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已成为制约台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推动下，台湾地区贫富差距得以缓慢改善；但自80年代以来，台湾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忽视了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转型升级，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减缓，贫富差距问题随之凸显。现行的收入分配机制无法有效地调节社会贫富差距，导致台湾民众对经济增长无感、阶层流动性不断降低、社会分裂持续加深等。当前，蔡英文当局对新冠肺炎疫情纾困不力、操弄两岸经济“脱钩”，使得经济发展冷热不均，将进一步加速台湾社会贫富分化。
关键词：台湾地区; 贫富差距; 经济发展; 收入分配;
An Analysis of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in Taiwan: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opment and Distribution
WANG Zi-qi
Institute of Taiwan Studie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The widening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restricting Taiwan'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In the 1960 sand 1970 s,driven by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in Taiwan slowly improved.However,since the 1980 s,Taiwan has ignore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raditional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industries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resulting in significant slowdown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rominent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The current income distribution mechanism cannot effectively adjust the social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which leads to the lack of sense of economic growth among people in Taiwan,the continuous decrease of class mobility,and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social pision.At present,The Tsai Authorities have failed to deal with COVID-19 and manipulated the economy to decouple from Chinese mainland,which has led to the unbalanced development and will further accelerate the polarization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in Taiwan.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已成为世界性难题。2020年1月联合国发布的《2020年世界社会报告：剧变世界中的不平等》指出，自1990年以来，不平等程度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均有增长，全球70%的人生活在收入不平等加剧的国家及地区。[1]台湾地区公开资料显示，虽然台湾财政事务主管部门“财税数据中心”的综合所得税申报数据分析与“主计总处”所做的家庭收支调查的统计方式不同，但就长期趋势观察，两者数据均显示岛内家庭收入差距有逐渐扩大趋势。台湾财政事务主管部门发布的2017年度综合所得税申报资料显示：收入排在前5%的家庭，平均每户年收入为477.3万元新台币；收入排在最后5%的家庭，平均每户年收入为4.3万元新台币；两者相差110倍，与1998年相差32倍相比，贫富差距明显扩大。
