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一届中央政府开始履职，各界对新一届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走向高度关注，作为回应，中央政府也主动向外界释放本届政府在经济领域的宏观调控目标及思路，体现之一便是“克强指数和中国经济升级版”等几个新词的出现，并被社会各界所热议。通过梳理和解读这几个新词的涵义和关联，有助于理解我国政府现阶段宏观经济调控方向和思路，使有关市场主体更好地在中央宏观经济政策框架下主动作为，促进经济转型升级。
一、“克强指数、中国经济升级版”等新词的由来及关联
从出现的时间顺序看，在几个热词中，“克强指数”出现最早，相对另外两个热词而言，其实并不算是一个新词了，只不过在今年3月份随着李克强就任新一届政府总理，外界为了解读新一届政府的经济治理思路，重新将“克强指数”提出，并成为社会各界判断和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方法。“克强指数”源于李克强2007年主政辽宁期间，通过采用工业用电量、铁路货运量、银行贷款发放量三个指标来观察和分析当时辽宁省的经济状况[1],而不是仅仅依靠官方公布的GDP统计数据。这一指数在2010年被英国著名的杂志《经济学人》正式推出，用于评估中国GDP增长量的指标，其后受到包括花旗银行在内的众多国际机构认可。由于这三个指标涉及电网、铁路、银行的具体业绩核算，从不同角度大致反映了地方经济发展的基本状况，比起传统的GDP数据（地方政府基于追求政绩考量而往往存在“推高”GDP数据的动机），这三个指标缺乏作假掺水的空间和动机，所取得的具体数据也更为真实，能够更加客观地反映中国经济发展的真实水平，因此，“克强指数”为人们提供了判断中国经济的另一种方法。
“中国经济升级版”是李克强总理在2013年3月17日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首次提出的概念。这是以李克强总理为首的新一届政府领导集体在对当今中国经济形势进行深刻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的经济领域发展的战略目标，其内涵就是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改革改变长期以来的粗放发展模式，调整经济结构、优化产业结构，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使经济发展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相结合，走集约、高效、可持续的发展道路[2]。
“克强经济学”是巴克莱资本公司对李克强就任总理以来，在经济领域采取的主要改革措施以及在应对各种经济问题中表现出的突出特点，加以概括总结，用于分析和判断中国新一届中央政府治国理政的经济方略。这个新词的创造类似于“里根经济学、撒切尔夫人经济学、安倍经济学”等，都是以政府首脑名字命名，根据巴克莱资本的分析，认为“克强经济学”有三大支柱：“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以及结构性改革”.“克强经济学”一词经巴克莱资本提出并给出解释之后，立即引发了国内外学界及媒体的广泛讨论和热议，并从不同角度来分析和定义“克强经济学”的内涵，其中比较流行和取得共识较多的观点如“克强经济学”是指“要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不在于强调政府该做什么，而在于政府不该做什么”,其基本特征是“强化市场、放松管制、改善供给”.其实，以李克强总理名字命名的“克强经济学”并不是仅代表其个人的政策主张和执政理念，而是反映了新一届政府领导集体的治国理念与经济智慧，并且是通过对国际社会经济发展实践以及国内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的经济发展经验和教训的深刻总结和反思的结果[3].
