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经济仍然在复苏轨道中
中国经济依然在常态化的轨道上。在一般状态下，复苏不是单一线性的，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环境中，复苏出现波动是正常的现象，因此，对于这种波动要保持相应的定力。对于中国今年整体的经济形势，分析如下：一是没有常态化；二是并没有像很多人讲的复苏出现了停滞，依然出现在常态化的轨道上。在一般状态下，复苏不是单一线性的，出现波动很正常。特别是在疫情肆虐的环境中，复苏出现波动是再正常不过的一种现象，因此，对于这种波动要保持相应的定力，对这种状态要做出一些客观的分析。
第一,当年同比呈现“逐季回落”,两年平均增速呈现“复苏波动”。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从第一季度18.3%,到第二季度7.9%,到第三季度4.9%,预计第四季度可能会破4%。这种强劲的逐季回落与基数效应有关联。如果从两年平均增速来看，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复苏波动的状态，因为两年平均第一季度5.0%,第二季度5.5%,第三季度4.9%,第四季度5.2%,这种状况说明目前复苏依然在相应的进程中。
第二,如果我们用一些定基指数进行表达，会清楚地看到去年出现了一个严重偏离趋势值的大缺口，在去年第四季度和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开始向趋势化的路径进行回转，但是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出现了一个缺口，最近观察到这个缺口没有收敛，这是我们高度关注的。在波动中，下行的力量是不是呈现出一定趋势性的变化，这是要高度关注的。
第三,产出缺口在收敛，产出缺口依然为负，潜在增速缺口依然为负，还没有完全收敛。潜在增速测算发现最近试图弥补增速的缺口，但事实上可能会呈现出增长速度的一个阶梯式回落，这实际上是我们要高度重视的，也就是疫情冲击不仅仅在供需两端带来了暂时性的损失，也可能会因为结构性的变异而出现永久性增速中枢的回落，这是我们要关注的一个重中之重。
第四,供给面，生产保持持续复苏，产业补短板明显。住宿业、餐饮业、服务业开始向弥补缺口的状态进行回补所呈现出来的一个明显的产业补短板依然在进行，虽然疫情扰动产生明显的效应，但生产依然保持复苏的状态。特别是高新技术行业在疫情期间持续出现高速增长，一是投资出现高速增长，二是产出出现高速增长。
第五,需求面，从各类两年平均值的状况看到，全年虽然有波动，但是复苏的动能依然是存在的。虽然第三季度整个消费和投资复苏的节奏有所减缓，但是基本在可控的范围内。
第六,三大主体收入(居民收入、企业收入、政府利润)出现持续改善，失业率持续下降。就业水平出现全面改善的状况，比疫情前的水平略低。因此，在这些方面我们会看到复苏基本盘依然存在。
二、复苏波动，下半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具有趋势性特征
第一,各类先行和一致参数下滑，结构性指标显示趋势性回落比较明显。PMI指数低于枯荣值，同时制造业指数在8月份出现明显下滑。
深入考虑PMI参数的结构性变化，支撑PMI指数的核心力量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二是出厂价格指数。将这两个指数剔除后就会看到其他几个核心参数：从业人员、新出口订单、新订单持续几个月出现低于枯荣值的范围。如果考虑常态下价格上升是经济复苏的很重要的一个指标，那么价格上升在指数构建中是一个正因素，但这次价格变化具有很强的成本冲击，综合考虑认为，目前经济运行状况无论是PMI指数、还是非制造业PMI指数显示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运行状态，都比我们想象得还要差一些。
几大微观主体特别是消费者和生产者的预期从第二季度出现了一种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中值得关注的是消费者预期指数、消费者满意指数和消费者信心指数三大指数出现同步快速回落，这种回落主要来源于对于未来的信心指数的下滑，这种下滑可能会导致出现一种永久性收入下滑的风险，消费支撑力可能会出现趋势性变化，因此，目前对消费端的变异要高度关注。