据台湾当局“主计总处”统计，2019年台湾基尼系数为0.339，在全球范围内仍处于较为合理的水平，但未能全面透视岛内真实的贫富差距情况。其一，计算基尼系数所需的数据多依赖于岛内居民家庭收入的抽样调查及估算，样本数据可能缺乏代表性。在岛内现实社会生活中，民众拒访率高，且为避免被追缴税收，未必愿意据实以告。并且，目前家庭收支调查的样本数不足1.5万户，以此推估860多万户的收入情况，可能存在较大误差。其二，台湾当局公布的是收入基尼系数，衡量的是台湾地区居民家庭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无法衡量财富不均度。财富具有累积性，反映的是社会主体在一段时间内所积累的资产总和。瑞士信贷研究所发布的《2019年全球财富报告》指出，2019年台湾最富有的5%群体占有地区总财富的50.9%，高于澳洲的40.6%、日本的35.7%、韩国的47.0%。其三，基尼系数反映的是相对差异，不是绝对差异。如果所有社会成员的收入都以相同比例增减，则基尼系数的数值保持不变。换句话说，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的收入都以同比例增加，前者增加的绝对数更大，两个群体的收入差距在持续拉大，但基尼系数却不变，无法反映这种绝对差异。这也是基尼系数所反映的贫富差距与低收入群体感觉不一致的原因之一。其四，基尼系数无法反映处于不同年龄段或不同县市的居民的真实收入差距。台湾《2019年家庭收支调查报告》显示，岛内呈现出“北富南穷”的格局，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一半以上家庭的可支配收入逾百万元新台币，而浊水溪以南县市（包括高雄市和台南市）都没有超越台湾地区的总平均值90.5万元新台币。另据台湾政治大学与“中研院”研究，台湾地区50岁以上年长者的贫富差距在不断缩小，但30～39岁世代的贫富差距仍在不断扩大。[2]
当前，学界已对台湾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做了有益的探索与研究，主要聚焦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探究多元因素对岛内贫富差距变化的影响。朱云鹏通过对1980年与1986年的台湾家庭收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1980年以来台湾收入分配不均度持续上升，其中就业人数减少与财产分配不均是重要影响因素。[3]曹添旺采用分解基尼系数和大岛指数的方法，研究1980-1993年台湾家庭收入不均的问题，指出高收入家庭具有的信息与资本优势、经济自由化、技术进步等因素推动了收入分配的恶化。[4]林宗弘通过研究1992-2007年台湾社会转型变化指出，台湾地区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主要来自资本主义带来的阶级分化，其中资本与技术拥有者的利益提升可能是岛内贫富差距恶化的主要原因。[5]其二，分析单一因素对岛内贫富差距变化的影响。一是关于家庭结构变化对贫富差距的影响分析。林金源认为，就业者越多的家庭其收入分配越平均，而只有单一就业者及无就业者的家庭其收入分配的不均度从1980年起持续上升[6]；吴慧瑛通过对1976-1995年台湾家庭收支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发现老龄人口增加、就业人口平均年龄提高、家庭间储蓄率差异等因素导致总收入分配的不均度逐年扩大。[7]二是关于产业结构变动对不同群体收入的影响分析。韦端、朱云鹏、徐世勋等评估了知识经济对失业率及收入分配的影响，认为知识密集型产业要素报酬比其他产业高，财富趋向集中于第4、第5等分组的高收入家庭(1)1，导致基尼系数增加，收入分配恶化[8]；王素弯、蔡金宏和詹建隆从产业结构变动视角分析部门薪资差异，认为高端职业群体与低端职业群体的薪资差距逐渐扩大，使得收入分配呈现恶化趋势。[9]三是关于转移支付的调节成效分析。林金源和朱云鹏指出，1976-2000年所有的转移支出项目都是均化因子，降低不均度的效果呈现出波动性，但台湾地区居民收入差距仍保持长期递增趋势。[10]总体而言，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探究多元因素对贫富差距的影响或者单一因素的影响机制，缺少整体性的脉络分析，难以全面透视岛内贫富差距变化的历程和缘由，缺少对未来趋势的分析。
发展是分配的前提，能为合理分配和减少贫困打下牢固的物质基础；分配是连接生产和消费的枢纽，合理分配有助于调动生产要素的积极性，增加经济发展动能。为了从相对宏观的角度探究台湾地区贫富差距的变迁与成因，本文选择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视角，全面总结岛内贫富差距扩大的具体表现，科学分析其形成原因，深入研究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对台湾地区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影响，分析岛内贫富差距的未来趋势，把握台湾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脉动。
二、台湾地区经济发展对贫富差距的影响
