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预期寿命提高和生育率下降，老龄化将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①.从联合国人口数据可以看出，未来几十年，世界各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都将有所提升。2015-2050年全世界老年抚养比②平均水平将提高约12个百分点。我国当前的老年抚养比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当，与世界各主要经济体中相比，仍处于相对较低水平，但未来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将十分迅速（图1）。根据联合国预测，2030 年中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比将达到23.8%,65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比将达到16.2%,高于发达国家目前的水平③,2050年将超过发达国家。
人口是经济社会发展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人口老龄化不仅会降低全社会的劳动力供给，还会通过经济主体储蓄、消费、投资等行为的变化对通货膨胀、产出、就业、国际收支等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形成长期、持续的影响。深入分析上述影响，并剖析其背后的政策含义具有重要意义。
一、人口老龄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首先，老龄化将提高人们对通胀的关注度，提升物价稳定在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目标中的重要性。只有价格稳定才能确保养老金和储蓄实际价值的稳定。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预期寿命的提高不仅使退休人口增多，也促使人们平均持有的财富量增多，特别当政府降低公共养老金水平时，更是如此（Trichet,2007）[1].由于老年人更加厌恶风险，他们倾向持有固定收益类金融资产，尤其对政府债券的需求增加，对风险程度更高的权益类资产的需求减少。债券通常以名义价格计价，由于家庭财富的较大部分投资于名义资产，人们对保持低通胀的诉求更加强烈。因此，中央银行对稳定通胀的承诺和有序的金融环境都对居民保持生活水平具有重要意义。【1】
从菲利普斯曲线的角度分析，进一步验证了上述结论，即随着老龄化的发展，在通胀率与失业率之间，人们更加在乎通胀率。菲利普斯曲线是用来表示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交替关系的曲线。老年人更多地依靠养老金或积蓄生活，应对通货膨胀的能力相对较弱；而年轻人的收入水平处于上升期，能够更好地抵御通胀压力，但他们的就业压力较大，对失业问题更加敏感。高见（2010）[2]利用中国数据实证检验了失业率与通胀率之间的替代关系，研究结果与Miles（2002）、Bean（2004）的分析一致，即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菲利普斯曲线变得更加平坦，通胀率与失业率之比不断下降，即一定的失业率所替代的通胀率比较少，说明在通胀率与失业率之间，人们更加在乎通胀率，认为通胀率所带来的经济代价更大。也就是说，在老龄化过程中，人们对通胀的容忍度在降低，中央银行需要更加坚定地应对通货膨胀的挑战。
其次，人口老龄化会降低通胀预期。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以及劳动生产率的停滞可能抑制企业和家庭对经济增长的预期。企业预期产品和服务市场会收缩，家庭预期未来收入会长期保持低水平。
经济增长不景气预期对需求方的影响会通过企业部门降低投资和家庭部门减少消费（或增加储蓄）显现出来，这会降低长期通胀预期，从而对实际价格产生向下的压力（Shirai,2012）。因此，随着老年人口比重的提高，全社会对通胀的变动也更为敏感，可能需要中央银行在进行货币政策调控时，给予物价稳定更大的权重。与此同时，由于老龄化本身会导致温和的通货紧缩，能够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央银行所面临的治理通胀的压力。
二、人口老龄化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
（一）老龄化对劳动供给的影响
老龄化带来最直接、最显着的问题是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减少，以及劳动力年龄结构的逐渐老化。
众所周知，人口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人口年龄结构比较年轻的社会中，劳动年龄人口占比高，具有较强的生产能力，丰富的劳动力供给和较高的储蓄率可以为经济增长提供额外的动力，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过去30多年，充分供应的廉价劳动力所形成的“人口红利”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然而，2011 年，我国人口结构出现了一个标志性变化：