一致参数回落更为明显，这是测量的一个综合一致指数，主要由货运量、贷款增速、发电量进行构建。目前，整个发电量呈现明显持续回落，从前期17.4%的增长速度下滑到目前4%左右的水平；货运量从原来危机前常态下的9%回落到目前2%的状态；综合一致指数从98.9%回落到目前的18.3%。从这个状态来看，目前发电量、货运量、贷款增速方面，经济趋冷的压力在持续上扬。
第二,供求同步疲软，需求疲软胜于供给损失。这种压力从供求两端都能反映出来。特别是从工业产能利用率变化和工业增加值的变化来看，过去这些年去产能、去库存对整个工业体系生产能力的影响有一个较大的变化，去产能在前几年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因此，可以看到今年产能利用率变化不是很大，但工业增加值两年平均增速也出现了持续的下滑。
第三,季度GDP增速回落明显。消费端也是如此。如果从环比增速来看，季度GDP环比增速目前回落到环比增速趋于零的这样一个区间，这是我们要关注的。
第四,价格面也反映在外部供给冲击下，CPI低迷表明经济疲软，未来经济增长动力将大幅度下降，扰动经济运行。供需两端疲软带来的价格层面的反映，从CPI来看，目前核心CPI在1%左右，累计核心CPI只在0.8%左右的水平。表明在供需两端同步下滑过程中，需求端的下滑依然非常明显，价格参数亦表明，总体宏观经济状态反映出的需求不足依然是当前的一个核心问题。目前，从价格端反映出几个更强劲的担忧，进口价格指数仍然处于高位上扬的过程，大宗商品价格虽然有所缓和，但能源价格在持续上扬，这导致生产资料PPI涨幅超过14%,PPI涨幅超过13%,与此同时几个喇叭口在全面展开，CPI与PPI间的差价持续上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之间的涨幅在全面拉开(差距),进口价格与出口价格的喇叭口还在持续。
这几大喇叭口的张开直接导致成本推动型的价格冲击，使下游中小企业的利润受到严重侵蚀。我们做过一个测算，仅贸易条件恶化所导致的成本上扬，2021年预计能够达到1.4万亿元的水平。这个水平直接反映出，目前为企业降低成本、降低负担、弥补企业的损失所采取的政策力度是不够的，因为2021年对于中小企业和各种企业减税让利的总量基本在7000亿元左右的水平，光是进口价格指数的上扬所带来的成本上扬已经超过上万亿元。我们认为，如果不改变目前的这种状态，未来动能将会出现一个较大幅度的变异。
第五,第四季度会看到一些中小企业的恢复速度全面放缓。反映出来的状况比宏观环境更加不乐观。中国人民大学2021年上半年创建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中小企业研究院”,专门编制中小企业发展状况，通过抽样调查，得出了三万多份中小企业样本形成的指数变化，明显看出第二季度开始中小企业市场指数、成本指数、资金指数、劳动力指数、投入指数、效益指数等都出现了明显的下滑，并且这个下滑在最近呈加速的态势。
三、经济下行产生的原因具有多重性
为什么出现这种下滑呢?国内学者已经进行了很多的研究，我们认为经济下行产生的原因是多重的，但更重要的一个是要对它进行分层分类分解，来说明哪些因素是短期能够对冲的，哪些因素是结构性的，必须要进行乘数，哪些因素是政策调控自身产生的，通过体制机制调整和协调调整就能够纠正，这样才能够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做出一个明确的判断。
第一,病毒的变异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复是导致今年第二季度以来经济复苏出现波动的一个原因。另外与疫情相关的就是，极端天气所带来的一系列的影响。这些影响导致线下活动至今未完全恢复正常。受疫情管制影响较大的行业面临着复苏天花板的制约，最明显的是住宿与餐饮业、租赁与商务服务业，虽然第三季度开始实现两年平均正增长，但仍然面临一系列的反复的冲击。
值得注意的是，第二季度以来经济逐级回落难以用技术效应、疫情反复、天气变化等外生因素得到满意的解释。剔除基数效应，用两年平均参照非疫情暴发以及非天气恶劣区域和部门的表现，比如河南出现了疫情和气候问题，我们可以选择没有疫情的区域和部门来作参照，就会看到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过快常态化，各种结构性政策的非预期性叠加以及中国结构性大转型的全面出现是本轮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深层次核心原因所在。因此，本轮经济增速回落具有强烈的趋势性特征和结构性特征，它比以往所看到的复苏反复波动的现象可能要复杂。