从“克强指数”到“中国经济升级版”,再到“克强经济学”,作为被机构或个体创造出来的一般新词汇，在这个信息传播发达、经济全球化深度融合的当代社会中，并没有太多引人注意的地方。但是由于中国经济总量已经占据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重要位置，并且在近年来国际经济总体形势发展不利，尤其是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带来的消极影响仍在持续、欧债危机不断深化、美日经济复苏缓慢、新兴经济体增长普遍放缓的背景下，作为全球经济增长引擎之一的中国，其经济增长水平和发展快慢直接影响到全球经济的发展状况。因而国际机构和社会组织密切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状况，试图通过观察新一届中国政府领导集体的经济政策取向，来分析和判断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走势，则成为符合现实要求的思维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这三个新词的出现并被高度关注和热议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从三个新词的关联来看，最明显的特征是这三个词汇都和李克强总理有关，都和新一届中央政府领导集体的宏观政策取向有关。其中“克强指数”反映的是李克强总理观察和分析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新方法”,这种方法比起传统的GDP数据统计方法，更加接近于中国的真实经济增长水平，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以李克强总理为首的新一届中央政府在把脉中国经济发展状况时，更倾向于“挤水分”,力争掌握最接近中国经济实际水平的数据资料，进而为科学制定中国经济的宏观政策提供一个较为客观的资料基础；“克强经济学”和“克强指数”
一样是外界创造的以李克强总理名字命名的新词汇，不同的是“克强指数”是外界指对李克强总理观察和分析中国宏观经济数据使用的新方法的总结，而“克强经济学”则是外界对李克强总理在应对当前中国社会发展中各种经济问题而采取的政策措施的总结，从两个新词汇代表的涵义与李克强总理的关系疏密程度看，“克强指数”更多地反映出李克强总理个人分析问题的方法，而“克强经济学”则更多地体现出以李克强总理为首的新一届中央政府领导集体调控宏观经济的方略和智慧；不同于另外两个词都是别的机构和组织命名并提出的，“中国经济升级版”则是李克强总理亲自创造和提出的，从2013年3月份李克强总理就职以来，在多个重要场合不断重申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意义，这是新一届中央政府主动和明确向外界传递信号：中国未来一段时期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就是要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总的来看，“克强指数”、“克强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升级版”这三个新词既不是新的经济术语也不是新的经济理论，而是外界用于观察和分析中国经济运行状况的窗口，其中，“克强指数”是分析方法，“克强经济学”是政策取向，“中国经济升级版”则是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且“克强指数”与“克强经济学”都是为实现“中国经济升级版”而服务的。
二、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上述几个新词的出现并受到有关机构、学界及媒体的高度关注，一方面反映了社会各界对以李克强总理为首的新一届中央政府将在任期内采取何种政策措施来推进中国经济向更高质量和水平发展的热切期待，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包括专家学者在内的各界人士对中国能否解决好目前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种种问题的担忧，大家一致认识到在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及不利的国际经济环境下，我国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4]。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虽然实现了长期持续的高速增长，带来了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但是这种增长已经形成了一个依赖高投资、基于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低廉而带来的出口竞争优势以及高流动性的这样一种增长惯性或路径。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这种增长惯性在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面临着越来越多、越来越突出的问题。
（一）投融资效率下降
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不断增大，要维持相同的经济增长，需要更多的投资和货币扩张，否则，经济增长就难以为继，即使同比增加投资，由于投资的边际效应下降，以及缺乏有效监管，投资的效率和效果逐步递减，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正在降低。从2002-2012年我国的投资率变化趋势看，总体上呈不断提高的态势，其中投资率最低的年份为2002年的36.15%,且大多数年份的投资率都高达50%以上，这反映出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不断加强。但从反映投资效率的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02-2008年增量资本产出率大致在4以下波动，但从2009-2012年，增量资本产出率出现比较明显的上升趋势，其中2009年和2012年分别高达8.36和8.17,增量资本产出率的提高说明单位产出需要更多的资本投入，反映出近几年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效率在下降。
从货币投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看，货币投放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其投放的节奏和效率将对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直接影响。近年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2009年以来为应对金融危机而采取的投资刺激措施，促使我国的货币投放过快增长，其效率却不断下降，这种货币投放的过快增长不但没有给实体经济带来相应的支撑，反而引起了整个经济结构的失衡，尤其是带来了产能过剩和资产泡沫膨胀的经济问题。从2002-2012年的M2增长率和GDP增长率的走势看，我国的M2增长率一直远高于GDP增长率，尤其是2008年之后的金融危机以来，货币投放的速度远高于经济增长速度，这也意味着保持同样的经济增长率需要更多的货币投放，反映出货币投放的效率有所下降。