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74.5%下降至74.4%,尽管只是0.1个百分点的微小降幅，却代表中国劳动力供给结束了长期上涨的趋势，且这一趋势性转折在此后的2012-2014年得到了进一步确立①.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和老年人口加速增长，使我国人口抚养比结束了长期下降的趋势，意味着“人口红利”已经开始消失②.当人口红利的窗口关闭后，劳动力供给数量下降，在劳动生产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绝对数量的增减将对总产出造成同方向变动。图2和图3显示了日本和德国劳动力年龄人口占比与长期经济增长在趋势上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2-3】
（二）老龄化对资本形成的影响
一方面，老龄化会显着降低储蓄率，使得形成资本的资金来源减少。大量研究结果和实践经验表明，人口年龄结构是影响国民储蓄率的重要因素。
国民储蓄是国民可支配收入减去最终消费支出后的差额，包括政府储蓄和私人储蓄，其中，私人储蓄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居民储蓄和企业储蓄。在政府储蓄方面，由于老龄化会显着增加政府的养老金支出和医疗支出①,在财政收入没有显着提高的情况下，将直接导致政府储蓄率下降。在私人储蓄方面。根据生命周期理论，人们试图在一生中平滑消费，由于年轻时和退休后的收入相对较低，因此，储蓄呈现典型的驼峰型分布，即工作阶段的储蓄率较高。而老龄化将增加储蓄率较低的老年人口占比，导致居民储蓄率下降。虽然在老龄化的初期，由于预期寿命增长，工作人口需要为退休后更长的生存期进行更多储蓄，总储蓄可能会上升。但是，从长期看，当上述工作人口退休后，他们将不再储蓄，总储蓄将会下降（Bean,2004）。基于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和不同计量方法所得到的经验证据均非常稳健地说明人口老龄化会降低私人储蓄率（陈彦斌，2014）[3].日本是老龄化的典型国家，与中国具有相近的文化传统和居民生活习惯，在1970年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时也具有高储蓄特征，其储蓄率变化情况对中国具有较强参考价值。1970年，日本国民储蓄率为40%左右，比世界平均水平高15个百分点；而此后，日本国民储蓄率呈总体下降的态势，到2012年已降至21.82%（见图4），低于24.94%的世界平均水平。就私人储蓄率来说，1970 年，日本私人储蓄率高达23.5%,而到1992年仅为11.8%.日本居民储蓄率的变动趋势更是符合典型的生命周期假说。1955-1975年，也就是日本进入老龄化之前和刚刚进入老龄化的初期，居民储蓄率基本呈稳定上升趋势，1955年为11.9%,1976年达到最高值23.2%,而此后，随着老龄化的进一步发展，日本居民储蓄率开始进入长期的下降通道，1996年降至11%,2005年已降至3%左右，还不到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一半。日本政府2014年底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日本的居民储蓄率近60年来首次出现了负值，为-1.3%.此外，微观数据也为生命周期假说提供了支持性证据。调查显示，日本居民在一生中储蓄最多的年龄阶段为30-50岁，65岁以上人口的储蓄率极低，大约从70岁开始进入负储蓄阶段。经验研究与微观调查均验证了生命周期假说对日本的适用性，对我国有一定借鉴意义。【4】
另一方面，老龄化会对投资需求产生负面影响，不利于资本形成。影响投资的主要因素是预期回报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老龄化会造成劳动力供给减少，生产过程的资本密集程度随之提高，从而导致资本的边际产出下降，预期回报率减少，投资率随之下降，导致资本存量增长率不断降低，直到与相对稀缺的劳动力相适应。Higgins（1998）[4]运用100个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人口年龄结构与投资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年轻人口占比越高，投资率越高。该结论符合经济学的基本判断，即较为年轻的人口结构需要有更高的投资率以保持人均资本水平不降低，而老年型人口结构则同更低的投资率相联系（祝丹涛，2008）[5].中国数据也显示，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与储蓄率、投资率之间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图5）。【5】
（三）老龄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一般来说，人的体能和认知能力都会随年龄的增加而衰退，老年人的创新能力更低。虽然老年人拥有丰富的从业经验，对工作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研究表明，工作经验只在最初几年能提升生产力，当达到一定时间后，经验就难以产生效益了（Ilmakun-nas et al.,2004）。跨国实证研究也表明，劳动力的年龄结构与其对全要素生产率（TFP）贡献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Feyrer（2008）利用87个国家1960-1990年的面板数据研究证明，从宏观层面看，劳动力年龄结构与TFP有比较显着的相关性，其中，40-49岁的劳动人口对TFP的贡献最大，而其他年龄段的人口对 TFP 的贡献则相对较小或几乎没有。