第二,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和传递效应减弱导致市场利润全面侵蚀，复苏内生动力下滑。这种下滑目前已经显现，我们认为全面显现应该是在第四季度，仅贸易条件导致的成本上涨，增加的成本在1.4万亿元左右，再叠加内部因素，特别是断煤断电以及出现的缺芯缺硅这样一些因素所带来的生产扰动比我们想象中要大。一般测算，最近几个百分点的下滑，有2个百分点同疫情和恶劣天气有关，有1.5个百分点和煤电荒有关联，还有1个多百分点同大宗商品价格冲击密切关联。
第三,煤电荒带来拉闸限电，对供给端冲击较为明显。煤炭产量在过去各种因素冲击下出现持续下滑，这种持续下滑与整个用电量的需求上升不太匹配有关。这里反映出几个很重要的体制性原因：一是市场型的煤价而计划性的电价的这种不匹配；二是能耗双降带来的不同行业和不同部门的叠加效应；三是对于下一个阶段中国用电发生的结构性大变化缺乏深度认识。这几个方面带来了2021年没有想到的一个冲击，就是煤电荒所带来的冲击，这个影响实际上是比较大的，并且比较深远。因为要弥补目前煤炭短缺和能耗缺口，不是一两个季度就能解决的问题。
第四,芯片荒带来的汽车生产与销售下降，给中国生产带来的影响比较明显，这是在2020年分析中没有重点研究的一个现象。从生产端可以看到，目前汽车生产已经导致增加值下滑了12.6%,这直接导致GDP增长速度下降0.5个百分点左右，导致工业增加值下降幅度达到1个多百分点，这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也就是说，对于下一步的展望，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支柱产业到底能不能够出现一个全面的反弹，而这种反弹不是在于简单的需求端，而是在于供给端。供给端很明显。
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消费，消费中汽车零售同比下降11.8%,剔除汽车因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能够回升2个百分点，汽车在这一轮中所呈现的强劲冲击已经超越了大家的想象。而汽车的这种变化与疫情有关联，但是也有其他的因素，因为芯片荒带来的冲击是多元的、体系性的，短期能否解决这个问题是要思考的一个重点问题。
第五,房地产市场大调整导致固定资产投资和经济下行压力全面加大。这次房地产的调整与过去的房地产调整具有本质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仅在于“三道红线”“几大比例”,而是进行了全面的收紧，更重要的是围绕着土地的招拍挂，围绕着城市住房的这种供应，围绕着政府端的发力，房地产税试点全面进行，标志着房地产新时代的到来。这种调整导致整个房地产信贷、房地产销售、房地产投资、房地产价格都出现了趋势性的变化，当然这种趋势性的变化在目前短期政策回调下会不会出现变异，这是要研究的重点，但我们的结论是这种短期政策难以根本性地扭转这种趋势。
所以，大家会看到目前的重点城市土地流拍走势，从过去百分之几的状况上升到27%,五十强房企拿地金额的态势从传统的13000亿元左右的水平持续下降到2000亿元的状态，也就是说下滑了70%～80%的水平。同时，成交量出现明显回落，房地产投资先行指标也在持续走弱，未来房地产投资会出现持续回落状态，因此在中期难以改变。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整顿，平台经济整顿、第三次分配的讨论、资本无序扩张的整顿等行动引发了社会思潮的大讨论，导致大量的资本出现了一些变化，对中短期投资预期产生出现了很大的扰动作用，这种作用将是不可忽视的。对于怎么来规范资本的发展，中国可能急需一个较大的调整，使资本安心地进行投资、安心地进行生产，是我们工作中的一个重点。
