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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新常态下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取向与特点

来源:商业经济研究 作者:张百珍;王德高
发布于:2018-11-05 共5491字

  摘要:本文以***同志关于“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讲话为主线, 系统论述了新常态的概念、内容、标志及新常态经济的本质与特点。针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深刻认识新常态, 主动去适应新常态, 特别在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当下, GDP增长下行压力增强, 宏观政策需做出调整。引领新常态要求对宏观调控政策作相应实时的调整;注重宏观经济调控指导思想、手段、方式的实践与创新;把握宏观经济调控的新特点、新变化、新思路, 适应宏观调控的转变。

  关键词:认识新常态; 适应新常态; 引领新常态; 宏观调控; 政策取向;
 

宏观经济

 

  一、认识新常态

  (一) 新常态的概念

  “新常态”是近年来全球经济学界的一个流行词。“新常态”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提出, 意思是指次贷危机后, 世界经济不再可能恢复到危机前的高速增长状态, 而会陷入长期低速增长和高失业并存的状态。国内学术界对“新常态”的提法是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于2012年引入的, 是指我国经济即将进入中高速增长状态。随后, 这一概念被官方采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于2014年5月考察河南时, 也使用了“新常态”的概念。他说:“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我们要增强信心, 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 适应新常态, 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此后***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新常态, 并明确提出:“认识新常态, 适应新常态, 引领新常态,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什么是新常态?所谓常态, 就是正常状态。经济新常态, 就是经济不同于以往的状态, 即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与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期不同的新阶段。

  (二) 新常态的时间节点和经济新常态的本质

  新常态是经济增长阶段的根本性转换。我国GDP增速从2012年的7.8%下降到2014年的7.4%, 再到2016年的6.7%, 与改革开放前30年GDP每年10%的平均增长率相比落差较大。据此可以认为, 我国经济新常态开始的时间节点应该是2012年左右。

  新常态经济的本质可以简单概括为:提质增效。具体来说就是指提高人民生活质量, 增强“幸福感”、“获得感”, 稳定物价和就业率, 且建立完善的民生保障体系。如同***总书记在地方考察时指出的:“政府工作好坏要看普通老百姓高兴不高兴, 满意不满意”。这意思是说新常态下的政府要更多关注基层、关注民生。

  二、适应新常态

  2017年我国GDP总量首超80万亿元, 但是增长速度减低到6.9%, 相较于以往的7%或以上, 呈现下滑趋势, 预计2018年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降为6.7%, 引发“增长过缓”的担忧。加上外部环境恶化, 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 这引发了人们对2018年及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担忧。

  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降。在新常态下, 经济增长率将出现明显减缓趋势。有迹象表明, 今后一段时期, 我国经济增长率将大体维持在6%-7%左右;调结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新的驱动力。过去, 驱动增长的主要是出口和投资, 拉动经济增长的产业主要是冶金、建材、化工、造船等产业。而在新常态下, 经济增长的动力更多来自国内消费, 拉动经济增长的产业则主要是汽车、3D新科技、新能源、金融、通信等产业。过去,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主要来自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人力资本配置结构的优化, 而在新常态下,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则主要来自人力资本配置结构的优化和技术水平提升;创新成为竞争力的主要来源。过去, 企业竞争力的来源, 主要是低成本劳动力的供给以及大规模投资带来的规模经济。在新常态下, 企业的竞争力则主要来自高附加值的研发和创新活动。跨国投资、全球化经营、技术创新成为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风险因素增多, 经济下行压力大。当前, 我国正处在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时期, 纵观发达国家的经验, 这一时期也是矛盾多发、风险累积的时期。处理不好, 很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中国而言, 目前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产业结构调整阵痛期、政府刺激政策消化期、不稳定因素增多期的多重因素叠加阶段, 使经济运行面临错综复杂的局面, 宏观调控政策抉择难度明显加大;多种宏观组合政策会出现。随着经济步入新常态, 增速回落, 各类风险重叠。虽然总体可以控制, 但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要想彻底解决仍将持续一段时间, 先前刺激经济的宏观政策边际效果在逐渐下降, 必须创新宏观调控方式和思路, 有效防控各种风险突发。

  综合而言, 新常态时期的中国经济, 经济发展方式会从快速粗放增长型向质量效率增长型转变, 经济结构也由增量扩张为主向调整存量兼顾增量的阶段转变, 经济发展的主体转向寻求新的增长点。

