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格局演变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是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代表性的“金砖五国”在2000—2012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在6%以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新兴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度超过70%。然而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增长速度显现出放缓迹象,到2013年下半年,80%的新兴经济体出现经济增长放缓。新兴经济体从“集体高增速”到“集体减速”,背后的原因既有外部因素也有内部因素。外部因素是指全球化的周期性因素,内部因素则是新兴经济体内部的结构性因素。综合来看,外部因素构成的影响相对较大。
一、全球化周期性因素是新兴经济体增长趋缓的主要原因
推动新兴经济体十多年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并非各国国内经济基本面的持续改善,而是全球化周期性因素带来的良好的外部环境,包括大规模资本流入、快速的出口增长、长时间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以及WTO框架所支撑的多边贸易体系。近年来,随着这些因素的相继终结或转向,对新兴经济体有利的外部环境不复存在。
(一)资本流动周期
自197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大约每15年完成一次方向性的变化周期。
1975—1981年流入拉美新兴市场,1982—1989年回流日本和美国;1990—1996年流向东亚“四小龙”,1997—2003年回流美国;从2003、2004年开始大规模流向“金砖国家”,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也没有改变这一流向。
直到2013年开始转向。全球性的推动因素对于解释新兴经济体的资本流入至关重要。
从2003年开始直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发达经济体普遍采取的低利率和流动性扩张政策,使得大量资本流入新兴经济体。
而新兴经济体将大部分贸易盈余重新投资于美国国债等官方储备,在客观上帮助后者维持了超低的长期利率,并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双向的资本流动。
资本流入的大规模增加带有多方面的利好因素,往往伴随着东道国GDP的加速增长。
其一,资本流入使得新兴经济体外部融资成本大幅下降。根据估算,2000年以来新兴经济平均融资成本下降了460个基点,其中外部流动性条件的改善贡献了340个基点,新兴经济内部宏观条件改善贡献了120个基点。
其二,资本流入推动了东道国的资产繁荣甚至泡沫。亚洲新兴经济体在此期间的资本流入就进入股票、债券和房地产市场,并推高了这些资产的价格。
其三,发达经济体的跨国公司通过直接投资等方式,推动以中国为中心的生产网络形成,同时也为新兴经济体带来先进技术、管理理念与营销渠道。
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特别是雷曼兄弟破产后,由于金融市场动荡带来的避险情绪,导致投资者转向美国国债等标的,原有的资本流入热潮突然停滞甚至出现转向。然而,两方面的原因使得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入在2009年重新复苏并持续至2013年。
一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为应对危机而采取的低利率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带来迅速扩张的流动性,由于其信贷市场供需两端的问题,并没有如预期的那样转化为国内私人借贷和消费的增长。
二是新兴经济体远好于发达经济体的增长表现和增长预期,以及印度、巴西等国原本就较高的利率。以绝对名义价值计算,这一阶段流向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净资本流入,已经超过了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峰值水平。
但从2013年开始,这一为新兴经济体带来众多利好并且先后持续超过十年的资本流入周期逐渐终结。一方面,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的经济复苏趋于稳健,退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实现利率正常化。新兴经济体大多面临投资率不足的长期问题,仅能在短期通过提高利率的方式阻止资本外流和稳定汇率,无法承担利率持续提高对经济发展带来的损害。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利差的缩小,使得国际投资者对新兴经济体风险资产的偏好降低,短期套利交易的动机减弱。
2013年以来,美国的利率开始上升,十年期国债利率从2013年初的2%上升到2014年初的超过3%,距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4%仍有较大上升空间。另一方面,2011年以来,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增长率差距不断缩小,新兴经济体对跨国投资者的吸引力相对减弱。
(二)出口增长周期