第六,重点领域金融风险短期集中释放超出经济复苏阶段可承受能力。一是地产企业违约的情况在第三季度大幅上升，从总金额和加速来看都出现明显增长。二是债券市场违约状况在过去五六年中持续上扬，有人说以后会不会就好了呢?我们一定要看到，在高杠杆过程中，进行稳杠杆和降杠杆的过程中，一定要改变过去升杠杆的这种途径，因此持续的风险释放是必定的。今年整个城投回购的力度不到1万亿元，但是明年整个到期及回购的规模将大幅上扬，这种上扬对于资金层面会带来急剧的压力。更重要的是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在高债务和高本息还债率的情况下，应该怎样定义货币政策的定位，我们在欠了很多债的时候，一个经济体流动性充裕应该怎样定义?因为现在流动性的这种定义往往是把流动性的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总量的增速与名义GDP增长进行匹配。但事实上我们会看到，债务率达到280%左右的状态，融资付息率达到70%,城投债还本付息率达到3.6万亿元，借新还旧比例达到85%左右的状态时，企业的流动性要求比常态下的流动性要更多，这是我们对央行的建议，在高债务、高还本付息率的条件下，关于货币政策对于流动性充裕的这种定性要有一个全面的思考。
第七,明显可以看到，从今年第一季度开始，货币政策大幅度常态化，已经跌破中性区间，进入到紧缩区间。货币政策力度也是如此，在第一季度跌入紧缩区间。IMF测算表明中国金融条件指数是全世界大国中最紧的。
更重要的是，如果从原来所定义的流动性的这种适宜标准M2、社融增速与名义GDP增速的匹配来看，就会发现一系列的问题。比如去年社融规模最高达到13.7亿元，名义GDP增长速度在去年底时只有5%左右的水平，事实上，今年第一季度和第三季度名义GDP增长速度分别是21.2%和13%点多，但目前会看到社融和M2的增速与今年名义GDP的增长速度基本上是严重不匹配的，名义GDP增长速度明显高于社融水平，因此，这种匹配性表明整个金融的紧缩依然有偏紧张的倾向。
第八,今年也是“十三五”规划和“十四五”规划全面进行转型的一年，出现战略转换空档期，也导致投资不足。
回顾几大经济下行的因素，有外部天气因素、外部环境动荡大宗商品冲击带来的外生性的因素，更重要的是我们对于2021年经济运行的基本逻辑没有一个很清晰的认识，从而使宏观经济政策快速常态化，并且还出现了多碰头、挤叠加的现象，这些现象使我们要高度关注中国经济运行逻辑除疫情逻辑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逻辑，这就是我们这次提出需要高度重视的：疫情掩盖下的四大转型及其导致的宏观经济运行机理的变化——中国经济大转型经过前期铺垫之后进入到加速阶段。
中国经济大转型过去这些年，特别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经过前期的铺垫之后已经进入一种真正的加速阶段和叠加阶段。
转型一：从传统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全面大转型
这个大转型很重要的一点是原来靠投资驱动，原来是传统的基建、房地产和制造业，从粗放型的要素投资驱动，下一步要靠科技投入、靠研发投入拉动GDP。但是一定要看到，一是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高等院校的这些研究，产生了即期乘数效应大幅下降，但是这些投资对于未来期间的拉动效应外溢效应是非常强劲的。因此，科技型的投资，当期逆周期效应是很弱的，但是它的跨周期效应是很强的，这是我们要看到的。
二是要看到传统基建投资和新基建，传统基建投资是逆周期和跨周期效应组合都比较好的，但是新基建在逆周期效应中是弱化的，未来的跨周期效应是提升的。这就使我们要认识到在目前向创新型驱动进行转型过程中，在稳增长、稳投资中的这些工具一定要发生重大变化，而不是靠传统的几板斧就能驱动的。另外一点，也要看到我们的投资大规模发生在第三产业，而不是发生在第二产业。因此，第三产业的拉动效应、乘数效应以及当期经济作用的规律与传统的第二产业投资拉动的规律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我们不把这个转变所带来的短期、中期、长期的宏观运行机制和工具特征弄明白，我们就会在调控中出现一些失误。
转型二：从简单的开放型发展战略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的大转型
它会打破传统分工格局，导致产业链供应链变短变窄，从而导致很多产业链供应链出现重构，这种重构必然导致效率下降。因此要关注几个问题。
一是效率水平和增值中枢水平都会下降。虽然建设搞得热火朝天，但世界中枢会下降。
