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有很大的升值空间

　　从短期来说，美元汇率指数仍然处于上升周期，人民币还有进一步贬值的压力；从长期来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有很大的升值空间；特朗普时代中美之间的博弈，很可能会促成人民币大幅升值。
　　
　　两种货币汇率水平以及波动方1水平（符合利率平价理论）；长期来说则取决于两国物价的相对水平（符合购买力平价理论）。所有其他因素对汇率所产生的影响，基本上是间接通过对利率或物价水平的作用而传递的。不过，以上的短期趋势和长期趋势的有效性，需要在一个市场化的环境中。
　　
　　人民币国际化与汇率市场化趋势。
　　
　　人民币国际化，就是要提高人民币在国际上被做为定价、支付、流通、储藏手段的接受程度；汇率市场化，就是要由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汇率水平，这两者是互相有关系的。
　　
　　资本自由流动的基本趋势。
　　
　　如果考察一个封闭社会，资金受到严格管制，那么，汇率趋势就没有讨论的价值，未来的走势图可以被政府“划”成任意形状。得益于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并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中国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开始国际贸易总额居世界第一位；2016年成为世界第二大投资输出国；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经济对于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在这种形势下，包括让资本在国际自由流动的人民币国际化和汇率市场化改革，成为必然的选择，同时也是符合中国的利益的。
　　
　　首先，人民币在国际上需要有更广泛的接受程度，使中国商家在国际贸易中更有可能采用本币结算。目前内地企业多数还以美元作为结算货币签合同，不得不承担现金流在币种上的错配带来的汇率风险。
　　
　　其次，让资本在国际间的自由流动，可以提高国内商家的投融资能力和运作效力。目前国内商家到国外进行投融资活动，不得不应付繁琐和严格的审批环节，还要承担汇率波动所带来的额外投资风险。
　　
　　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国内外金融市场需要为人民币提供各种交易工具，比如，外汇远期交易、期货交易、期权交易等等。通过这些交易工具，商家可以做各种保值增值的活动，同时也提高资金和资本的流动效率。
　　
　　中国在2016年10月正式被接受为SDR（特别提款权）的成份货币，基于履行相关责任和义务，中国政府也需要继续改革，让人民币更加国际化，汇率更加市场化。当然，这项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人民币国际化和汇率市场化需要有一个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监管当局需要有能力应对随时出现的突发事件以有序引导市场，有较完善的金融市场运作机制，市场参与者普遍对外汇风险有了解，金融市场有足够的交易工具被用于风险对冲等等。人民币国际化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应该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其实，QDII、QFII、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沪港通、深港通等都属于这个改革过程的环节。这些举措的特点，就是政府在“放水”以前，都设定了“阀门”,可以随时“拧松拧紧”,甚至关闭。
　　
　　“三元悖论”汇率市场化带来的挑战。
　　
　　詹姆斯·米德（J. Meade）在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了米德冲突（Meade Conflict）理论，认为在开放经济社会中，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的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蒙代尔（Munde ll）在20世纪60年代又提出“不可能三角”（Impossibl etriangle）理论，认为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这三个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1999年进一步提出“三元悖论”（The ImpossibleTrinity），明确指出上述三个目标最多只能满足其中两个目标。
　　
　　通过香港的港币汇率制度，可以理解以上理论。香港是一个自由港，必须保证资本的自由流动（第一个目标）；港币在1983年开始确定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维持一美元兑付7.8港币相对稳定的汇率水平（第二个目标），不过，香港政府完全放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第三个目标）。香港金融管理局完全按照美国政府的货币政策行事，尤其是息率调整，几乎亦步亦趋。每次美国联储宣布调整基准利率水平，香港总是在第二天宣布同方向，甚至同比例的利率调整。为什么香港必须放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因为按照上述的利率平价理论，美元加息的情况下，港币如果不同步和同比例加息的话，必然会导致部分香港资金流向美国，导致港币贬值，从而没法达到汇率稳定的目标。
　　
　　显然，人民币资本项目下自由流动的改革，将让中国货币管理当局面临重大挑战--未来必须在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稳定性方面做出取舍。理性抉择的原则，不外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在资金可以自由流动的前提下，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稳定哪个目标更重要呢？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前者无疑是更重要的。货币政策是国家管理经济的手段之一，如果不能保持独立性，当中国的经济周期与美国不一致，就会很被动。
　　
　　汇率稳定目标当然也重要。不过，当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足够高，就有足够的“柔软性”去适应汇率市场的波动。2016年11月9日特朗普成功当选美国总统，美元在外汇市场普遍先大跌后大涨。其中日元当天的振幅达到4.52%（比2017年第一周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震幅还大），一个月内的振幅更达到18%!不过，这么大的振幅，对美、日经济并没有造成特别明显的影响。对于美、日这种成熟经济体的参与者来说，本来就该有思想准备。没做避险安排的，还有那些炒外汇的人呢？只好自认倒霉--认赌服输嘛！前国家货币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的余永定教授最近提出，中国不必害怕“汇率波动”.笔者赞同这个观点。政府不是保姆，不必对商家的决策“大包大揽”,应该让大家自己去应对市场的波动。政府需要做的事情，是进一步完善各项市场机制和规则，尽量保障一个公平高效的市场环境，同时要让经济参与者明白相关风险以及可选的避险方法。事实上，在一个市场化的环境中，货币贬值，并不全是坏处。货币贬值随后会改善贸易条件，缓解国内通胀压力。汇率波动本来就是市场机制发生对经济的调节作用。不过，在中国人还不大适应国际外汇市场激烈波动的情况下，循序渐进的策略是对的，让各方面都有个学习过程。国内经济各方面的市场化改革也要积极推进，让汇率市场化的运作有一个好的环境。
　　
　　很多人对外汇储备缺乏正确的认识。外汇储备是国家代国民持有外国的货币。外汇储备减少（或被称之为“流失”），只是说明国民用本币换取外币去持有外国的权益，或者去清还外国的债务，并不是白白损失了。外汇储备的规模有一个合适的水平，并不是越多越好，能够满足国际支付的需要就可以了。事实上，外汇储备太多，管理上也很困难。中国似乎从来没公布过外汇储备的投资回报率。目前巨额的外汇储备是在过去38年中陆续购入的，总体来说，这段时间美元贬值幅度较大。可以想象，按照人民币计价的话，外汇储备这么多年的总体回报会是亏损的，而且是巨额的。笔者建议，有关部门应该估算一个合适的外汇储备规模，比如按照G D P某一个比率，控制总体水平。中国到2016年底还持有超过三万亿美元的储备，大约是日本的2.5倍。如果参照日本外汇储备占GDP的比重约四分之一算，中国只需要保有约2.5万亿美元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