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国对于山区的扶贫投入很大，但其经济增长的质量总体不高。对比国内外的山区，虽其自然条件极其相似，但经济增长的质量却差异极大。如果能够在对比中找到我国经济发展处于底线水平的山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路径，不仅有利于山区摆脱贫困，而且有助于我国整体的经济增长质量提升。基于微观产品质量决定宏观经济增长质量的基本理论（程虹等，2013:1-15），以及影响微观产品质量的实证研究（罗英，2013:59-67;李丹丹，2013:76-88），本文对国内外山区发展的差异性进行比较和验证，最终得出提升我国山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政策建议。
一、对现象的一般性解释
在经济学的经典理论中，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要素有：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技术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等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的流动较为自由；同时，虽然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是极为重要的，但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不具有一般性。因此，这里探讨除这两个要素以外的其他因素，即自然资源、劳动力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等方面。
（一）自然资源禀赋
在自然资源方面，德国和瑞士并不算是丰富。德国除煤炭和钾盐资源丰富以外，其他矿产资源相当缺乏，有些甚至完全没有。天然气约2/3需要进口，工业所需的石油几乎全部要靠进口（付庆云，2004:7）。瑞士几乎没有可开采的矿产资源，在瑞士4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海拔高于3000米的高山就达50多座，可耕地面积极少，除了中央高原有些可耕地以外，其余地区均不宜农耕。在水利资源利用方面，虽然瑞士高山纵横，但由于国土面积不大，可利用的潜力也不大，水力蕴藏能量只有几百万千瓦/时（赵伟，1999）。因此自然资源对于德国和瑞士来说，不仅不能算得上是优势，反而是劣势，并不能成为促进德国和瑞士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二）劳动力资源
就劳动力而言，德国的人口约为8000万，瑞士的人口约为800万，其人口结构中65岁以上人口在德国已超过了20%,在瑞士也达到了17%,进入到了典型的老龄化社会，远高于我国的老龄人口比重。因此，两国在人口规模上都算是小国，在结构上也不具有“人口红利”,再加之其劳动力的高工资水平，两国就劳动力资源本身来说并不具有优势。劳动力质量是随着经济发展本身的提升而提高的，与经济发展变量具有一定的内生性，也不能将其当作山区发展的关键要素。劳动力资源对两国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不管是在总量上还是结构上都不算是极为突出的优势。
（三）宏观经济政策
在宏观政策方面，德国和瑞士所实行的主要是社会市场经济政策。由于欧洲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具有统一化的趋势，特别是随着欧洲共同体、欧盟、欧元区等一体化战略的扩展，欧洲主要国家在社会发展模式、经济发展模式上逐步趋同。两国在宏观政策领域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并不具有独特的优势，而实施相似政策的希腊、西班牙等国家却在近年来深陷债务危机、经济负增长、失业率攀升的泥潭，德国与瑞士的经济发展却总体上较为平衡，也未出现失业率的急剧增长，在整个欧洲经济陷入阴影的情况下表现得“一枝独秀”,这表明宏观政策也不是两个山区国家发展最为关键的要素。
以上分析表明，自然资源禀赋、劳动力资源以及宏观经济政策都不足以解释德国和瑞士两个山区国家较高的经济增长质量。
二、对现象的进一步解释---基于微观产品质量的角度
既然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要素都不足以解释国内外山区经济发展的差异性，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德国与瑞士两个山区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如此之高，而我国的山区却如此贫困呢？根据经济增长质量的一般理论，“在各种经济发展的要素中，质量是最具一般性的要素”（程虹等，2013:1-15），是提升经济增长质量不可替代的要素。笔者认为微观的产品质量是解释国内外山区经济增长结果差异的关键因素。
