支付环境费用,这些成本由社会、其他企业和个人承担,导致环境资源破坏严重。为了使环境资源能够有效配置,政府采取了相应的环境规制政策,目的是使环境外部性成本内部化,使企业在使用环境资源和排放污染物时需根据相应标准支付费用,使环境资源具有商品特征,企业则从原来无需支付费用的任意浪费和破坏行为转变为根据价格机制决定生产方式。企业将抑制或终止某些污染严重或破坏资源严重的产品生产及某些资源的使用,在环境得到有效保护的同时,严重阻碍了经济增长速度。同时,环境治理也需要大量资本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占用了企业或社会用于经济发展的有限资金,经济发展速度进一步下降。
因此,面对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内在矛盾性问题,如何既能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又能使环境得以保护的路径选择一直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必须对环境压力进行缓解,在处理生产、环境和产出增长等基本经济问题的时候,不能把环境问题作为事后的结果来看待,而必须把环境看作生产函数中的基础要素。当生产函数中环境要素的成本提高时,想使产出、经济增长速度保持不变,那么生产函数中唯一能够调整的就是技术创新水平。通过技术创新的改变来调整函数关系,才能够保证在投入要素成本发生变化时,产出保持不变甚至出现增长的可能性。因此,技术创新则成为了解决环境和增长之间矛盾的有效途径。环境技术创新活动与一般技术创新相比,相同之处在于能够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使企业获得超额利润,在市场竞争中获得较大市场份额,但这种技术创新带有自身的独特性,它们在考虑提高生产率的同时,还要以研发出能够节约资源、避免或减少环境污染的技术为根本目标,这些技术包括了从末端污染控制技术到能源替代技术,这些技术均有利于维持清洁环境。
通过这些技术创新活动,最终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同时使生态环境质量得以改善,这种特殊的技术创新活动我们称之为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
四、环境规制对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的影响
政府需要积极的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根本目的是使环境成本内部化,最终解决环境外部性问题和公共品问题。环境规制政策必然使企业成本增加,在技术水平、市场价格和供需条件等因素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必然使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下降,最终利润降低,影响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一)环境规制引起企业成本变动类型
本文把受环境规制政策影响的企业成本分为两类:一是企业根据环境规制要求进行了内部治理,形成了环境服从成本;二是企业违反环境规制政策受到处罚,形成环境违规成本。对于投入较大的环境治理成本取得较好效果,得到政府相应补贴的情况,我们计算二者的差额计入环境服从成本;对于企业虽然进行了环境治理活动,但是排污效果没有达到规制要求,则企业的环境成本中既包含了环境服从成本,也包含环境违规成本。
1.环境规制下的企业服从成本。在政府的环境规制政策实施下,企业因需履行环境保护责任,降低生产过程对环境造成的负荷,减少污染排放,企业所采取一系列保护环境措施旨在提高环保效果、避免惩罚的各种耗费。在各种环境规制的标准约束下,企业从资源开采、原材料的选择、具体生产流程、产品运输方式选择、产品使用和回收等各个方面都需按照环境规制的政策要求解决环境污染破坏问题,这些费用共同构成了环境规制下的企业服从成本。
2.环境规制下的企业违规成本。企业在面对政府的环境规制政策时,可能存在自身暂时没有能力进行环境技术创新来降低环境污染,只能非自愿的选择接受罚款等支出,或者由于政策设计不合理,导致产品生产和运行过程中所发生的企业环境治理成本高于违规接受的罚款成本,因此自愿选择接受排污费、罚款、赔偿金等被动性支出,我们称之为环境规制下的企业违规成本。违规成本的高低跟政府的环境规制工具选择有密切关系,在设计完善的政府环境规制工具下,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根本目标的企业只会选择产生服从成本而不会出现违规成本。
因此,完善的环境规制政策必将促进企业的环境技术创新行为选择,不同的环境规制工具导致的成本差异将对企业环境技术创新产生不同的影响。
(二)不同成本类型与企业技术创新
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生产要素一般被划分为资本(K)、劳动力(L)、土地(N)和企业家才能(E)这四种类型,在不考虑环境因素作为投入要素时,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Q=f(L,K,N,E)。在生产效率、供需状况不变的情况下,函数关系不发生变化,始终由f(x)表示,变化的只是投入要素量,从而带来产出量Q的变化。当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社会对环境保护越来越重视之后,政府制定了相应的环境规制政策,要求企业减少环境污染,进行污染治理,必然促使企业将环境要素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纳入生产函数之中,从而引起企业的生产函数发生改变。
由于环境成本包括服从成本和违规成本两种情况,因此,对生产函数的影响也将出现两种表现:
1.环境规制服从成本下的生产函数及对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的激励。在政府的环境规制政策下,企业为了符合政府要求的降低污染的相应排放标准,避免罚款,增加了环境治理投资,这些投资主要用于环保设备的更新,环境监测设备的购买,废水、废气和固体废物环境处理设备以及对涉及环境问题生产流程、生产工艺的改进的研发费用等(我们假定此时的技术改进不涉及到生产效率的提高,仅仅是使污染降低的技术改进),这部分成本都属于服从成本,会使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企业在资本不受限制的情况下把环境要素考虑在内,生产效率没有发生改变,技术水平只涉及降低环境污染而不涉及生产效率的改变,此时的生产函数公式如下:
公式中e代表为了达到国家的污染排放标准而进行的环境治理投资额,在企业选择承担服从成本时,e也成为了生产函数的一项投入要素。当环境治理投资增加时,由于生产效率没有改变,若想达到原有的产量则总投资必然增加,其中K的部分用于生产性投资,e的部分用于环境保护性投资,总投资为K+e。由于假定不存在促进生产效率改变的技术创新,因此生产函数f(x)没有改变,能够影响产值的投入要素K,L,N,E也没有改变,因此产值不变。如公式1所示,但考虑环境保护问题时,投入资本增加,而产量并没有增加,说明企业利润率下降,市场竞争力减弱。
如果企业拥有资源是有限的,特别是可投入的资本有限,在增加了对于环境保护投资后,那么用于生产性投资将减少到K-e,尽管总投资没有改变,但其中e部分用于环境保护,由于没有提高劳动生产率,所以生产函数关系没有改变,但是由于部分投资用于环境保护,挤压了用于生产的部分投资,导致产量从Q下降至Q-,利润率下降,如公式2所示。
由于企业在进行环境保护性投资过程中使企业利润率下降,市场竞争力减弱,作为一个长远发展的企业,必然追求利润的不断增长,那么在生产投入要素方面无法进行改进的情况下,解决利润率下降的唯一方法就是进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技术创新。在前面,我们假定当企业按照政府环保政策进行技术革新、工艺改进时不涉及到提高生产效率的技术创新活动,不可避免的结果是企业的用于环境治理的投资对生产性投资形成挤压,导致利润率下降,这必将激励企业进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技术创新行为,在投入要素无法改变时,即无法通过增加投入生产要素数量而获得利润提高时,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失效,企业必然向提高生产效率的技术创新改变,从而改变生产函数,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如公式3,4所示:
当技术创新既涉及促进环境保护,同时促进生产效率提高时,我们把这样的创新行为称为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当企业追求可持续的经济发展目标时,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是其必然选择。如公式3、4所示,通过环境保护性投资进行技术研发,提高生产环节和产品使用等多方面的环境保护,技术创新在实现环境保护目标时,也实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标,使生产函数从f(x)变为φ(x)。当生产效率得以提高,其他生产投入要素不变时,生产性投资K不变,新增加的投资e用于环境保护,由于生产性技术创新使生产效率得以提高,因此原来的产量Q提高到Q1;当企业资源有限,投资无法增加时,那么用于生产性投资则减为K-e,但由于生产性的技术创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生产函数从f(x)变为φ(x),产量没有下降,仍然为Q,当然也存在企业的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结果能够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产能的提高幅度不仅弥补了环境保护对产量抑制作用,甚至还能够促进产量增加,利润提高。因此,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真正的解决了企业环境保护成本和企业利润率之间的矛盾问题。
2.环境规制违约成本下的生产函数及对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的激励。如果企业选择不进行环境治理投资,继续运用原生产方式进行生产,生产效率不变,产量不变,但在政府制定了环境规制政策的情况下,会因为没有达到相应的排放标准、技术标准等承担罚款,在税收、排污许可等方面的成本也会上升,这时企业会付出相应的违规成本。当企业选择承担违规成本时,生产函数如5所示。
e为政府对该企业没有达到环保要求而进行罚款、税收等的额外支出,假定企业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违规成本的支出增加必然使企业的生产性投资减少到K-e,由于生产效率并没有提高,在生产性投资减少时产量会下降,利润降低。假设企业有足够的资本支付罚款、税收等支出,不需要挤压生产性投资,那么,企业的生产函数在函数关系和投入要素方面没有任何改变,产量仍为Q。这种情况下,虽然违规成本e没有出现在生产函数中,但违规成本的支出必然导致企业利润的降低,企业的竞争力下降。
随着政府不断完善和改进环境规制政策,未来对环境违法企业的惩罚力度将越来越大,随着违规成本的不断提升,将对企业的利润和未来的发展前景有极大的影响。因此,企业必然通过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行为改变生产效率,在要素投入不变的情况下避免产量下降,并根据政府环境规制政策进行环境保护性技术创新活动,最终实现环境保护和企业利润的有效统一。
五、结论
从静态和短期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哪种环境规制成本的存在,只要企业没有进行技术创新改变生产函数关系,额外增加的成本无疑会影响企业的利润。如果企业将这些内部化的环境成本通过价格传递给消费者,还可能承担由此造成的市场需求减少、竞争力下降的损失。但是,从动态和长期的角度来看,如果企业应对得当,环境成本内部化不一定导致企业利润减少、竞争力下降,相反还可能成为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从而提高市场竞争力的压力和动力。内部化的环境成本一方面会加大企业的负担,另一方面也会激励企业通过提高原材料和能源使用效率的方法消化内部化的环境成本。当今社会,人们环境保护意识不断增强,各国政府对环境规制不断加强是大势所趋,环境成本越来越成为企业经营者需要面对的不确定性因素之一。而企业积极地保护环境防治污染有利于减少这种不确定性,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正是企业保护环境防治污染的必然选择。企业进行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的目的是双重的,既要考虑环境保护的目标,同时要达到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的目标,最终实现在环境保护的基础上企业绩效的提高。政府可以通过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的激励政策,把两种市场失灵———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和技术创新的正溢出效应有机结合起来,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实现环境资源的有效保护,具体政策选择过程如图1所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