二是产业链和供应链转变过程中的摩擦和“瓶颈”现象会频繁出现，并且会在意料不到的地方出现。虽然我们都有备胎计划，都想使产业链和供应链在发展中更加自主化，但很多“瓶颈”现象会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候、意想不到的环节产生。所以，大家会看到疫情期间出现的大量问题提醒我们，美国港口和集装箱货柜短缺直接带来了全球价格水平的上扬，车载芯片问题直接导致全球汽车生产下降15%。因此，大家一定要认识到，未来重构的风险、世界重构的波动比想象中要大，这不仅仅因为疫情，即使疫情过去后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构也有可能进一步加速，而不是像很多人想象的会减弱。
三是政府主导型的强化。
四是出口的超预期增长难以充分发挥溢出传导效应，带来预期的紊乱。目前我们订单很多，但是由于“瓶颈”因素，货物运不出去，导致很多企业弃单，这种弃单行为直接导致很多中小企业生产出现明显下滑，因此要在这方面看到这种转型的问题。
转型三：从高污染排放向低污染排放的低碳绿色大转型
这种大转型一定要认识到，能耗双控、“双碳”战略要求的是中国生产方式有一个大变革，而这种生产方式的变革与传统技术创新生产方式的变革具有本质性的差别。这种差别在于，生产方式的变革首先是成本性的增长，然后才是成本增长促进技术替代，最后是生产方式变化带来的绿色收益。这次生产方式不是像以往某一项发明带来的生产方式的变革，首先是收益递增，而绿色转型则面临成本上升，怎样消化成本，以及战略中怎样布局，这与以往生产方式的变革有巨大的差别。因此，一般技术首先带来的是成本节省、利润增长、需求拓展会直接产生内生动能；绿色转型则首先是确权之后的成本分摊和成本增长，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市场动力不足，同时还有很多行动是公共品属性，必须政府先行，对短期的GDP拉动不足。世界银行现在都在倡导绿色投资，要大规模的绿色投资，但是此投资非彼投资，它对于宏观经济的运行、短期政策的把控具有明显的差别，这是我们要提醒的。
转型四：房地产—地方财税体系大转型
这个大转型一定要认识到，这是一个时代的大变化，过去依靠土地制度的二元属性为工业化、城市化找到绝佳的助力器和加速器的情形要发生变化了。这种变化直接导致地方运行模式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会导致中国金融深化逻辑发生很大的变化，同时也会导致地方政府房地产、金融机构、地方国有企业相互促进的融资体系发生变革。一定要高度认识这种变革，这是我们认识中国宏观经济深层次原因变异的重要的基点，也是这次形势分析与预测的重点。
因此，从短期看，下一步到底会怎么运转呢?我们认为能否快速逆转中国经济复苏乏力的局面，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煤电荒是否会在短期内得到有效解决，我们的答案是很难。
二是房地产信贷政策的放松，目前开始在放松，特别是抵押贷款是否可以逆转当前趋势性下滑的趋势呢?我们的答案也是很难。
三是汽车芯片荒是否能够在短期内可以缓和，从而使中国经济复苏在供求两端得到释放呢?目前的研究是要到2022年中期可能得到有效缓和，也就是说当前和2022年一季度还是不行的。
四是几大价格背离现象会持续多久，这种背离带来的成本负担是否会超越很多市场主体的承受能力?我们的答案是这种价格背离现象还会持续一个季度，虽然目前的CPI开始有所上扬，出口价格也有所上扬，但是这个喇叭口依然会存在。同时，中小企业承受成本冲击的压力已经到了极限，难以进一步承担的。
五是冬季国内疫情是否会从“多点散发”演化为“多点密发”从而导致社会经济秩序的变异呢?目前看来进入冬季欧洲疫情大幅度上扬，我国目前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控制得很好，依然是“多点散发”,当然这里面不排除未来的一些变异。
六是欧洲通货膨胀的全面显现是否会导致中国需求持续上扬呢?当然利好消息是美国最近开始大规模购买中国商品平抑美国国内物价，这是最近看到的一些新现象。
七是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是否会在边际上引起中国金融市场的态度?比如目前的美元债特别是房地产的美元债是否会在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后引起一系列的变化，同时人民币汇率是否会在这个阶段发生一些异样的调整。