  三、引领新常态

  引领新常态要求对宏观政策做出实时调整。总体思路是必须以提质增效为中心, 牢牢把握“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总格局, 把保增长与调结构有机结合起来, 把扩大内需与改善供给有机结合起来, 把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具体要做到如下几点:

  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18年经济工作主要任务时, 将“推动高质量发展”放在首位, ***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 是当前和今后实施宏观调控的基本要求。

  首先, 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我国制造业虽然在“十二五”期间取得长足发展, 甚至一些领域处于世界前列, 但是整体上大而不强。2018年我国人均制造业增加值是美国、日本、德国的40%左右, 存在一定差距, 我国制造业处于“工业3.0” (信息化) 阶段, “工业4.0”还在示范。因此, 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 在中高端领域做到创新引领”。广东、浙江、江苏等省纷纷出台相应政策, 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建立现代供应链、发展共享经济, 努力培育新增长点。

  其次,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把实体经济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发展是国家发展的根基, 产业发展关键在于优化升级, 我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 构建多元发展、多极支撑的现代产业新体系, 布局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 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形成优势突出、创新驱动、区域协调、绿色低碳发展新格局。同时加强航空、高铁、公路、管道、电网、信息、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 使之能够有效满足行业发展需求。

  再次, 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关键在于人才。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人才, 是我国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的关键所在。目前高技术人才的缺乏是短板, 因此十九大报告强调优先发展教育业, 加快教育现代化, 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 深化校企合作, 推进产教融合。

  增长目标从速度型向质量型转变的宏观调控新思路。经济进入新常态, 追求效益增长和质量提升才是关键, 随着经济高速增长30年, 期望增速继续保持两位数已不太现实, 适时的调低增速目标, 更多关注就业水平、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环境保护才更重要。

  不唯GDP论, 是宏观调控目标的一大进步。不过政府应该制定相应的政策以提供竞争激励, 重启地方竞争, 引导政府主动作为。还需要在增强正向激励上下功夫, 特别是理顺中央地方权责关系, 建立激励相容的机制。

  保持宏观调控政策定力, 稳定和完善宏观政策, 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实施定向调控。随着经济增速的下滑, 相当一部分人陷入“速度焦虑”, 开始怀疑宏观调控的有效性, 游说政府出台更大的刺激政策。其实, 目前首要做到宏观调控的政策定力, 保持基本稳定。其次, 围绕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的目标转变政策措施, 把握好上下限。当经济运行接近下限时, 政策的着力点是稳增长;当经济运行接近上限时, 则注重防通胀;当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内, 就要实行定向调控, 抓住经济中的突出问题, 定向施策, 聚焦靶心, 精准发力。近年来, 针对经济结构中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 央行实施了采取定向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定向再贷款、非对称降息等措施, 加大对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加强小微企业、“三农”贷款审批倾向。完善金融监管, 坚决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这些举措体现了定向调控的政策取向。

  增强宏观调控的灵活性、针对性、有效性。保持宏观调控定力, 不等于僵固不化、故步自封。小幅度调整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并不是强刺激, 而是灵活有效的预调微调。从2014年11月以来, 政府连连颁布实施降息、降准、财政赤字规模增加等政策, 导致一部分人认为宏观调控已经转向, 形成了事实上的强扩张、双刺激。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坦言:“宏观调控没有转向, 已出台的政策并非要让经济重回粗放式增长的老路, 而是为了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在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寻求更佳平衡。这恰恰是政策定力的体现”。综合而言, 宏观调控有定力, 也要有活力。在保持基本方针不变的前提下, 适当增强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和有效性。

  四、深化改革

  李克强总理指出:“改革是经济发展的最大红利”。事实证明, 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深化改革从顶层到底层已经形成了最大共识。由于改革可以在多个领域展开, 而不同领域的改革对经济有不同的影响, 有的改革措施刺激需求, 有的增强供给, 有的拉动投资, 有的激励出口, 所以深化改革有助于兼顾宏观调控的多个目标。同时通过改革可以强化市场力量, 加强市场竞争, 淘汰落后产能, 减少无效供给。