（二）传统竞争优势削弱
一方面，由于当前经济全球化程度日益提高，各种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性大大增强，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所凭借的劳动力及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低成本优势正逐步消失，且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诸如煤炭、水、电力、石油、天然气等资源产品的价格将逐步纳入市场体系，未来这类资源性产品价格也将提升，由此导致企业的生产成本逐步攀升；另一方面，在传统竞争力削弱的同时，新的竞争力还未得到有效培育和释放，进而导致企业利润空间不断压缩，产品市场竞争力逐步下降。
（三）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背景下的发展问题
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增长，由于人口、资源等带来的要素红利逐步消减，且基于初期的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加入世贸组织等所带来的政策红利也逐步弱化，加之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转型的阶段，三者共同促使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下降，未来中国经济将进入“中低速”增长区间。
在这种背景下，一方面政府要主动降低对经济增速的要求，以便为产业升级、经济转型创造条件，推进许多艰难而重要的改革，以解决诸如经济增长动力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地方债务风险、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加剧等问题；另一方面，政府还必须保证经济增长要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之上，以便解决新增就业、社保等民生领域的重大问题，能否顺利地解决这些问题以实现经济的“软着陆”,避免经济过度下行而“失速”,滑出经济增长的“下限”,也成为当前摆在政府面前的一个严峻考验。
（四）经济发展阶段面临新挑战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虽然经济总量已经位居全球第二，但人均收入水平依然偏低，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2年我国人均GDP为6100美元，目前及未来很长一段时期正处于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阶段。从国际经验来看，在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中，历史上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大部分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出现了经济发展停滞状况，至今仍未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可见这种经济发展的转换过程是十分艰难和曲折的。而现阶段我国正处于这个经济转换的关键时期，一方面，与其他经济体在此阶段类似的发展模式的矛盾突出地暴露出来；另一方面，由于国情的差异，我国在经济发展转型中还面临着自身独特的一些问题，如我国虽然人力资源丰富但劳动力素质较低、城乡二元结构矛盾更加突出、区域间发展差异明显、资源消耗过大等。如何顺利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将是我国必须应对的巨大挑战。
（五）房地产泡沫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不断积累
近年来，由于我国货币政策的持续宽松，带来了日益庞大的流动性，进而催生了资产价格的暴涨，在股市、债市不景气以及缺乏其他投资渠道的背景下，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在不断推高房地产价格的同时，也不断形成和累积房地产泡沫风险。
与此同时，近年来不少地方政府通过设立融资平台过度举债来建新城，而这些债务大多数是以土地做抵押的，政府的举债行为不断地推高土地价格，一旦开发主体不到位，地方政府性债务就存在崩盘的风险，更为关键的是，若地方政府性债务、房地产泡沫以及影子银行等金融风险交织在一起，将可能催生出巨大的社会风险。
（六）环境资源约束加剧
当前我国在发展经济中面临的环境资源约束日益突出，传统的高投入在带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资源的高消耗和环境的污染，经济发展与生态平衡极不协调，今后这种模式也难以维系。长期以来，我国工业增长过度依赖物质资源的投入，据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的数据，2012年我国一次能源总消耗折36.2亿吨标准煤，约占全球的21.3%,单位GDP能耗是国际的2倍，是发达国家的4倍。大量的能源消耗虽然带来了经济的迅猛增长，但也导致生态环境趋于恶化。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雾霾天气、PM2.5爆表、土壤重金属污染、水污染等环境污染事件层出不穷就是这种高强度的能源消耗造成的。虽然国家不断加大对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的投入，单位产出能耗也在逐步降低，但迅速发展的经济活动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过度依赖物质资源投入的工业增长模式仍未改变，生态环境恶化的状况并未得到有效遏制。
要想解决上述种种问题，就必须改变现行的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等，而这些恰好是“克强经济学”所体现的政策调控方向，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目的所在。
三、现阶段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判断
（一）从“克强经济学”内涵来看我国的宏观政策取向