八是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面临的各种短期“瓶颈”约束是否已经中期化，导致中国外需的窗口期得到较长的延续。这是我们刚才谈到的，“瓶颈”因素比大家想象得要持久、要普遍，产生的欧美供求的紊乱不匹配是在中期化的，当然这在一定阶段对我们是利好消息。
九是宏观经济政策是否进行总体性再定位，全面改变财政和货币政策力度偏紧的局面，目前央行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报告已经发布，已经在财政货币上做出了一个表态，这个表态我们认为是一个再定位。
十是各种运动式的结构性政策是否能够脱离“层层叠加”与“几碰头”的困境，中国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在反思中是否能够得到快速的改善，结构性政策与总量性政策，逆周期政策与跨周期政策是否能够得到新的平衡?这些因素是决定第四季度末和明年上半年经济运行的几大核心因素。
四、2022年经济运行的逻辑
2022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是“十四五”规划全面落实的一年，是新发展格局全面布局的一年，更是地方政府全面换届之后的一年，因此我们认为2022年中国宏观经济将逆转2021年中国经济复苏乏力增速回落的势头，一方面将延续2021年宏观经济复苏的动力和基础，另一方面在宏观经济政策再定位、协调体系再调整以及“十四五”规划再落实等因素的作用下，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将得到极大的缓解。
新冠肺炎疫情防治进程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经济活动常态化的进程。但与2021年不同的是，2022年的疫情防控比我们想象得要复杂，因此复苏进程要复杂。但2022年比2021年来看有更复杂的一个因素，就是西方主要国家很可能在疫情防控上全面放开，这将对中国疫情防控模式带来巨大的挑战，从而对中国宏观经济内外部运行逻辑带来巨大的冲击，即西方疫情防控全面放开将引发疫情时代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再调整，从而给中国进出口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
全球通货膨胀的出现，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陆续退出，美国三大新刺激政策的落地，美国财政赤字的持续扩大和全球金融市场的新动荡，以及全球供应链在疫后的持续调整，将会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外部环境带来正反两方面的不确定冲击。
第一，一方面，全球消费品价格的上扬将带来中国贸易竞争力的上扬，中国出口向上；另一方面，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扬特别是能源价格的上扬又会使成本冲击的力度加强，输入性通胀的压力也会加大。
第二，美国物价上涨和赤字财政将加大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导致美国对中国贸易全面转向，但是美国前期持续量化宽松和量化宽松调整带来的金融市场的震荡有可能导致人民币过度升值。
第三，欧美疫情的全面开放可能会导致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的调整进一步加速，但也有可能在调整中出现更严重的新的供应链“瓶颈”约束的问题。这是2022年外部环境的冲击比2021年更复杂的原因。
2022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目前看宏观经济将保持较好向上态势，一方面调整现有的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定位势在必行，这是经济所需要的；但另一方面，在现有政策实施体系下很可能出现宽松的叠加，导致中国宏观经济复苏在紧缩叠加与宽松叠加之间进行摇摆。这是我们经常要谈到的，中国有显着性的体制优势，但是在一些短期调控上也有不足。