经济发展是探究贫富问题根源的主线索。马克思认为，人类通过劳动不仅实现了利用自然的目的，同时创造新的财富，进而产生占有与被占有的利益关系，形成不同的贫富状况。通过对1960-2019年台湾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情况进行分析，台湾经济发展对贫富差距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时期。
（一）贫富差距缓慢改善期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经济与人均可支配收入都得到快速增长。除受第一次石油危机影响，1974-1975年台湾经济及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放缓外，其余年份均保持高速增长（见图1）。同一时期，台湾地区最低收入组家庭的收入占全部收入总额的比重持续上升，而最高收入组的家庭收入占比逐渐下降（见图2）。台湾地区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缩小、贫富差距缓慢改善主要受益于以下两方面因素。
一方面，台湾推动土地、农业组织等改革，破除了岛内原有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有力改善了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促进农村生产力发展和农民增收，对减少贫困、缩小贫富差距发挥了重要作用。1931-1960年，台湾地区的土地改革和农业改革对收入分配产生了显着的影响：地主和放款者收入占全部农业收入的比重大幅降低，从25.3%下降到6.3%，减少了19.0个百分点；农民的收入占比从67.0%增加到81.4%，新增了14.4个百分点。[11]并且，由于工商业快速发展，农民拥有更多的机会获得非农收入，1964年农民的非农收入比例已达35.3%，到1970年升至51.3%，为提高农民收入提供了有力保障。[12]
另一方面，台湾加大公共投资，着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吸纳大量剩余劳动力。20世纪50年代末，台湾当局实施以劳动密集型工业产品为主的加工出口战略。1961-1972年，在加工出口区的带动下，台湾经济实现第一次飞跃，从农业经济转变为工业经济，工业劳动力的投入由73万人猛增到158万人，为缩小岛内社会贫富差距起到重要作用。[13]1973年开始，台湾进入“第二次进口替代”时期，推动建立自主工业体系，恢复经济活力，创造许多就业机会。通过70年代中期的调整及巩固，台湾经济在1976-1978年实现两位数增长；劳动力充分就业，1979年失业率仅1.3%。
图1 台湾地区经济增长与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情况
数据来源：台湾“主计总处”公布的相关数据。
图2 台湾地区家庭收入情况
数据来源：台湾地区《2019年家庭收支调查报告》。
（二）贫富差距持续扩大期
1984年6月，台湾当局提出“自由化、国际化、制度化”的经济发展方针。在经历80年代产业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后，台湾地区经济与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自1990年起双双呈现下降趋势（见图1）。同时，最低收入组家庭的收入占比开始下降，而最高收入组家庭的收入占比逐渐增加，这一趋势至今未明显改变（见图2）。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台湾地区收入前1%富人的平均应税收入加速增长，到2011年其平均应税收入已达1 077万元新台币，而其余99%居民的平均收入仅78万元新台币，增长极其缓慢。[14]另据全球不均度数据库（WID）统计，1981-2014年，台湾地区税前收入前1%居民的收入占比增加了5%，高于新加坡的3%、日本的2%，与韩国持平。这一时期，台湾地区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台湾聚焦高科技产业发展，忽视传统制造业转型，造成经济增长动能不足。20世纪80年代初期，台湾经济面临三大困境：一是劳动力、土地等成本逐年上升，加上环保和劳工意识高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遇到瓶颈，出口产品价格竞争力减弱；二是岛内自有资源缺乏，第二次石油危机使得台湾当局认识到发展能源密集型产业空间有限；三是台湾对美贸易顺差持续增加，台美经贸摩擦升级，台币面临升值压力。为摆脱发展困境，台湾经济开始由资本与能源密集型重化工业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1991年，台湾出台“促进产业升级条例”，重点扶持通讯、资讯、消费性电子、半导体、精密机械与自动化、航天、高级材料、特用化学品、污染防治等技术密集型工业。[15]2002年，“两兆双星”计划发布并实施，试图构建台湾产业核心竞争力。由于技术、知识、数据等生产要素的回报率远高于传统劳动力，群体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同时，执政失当加速制造业外移。2000年台湾地区政党轮替后，经济政策缺乏延续性，经营环境迅速恶化，失业率自此迈入“4%+”阶段，加之两岸关系及岛内政局持续动荡，制造业在短期内大量外移，而新兴产业仍未成熟，经济动能“失血”过多。据台湾经济事务主管部门统计，台湾制造业的海外生产比重增长主要集中在2000年至2007年，比重从13.3%增至45.4%,2019年达到52.6%。
