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元指数上升重塑世界经济增长格局
随着美国经济的持续复苏,自2013 年 12 月开始,美联储开始缩减购债规模,直到 2014 年 10 月,美国正式退出 QE。走出货币宽松周期的美国,预计将在今年 3 季度进入加息周期。美元指数也在这样的预期下不断走强,将给全球经济带来以下三个方面的影响:
1.大宗商品价格的进一步下跌压力。2014 年 12 月 11 日,国际原油价格跌破 60 美元,比年内高位跌幅逾 4成,非能源类的大宗商品平均跌幅也超过 2 成,由于国际大宗商品的主要计价货币为美元,美元升值将导致大宗商品的价格面临进一步下跌的压力。
2.欧元、日元及新兴国家的货币贬值。欧洲央行从 2013 年以来,四次下调主要利率,2015 年预计将在负利率政策下,进入购买主权债务的阶段,日本也将在 2015 年持续宽松货币政策。2014 年 12 月上旬,摩根大通新兴市场货币指数刷新了自 2000年该指数创立以来的最低记录。所以,贬值,可能成为大多数国家货币在 2015 年在劫难逃的普遍命运。
3.大量资本流回美国、购买美元资产,导致新兴国家的资本外流。从2013 年开始,流入发达国家股市的资金就不断增加,预计 2015 年这个趋势仍将持续。资金持续外流将导致这些国家的市场融资成本面临上升压力。
二、中国在转型的蜕变中寻求新的生机
2015 年,制造业在结构调整的状态下继续出清过剩产能,工业生产总值的增幅将继续维持下行趋势,GDP等经济总量指标的增速也会相应放缓。与此同时,服务业尤其是信息产业和智能技术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继续上升,产业结构将有所优化。从增长动力来看,随着房地产增速的放缓和政府部门淡化直接投资者的角色,投资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会有所下降,而随着劳动力供不应求状况的持续、产业工人工资收入的增长以及政府民生支出的增加,消费将保持较为稳定的增长,成为 2015 年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1.增长动力切换,消费将成为中国经济的引擎。2015 年是经济结构调整和改革全面深化的转型期。随着房地产市场进入下行周期,投资拉动的增长时代终结,就业繁荣和居民收入增加构成经济增长的基础。从人口结构数据来看,收入相对较高、消费能力相对较强的 40- 50 岁的年龄段人口占比达到 18.5%,此外,随着社会保障机制的改革,政府在民生支出上的增加,居民的预防性储蓄比率会相应降低,由预期所支撑的当前消费支出也会相应有所提高。
2.从政策的制定基础来看,2015下调准备金率存在较大可能性。随着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的特征逐步确立,人民银行逐渐减轻对人民币汇率的干预力度,外汇占款不再是我国基础货币供应的基础,适度降低准备金率的环境也趋于成熟。为了改善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2014 年11 月下旬,国务院出台的新融十条将其他金融机构的同业存款纳入一般存款统计口径以放松贷比考核,根据不同银行的存贷比现状,该项政策在理论上可释放近 2 万亿 - 3 万亿的信贷规模,但同业存款成本较高,该政策只能放松信贷规模的约束,对于降低融资成本并无直接助益。而降准客观上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商业银行的资金成本。
如果房地产行业的销售下滑仍然继续,不排除央行再度降息以降低房贷成本,刺激市场需求(目前大部分房屋抵押贷款利率都是基准利率的 0.95- 1,基准利率下降,房贷成本降低)。从短期看,降息能降低房贷成本,缓和房地产行业的下行压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地方政府和部分国企的债务压力。但对缓解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是否具有实际意义尚待检验。毕竟,目前实体经济中的中小企业贷款利率已经高度市场化,风险溢价在贷款利率中占很大比重,在风险溢价上升的情况下,无风险利率的下调对于降低中小企业的信贷成本作用有限。
相比之下,针对小微、三农的定性宽松更易于配合目前的产业结构调整,至少,会减低开闸放水带来的副作用———过剩产能和僵尸项目死灰复燃,市场出清的节奏被人为延缓。此外,从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的创造节奏来看,2015 年央行抑或更倾向于以中期借贷便利(MLF)和常备借贷便利(SLF)来定向调节流动性。挖渠引水灌溉小微、三农等需要扶持的实体经济。
3.积极财政政策体现为支出结构的调整。在全面预算改革的背景下,积极财政政策将体现为加大保障房投入,增加教育、医疗、社保在全国财政支出中的比重。通过促消费来实现稳增长,而不是以消化过剩产能为目的,简单地扩大政府投资。2014 年,教育、医疗、社保在全国财政支出中的占比为 32.61%,同比上升 0.68 个百分点,2015 年将延续这种升势。
另外,2015 年财税体制改革中的全口径预算推动政府预算透明化,也会对压缩政府一般性行政支出,提高民生支出形成良好的制度环境。总体而言,2015 年,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财权事权相一致,将主要体现为教育、医疗、社保支出责任的上收以及中央财政在民生支出上的扩张。
三、改革是新一轮增长的制度红利
1. 投融资体制改革是亮点。2015年,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出发点有两个:一是通过规范地方政府债务融资,发行地方政府债,控制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扩张并合理安排既有债务的期限结构和成本结构;二是通过资本市场注册制、增加民营银行数量来缓解实体经济融资难的问题,以多元化的金融市场结构满足实体经济多元化的融资需求。从政策环境来看,存款保险制度为更多的民营金融机构、尤其是小银行进入金融市场,开展储蓄业务创造的良好的制度条件,利率市场化和金融行业改革将因此进入快车道,2015 年中国金融市场结构将出现进一步的变局,多元化是投融资体制改革之后金融市场的总体格局。
与投融资体制改革相对应的,是征信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包括征信市场的建立。从目前的金融实践来看,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困扰实体经济发展繁荣的重要瓶颈,而解决这个问题路径有两条:一是放开金融垄断,让更多的民营银行进入,目前存款保险制度已经为这种进入做好了制度上的铺垫;二是进一步建立、完善征信体系,信息透明度和可信度是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和融资难度的必要前提。
此外,2015 年的投融资体制改革也包括资本项目的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沪港通的扩围,自贸区 FT账户和离岸金融业务的发展将进一步倒逼国内金融市场交易规则、监管制度与国际接轨,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资本项目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
2.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 20 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中国的商品市场从计划经济、价格双轨制到完全的市场经济,经历了价格市场化的所有环节,但是,在能源、矿产和资金、劳动力等要素市场,价格双轨制的痕迹还处处可见。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奠定了要素价格市场化的改革基调。从本质上看,要素价格市场化就是让行政权力淡出要素分配领域,“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结束要素价格双轨制,让市场供求决定要素价格,让不同市场主体以平等的条件参与要素资源的竞争,提高要素资源的配置效率,同时,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其他各种类型的企业创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十八届三中全会还明确了“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的价格改革”。这些改革措施在 2015 年都会得到相应的落实。与之相适应,相关行业的供求关系和资源配置效率将会出现很大改变。
3.通过国企改革渐进式实现国退民进。在所有权方面,国企改革的方向是“发展混合型所有制经济”。允许私人资本参股国有企业,包括在政府规划的基建项目中试行 PPP模式。此外,“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至 30%,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通过上述措施,实现国有资本在竞争性企业股权安排上的逐步退出(设计国家安全的个别行业除外)。
以此提高一些行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促进这些行业民营经济的繁荣发展。2015 年,国企改革是难点,也是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