2021～2022年是从传统要素驱动全面向创新驱动的大转型、从简单的开放型发展战略向“双循环”发展格局战略的大转型、绿色大转型以及房地产—地方财税体系大转型等四大转型全面启动和全面叠加的年份，中长期结构性大调整将持续，与短期稳增长控风险产生冲突，如何在结构性政策与总量性政策、逆周期政策与跨周期政策中寻找到新的平衡依然面临着挑战，也就是说明年在中长期政策和短期政策之间的这种冲突会更明显。
遵循这些逻辑我们进行了一些预测，虽然2021年第四季度增长速度破4%,在3.9%左右，但是全年增长速度达到8.1%,高于目标值6%以上。我们认为，2022年随着经济政策的这种宽松以及各种有效因素的叠加，2022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会出现反弹，同时保持在5.5%左右的增长水平，这个增长水平也是比我们当前所判断的潜在增速略高的速度，2022年中国经济期望常态化，按照目前的这种逻辑也应该常态化。
我们预测未来五个季度的实际增长速度，2021年第四季度破4%,达到3.9%,2022年第一季度会恢复到5.2%左右，到党的二十大召开的这两个季度中会出现一个相对景气的状态，具体来讲，我们认为：
第一,2021年中国宏观经济持续复苏，但受基数因素和下半年复苏势头放缓的影响，前高后低的态势明显。预计第四季度将破4%,仅为3.9%,两年平均5.2%,较第三季度为升；预计全年增速达到8.1%,实现6%以上的增长目标，较2020年增长速度回升5.8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5.1%,低于2019年增速。产出缺口依然是负的。
第二,在供给端三大产业复苏明显，第二产业复苏强劲，增加值增速达到8.5%,较2020年上扬5.9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速5.5%;第三季度深度修复，增加值增速反弹到8.1%左右，较2020年上扬6.0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速5.1%。在需求端投资和消费进一步恢复，实际增速偏弱，同比增速达到5.8%和12.8%,两年平均增长4.3%和4.1%。
第三,2021年最为亮丽的是出口同比增长速度达到30.1%,两年平均是16.1%,顺差扩大到6400亿美元，对GDP增速大幅拉动在这一块。
第四,第四季度走势分化明显，PPI第四季度有所回落，CPI会有所上扬，但总体间的喇叭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总体来讲，我们认为2022年供需两端将进一步深度修复并趋于平衡。在供给端第三产业深度修复，短板行业加快补齐缺口，增加值将达到6.5%左右，第二产业增加值达到4.5%;在需求端投资和消费预计分别是4.4%和6.8%。导致这种局面很重要的一点是整体的宏观经济在供需两端的作用下，在政策再定位和政策协调再调整、“十四五”规划全面落实这些因素下，经济进一步恢复，呈现出一个前低后高的运行态势。当然这里面有基数的因素，也有政策持续加码的因素。我们认为2022年第四季度增长速度将达到5.6%,全年可能达到5.5%左右的水平。
价格水平方面，2022年CPI持续回升超过2%,PPI增速回落到4.0%左右，GDP平减指数将达到3.4%。2021年GDP平减指数是新高，达到了5点多，2022年GDP平减指数将回落，但是CPI会有所上扬。
2022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我们会看到一些政策的变化。货币期望与名义GDP增速大致匹配，同时财政扩张力度将加大。M2增速将稳定在8.5%左右，主要是考虑到GDP平减指数3.4%,GDP增速5.5%,2022年GDP名义增长速度在8.9%左右的水平，因此M2和社融的参数按照目前的这样一些准则，增长速度分别达到8.5%和10%是比较恰当的。
2022年财政增长速度方面，一个是政府收入增速预计会下滑，降到只增长4.1%,很重要的原因是政府基金收入2022年会出现负增长，因此我们认为2022年财政要持续扩张，整个财政赤字率依然应该保持在3%左右的水平，如果再根据实际情况，可以保持在3%以上的一个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