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10年3月18日广东省人社厅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调高该省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并相应提高非全日制职工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超过21.1%，该标准从今年5月1日起执行。 调高最低工资到底会带来怎么样的影响，本文主要从三方面研究。通过对了解东莞人群的薪金以及劳动成本占企业成本的状况来分析最低工资调整对东莞的企业、居民和经济的总体影响来说明了调整最低工资所带来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提高最低工资不仅可以缓解贫富矛盾滋生的问题提高广大工人的工资，共享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而且还缓解了民工荒问题、加速了东莞企业转型升级。
关键词：东 莞 最低工资 经济影响
金融风暴时期，给我市出口企业带来了严重的打击，大量工厂倒闭、裁员致使大量劳动力流失。随着国家四万亿经济刺激政策出台，经济开始复苏。东莞企业也恢复生机，订单数量也开始增加。但在此时民工荒的问题更加突出，为解决民工荒的问题，提高最低工资成为吸引外来劳工的最直接的方法。调整最低工资却给在金融风暴里刚刚恢复过来的企业提高了劳动成本。为了照顾我市的大部分企业在制定最低工资时应该综合我市的具体情况，分析最低工资的调整带来的影响。
一、东莞目前工资状况
（一）东莞企业各职位的薪金状况
为了了解东莞企业员工的薪酬状况，列举了名企业HR俱乐部统计了部分企业的部分职位资料 【表1-3】
由上图表1和表2可知占企业大部分人群的一般职位员工拿着比最低工资高不了多少的人工，而占企业小部分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却拿着一般员工的4到8陪的人工。
（二）东莞最低工资人群状况
东莞市的外来人口数量庞大，现有外来人口5009151人。其中大部分从事着社会和企业的最基层工作为东莞的繁荣发展默默地辛勤劳动。这群人在东莞各阶层中无疑与最低工资有着最大的关系，以下是部分企业的基层员工的薪金状况。【图1略】
由图1数据可知在闻名世界的工厂东莞市企业的基础工人却拿着最低工资水平的薪金。由于收入水平较低，有效需求明显不足，消费结构单一。在吃的方面，他们只能是温饱型；在穿的方面，他们很少买新衣服；在住的方面，很多家庭居住条件不好但却没有力量去改变；对高档消费品，他们不敢问津，不敢奢望。而刚性支出（食品、教育、居住、社会保障）占消费支出比重偏大，使消费结构不合理、生活质量不高。他们的社会保障支出偏小，生活难以得到真正保障。近期部分物价（如水、电、燃料费用）的上涨使低收入人群的负担加重。本轮物价上涨的大都是维持基本生活必需的商品和服务，对低收入家庭来说，生活必需品的涨价使他们本来仅处于温饱状况的生活更为艰难，粮、油、肉、菜这几类食品是目前涨幅最高的品种，此外，自来水、煤、液化气上的消费属于居民每天都要发生的“刚性”消费范畴，它们的涨价加重了低收入居民家庭的生活负担。
（三）东莞企业的基本状况
2008年10月市值高达10亿港元的玩具王国合俊集团突然倒闭，合俊的倒闭无疑成为了东莞在金融风暴的标志性代表，大型企业的垮下来所产生的骨牌效应比中小企业更严重，因为从运输、物流、原材料供应商、酒店业都要一起陪葬。
金融海啸吹袭下，全球经济都难逃漫长的冬季。占东莞大部分的外贸出来企业面临了巨大危机，企业订单大量减少。一些企业为了生存发展大量裁员，大量劳动力从东莞流失。而更有甚者如合俊突然倒闭的给当地政府留下头痛的问题的企业不在少数。 2009年春节以来随着国家的刺激政策陆续出现效果，全球经济也开始复苏。东莞的企业开始看到了春天的曙光，企业订单也渐渐增加。但是由于东莞当地的外来人口政策和薪金消费水平令许多农民工选择收入更好的江浙地区、或在家就业，东莞对外来人口的魅力正慢慢的减小。 从种种迹象来看，东莞企业家们的任务任重而道远。
（四）劳动力成本与东莞企业生产成本的关系
东莞市闻名世界的“世界工厂”但是在外界眼中东莞的优势只在于低廉的劳动力，实际上许多已外贸为主的东莞企业主要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企业，劳动力成本成为了企业生产成本。这些企业主要是通过压榨工人工资来赚取利润。 东莞的加工外贸是广东的缩影，我们可以通过一组广东的加工贸易与工资收入的数据了解其中的关系。【图2】
当职工、农民收入增加率上升的时候，广东对外贸易出口中加工贸易出口的比例却呈现出下降的变化。从图中可以看出，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将导致广东加工贸易出口的下降。
很多企业是订单生产企业，但是第一单由香港商先拿了，转向内地中介，之后才是广东的这些加工贸易企业，在这过程中，利润己经在这些中间环节被瓜分了，到最后，真正的生产厂家只有较少利润可图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使得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赚取利润的加工贸易企业不能继续再在广东获得收益。这些企业要不就面临倒闭，要不就只能另谋出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使得原来依靠低廉劳动力成本在国际竞争中取胜的广东加工贸易企业的竞争优势不复存在，使得原来就小的利润空间更小了，这将导致东莞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竞争力下降。
二、对居民的影响