新兴经济体出口的迅速扩张和经常账户盈余的不断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发达经济体的过度消费。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美联储创造的超低利率环境,加上20世纪90年代后期宽松房贷政策带来的 财 富效 应,使得国内过度消费一直维 持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美国家庭储蓄从90年代初期占GDP的近6%,到2008年时几近消失,而经常账户则在同一时期从近乎平衡变为赤字与GDP的比例超过6%。
危机爆发前,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总进口增速基本都保持在两位数以上,部分年份甚至超过20%,而且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进口增速往往高于总进口增速。
金融危机的爆发宣告了美国信贷泡沫和房地产泡沫的破灭,过度消费所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随之终结。美国家庭储蓄率从危机爆发前的1%左右提高到2013年底 的约4%,经常账户赤字与GDP的比例也降至2013年的2.5%左右。
2012和2013年,美国、欧盟、日本的总进口增速均未超过5%,甚至出现大幅萎缩。即便发达经济体增长逐渐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其对新兴经济体增长的外需拉动作用也将弱化。特别是对于出口以制造业产品为主的中国来说,美、欧、日三大市场都不可能再提供更大的出口空间,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相对狭小,也无法弥补这一缺口。
(三)大宗商品周期
2003年开始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以出口能源资源和大宗农产品为主的新兴经济体(如俄罗斯、巴西、南非等)的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贡献。全球经济迅速增长和流动性扩张则为其提供了良好的外部需求。在经历了2008年价格下跌和2009年回升之后,2011—2013年大宗商品价格再次大幅下跌,超级上涨周期告一段落。
中国出色的增长表现(以密集消耗能源与金属为特点)对2003年开始的这一轮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周期贡献颇大。
金融危机前,中国的庞大进口需求对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就在不断加强。
2001年中国占世界大宗商品进口贸易额的4%左右,此后这一比重随着世界经济增长和大宗商品价格攀升不断提高,2007年时翻了一番。
中国因素在金融危机后的2009-2011年体现得更加明显。为弥补外需不足而启动的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主要用于基础设施投资,多余的信贷则快速涌入房地产市场,使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由出口依赖型(需进口大量制造业零部件)向投资依赖型(需进口大量金属等大宗商品)迅速倾斜,导致进口结构中大宗商品的比例大幅提升。
2010年中国大宗商品进口相比2007年增长75%,而同期工业制成品进口仅增长30%。
目前,中国的石油进口规模已经与欧盟相当,约为日本的两倍,而金属进口需求则占到全世界需求的40%还多。
除此之外,大宗商品的金融化使得价格更容易受到投资与投机的影响。在发达经济体低利率政策环境下,金融投资者为寻求投资多样化直接转向大宗商品市场寻求收益。据测算,中国因素和金融因素对2003年以来大宗商品价格变化的解释力度达到45%。
未来,中国对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推动作用将逐渐弱化。一是随着中国开始致力于平衡经济增长和结构改革之间的关系,不再追求过去的高增长,总体经济增速也已放缓。
2014年2月举行的G20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期间,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指出,“7%至8%的增长速度不仅适合于中国,也有利于促进全球经济增长、使全球环境更可持续”;财政部长楼继伟则称,“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曾超过50%是不可持续的,带来了环境污染和产能过剩问题,2013年这个比例降下来是合理回归”。二是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投资占GDP的比例已经接近50%,不仅不可能启动新一轮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这种高比例的投资率也无法长期维持。根据IMF的测算,中国超额投资占GDP的比重在10%左右。
瑤过高的投资率必然带来投资效率与宏观收益的下降,而不断积累的债务负担会造成难以估量的金融风险。世界银行2013年6月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也认为,中国难以持续的高投资率已经越来越成为巨大的挑战。中国调整经济增长方式本身就意味着对大宗商品需求增长的放缓。因为相对于出口与投资依赖,向消费依赖倾斜的增长模式下的大宗商品进口需求必然要减少。三是调结构框架中提高原料利用效率的要求,也将进一步削减中国对大宗商品的需求。
(四)贸易自由化周期
在2010年以前,多边贸易体系一直是美欧贸易政策的重点。在WTO的推动下,全球性关税下降,非关税壁垒得到规范,对发展中国家有利的货物贸易自由化深入发展,但对发达国家有利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和投资、知识产权保护却进展缓慢。因而,出口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是主要的获益方。