德国和瑞士作为两个资源贫乏的山区国家，其共同的特点是产品的质量水平较高，根据有关学者的估计，瑞士和德国的质量水平，在世界主要贸易大国中排名前10,在不同的年度中，瑞士排在了1-4位，德国排名在3-9位（JuanPeter,2010:417-474）。德国的主导产业并不是科技最前沿的战略新兴产业，而是机械（机器）制造、汽车制造、电器（电子）工业以及化学工业等传统制造业领域，这些产业的优势通常延续了上百年之久，其之所以能够畅销全球，主要是因为其产品的质量有着极高的信誉。德国制造业中有1130个“隐形冠军”（Venohr & Meyer,2007），这些“隐形冠军”就是在一个细分的领域内占据了全球或世界前三名的中小企业，德国成为世界上“隐形冠军”的摇篮，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每一个企业都将产品的品质放在最为重要的地位。也正是由于德国的产品品质优良，其出口具有价格刚性和需求刚性，才较少地受到外汇汇率、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等波动性因素的影响。美元对马克汇率由1960年的1∶4.17,下降到1970年的1∶3.65,1975年的1∶2.46,直至1995年的1∶1.43,欧元对美元汇率由1999年初的1∶1.18降至次年10月的1∶0.82,再由2002年7月的1∶1,升到2008年7月的1∶1.60,接着又回落到2010年6月的1∶1.20,2013年初的1∶1.36,其汇率大起大落，而德国的总体经济和出口却总体保持着稳定的增长。
2003-2012年德国的GDP平均增长率为1.4%（图1），高于欧盟平均增长率0.44个百分点，出口年均增长7.2%,其出口总量占欧盟的比重由2003年的21.9%,上升到2012年的23.7%（图2），人口只占欧盟15.9%的德国，其出口总量却几乎占到了整个欧盟出口总量的四分之一。
瑞士的发展历程更加证明了产品质量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瑞士的支柱产业，同样是机械、钟表、化学、冶金、纺织和食品工业等较为传统的产业领域。瑞士产品之所以能够长期占据世界市场，保持经济稳定健康发展，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其可靠的品质创造了稳定的市场需求和高附加值。以钟表为例，瑞士的手表占到了世界市场份额的65%（刘林森，2005:52）,而其钟表之所以能够如此出名，主要是靠瑞士手表业工匠们精益求精的质量精神，一个手表制造工匠的培养通常要耗费10-15年的时间，在廉价的电子表冲击之下，瑞士手表坚持走手工制作的道路，满足消费者对于手表更高的质量需求，每一个手表厂商都非常重视在专门的制造工艺上的独特专利，打造一只高档钟表通常要等几年甚至上十年的时间，其中大量的时间是用于工匠的手工劳动。注重细节再加上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使得瑞士手表业能够在世界市场上经久不衰。
瑞士的机床同样是以质量着称，其发展的核心理念就是：高精度以及完全满足客户需求，而这正是质量的根本要义所在。正是有着高品质，其机床产品不仅附加值高，并且市场需求稳定。据统计，瑞士的精密机床出口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人均机床出口创汇量最高的国家，并且由于其销量好，库存量低，瑞士的机床产业的现金流动率是全世界最高的，瑞士机床的单位价值是日本的2.8倍，美国的3.2倍，中国大陆的10倍（刘林森，2005:52）。正是由于瑞士卓越的产品质量水平，使其经济增长较为稳定（图3），经济增长的质量较高。
虽然瑞士的主要原材料、能源以及其他资源都要靠进口，但其进出口的贸易顺差却连年增长（图4），到2012年底顺差占出口的比重达到11.9%,这表明瑞士出口的产品具有很高的附加值。作为瑞士主要出口产品的钟表、食品、机械等产品，其高附加值主要来源于产品的高品质。
以上可以看出对微观产品质量的高度重视，以较低的资源投入实现较高的产品附加值以及提高投入产出的效率，是德国和瑞士两个山区国家获得高质量发展的共同经验。
三、对国内外山区宏观经济政策的考察
宏观经济政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外在环境，通过对国内外山区经济发展政策的分析，同样可以发现，德国、瑞士等国的经济发展政策能够有效地促进微观的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扎实的微观基础，而我国的山区发展政策则缺乏对于微观产品质量的重视，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微观产品质量是解释国内外山区发展质量差异的重要因素。
（一）国外山区发展强调和重视促进微观的产品质量。
一是对中小企业的重视。一般而言，中小企业在一国经济中数量占据多数，同时也是产品的主要配套厂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小企业的质量水平决定了大企业的质量水平（程虹等，2013:1-15），进而决定了一国质量的总体水平。德国和瑞士两个国家都极为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政府采取了很多切实有效的措施来促进中小企业的质量发展。在德国，其产品质量不仅体现在大企业中，更多的是体现在众多中小企业之中，这得益于德国长期以来对中小企业的扶持政策。德国在融资政策上采取了“限大促小”的政策，金融机构主要向中小企业融资，并成立专门的机构来限制大企业利用垄断地位对中小企业的不正当竞争。政府拨专款，鼓励中小企业的创办和经营。资助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如资助企业参加国际展览、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等（刘林森，2012:22-23）。通过这些措施使得德国的中小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也具有较高的质量竞争能力，成为“德国制造”强有力的基础。同样地，瑞士也对占其数量99%以上的中小企业实行类似的支持政策。