（一）提升人民收入，共享发展成果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采用的是平均分配制度，也正是这样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减低了人们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然而改革开放30年以来，是中国辉煌的30年。在此期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经济体制改革迈的步伐最大，取得的成就也最大。个人收入 分配制度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过30年的不断探索和创新，渐趋完善。目前，我国已经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分配方式实现了由单一的按劳分配向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多元化分配格局的转变。 我国基本确立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和“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这一制度框架下，一部分人凭借对资本、技术、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占有很快富裕起来，快速拉开了收入差距。许多群众甚至超过全国一半的群众为低消费人群。近几年我国经济飞速发展随之而来的物价指数也在节节高升，对比与低收入人群的工资收入在扣除物价增速后，低收入人群的工资增加显的更加微薄。上调最低工资基数对于一些低收入的家庭无疑是带来了很大的福音，对未来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好处。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可以切实维护低收入人群的利益，提高最低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从而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使广大低收入群众能够感受到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成果。
（二）调整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
东莞是制造业名城，许多企业以劳动力密集型为主，由其是一些中小企业，劳动力成本已经占了企业生产成本的大部分。 最低工资实施以后，由于成本增加，可能会导致外商投资的转移和撤离，这势必造成工人失业。
1．相比周边发展中国家，中国广阔的市场、高速的经济增长速度以及稳定的政治环境，在外资看来恐怕是难以割舍的。
2．东南沿海最低工资的实施和升级中的民工荒，也许会导致外资从该地区撤离。但是，这种撤离的目的地更可能是中国大陆的中西部地区，没有理由相信投资会必然流出中国大陆。见表4 【表4】
3．周边一些小的经济体，比如越南，劳动力价格低廉，招商引资和经济增长的速度令人瞩目。它会成为我们就业方面的一个威胁吗？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7 发之前，大量国际游资涌入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结果造成这些国家短时期内生产要素的价格猛涨。可以预料，如果原本投资于中国的资本转而涌人越南等小型经济体，那么在边际水平上，相对于大量的外来投资，劳动力供给会被充分吸收，工资上涨和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丧失在不久的将来会变为一种现实。这一点已经在上个世纪的韩国身上得到了证明。
（ 三）缓解了贫富差距
近几年来，贫富差距成为政府官员、社会公众和专家学者关注的热门话题，由此引发的争论此起彼伏，甚至成为2004-2005年出现的“改革反思热”的重要诱因之一．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54．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据此看来，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对于造成贫富差距的原因，专家学者尽管论述众多，但观点大同小异，归纳起来主要是：经济转型后的竞争机制导致的优胜劣汰；“效率优先”的市场型分配制度导致收入分配的差异性加大；经济“双重”转型条件下出现的“制度真空”和“双轨体制”，导致一部分人通过权钱交易、各种寻租和腐败等非规范性收入而暴富；地区和个人的素质、条件差异而导致的收入差异；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导致的行业收入差异；国家优先发展城市和东部地区的宏观政策导致的城乡差异和东西部差异；限制过高收入的税收政策和保证低收入者生活的社会保障政策的缺失放任了贫富差距的扩大等等。
低工资导致的高利润是贫富差距的主要来源，一般来说，绝大多数工薪阶层都是低收入者，绝大多数利润占有者都是高收入阶层．国民收入在工资和利润之间的不同分割，将会改变两个阶层的相对收入差距。提高工资将会缩小社会的 贫富差距，降低工资则会扩大贫富差距。在马克思看来，工人只能得到相当于其 劳动力价值的工资，也就是维持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工资水平。不仅如此， 马克思认为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相对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产生了相对过 剩人口。相对过剩人口一方面作为劳动力的蓄水池，可以保证资本主义经济周期 运行的需要。另一方面，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对在业工人形成很大的压力，就业 竞争导致工资降低、劳动条件恶化，从而使工人的工资最终维持在生存工资的最 低水平上，工人除了维持自己和子女的生活以外难以有任何剩余和积蓄。与工人的这种低工资相对应的则是食利阶层的高利润。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累积，利润 占有者的财富越来越多，贫富差距也就日渐扩大。所以，在马克思看来，“资本 积累的过程是财富的积累与贫困积累的过程。一方面，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资 产阶级积累的财富越来越多；另一方面，相对过剩人口越来越增加，无产阶级的 生活状况越来越相对地和不时绝对地趋于恶化．”财富的积累和贫困的积累的结果就是贫富差距甚至两极分化。 最低工资的上调无疑对低收入人群影响最大，对中高收入人群影响并不明显，这样进一步增加了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在生活上满意度增加，从而缓解了贫富矛盾滋生的矛盾。
三、对东莞企业的影响
（一）增加企业的劳动成本，削弱了一部分企业的竞争力
