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市位于山西省北部大同盆地的中心，曾为三代京都、两朝重镇，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优秀的人文历史、灿烂的文化艺术、丰富的煤炭资源名载典籍，扬名中外。大同地区曾是少数民族与汉民族交汇的地方，其方言、文化、风俗习惯等各方面都融汇了汉民族与少数民族文化的精髓。
方言是反映民族文化的一面镜子，不同的方言代表着不同的民族文化，数字方面的差异更是不同地区语言特征、宗教文化、神话传说以及民族文化心理差异的体现。对数字的崇拜和禁忌是中西方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也是一种民俗现象，更是先祖们流传下来的日常生活中的一种语言模式。其背后所依托的是一个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1］。
大同方言有关数字的崇拜与禁忌十分丰富，即使与同一省内的其他方言相比也相去甚远，那么大同方言的数字崇拜与禁忌究竟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本文先从数字崇拜与禁忌的现象说起，再挖掘其成因。
1 对单数的崇拜
在山西尤其晋南地区，喜双不喜单，但在大同方言中却恰恰相反，人们更偏爱于单数。
建筑方面:大同受古北京四合院建筑风格的影响，房屋建筑的数量一般是三间、五间、七间等单数，尤其大多数为五间。在以前大同的农村地区男女婚嫁的时候，五间大瓦房还是相当优越的条件。在盖房子的时候，尤其盖正房，人们忌讳双数，如果有四间房的地方，一般会盖三大间或五小间。如果两边还有空地，人们会盖几间耳房，盖的仍是单数，多为一间。
服饰方面:以前人们穿的衣服大都是由裁缝或自己亲手缝制而成，衣服上所缝制的扣子则有特别的讲究，无论给大人还是孩子缝制衣服上的扣子绝对不能是四个或六个，一般都是五个，有时候小孩子的也可以缝制三个。
礼俗方面:在男女婚嫁、老人丧事中，人们上礼钱以前是三块五块，现在是三百，五百，没有人送二百或四百的;在孩子出生后要过三天、七天、十二天、满月、百天、圆锁(十三岁生日)，亲戚朋友探望时多送鸡蛋，一般送九十九颗或一百九十九颗等单数;办丧事的时候，有做三(烧纸)、做七(俗称开鼓，亲友前来吊唁)的说法，这时候会为亡灵超度念经，但却没有做四，做六的说法，贫穷的人七天或九天就下葬，有钱的人家从头七到七七，共49天才出殡;古时多在八月初三、十二月二十三日做祭礼(大同县);小孩子被吓着、生病神志不清的时候，大人抱着孩子围着自家的吃水井正转三圈，倒转三圈，边转嘴里边念叨着:“……(一般为孩子的名字)跟妈回家哇”。
希望孩子尽快苏醒好转起来，俗称“叫魂”，转的圈数也是单数;在过节，婚嫁，来客人等重大节日中人们多吃油炸糕，由于大同丰富多彩的糕文化，以及人们热情好客，互爱互助的民风特点，刚炸出来的香脆可口的油炸糕必然要送给邻里之间互相品尝，在送的时候，大人叮嘱孩子千万不能送四个，有“人三鬼四”的说法(阳高)，且其他地方都是送单数，不送双数。
重大节日:逢年过节时，已订婚或结婚的男女，送双方父母、亲戚朋友月饼、粽子时，多送299，399，499个等;收到的压岁钱也多是599，799，999等;端午节的时候，凡是未满12岁的孩子们都要佩戴七节福，用七种颜色的纸编制而成，以保孩子平安健康的成长。
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在大同的民俗文化中人们更偏爱单数呢?一些人说是由于在大同方言中，“双”和“丧”同音，所以油炸糕不能送双数，否则就成了“送丧”了;在送鸡蛋、月饼的时候不能送整数，要不就成“捉鳖”了，因为大同方言中“鳖”和“百”也是同音;“人三鬼四”的说法，有的人认为“四”的谐音为“死”，所以“死”就是鬼了。那么，“人三”又该如何理解呢?其实不难发现，这些语音方面的差异也仅仅是谐音的关系，它们的声调都是不同的，那么在其他方面还有没有差异呢，是否有更合理的解释?