另一方面，服务业转型升级滞后。据台湾“主计总处”统计，1993年服务业占台湾GDP比重首超60.0%，到2019年比重升至62.4%，吸纳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六成，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但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台湾服务业存在明显短板，主要体现在产业发展以满足内需为主、海外竞争力不足、传统服务业比重高、新兴服务业发展缓慢等。尤其是自1990年起，由于服务业转型升级滞后，从业人员扣除通货通胀率后的实际薪资增速持续减缓，2019年实际薪资基本上与2001年相当，增长几近停滞（见图3）。此外，服务业中的高薪行业不多，主要集中在台湾当局行政部门、垄断性企业、特许经营行业、证照行业、资通讯服务行业及少数涉外服务行业，其余服务行业薪资普遍不高。
三、台湾地区收入分配机制对贫富差距的调节
经济增长有助于增进民众福利，但如果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忽视分配公平，分配手段调节失灵，就会造成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当前，岛内的社会矛盾之一就是一般民众的收入与当局宣称的“经济增长”不对称，其核心问题就是分配。
图3 台湾地区服务业从业人员实际薪资情况
数据来源：台湾“主计总处”公布的相关数据。
（一）初次分配加速贫富差距扩大
初次分配主要由市场机制形成。按分配法核算，GDP包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本消耗、雇员报酬，以及营业盈余四个部分。其中，雇员报酬与营业盈余的金额直接反映出劳资双方对产业增加值的分配情况。据台湾“主计总处”统计，20世纪80年代，台湾地区雇员报酬占GDP比重整体持续上升，但90年代以后总体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由1990年的51.1%降至2018年的44.6%；营业盈余比重由1990年的30.0%升至2018年的33.1%（见图4）。同时，据台湾劳动事务主管部门统计，90年代以来，雇员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持续增大，由1990年的67.6%升至2018年的79.4%。
图4 雇员报酬与营业盈余占台湾地区GDP比重
数据来源：根据台湾“主计总处”公布的相关数据计算。
20世纪90年代以后，雇员报酬与营业盈余比重呈“一减一增”的反向变动关系（见图4），同时雇员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却持续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岛内社会贫富差距持续扩大。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规定，以家庭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二分之一为贫穷线，以未经移转收支前的家庭收入计算，台湾地区家庭贫穷率由1990年的10.8%大幅增至2010年的21.9%，清楚反映出台湾家庭收入分配急剧恶化的现象。[16]
（二）二次分配调节效能不足
在台湾，无业者、农业从业人员可按规定获得各种津贴、灾害急难救助以及各项社会保险保费补助等经常转移收入。1994-2018年，台湾地区无业者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经常转移收入的占比从34.2%增加到53.3%，而薪资收入的占比却从34.0%降至21.2%；农业从业人员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经常转移收入的占比从16.3%增加到25.1%，而薪资收入的占比却从23.3%降至13.4%（见图5）。无业者和农业从业人员存在过度依赖“输血”的现象。同时，农业从业人员的经常转移收入比重的不断增加也反映出台湾地区产业转型成效不明显，未能提供更好的创业就业机会，“造血”功能不足。
图5 无业者和农业从业人员经常转移收入和薪资收入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台湾地区《2018年家庭收支调查报告》的相关数据计算。