Werding（2008）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即劳动者的年龄结构与其对TFP贡献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对TFP贡献最大的年龄段为40-49岁（图6）。
因此，他们认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口老龄化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然而，Ang 和Madsen（2012）通过分析21个OECD国家1870-2009年60岁以内劳动者的情况后，认为教育对劳动生产率有重要作用，对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工作者来说，其创新能力和模仿能力并不会随年龄的提高而下降，也就是说，通过提高教育水平，可以避免因老龄化引起的劳动生产率下降的问题。【6】
三、人口老龄化对就业的影响
老龄化对就业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通常认为，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失业率会下降。人口增长速度下降和人口老龄化确实可以降低劳动力供给的增长，甚至导致劳动力供给的负增长，但是，劳动力稀缺性的增加会提高劳动力成本，促使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从而降低对劳动力的需求。左学金和杨晓萍（2006）根据OECD国家的相关统计对老龄化与就业率进行了分析，发现二者并没有确定的相关关系。从现实情况看，欧洲和日本是老龄化最严重的两个地区，但是老龄化并没有帮助这两个地区实现较高的就业率。而且，在老龄化过程中，结构性失业可能会有所增加，自然失业率上升的风险不容忽视。由于老年人需要更多医疗、护理等方面服务，其对耐用品（如汽车和家用电器）的需求减少。因此，人口老龄化可能导致消费需求从制造业向非制造业转换，消费需求结构变化必然引起就业结构的变化，即从业者面临从制造业向非制造业转换，这将导致结构性失业增加。
四、人口老龄化对国际收支的影响
（一）老龄化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
一是老龄化带来均衡利率下降，较低的利率水平可能导致老龄化国家的资本外流。如前所述，老龄化将会引起储蓄和投资同时下降，利用一般均衡模型可以对这种综合作用效果进行模拟分析，结果显示，虽然储蓄率下降了，但投资率下降更快，从而导致实际均衡利率的下降（Trichet,2007）[1].许多西方学者的经验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供给下降，造成资本密度的上升和资本回报率的下降，这将减少投资需求，且投资的下降幅度超过了储蓄。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利率水平的下降会导致资本外流。
二是由于老年型经济体的投资回报率较低，其国内企业会更多转向对投资回报率较高国家的直接投资，也会引起资本外流。一般情况下，老龄化国家的资金相对充裕，加之不断提高的人工成本，资金的投资回报率下降；年轻型经济体的劳动力充裕而资金相对匮乏，投资回报率相对较高。因此，大量资金流向年轻型国家寻找投资机会，引起了老龄化国家的资本外流。
（二）老龄化对贸易顺差的影响
一方面，如前所述，老年人口占比上升，会导致储蓄率下降，国内消费率则相应上升，这对进口有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劳动人口占比下降，使劳动力相对稀缺，这将引起工资上涨，推动国内产品相对价格上涨，导致出口竞争力下降，同时，进口的替代效应也有一定程度的上升。因此，人口老龄化会减少贸易顺差。
Higgis（1998）[4]的实证研究表明，一国步入老龄化后，经常项目顺差不断减少，最终出现经常项目赤字。Batini、Callen和McKibbin（2006）将全球分为四个区域--日本、美国、欧洲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此为样本研究人口老龄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结果表明，老龄化程度最高的日本将首先出现储蓄减少、贸易顺差减少以至出现赤字；欧洲国家储蓄和贸易顺差变化幅度虽然比日本小，但变化方向与日本大致相同；年龄结构相对年轻且移民政策较为开放的美国将会在未来出现贸易盈余；发展中国家则随着人口年龄由年轻型向老年型的转变，贸易盈余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朱超和张林杰（2012）利用38个亚洲经济体1989-2008年的面板数据和系统广义矩的方法考察了人口结构变化对经常账户的影响，结果表明，老年抚养比与经常账户差额存在显着负相关，老年抚养比每增加1%,则经常账户顺差减少0.23%.