东莞劳动力密集型企业众多，于大部分大型企业，此轮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将不会有影响。大部分大型企业的平均工资标准都在1500元或以上，很少有员工拿最低标准的工资；对于中型企业平均工资也都在1000元以上；只有一些中小型企业，将会面临一些压力。 从行业上看，纺织、轻工、家电等行业的利润微薄，很多企业的生产成本上升，将导致企业经营出现一定的困难，其竞争力也有一地的削弱。 但是改革开放逐步深入的今天，原有的最低工资标准确实出现了很多问题，也有很多不适应现在市场发展步伐的部分。但是对于我国经济发展还普遍落后，人民生活还不富裕的现状，最低工资标准还是十分必要的，我国的由于没有完善的劳动者组织，在工资谈判中劳动者还处于弱势地位，最低工资标准是对劳动者权益的必要保障。我们要继续发展适合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最低工资标准。更好的为建设市场经济的大局服务。
（二）有利于吸引更多劳动力来莞工作
近年来，长三角等地的崛起， 使得民工流向呈多元化趋势发展。地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上海、苏州和浙江这几年来经济发展非常迅速，而且这些地区同珠9 三角地区一样，大多是以加工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对民工具有强烈的需求。另外，从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比较来看，长三角地区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提高农民收入，保障农民工权益的政策，尤其是工伤保险、最低工资保障、医疗保险等有利措施，导致了部分劳动力向长三角地区转移。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 中部迅速崛起，中西部农民工输出基地的安徽、湖南、江西、四川等地的城市也成了农民工的有力吸纳地。农民工流出现新变化，不少原来在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转向全国其他地区， 农民工的流向的多元趋势必然导致原来集中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地区在未做好产业结构调整前遭遇一定程度的民工荒。其次，务农收入增加和物价水平的上涨，引起农民外出打工的机会成本增加减少了农民外出打工的积极性。一方面，近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扶持三农的政策，全国范围内都加强了对农业的扶持，不少地区降低或者取消了农业税，农民的政策性收益有所增加。另一方面，粮食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和粮食产量的增加，也使农民出售农产品的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上调最低工资将有力地提高广东低收入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保障其基本生活；同时，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广东的就业吸引力，引导外来劳动力回流，缓解广东一些企业的“招工难”问题，对于推进广东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着重要意义。
（三）迫使中小企业发展方式的转变
广东东莞日前计划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缓解招工难现状，但多数中小企业主对此表示反对，认为增加员工工资给原本就受到金融危机重创的企业增加了负担。 提高员工工资对于很多中小企业来说，面临两难的境地。东莞市纺织服装行业的几名企业主表示，由于2008年以来，受到金融危机的重创，企业已元气大伤，虽然现在订单多了起来，但是企业的生存还是面临诸多问题，资金也很缺乏，在这种状况下，要多招大量的员工，且还要提高工资待遇，这让中小企业难承受。为了应对最低工资提高对中小企业的冲击，企业必须控制资源的有效利用，提高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效率、改善生产管理，以减少人力资本占企业资本的比重，减轻工资提高带来的压力。在政府方面，政府应该加大力度扶持中小企业，以使企业能够正常运转。
四、对东莞经济总体的影响
（一）有利于东莞经济的稳定发展
最低工资标准可以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它体现了社会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众所周知，在劳动力市场上，广大的普通劳动者因为拥有的专业人力资本和核心人力资本不多甚至没有，在与用人单位的谈判和博弈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体现在工资待遇的要价中谈判力不强，用人单位有可能利用其优势地位压低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况且，以往的历史表明，“血泪工厂”并不是一种虚构。 工人的收入增加，社会的消费水准亦可望随之提高，有利于造成经济繁荣。同时低收入人士的薪金有保障，有机会减少因低收入而衍生的社会问题，如自杀、犯罪、家庭暴力等。
上调工资标准的实施有利于我市社会和谐与稳定。和谐社会需要有和谐的劳动力市场及和谐的劳动关系。工资待遇是影响劳动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通过对有关统计数据的研究表明，在我国民营企业的劳动争议中，有33%～50%与劳动报酬、保险福利及劳动保护有关。工资待遇问题已经是影响我国劳动关系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进而成为影响我国社会和谐与稳定不可忽视的因素。无疑，最低工资标准的实施在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同时，有利于缓和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对立冲突，避免社会矛盾的激化，为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创造条件。
（二）加速了东莞企业转型升级