二是对实用技术的重视。德国对于实用技术的重视主要体现在其人才培养的结构上，德国非常强调应用型大学的发展，其与学术型大学的发展是居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同时对于从事专业技术的人才给予很高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瑞士最为重要的创新并不是纯粹的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而多是实用技术的创新。在实践中所创造的实用技能或专用技术（know-how），往往要依靠专业化的技术工人以及基于特定的产品，很难被模仿，因而能够获得创新的垄断性收益，这是产品质量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基础所在。其专用技术主要特点是精细的加工能力，尤其是瑞士的中小企业，其人均的专用技术拥有量高于大企业。
三是对职业技术教育的重视。产品质量需要十分密集的熟练劳动力的投入，而这些劳动力需要经过大量专业的职业技术培训，德国和瑞士无一例外地十分重视劳动力的职业技术培训。在德国高校结构中，43.2%的高校是培养应用型人才，还有大量其他的职业技术学院。在适龄青年中，约30%的人上大学，并且淘汰率极高，而没有继续上大学的青年主要进入职业技术学校接受培训，成为各行各业的职业技术工人（高育红，2009:
48）。不管是在德国还是瑞士，都建立起企业、行业协会、地方政府和联邦政府全方位的职业教育资助体系，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人完全不用担心学习的费用，并且还能够获得一定的收入，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性，对于质量人才的培养和质量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我国山区扶贫政策缺乏对于产品质量发展的支撑
我国的山区作为我国扶贫攻坚的主战场，其经济发展的宏观政策主要是政府的扶贫开发政策。从1994年开始，我国就制定了针对贫困地区的扶贫开发纲领性文件，至今已经过了三个阶段（1994-2000,2001-2010,2011-2020）。我国的扶贫政策主要由政府制定扶贫计划，瞄准贫困区域与贫困主体，并对其进行相应的政策干预，具体的政策包括：产业化扶贫、以工代赈、易地扶贫搬迁、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实施扶贫政策以来，我国的山区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总体而言，山区的自生发展能力仍然比较弱，还没有形成持续发展的内在机制。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的扶贫开发政策并没有致力于建立起符合山区资源特色的产品质量基础。具体表现为：
扶贫政策强调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不利于建立本地的产品质量特色。质量的发展是市场发展的结果，包括德国和瑞士在内的任何一个地区产品质量的发展都是以市场化为基础的，政府并不直接参与经济活动（李酣，2013:66-73）。在我国历次的扶贫开发纲要中，都强调政府对于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主要由中央和省级政府掌握扶贫资金的发放，各个地区要竞争性地争取更多的政府资助，政府制定产业政策并通过资金的使用来落实产业政策，其假设前提就是政府对于一个地区的产业发展有充足的信息。地方政府为了短期内能够取得扶贫绩效往往会引导投资向见效快的产业发展，而山区在资源禀赋上特色各异，只能根据自己的资源禀赋优势来发展高附加值的质量提升型产业，政府以其有限的信息和能力难以使得这些产业发展起来。以产业政策为主的政府扶贫政策实际上并不有利于地方形成可持续的内生增长机制，最终会使得经济增长质量较低。
扶贫政策设计对于微观主体的质量发展激励不足。我国的山区蕴含着大量可以开发的资源，但如果没有对微观主体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就不能形成有产业竞争力的品牌，就会导致大量的劳动力外流，本地产业基础薄弱。我国的山区大多为劳动力净流出地区，由于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的外流导致山区发展缺乏有技能和知识的劳动力。质量的制度前提是产权，德国、瑞士等发达国家山区的发展都十分强调对于产权的保护，只有稳定的产权才能让生产主体具有生产高质量产品的内在激励。我国的山区发展政策，始终没有有效地解决产权的问题，尤其是对于农村土地、林地、房屋等产权的界定以及市场的建立。农民对其经营或使用的土地并没有所有权，因而不能按照市场价格进行交易和流转，最终导致其缺乏进行长期投资的激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过多年的经济发展，工业制造业取得了很大进步，出现了一些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质量品牌，但是这些品牌主要集中于我国的东部沿海地区，很少产生于山区，山区发展仍然主要以低附加值的农业和初级工业为主。如果政策无法将微观主体的资源盘活，就很难有长期发展的稳定预期，从而也无从进行质量创新活动。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本应走质量道路的山区往往也转向了其不具有比较优势的数量型增长道路。