五、相关启示及政策建议
（一）随着老龄化的发展，潜在增长率呈下降趋势，应慎重选择应对经济减速的政策措施++过去30多年，受益于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我国并没有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现象，使得经济依靠高投资推动高增长的发展模式得以实现。然而随着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短缺时代的到来，资本回报率开始递减，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传统的经济增长源泉将逐渐减弱，这将显着体现为GDP潜在增长率的下降。
由于潜在增长率是在给定的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前提下，所能实现的最大经济增长率。如果其他条件不变，在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情况下，试图以政策刺激增加物质资本投资的方式维持过去的高增长，则不仅会扭曲要素价格，还会导致产能过剩，这对落后产能和无效率的企业是一种保护，阻碍了经济体自身进行技术变革和制度变革的主动性，将进一步加剧经济结构失衡，并加大通货膨胀的风险。
并且，在实体经济投资收益率低的情况下，一部分流动性将不可避免地进入资本市场追求高收益，引发泡沫经济。面对潜在增长率下降的事实，政府应该接受并顺应这一趋势，无需过度采用传统政策工具，而应真正减少对经济增长过程的干预，避免各种扭曲、浪费和保护，并着力构建一个“创造性破坏”的环境，优胜劣汰，鼓励微观企业根据市场需求探索形成新的竞争优势。这一点对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至关重要的。
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全要素生产率对于打破资本报酬递减，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具有决定性作用。发达国家的经验也表明，经济进入低速增长阶段后，凡是不能做到依靠科技创新或者企业优胜劣汰、实现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扩展的国家，就不能保持适当的增长速度（蔡昉，2013）[6].因此，应充分认识到在老龄化背景下，技术进步以及由此带来的生产力提高才是维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源泉。政府应积极采取措施，刺激生产力的发展。然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需要一系列人力资本条件和制度环境，是政府需要面对的艰巨的改革任务，并且难以在短期内见成效，但却是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由之路。
（二）人口老龄化导致的贸易顺差减小将是长期趋势，汇率形成机制应更加市场化++经常项目差额是汇率政策的主要参考指标之一。为了保持汇率稳定，在过去几年中，中央银行被动投放大量基础货币，外汇占款甚至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方式。如前所述，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引起消费、投资、储蓄行为的变化是决定经常项目差额的关键因素，人口年龄结构与贸易差额的长期走势密切相关。虽然汇率变动也会影响进出口，但其效果也仅限于贸易差额的短期波动，并不能改变贸易差额的长期趋势。对此，汇率形成机制应更加市场化，在充分发挥其价格信号作用优化资源配置的同时，也能减少货币政策的被动操作，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
（三）在老龄化社会，货币政策需要更加关注物价稳定目标++由于失业率对通货膨胀的替代率价格低，全社会的通货膨胀容忍度下降。因此，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目标权衡中，应更多关注通货膨胀目标，维护物价稳定的权重应变得更大。
参考文献：
[1]Trichet J. The Monetary Policy Implications ofAgeing[R]. Speech on the Conference of Pension Diver-sity and Solidarity in Europe,2007.
[2]高见。老龄化、金融市场及其货币政策含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陈彦斌，等。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