长年困扰东莞企业的问题“民工荒”，成为了提高最低工资的内在问题的代表。统计数据显示，东莞全市最低工资从2003年的450元/月升至2008年的770元/月，平均涨幅为71%，年均职工工资从9341元升至13523元，平均涨幅为44%，而同期全市GDP早已翻了将近4倍。过去几年经济的黄金发展阶段，GDP连连攀升，而员工的综合工资水平却始终徘徊于1300元左右，加以经济不断发展，东莞的生活成本也不断攀升，进一步降低了东莞对务工人员的综合吸引力。薪资调整已不可回避。 这也从反映了东莞产业结构较为低端，企业多为加工贸易型企业，处于产业链低端，利润水平低。应将最低工资标准的讨论置于我市产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下 考虑，工资标准的提高将对产业升级起到关键作用。
显然，我市经济确实取得了可喜的成就，GDP连年攀升，一举跃进入全省前列。但纵观我市企业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大多数企业的竞争力，来自较低的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价格。再加上相对较为固定的人民币汇率制度，从而在国际上形成了具有竞争优势的价格，创造了“东莞制造”的神话。然而也正是由于这种模式，使得企业异常“疯狂”，普遍存在尽可能压低工资至最低工资；利用各种途径低价取得土地等等。长久以往，更是消磨了企业转型升级的动力，只重复着简单的加工模式。当前无法抗拒的事实，是人为压低生产要素价格越来越不可持续。一是招工难已经再次明确地“抗议”企业当前的薪资水平；二是土地供需矛盾日益尖锐，廉价土地供应已成为“过去式”。过去我市众多村镇以土地作为出资和优惠条件，吸引外商投资落户，使得建设用地规模急剧扩张，土地资源消耗“过多过快”。据不完全统计，如果按照目前的消耗量算，十几年内将消耗殆尽，土地正成为我们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瓶颈。此外，在笔者看来，代表“低污染”的低碳经济正逐渐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可预见的未来，环境污染成本将逐渐加大，环保意识将更深刻地植入消费者的意识。“碳关税”未来很有可能成为危及企业出口的重拳。 可见，生产要素价格已经越来越无利可图，事实上，也只有当要素价格无利可图的时候，企业才会被逼向创新，才会在质量和服务上投入更多地经历。因此，最低工资等要素价格的提高，将有效地鞭策莞企从效率和创新上要效益，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三）收入增加带动了东莞消费增长
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还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有力杠杆。消费、投资、外贸向来是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与外贸都是短期内无法发挥作用，立见成效的。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扩大内需一直是我国政府实现经济平稳增长的重要手段。尽管如此，我国的内需不足问题还是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我国目前的情况是：经济保持持续高速增长态势，如2004-206年我国经济连续4年保持了10%以上的高速增长。与此同时，衡量国内需求的一个重要指标消费率却呈不断下降趋势，这是我国目前内需不足问题的实质。因此，扩大内需政策要对国内需求结构进行深入分析。 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的不断释放，生产要素配置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国民经济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和持续快速增长。但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消费和投资需求出现明显不同的变化和发展趋势。在分析消费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我们通常使用最终消费率和投资率两个指标来表示。从我国经济运行情况来看，消费和投资总体变化趋势是：消费率呈不断下降趋势，而投资率呈不断上升趋势。消费和投资比例关系失衡是我国经济运行中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图3】
图3中明显地表示了1978-2007年我国消费率和投资率的走势情况。可以看出，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消费率呈不断下降趋势，而投资率却呈不断上升趋势，也就是说，消费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少，而投资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增加。消费率水平低，意味着在GDP的分配和使用中，消费的扩张能力低，尤其是居民消费的扩张能力低。经济增长主要的推动力来自投资，同时投资又吃掉了大部分经济增长的成果，消费增长在两大内需增长中长期处于明显滞后状态。 然而国家透过增加消费来扩大内需。在我国要增加消费。首先就得提高人们的购买力。而要提高购买力就得增加人们实际拥有可支配的资金数额。这也体现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必要性。
五、结论
最低工资的提高，直接增加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从而会是劳动密集型产 业向最低工资标准较低的地区转移。为此地方政府倾向于保持较低的最低工资标 准以维持其吸引外来资本的优势。然而，由于内陆中西部崛起，长三角竞争优势日渐突出。被誉为世界工厂的东莞魅力逐渐消退，大量劳动力冲东莞流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成为了增加东莞的竞争力的有效方法。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同时也吸引大量廉价劳动力的流入、促使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扩大企业规模，提高资本的利用效率，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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