其实，这种对单数也就是奇数的崇拜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有体现，尤其是在《周易》以及我国古代的数字学中。《周易》被尊为“群经之首，诸子百家之源”，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它利用八卦图，以阴阳变化来说明宇宙万物的一切现象，由数得卦。
“一、三、五、七、九代表奇数天，为天数，又为阳数;二、四、六、八、十代表地，为地数，又叫阴数。”这在《周易·系辞》中早已提到。后人受其影响，从不同角度对阴阳、奇偶进行研究探讨。其中《易传》发扬其刚强不息、积极向上的一面，有时也强调和谐统一的一面;而对其阴柔面大加发展的首属《老子》。
维吾尔族等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中对奇数的崇拜则同样发展了《周易》中刚健的一面，这应该与他们粗犷豪放的民风特点是分不开的。汉文化中对偶数的偏爱则是由《周易》中事物的对立统一，阴阳和谐的一面引申发展而来的，尤其在中原(比如晋南)地区尤为明显，这与汉文化的包容、和合的思想有一定的关联。而位于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长期融合的地区———大同，更多的是二者的融合，这其中既有对奇数的崇拜(相对较多)，也有对偶数的偏爱(相对较少)。大同方言中对奇数———阳数的崇拜和认可，在《周易》中也可见端倪:“天为阳，地为阴;男为阳，女为阴……”都是阳在前，阴在后，以阳为主，阴依附于阳。
另外，在《周易》中“一为天，二为地，三为人。”
且在天数三与地数四之间有一个阴阳界，阴界为鬼界，所以送东西的时候不能送四个，四个是送给死人的。“人三鬼四”的说法这样解释似乎更合理，这种传统的中国文化在大同方言中一直沿用至今。
中国古代的数字学中，更是忌阴重阳，认为阳性之数———奇数有吉祥如意之意。阴数则避讳不谈。
2 对“五”的偏爱
大同地区的人们不仅仅是喜爱单数，甚至对有些单数偏爱有加。比如“五”。建筑方面:旧式房院里的迎门照壁上通常都有蝙蝠的浮雕，且大多为五个，这里的“蝠”谐“福”，取“五福临门”之意［2］。意思是幸福、安康到。
男女婚嫁:《大同县志》中记载:“婚嫁当天，男方要给新娘带一个瓶子，瓶子中插一根葱，名曰‘生根之后’，还要带一块五根肋骨的猪肉，叫做‘离娘肉’，名曰‘五方吉庆’”［3］。
重大节日:正月初五，俗称破五(又叫送穷)，破即为不吉，在大同风俗中，从除夕到大年初五，有许多禁忌，比如:忌针指、忌开柜，要打扫家、补窗罅等等。目的是送走贫穷，希望在新的一年里家庭富裕美满，所以忌破宜补。破五一过，诸多禁忌可破。直到现在大同地区仍流传着这样一个习俗──迎财神。即在初五这一天，迎东西南北中五路财神，意为出门五路，皆可得财，一年平平安安，出门顺顺利利。
传说初五是五路财神的生日，人们提前占卜好哪个方向是财神必经之路(也是今年运气最旺的方向)，在这一天各家老小穿戴整齐，到这一方向的空旷之地放鞭炮，迎接五路财神，以保平安健康，财源滚滚。
第二天，市门面，各路商店便可开张，人们也可从这一天开始出门拜访亲戚朋友;端午时分，人们要佩带花线绳———五线绳———用五种不同颜色的线编织而成，以保平安吉祥;十月初一晚上，妇女们在自家门外十字路口或空旷的地方为死去的亲人烧五色纸，名曰“送寒衣”，希望他们在阴间也能暖暖活活的过冬。
在大同的民俗中，为什么盖房子五间最好，缝制的衣服纽扣五颗最好，花线绳要五种颜色，烧纸烧五色纸，蝙蝠取五个，财神也是五路，给亲戚朋友送的油糕、瓜果也最好是五个，而且民间还流传这样的一句话“四六不成材”(应县)，特别在孩子给别人送油炸糕的时候，家里大人会叮嘱:不能送四个或六个，四六不成材。为什么偏偏是四个和六个不行?这“四六不成材”的说法该从何说起?而“五”为何又如此特别?