扶贫政策缺乏对于质量创新主体的培育。企业是质量创新的主体，也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最为坚实的基础。我国的扶贫主要是瞄准了地区和贫困主体，最新颁布的扶贫开发纲要中提出“精准扶贫”政策，也是强调扶贫资金要准确地、动态地投向真正的贫困主体，缺乏对于企业的支持。扶贫贴息资金的政策主要是对于农户的家庭经营贷款进行补贴。总体而言，对于支撑产业发展的企业的扶持政策较少。
这种政策导向的结果是山区的企业发展能力较弱，导致缺乏质量创新的主体。
综合对比国内外山区的发展政策，可以发现国内外山区经济发展的政策差异核心在于能否建立起符合本地资源禀赋优势的微观产品质量基础，并基于此建立一系列的包括劳动力、企业发展、社会服务等方面的政策。国内外山区的政策差异所导致的经济增长质量差异再一次证明了，没有微观的产品质量发展就不可能实现经济增长质量。
四、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政策启示
基于国内外山区经济增长质量及其政策体系的分析，本文实证地证明了自然条件面临劣势的山区并不一定是贫困地区，而要驱动山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就必须建立起以产品质量为核心的微观基础，不断地加大政府对于质量的公共服务投入来促进区域总体质量水平的提升（孔繁华，2013:33-41），进而促进宏观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
（一）建立以质量为核心的内生化产业体系山区的发展关键在于产业，而产业的发展关键又在于形成质量的核心竞争力（罗连发，2014,110-119）。
随着人们的收入逐渐增长，以及工业对于环境的污染日益加剧，人们对于生态环境的需求日益增长，生态产品的相对价格不断上升。山区作为工业后发地区，在与生态相关的领域具有比较优势，要把这种优势转变为现实的市场价值，就需要打造良好的质量基础，围绕着本地区的资源禀赋，建立内生型的产业发展体系，避免附加值较低、环境污染大、与本地资源禀赋优势不相符的大工业的进入，建立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型产业基础。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增长质量的核心目标（殷德生等，2013:15-25），山区只有不断地挖掘产品的质量水平才能在更大程度上提升其全要素生产率。
（二）把精准扶贫政策更多地用于瞄准产品质量领域在区域的质量发展中，政府的质量公共服务投入相对于其他要素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张继宏，2013:68-75）。因此，对于我国山区来说要提升其经济发展的质量，应正确地理解新时期提出的“精准扶贫”政策，扶贫资金不应只瞄准贫困的个体或区域，山区要根据特定的资源禀赋优势发展具有质量竞争力的产业，为这些产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特别是在标准、质量检测、品牌创建等公共服务等质量发展的关键领域发挥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大力发挥标准对质量发展的作用（蒋春华，2013:26-32），特别是发展具有区域特色的团体标准（程虹等，2013:92-106），发挥政府质量奖对于企业质量的促进作用（熊伟等，2013:107-119）。通过全方位的政府质量公共服务，来提升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进而促进山区经济发展的质量。
（三）重视职业技术工人的培养
劳动力的质量是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谭崇台，2014:1-9）。国外山区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重要的一个经验就是重视支撑产业发展的职业技术人才的培养。职业技术人才对于国家的质量发展具有正外部性，需要有政府的公共投入。把职业技术学校的建立以及职业技术工人的培养作为山区发展的重要内容，除了义务教育以外，应将教育的投入重点放在符合本地资源禀赋特色的人才建设上（程虹等，2013:1-15），为本地产品质量发展建立稳固的人才基础。加大对于具有地方特色的专业技术、技艺和学校的公共投入，培养大量能够支撑本地质量特色的质量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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