  过去一段时间, 政府重拳出击, 改革举措频繁出台。比如行政审批项目的简化和下放, 政府行政审批事项减少1/3, 简政放权有了新的突破。小微企业减免税、民营银行试点迈出新步伐, “沪港通”试点启动, 上海自由贸易区范围进一步扩大, 增设广东、福建、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等。这些改革举措为未来几年的经济发展奠定良好的制度性基础。鉴于改革不仅涉及长远发展, 也关乎短期经济增长, 接下来, 围绕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 全面深化改革, 继续抓好各项改革方案制定, 将成为保证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红利。

  (一) 新常态下宏观经济调控方式的创新与完善

  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 是适应、把握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根本要求, 是促进“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的强有力保障。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要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 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基本要求是根据经济发展形势做到相机微调, 定向调控, 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主要创新有:

  1.革新宏观调控目标。以高质量发展为基本要求, 首次将宏观调控目标扩展为稳增长、扩就业、防风险、调结构、护环境, 统筹各类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

  2.创造性实施区间调控。放弃西方强刺激的调控模式, 实施区间调控, 确定经济增长合理区间, 在区间调控的基础上采取定向调控、相机调控、适时适度预调微调、精准调控等新举措。

  3.重构宏观调控政策新框架。根据宏观经济发展目标, 探索建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创新货币政策工具, 近年来央行创新采用常备借贷便利、抵押补充贷款等政策工具加大基础货币投放, 力求为经济发展提供充足流动性。将社会融资规模纳入中间管控目标, 对地方债务融资总额设定上限, 加强影子银行监管,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为宏观调控创造良好环境。

  4.积极的财政政策更积极。调整财政政策方向, 将过去由侧重政府投资转变为减税降负。通过减轻企业负担, 保持经济发展后劲。2018年, 国家降低增值税税率, 由原来的11%和17%各降低一个百分点, 并将原来的三档并作两档, 预计减轻企业税收负担1.1万亿元以上, 极大释放市场活力。财政政策的投资方向也发生转变, 更多是加大对高质量发展、动能转换的支持力度。此外, 国家计划2018年全年发行1.35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券, 以推动基础设施建设, 使得积极财政政策更加积极。

  (二) 新常态下宏观经济调控的新特点、新变化

  党的十九大以来, 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 在对待和运用宏观调控上形成了不少新思路和新特点。第一, 宏观调控从“点调控”转变为“合理区间调控”和“定向调控”。第二, 从由经济形势恶化后被动调控到主动出击, 进行前瞻性、预防性、导向性调控。第三, 从用简单的一两种政策手段调控到综合应用复杂多样的“组合拳”手段进行调控。第四, 从政策的“忽冷忽热”到政策的连贯性、稳定性、配合性和时效性, 应用多种手段来引导宏观经济健康、稳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第五, 从“直接调控”、“间接调控”为主转变为利用“市场机制调控”为主转变。宏观调控要尊重“市场决定论”。要进一步明确宏观调控的边界和范围: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优化产业布局、促进结构调整、保持经济平稳发展, 防范各种突发风险, 实现经济持续向好发展。第六, 从一国“单打独斗”的调控向与国际社会联动协作调控转变。第七, 从单纯追求GDP高增长调控向GDP中高速增长, 实现经济、社会、文化、城乡、环境等综合、全面发展与提升调控转变。第八, 从促进国民经济非均衡发展转向国民经济均衡发展。包括体制结构:国有与非国有、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等关系的调节与处理;还包括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分配结构、增长结构、城乡二元结构、人口年龄结构及素质结构等。第九, 从用几种简单的宏观调控手段和措施调控向科学运用各种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及必要的政策手段、行政手段来引导宏观经济的健康、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第十, 宏观调控要从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逐步边缘化向回归本位转变。新常态下宏观调控呼吁《资本论》回归, 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事实上的回归。宏观调控要始终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不动摇。第十一, 以“壮士断腕”的勇气, 把反腐进行到底, 净化宏观调控的政治与经济生态环境, 促进改革开放向纵深扩展, 促进公平和正义, 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序运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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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余斌, 吴振宇.中国经济新常态与宏观调控政策取向[J].改革, 2014 (11)
  [3].张晓晶.试论中国宏观调控新常态[J].经济学动态, 2015 (4)
  [4].周俊生.2014年经济最大红利是改革[N].北京青年报, 2014.1.3
  [5].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宏观政策十大取向[N].中国证券报, 2015.1.12

原文出处:张百珍,王德高.新常态下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取向与特点分析[J].商业经济研究,2018(20):176-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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