市场初次分配后，税收承担着对居民收入的再调节，从收入、消费、积累等环节发挥再分配的功能，其中所得税、财产税等直接调节收入分配，而流转税间接调节收入分配。当前，台湾地区税收制度不甚完善，调节功能有限。其一，台湾当局未对证券、期货交易等资本利得收益征税。证券交易是高收入群体的重要谋利手段，但是台湾证所税几经波折，五次开征都最终废除，至今未能施行。据台湾财政事务主管部门“财讯中心”统计，2017年财富前1%的富人，其薪资收入占个人收入的占比为51.5%，资本所得占比却高达38.7%。其二，土地增值税缺乏实质调节功能。土地增值税是对土地增值的部分予以征税。土地的增值额为土地转让时的现值扣除掉上次申报缴纳土地增值税时的转移现值和改造费用。但是，台湾地区对于本次和上次土地现值的认定，主要依据的是当局公告的土地现值，事实上公告价格往往低于市场交易价格，最终造成税基与市价脱节。其三，高收入群体偷逃税情况严重。台湾高收入群体经常利用境外租税天堂（如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百慕大群岛、巴拿马等），将重要资产移至海外，因此高收入家庭的财产申报中，资产恐被严重低估。[17]相比之下，台湾地区雇员实际薪资的增长却几近停滞。据台湾劳动事务主管部门统计，2019年雇员的“经常性实际薪资”为40 842元新台币，仍不及2003年同期的40 922元新台币，薪资增速赶不上通胀速度，使得低收入群体“雪上加霜”，进一步拉大岛内贫富差距水平。
四、贫富差距扩大对台湾地区的影响
准确认知岛内贫富差距背后的累积性、复杂性及其相关影响，是解决问题的前提。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将导致社会弱势群体“相对剥夺感”显化，社会矛盾激化，社会秩序和规范遭到破坏，社会价值观撕裂，社会结构失衡甚至畸形化发展，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失去基本保障。[18]
（一）政治影响
一是加速岛内政治体制“财阀化”。利益群体为谋求自身利益，牺牲广大中下层民众的利益，扭曲政治体制。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使得中下阶层拥有的资源不断减少，财阀阶层利用掌握的社会财富推举代理人参与政治活动，提升政治影响力，同时弱化中下阶层民众的政治参与频率和效能，逐步掌控岛内政治生态。[19]此外，“财阀政治”扭曲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更倾向于迎合富裕阶层而忽视中下阶层利益，低收入群体的意见对当局政策制定的影响力日渐衰弱，沦为政客的“选举口号”。
二是倒逼庶民政治觉醒。较长时期内，岛内低收入群体不热衷于政治参与，对执政者缺乏信任。随着贫富差距不断扩大，阶层之间的摩擦更加凸显，社会底层群体的政治参与途径在“财阀”政治的影响下不断萎缩。利益诉求长期得不到有效回应，民众政治参与意识被激活，新的利益代言人进而产生。[20]2018年兴起的“韩流”就是在岛内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背景下，农渔民、劳工、摊贩等低收入群体推动的庶民政治运动。换句话说，岛内的贫富差距水平可能已逼近一个时期内社会承载力的临界点。
（二）经济影响
根据凯恩斯消费理论，边际消费倾向随着收入增加而呈现递减趋势，若收入差距持续扩大，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下降会导致消费需求不足。[21]贫富差距过大将导致大多数的购买力掌握在高收入群体手中，无法有效推升社会总体购买力；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意愿尽管较强，但购买力不足，从而导致消费欲望与能力错位，抑制社会总消费，阻碍经济增长。据台湾“主计总处”统计，自1989年起，民间消费对经济的贡献度持续下降，由1989年的7.0%大幅跌至2019年的1.2%。同时，贫富差距扩大削弱投资乘数效应。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将激活消费需求内生性收缩机制，即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进而导致投资乘数效应减弱。[22]投资机会及回报的减少将进一步催动岛内资金外流，促使投资者到境外寻找高回报的投资机会。据台湾地区货币政策主管机关统计，截至2020年第一季度，金融账户已连续39个季度净流出，创下史上最长净流出纪录，累计流出金额高达4 821.1亿美元，约为14.44万亿元新台币。民间消费和投资均表现疲软，台湾当局依靠扩大公共投资来拉动市场需求的效能将大打折扣。
（三）社会影响
一是加速人才外流。收入分配不均使得岛内广大雇员成为“穷忙族”，低薪成为岛内就业的常态，中高端人才被迫海外求生。据台湾“主计总处”统计，2018年岛内民众赴海外就业者达73.7万人，大都是高学历中青年。根据“yes123”求职网2020年1月的调查结果，有87.8%的上班族表示“考虑到海外工作”，高于2019年的84.6%，创2014年以来新高，且希望在海外领的月薪比岛内目前领的月薪多2.1倍。[23]
二是诱发社会文化冲突。富裕阶层与贫困阶层孕育着不同的生活、思维、教育等方面的观念，各自形成特有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价值观念体系等，即“富人文化”和“穷人文化”。文化的分离与隔阂易导致群体性隔阂，在社会上形成情感性排斥，将进一步增加贫困阶层的“相对剥夺感”。