“克强经济学”一词的产生就是外界对中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判断的一种体现，它是基于对中国新一届政府履职以来在应对经济发展中繁重的任务、复杂的形势、紧迫和突出的问题时所采取的“反应”和举措而做出的理解和期待，也是外界观察现阶段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取向的一种方式。关于“克强经济学”,社会各界对此有不同的解读，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克强经济学”一词的创造者巴克莱资本的解读，即“克强经济学”有三大支柱，分别是“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以及结构性改革”;二是“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强化市场，放松管制，改善供给”;三是“释放改革红利说”.应该说这三种观点都是对政府在调控宏观经济中的“行为表现”的一种概括和总结，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央政府有关经济发展的策略和思路，但是三者又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和误读。其中第一种观点中的“不刺激”提法过于武断和简单，也是对中央宏观政策意图的曲解。后两种观点虽然是对中央政府调控思路一定程度的正确反映，但仅以此来概括现阶段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仍然是不全面和不准确的。
（二）我国的宏观政策取向判断
通过观察以李克强总理为首的新一届政府履职以来四个多月的“新政”,尤其是李克强总理在多个重要场合针对经济发展提出的目标和举措，笔者认为现阶段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可以概括为：“统筹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转型和升级”.在经济发展目标上，明确提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在调控经济的手段和策略上，具有“统筹施策、先易后难、逐个解决”的特征；在调控的思路上体现出“区间管理、底线思维”;在调控方法上强调“灵活应对、增强信心、稳定预期”,在调控要求上强调“科学性、预见性和针对性”。
单从财政和货币政策来看，现阶段我国仍然是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和前几年的政策方向基本一致。尤其是新政府履职之初，中央反复强调要保持宏观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这对于政府换届之际稳定各界对新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预期，保持经济平稳发展是必要的，也是为下一步新政府进行经济领域的一系列改革营造稳定的环境所必须的。不过，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在取得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经济问题，并且这些问题日益凸显，有些已经成为严重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不利因素。在这种背景下，未来一个时期我国要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面临的宏观政策方向也必然需要做出相应调整或改变，而目前我国正处于这样一个过渡和转折期，因此，现阶段的宏观政策要同时兼顾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和结构调整。与传统的宏观经济调控方式不同，现阶段的调控具有“灵活主动、精确和富有弹性”等特点。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区间管理”代替“定值设定”.对主要经济调控指标不再进行单一的目标值设定，进而实行“区间管理”.比如在经济增长速度上，不再一味追求高增长，主动调整了经济增速目标，增强了对经济增速放缓的“容忍度”,但同时对下滑的幅度又进行控制，以保证经济增长在合理区间运行，不至于“失速”;在通胀目标设定上强调“上限管理”,只要通胀水平不超过这个“上限”,就认为是合适的。
第二，调控方式从粗放转为精细。在经济增速下滑的背景下，没有延续传统的通过全面加大投资支出以刺激经济增长，而是针对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实施点对点式到的刺激。如在不出台大规模投资刺激措施的前提下，而加大对节能环保、棚户区改造、新型城镇化建设等领域的投资；在面对2013年6月份出现的所谓部分银行“钱荒”现象，基于对整个金融体系流动性充足的冷静判断，不再出台“救市”措施，而是强调“盘活存量、用好增量”,积极引导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第三，调控目标明确、路径清晰。新一届政府在综合研判国内外经济形势以及对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问题的深刻分析基础上，明确地提出了将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作为我国未来一段时期的经济发展目标，并结合中国的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清晰地指明了实现这种目标的发展路径就是“将改革的红利、内需的潜力和创新的活力叠加起来”形成支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的动力。
第四，调控更加主动，手段有力、操作性强。新一届政府成立以来，一方面更加重视市场经济机制体制的完善，注重厘清市场和政府的边界，主动简政放权，强调发挥市场的作用，而对政府的行为则要求做到“不越位、不缺位”;另一方面对于如何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有着具体而实在的举措，比如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促进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培育信息消费、制定化解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方案等等。
总之，由于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内外环境的特殊要求，使得现阶段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控方向是稳增长与调结构并重，在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前提下进行结构调整，通过结构调整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最终目标是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实现中国梦。
参考文献：
[1]Keqiang ker-ching:How China's next primeminister keeps tabs on its economy（inEnglish）。The Economist,2010-12-09.
[2]新华网.李克强：用勇气和智慧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 版[EB/OL].
[3]郭芳，王红茹.“李克强经济学”三大支柱：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以及结构改革[J].统计与管理，2013,（4）：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