对于“四六不成材”的来源，各家说法不一。
(一)有人认为“材”指的是房屋(可能认为与以前的房屋大多是木造结构有关)。受北京四合院的建筑风格的影响，大同地区的房屋建筑尤其正房多为五间，所以有些人认为“四六不成材”就是指无论四间或六间房屋都不能称为有吉兆、风水好的建筑。
在邓云乡的《老北京的四合院/花鸟鱼虫》一书里的《“四破五”和“三合院”》一文开头就提到“四六不成材”专指这种房屋建筑，四间或六间都不成格局、犯忌，只能盖单数，所以慢慢地流行起“四六不成材”的说法。
(二)有人认为“四六不成材”源自《左传·隐公三年》中的六顺、六逆。六顺: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这六顺一项不缺即为大顺，如果六顺只能占其中的四样或者更少，便不能称其材了，也就有了“四六不成材”的俗语。
(三)也有人认为这是源自佛教中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而这六根缺一不可，缺了便不能成人，更不能成材。
(四)该观点认为“四六不成材”来自《易经》，“《易经》中天四是阳爻的起点，地六是阴爻的起点。无论起点还是终点都没有旺盛的生命力，就好比一个树材的起点———树苗和终点———行将朽木都不堪重用，当然更不能成材了。”
上述四种观点看似有一定的道理，但总觉有些牵强附会。那么“四六不成材”到底源自哪里?是否与“五”有一定的关联呢?数字“五”在《周易》中占有及其重要的地位。
“五”为奇数，阳数，本身就有吉祥的意味，特别是五行理论提出之后，中国人对五的崇拜就达到了顶峰。五行在《周易》中就有记载，之后各家对其的解释更是五花八门、数不胜数。
最早提出“五行”一词的文献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尚书·甘誓》;首次对这一概念做出明确、全面解释的是《尚书·洪范》，其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土，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4］。关于五行学说起源的观点有“五材五行说”、“五方五行说”、“五星五行说”、“五手指五行说”、“五时五行说”等等。而“五材五行说”则是目前关于五行说最传统、最经典的解释。历史上一直占据重要地位，在现代高等中医院校教材中被广泛的采纳运用。
因此，“四六不成材”的说法用“五材五行说”解释恐怕更为合适，“材”真正指的是构成世界的五种基本物质材料，无论四种还是六种都不能构成和谐有序的世界，由此引申出的“四六不成材”被广泛运用于各个方面。自“五材五行说”理论提出之后，对“五”的崇拜模仿发展到了极致，不管在建筑、服饰、医学、音乐、天文、历法、美学、逻辑、宗教、文化等各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出现了众多用数字“五”命名的事物，比如:
不仅在以上方面，对数字“五”的崇拜在音韵学上也有体现，古代音韵学借五音代指汉语的发音，五音配以五行对应了土、金、水、木、火以及中、西、北、东、南。在中古汉语音韵学中，发音部位也是按照五音来分类，包括唇音、舌音、齿音、牙音、喉音。“唇音水肾羽，舌音火心征，齿音金肺商，牙音相干角，喉音土脾宫。”甚至在明末清初樊腾凤的《五方元音》中仍用五声:上平、下平、上声、去声、入声。入声之下几乎没有辖字，其实入声早在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中就已经消失，而樊腾凤先生故意用五声，并不是他没有发现入声的消失，更多的应是受五行学说的影响。在《五方元音》中，对《周易》中的数字运用不仅是在五声，还有天干、地支，十二韵等等。
可见，五行学说提出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影响都很大，甚至在大同方言中一直流传着“四六不成材”的说法和对数字“五”的肯定与崇拜的习俗，这种传统的历史文化作为一种宝贵的遗产一直沉淀至今，值得我们去保护。
3 对“九”的禁忌
除了对数字“五”的偏爱之外，当地人似乎在年龄上对“九”特别忌讳。民俗方面:在中国大部分地区，流行“本命年”的说法，据说每到了人们所属的属相这一年的时候，整个一年都会特别的不顺，于是人们都会在这一年穿红色的衣服、袜子、系红色的腰带，来驱灾避邪以保这一年能够平平安安的度过。而在大同地区，流行的是“逢九”的风俗，尤其是年满十八岁之后，人们在年龄方面最忌讳数字“九”，有“明九”、“暗九”的说法:“明九”是指人的年龄里含九这个数字;“暗九”指的人的年龄是九的倍数。二者相比之下，当地人更忌讳“暗九”，据说每逢这一年，人们就会多灾多病，诸事不顺，他们大都不出远门，不兴土木，用红色来辟邪祈福。这一年来临的时候，人们会在除夕之夜，晚上十二点接神(祖先)的时候，穿上红色的内衣、袜子，系上红色的腰带，不说话围着自家垒的旺火正转三圈，倒转三圈，以保这一年平平安安、健健康康。这些红色的衣服都是新买的，且穿在里面，别人看不出来，就没有人能利用年龄来害人了，正好与“暗九”相对。不仅如此，每当逢九时，大家对年龄都避而不谈，尤其在四十五岁的时候，更是忌讳，当有人问你今年多大了?回答者则说，“去年四十四”或“明年四十六”。现在全国各地有关“本命年”的文化正大肆袭来，可在大同地区仍一直沿袭老祖宗留下来的“逢九”这一习俗。