三是降低阶层流动性。2018年，台湾地区“中国信托商业银行”与资诚会计师事务所联合公布的《台湾高资产客群财富报告》显示，台湾地区拥有流动资产超过3 000万元新台币的高资产客户群体约31.7万人，资产规模总值达18.7万亿元新台币，与台湾地区GDP持平，且平均每年以3.6%的速度增长，其中超过六成的高资产客户群体将在3年内启动传承计划。高收入群体的子女因财产继承仍然保持富有，但低收入群体通过工作或教育改变所在阶层却愈发不易，贫富差距恐将出现世代传递，进一步降低社会阶层流动性。
五、台湾地区贫富差距的未来趋势
马克思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贫与富的存在自然让人们去思考贫富感、贫富观等问题，逐渐形成评价贫富的主观认识，包括观念、原则及衡量标准等，这对贫富问题的认识、评估及解决都有着重要影响和指导意义。2019年，台湾地区《远见》杂志开展“赴台70年台湾变迁调查”，结果显示：85.4%的受访民众认为贫富差距更严重了，而1984年对于同样的调查题目持相同观点的仅有42.4%;53.2%的受访民众认为目前台湾的经济发展比上一代差，并且有42.3%的受访民众认为未来的经济发展会更差。[24]蔡英文当局公布的基尼系数与岛内普通民众自我评价之间的巨大差异，就是岛内不同群体间的贫富认知差异及贫富差距的真实写照。
首先，蔡英文当局纾困不力，加重新冠肺炎疫情对低收入群体的负面影响。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肆虐，世界经济发展陷入危机，台湾难以独善其身，岛内经济社会发展亦受到严重冲击。并且，地区经济下滑对中低收入群体的伤害远大于高收入群体，恐将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例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台湾地区《2009年家庭收支调查报告》显示，2009年最低收入组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下滑7.0%，最高收入组家庭仅减少2.4%，说明最低收入组家庭抗风险能力远低于高收入组家庭。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蔡英文当局缺乏对疫情影响的科学评估，缺少统筹规划，虽连续追加纾困预算，但由于政策效能断链及滞后，未能对受灾严重的传统制造业及服务业起到有效的帮扶拉动作用，而这些行业正是低收入群体的集中区。岛内雇员总薪资的平均数与中位数的差距也呈现出加速扩大趋势，反映出贫富悬殊及世代对立愈来愈明显。[25]随着疫情的持续延烧，岛内实施无薪假的人数不断攀升，低收入组家庭可支配收入将大幅下降，经济民生议题的重要性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后再次凸显，并可能诱发新一轮庶民政治运动。
其次，“两岸脱钩”的戏码无法提升台湾地区经济的抗风险能力，更难以实现岛内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蔡英文当局自上台以来，极力通过各种方式企图使两岸经济“脱钩”，更将新冠肺炎疫情及中美博弈视为加速重组供应链、凸显其优势产业的重要机遇，试图将台湾地区打造为全球供应链“不可或缺的关键力量”。众所周知，台湾借助为跨国公司代工生产的模式，迅速融入全球产业供应链，出口也快速扩张，并带动其他产业发展。但其致命的缺陷在于，台湾高科技产业难以形成国际品牌竞争力和原创性的自主研发体系，对海外市场、资金与技术形成严重依赖。因此，短期内蔡英文当局难以改变代工发展模式，也无力主导经济改革方向。尽管受中美博弈及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台湾电子零组件等高科技产业优势再次凸显，但也暴露了其经济结构发展不平衡的困境，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持续低迷，这些行业的雇员对所谓的“经济增长”普遍无感，沦为“政策买票”对象，加深其靠“输血”求生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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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经济信心崩盘！五成民众认为“现在比过去差”[EB/OL].(2019-10-25)[2020-05-24].https：//udn.com/news/story/7238/4125355．
[25] 7月薪资年增1.26%上班族无感[EB/OL].(2020-09-15)[2020-09-16].https：//www.chinatimes.com/cn/realtimenews/20200915000455-261502?chdtv.
注释
1台湾当局“主计总处”每年发布的台湾地区家庭收支调查报告中，针对家庭可支配收入差距使用五等分组衡量，其中第1等分组为最低收入组，第5等分组为最高收入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