美国则将多边自由化进程的停滞归咎于以印度、巴西和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实际上,自由经济秩序并不是不可避免的进化产物,而是一种政策选择。美国在二战后创造和维护了这样一种自由经济秩序,目的在于获取开放市场和自由贸易的利益。
从2010年开始,发达经济体逐渐将贸易政策重点转向选择性的区域贸易协定,定位于开放的高水平、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安排,涵盖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标准、环境标准、促进中小企业发展、金融监管、竞争政策和经济立法等方面。
代表性的协定有三个:一是2010年由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目前参与国家有13个;二是2013年由美国和欧盟共同发起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三是欧盟与日本也在积极接洽寻求构建自贸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协定均将主要的新兴经济体排除在外。
虽然2013年底举行的WTO第九次部长级会议达成“巴厘一揽子协定”,但这并不说明发达经济体的贸易政策重心重新转回到多边自由化进程上。
相反,这一成果的达成所反映的恰恰是发达经济体政策重心转变所带来的“被迫合作”。一方面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被排除在上述三大区域贸易安排所代表的“新型贸易规则”之外,又没有足够分量的区域安排与之竞争,迫切需要通过WTO框架强化合作,维护贸易利益。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上述区域贸易安排特别是TPP已有相当的基础,发达经济体也希望维持WTO的生命力,以便未来通过这一框架推广其所主导的新型贸易规则。
二、自身结构性因素是新兴经济体增长趋缓的内在原因
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关系是宏观经济增长中主要的一对结构性问题。本轮新兴经济体快速发展主要来自前述全球化的周期性因素为其提供的总需求层面的利好。然而,持续的繁荣掩盖了新兴经济体普遍存在的总供给层面改善不足的问题。随着周期性因素的结束,对经济增长构成约束的自身结构性因素暴露无遗。
(一)需求层面过度对外依赖
1.大多数东亚新兴经济体都采取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
在中国加入WTO以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生产网络迅速形成。
2002—2008年,中国出口年均增速约为25%。考虑到直接或间接的进口构成,中国GDP增长的三分之一可归功于出口贸易;如果考虑出口贸易对国内消费的乘数效应以及对国内 投资 的连 锁反应,这一比例可升至约50%。
其他一些国家对出口的依赖程度甚至比中国还要严重。以2004—2008年出口占GDP的平均比例来看,菲律宾为45%、越南为72.8%、泰国为73.5%、马来西亚为112.7%。泰国、印尼等国的增加值出口占GDP的比例在30%—40%之间,而其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超过了60%。
2009年,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新兴经济体出口贸易锐减,导致GDP平均降低了5%-6%,如果考虑到出口 对国 内需 求的溢出效应,这一数字约达8%。
2.俄罗斯、巴西、印尼等国对大宗商品出口的依赖
俄罗斯1998—2008年高速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受大幅上升的石油和天然气收益与矿业投资所驱动的,贸易条件改善带来的收益也推动了非贸易部门的迅速扩张。
2011年,俄罗斯初级产品净出口额几乎达到GDP的20%,而其非能源经常账户赤字高达GDP的15%左右。
根据联合国贸易数据库的数据,从2006—2012年仅六年的时间,巴西总出口中初级大宗产品所占的比例就从47.8%提高到63.6%。目前巴西在大宗商品上的出口收益也已经远远超过了制造业产品的出口收益。大宗商品贸易对印尼同样至关重要。
2009年,其大宗商品贸易盈余占到了GDP的8.5%,而2012年煤炭和棕榈油等商品价格的下降直接导致印尼经常账户迅速恶化。
3.新兴经济体对中国的出口依赖加强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数据,2000-2001年,中国在南南贸易总额中的占比为36%,2006-2007年达到39.3%,2009年则为40%。这一方面来源于中国作为全球生产网络中心地位的不断强化,另一方面则是中国国内最终需求的扩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投资的大幅增加使得中国在其他新兴经济体外部最终需求端的重要性大大提高。国际金融危机前,中国从亚洲新兴经济体进口制造业中间品,从巴西等国进口大宗商品,其最终需求主要是发达经济体。在东亚主要的发展中与新兴经济体的出口中,有60%用于满足向美国、欧洲、日本出口产品的最终需求。
但在金融危机后,中国进口的很多产品主要是用于国内投资的需要,而不是向发达经济体的出口,中国也成为巴西、南非等大宗商品出口国最大的单一出口市场。
2007年中国在巴西出口中所占的份额仅为6.7%,2012年则达到17%。同一时期,中国在南非出口中所占的份额则从5.7%上升到11.6%。
(二)供给层面结构性问题
凸显新兴经济体增速放缓的内因是供给层面的结构性问题,如市场化机制不足、劳动力成本上升、基础设施瓶颈、企业创新力度薄弱等,这些问题需要改革来解决。然而,大多数新兴经济体仍在享受上世纪80—90年代大幅度经济改革所释放的制度红利,而在2000—2012年却鲜有经济改革措施出台。