在中国古代，“九”是人们非常崇拜的一个数字，可以和“五”相提并论，数字九是九头龙(或蛇)这种图腾物象的文字化，在十之内“九”是最大的阳数，在《易经》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被列为第一卦，“用九，见群龙无首，吉。”《大有》卦之上九:“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乾》卦之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中孚》卦之上九:“翰音登于天”等等。可见，对九的崇拜达到了极致。由此产生的“九重天”“九品文武百官”“九洲大地”“九霄云外”等有关“九”的词语也数不胜数。
除汉民族文化外，维吾尔族文化、蒙古族文化、突厥族文化都对数字“九”有着特别的重视，他们的许多民间传说、建筑构造、宗姓制度、祖先来源等都与“九”有关，“九”被赋予多数、吉祥、高大、富贵之意。
李树辉认为这些少数民族对“九”的崇拜及其这些意义内涵的附加，很可能是源自华夏文化，也可能是不同民族的相同心理使然［5］。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历来把皇帝奉为“九五之(至)尊”，对“五”的崇拜和对“九”的禁忌则显而易见。九五至尊———九乘五为四十五，是指皇帝，正如老百姓见了皇帝要下跪，低头不准看一样，要避讳。到了四十五岁避而不谈年龄的做法也就很正常了。“破五”“逢九”的说法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种“九五之尊”对九、五的崇拜，在山西应县木塔的建筑结构中体现的恰到好处，山西应县佛公寺释迦塔高九层，外观五层，暗里四层，把偶数四放在里面，九和五则在外层。紫禁城房屋为9999间，天安门城楼也以“九五之数”为格局，面宽九间，进深五间。这样的建筑还有很多，这都是对“九”“五”之数的崇拜的体现。
4 对某些偶数的偏爱
虽然大同方言中对奇数的崇拜可见一斑，但对于某些偶数也有偏爱之处。
婚嫁礼俗方面:在过去的婚嫁喜事中，流行八个碗八个盘，待客人、新媳妇流行四小盘;现在婚嫁喜事流行的是十冷十热，婚庆时装饰物、喜字、房间的摆设、贺礼也都是双数，取成双成对、双喜临门、十全十美之意。以至为了方便，现在的丧事中也是十冷十热，以前是大锅菜。现在给新人压岁钱时，也流行起了六百六十六、八百八十八等，取“六六大顺”“八八大发”之意，这应受了其他地方民俗民风的影响，尤其是对偶数偏爱的晋南地区。
不难发现，大同方言中对某些偶数的崇拜大多体现在喜事婚庆方面，取好事成双之意，这一点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所体现的事物的对立统一，和谐完美相符，汉民族历来视偶数为吉祥、美好、幸福、和谐之意。《周易》中六十四卦两两相互对应，阴卦和阳卦也两两相互对应，“谐”字贯穿始终，与大同方言乃至整个汉文化中对偶数的崇拜与喜爱不谋而合。
“一千年文化看北京，三千年文化看陕西，五千年文化看山西。”真可谓名不虚传。《周易》文化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奇数的崇拜(少数民族)、对偶数的偏爱(汉民族)、对数字“五”、“九”的特别重视(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在大同方言中都有体现，可见汉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大同方言中有关数字方面的崇拜和禁忌在语言特征、宗教文化、神话传说、民族心理等各方面都有体现，其实这与我们传统汉文化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仁智智慧、包容和谐以及封建伦理道德思想密不可分。不光是数字语言，其他方面也都有体现，比如:现在在大同农村地区盖院落的大门时，不能与正房的门相对，且最好在东南方向，人们认为这样是风水好有吉兆的院落。
这与中国人不张扬的性格特点分不开，这些在《周易》里都有提到。此外，中国这种传统的文化精髓，在山西省内其它地区、周边地区肯定或多或少也有所体现，大同方言中这种对奇偶、阴阳五行以及对“九”的崇拜和禁忌真可谓宝贵的遗产。但现在由于受新文化、外来文化和各地区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的影响，一些新的方言俗语也应运而生。
参考文献:
［1］刘彩霞．跨文化交际禁忌习俗习俗文化研究［D］．成都:四川师范大学，2010．
［2］马文忠．大同民俗与谐音［J］．语文研究，1993(2):41－45．
［3］黎中辅．大同县志［Z］．许殿玺，校注．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153．
［4］贺娟．论五行学说的起源和形成［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11(7):437－447．
［5］李树辉．突厥语数词toquz文化附加义探析［J］．语言与翻译，1989(4):53－55．
［6］刘景．中西方禁忌数字之略谈［J］．价值工程，2011(27):318－319．
［7］程国富．数字寓意与生活禁忌［J］．汉字文化，2003(4):24－27．
［8］闫丽萍．汉维语言数字禁忌文化差异［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1(4):82－86．
［9］刘继峰．大同方言与大同春节年俗［J］．华夏文化，2011(1):53－55．
［10］李清恒．《五方元音》音系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