在经济高速增长期,各国失去了结构性改革的压力,也错失了最佳窗口期。而新一轮改革的启动和实施,通常需要花费10年或20年的时间。
具体以代表性的七个大型新兴经济体,即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土耳其、印尼为例,来说明各国供给面的结构性问题:
1.巴西
其一,长期以来较低的储蓄率和不成熟的信贷市场,再加上较差的营商环境,使得巴西资本积累速度过慢。巴西近年的储蓄率仅为东亚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1/3,拉美国家平均水平的2/3,而其投资率约为18%,同样低于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平均水平和拉美国家的平均水平。
其二,巴西存在严重的基础设施瓶颈。巴西基础设施投资仅占GDP的2%,如果赶上在南美领先的智利的基础设施水平,其基础设施投资占GDP的比例要以4%的水平保持超过20年。
其三,在联邦最低工资制度和烦琐的劳工保护法规的驱动下,巴西劳动力成本的提升速度逐渐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速度。
其四,过度依赖资源性产业,制造业竞争力下降,对全球产业链的融入程度过低。巴西制造业产品的净出口从2005年开始下降,而2005到2010年其石油的净出口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
巴西进口中中间产品的占比仅为14%,出口中的进口含量则仅占到10%。
其五,巴西烦琐的税收体系和高税负,以及较高水平的国际贸易和投资壁垒也对生产力的提高形成障碍。
2.俄罗斯
其一,国有企业在经济中占据支配性地位,主导了银行业、运输业及能源产业等,严重阻碍了市场准入和竞争,导致效率低下。
其二,运输体系薄弱也成为限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据测算,俄罗斯如果将运输体系效率提高10%,就可以将GDP提高0.8%。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3年的数据,在对全球148个国家进行的排名中,俄罗斯铁路体系排31位,港口排88位,空运排102位,公路体系排136位。
其三,劳动力供给问题严重。从总量来看,低生育率、较高的非正常死亡率以及过早退休等,已经导致劳动力供给的长期下降趋势。过高的工资弹性导致的低工资与相对恶劣的工作环境降低了工作黏性,进而减少了整体的人力资本投资激励。其四,企业创新力度薄弱。
2010年商业资金只有26%的比例用于研发,而俄罗斯整体75%的研发活动都是由公共科研机构进行的。其五,俄罗斯对资源产业的过度依赖,以及腐败、商业法律保护不足、行政程序烦琐等,也都对营商环境造成损害。
3.印度
其一,劳动力市场监管制度下的雇佣规定严重制约了市场活力。为了避免人数过多而受到更严格的劳动力制度限制,印度的企业规模普遍偏小,84%的制造业就业是由雇员不足50人的企业解决,而在中国这一比例只有25%。
小企业无法为员工提供充分的保障和培训,也较难获得信贷,进而阻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其二,长期以来维持的土地征用法令,不仅对新公司的建立或扩张构成约束,更成为基础设施发展的障碍。
其三,金融市场广度与深度不足、人力资本相对较低以及贸易与投资壁垒过高等。
4.中国
其一,劳动力成本上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旺盛需求,不断将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使得劳动生产率以最简捷有效的方式得到提升。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条件同时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目前大多数农民工年龄在20-35岁之间,而一年内年满20岁的人口数量将从2010年的2500万降至2020年前的1500万。
同时,随着受教育程度更高的新一代农民工进入市场,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趋势无可避免。
其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正在加速暴露。深层次的工业和能源结构带来的空气污染已经在全国各地蔓延,更为严重的供水系统的污染也开始显现。
其三,创新力度仍然不足,创新结构也有较大的改善空间。
2010年,中国占全球专利数量的比重还不足2%,而且,外资企业获得的专利一般涉及重大创新,本土企业获得的专利多为改良性质。
中国公共研发资金的分配严重向应用型研究倾斜,而前沿的技术性研究则资金不足。其四,在铁路、公路等关键的基础设施方面仍然落后。近年虽迅速发展,但仍难以匹配广阔的国土面积、巨大的人口数量和经济体量。
5.南非
一方面,国内大部分产业高度集中,国有企业占据支配地位。
另一方面则是极低的劳动力参与率和较高的公开性失业率造成巨大的劳动力利用率缺口。处于工作年龄的人口只有约40%有工作,而2001年以来公开性失业率一直保持在20%以上,2012年底接近25%。
劳动力技能不匹配是高失业率的一个重要原因,教育系统所产出的技能往往并不是劳动力市场所需要的技能。
6.土耳其
其一,非正规企业和就业问题。由于存在大量的非正规企业,无法实现充分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与之对应,土耳其存在大量的非正规部门就业,特别是低技能工人的非正规就业。
2011年,学历在小学及以下的工人中有87%在非正规企业就业。
另外,土耳其长久以来的劳动合同刚性和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等问题,也限制了劳动力市场的活力。
其二,人力资本匮乏。土耳其25-34岁年龄之间的人群中,53%男性和64%女性只有小学或以下学历,而这部分人群在2040年之前都将一直处在劳动力队伍中,亟须更好的技能训练。
其三,产业结构升级缓慢。随着对低素质劳动力的大量使用,土耳其低技术含量的产品出口迅速增长。目前土耳其的出口结构仍然只是典型的低收入国家的出口结构类型。
其四,上游部门竞争乏力影响整体竞争力提升。电力部门由国有企业垄断,能源部门与电信部门的竞争也受到严重抑制。农业部门受到针对进口竞争和国内竞争的双重限制,农产品价格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7.印尼
面临的问题包括劳动力成本、企业融资成本、基础设施瓶颈等。由于高水平的最低工资,高额的解雇成本,以及严格的就业保护立法,印尼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速度比其他东南亚经济体都要高。
中小企业缺乏融资渠道成为严重的发展障碍,而信用信息的缺乏和合同执行困难导致了较高的信贷成本。基础设施瓶颈阻碍了投资和经济发展,较高的运输成本阻碍了生产效率的提高。公路和铁路系统状况不佳,海港吞吐能力也十分有限。
三、结论及启示
由于周期性和结构性因素的影响,本轮新兴经济体增速放缓并非短期性的,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都将趋于温和增长。
其一,十年来对新兴经济体的资本流入周期逐渐终结。发达经济体持续多年的超低利率和流动性扩张推动了新兴经济体大规模的资本流入,金融危机后的应对性政策使得这一流向得以维持。但自2013年开始,美国经济复苏趋于稳健,“量化宽松”政策退出,利率上升,资本回流。
其二,发达经济体过度消费带动的新兴经济体出口增长周期结束。金融危机的爆发本身就表明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由于发达经济体调整过度消费模式、经济复苏不稳定,新兴经济体短期内出口高速增长的可能性不大。
其三,中国需求等因素带动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周期告一段落。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结构转型,对全球大宗商品需求降低,十多年来新增投资带来产能增加,无论是需求面还是供给面都使得大宗商品价格上升余地不大。
其四,美欧转向区域性高标准贸易安排,并将主要的新兴经济体排除在外,而WTO框架下的货物贸易自由化也困难重重,新兴经济体面临的贸易自由化环境不容乐观。其五,新兴经济体亟须开启新的改革周期。能否及时通过自主的结构性改革,突破供给层面的约束,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新兴经济体能否尽快结束本轮经济增长放缓周期,再度开启对发达经济体“赶超”的进程。
从新兴经济体整体增速放缓中,可以得出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启示:
其一,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并未脱钩,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应考虑全球周期性因素。从经济波动趋势来看,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高度同步。这些制度体系、发展阶段、资源禀赋差异较大的国家出现同步大幅度调整,外部周期性因素是主要原因,意味着来自发达经济体的外部因素的影响至关重要。对我国来说,经济周期性变化也受世界性经济周期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深刻影响,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型不仅取决于自身发展阶段和制度特性,也要根据全球技术创新、分工模式、经济结构周期性变化情况相应调整。
其二,全球宏观经济政策进入调整期,侧重点从总需求管理转向总供给管理。经济增速回落和结构性矛盾突出的事实证明,2008年危机以来新兴经济体刺激总需求政策失效,宏观经济政策思路性调整势在必行。美欧已率先开始调整,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实施“再工业化”和社会保障改革,推动新能源技术创新;欧盟则推出劳动市场、税收、公共行政和社会转型等结构性改革政策。我国宏观调控要在短期稳增长和长期可持续中把握平衡,更加向总供给管理侧重,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要素禀赋,着力推动教育改革以提高人力资本;二是要素参与率,主要通过市场化改革而非刺激计划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三是要素生产率,着重加大技术创新力度。
其三,健康的宏观经济金融指标对于结构调整至关重要。在多年强劲经济增长下,一些新兴经济体逐渐积累了内部宏观失衡,如财政赤字和经常账户赤字增加、通货膨胀抬头等,应对外部冲击时力不从心,经济增长“硬着陆”。我国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要特别注重维持宏观稳定的重要性,控制好财政赤字、债务规模、信贷增长和通货膨胀等基础性指标。
其四,“稳外贸”不能过多寄希望于新兴市场。
由于对发达市场出口相对饱和,很多人将外贸“稳增长”的希望寄托在新兴市场。
2008年危机以来,我国积极开拓新兴市场,对主要新兴经济体出口增速较快。然而,主要新兴经济体在我国出口中的比重已由2001年的1%上升到目前的16%左右,继续快速增长的潜力有限。而且,随着我国对这些国家贸易顺差快速增长,贸易摩擦增多,市场开拓难度也越来越大。
其五,在WTO框架下推进多边贸易自由化是新兴经济体的优先选择。新兴经济体的主要出口利益在货物贸易,WTO是最好的平台。对新兴经济体而言,WTO意味着农产品和制成品的市场准入、贸易便利化的推进、有效率的争端解决机制、更加公平的谈判和决策机制。我国应将WTO作为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最主要平台,与主要新兴经济体一道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