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东汉时期“鼓吹”由并列短语形成复合词，最初表达“演奏乐曲”义，后来发展出“鼓吹乐”“宣扬、宣传”“吹嘘、吹捧”等意义。现在，“鼓吹”经常出现在社论、时文、檄文等政论文章中，具有鲜明的书面色彩。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中对“鼓吹”的解释是“①宣传提倡：～革命。②吹嘘：老在别人面前～自己。”从词典提供的理性意义可以看出，“鼓吹”的两个义项似乎附加了不同的感情色彩。那么“鼓吹”具体有哪些感情色彩，不同的感情色彩之间又有怎样的关系?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中对“鼓吹”的解释使用的是同义法，即用同义词语“宣传”“提倡”“吹嘘”来解释“鼓吹”，所以要分析“鼓吹”词义的感情色彩，首先要弄清楚“宣传”“提倡”和“吹嘘”的感情色彩。
“鼓吹”的第一个义项是“宣传提倡”，“宣传”的意思是“对群众说明讲解，使群众相信并跟着行动：～队︱～交通法规︱～自己的观点。”没有明显的褒义或贬义倾向，应该确定为中性词。“提倡”的意思是“指出事物的优点鼓励大家使用或实行：～说普通话︱～勤俭节约。”既然鼓励大家使用或实行的是事物的优点，那么“提倡”应确定为褒义词。“吹嘘”是指“夸大地或无中生有地说自己或别人的优点；夸张地宣扬：自我～︱这点儿事不值得那么～。”和“宣扬”相比“吹嘘”多了[+夸大][+无中生有] 的语义特征。由此可见，“鼓吹”的两个义项都有宣扬的意思，但第一个义项有中性或褒义的感情色彩，而第二个义项有贬义的感情色彩。
既然“鼓吹”的感情色彩是非贬义和贬义共存，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二者必然是此消彼长的状态。那么在现代汉语四个阶段的发展历史中“鼓吹”的感情色彩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支配其变化的机制又是什么?本文采用刁晏斌（2007）对现代汉语史的四个阶段划分，通过搜集、分析大量语料（来自人民数据和CCL语料库），研究“鼓吹”词义的感情色彩在现代汉语发展四个阶段中历时地演变，并从认知角度分析影响其感情色彩演变的因素。
二、“鼓吹”词义的感情色彩演变
（一） 第一阶段（1919～1949）
第一阶段可供使用的语料比较少，共搜集到15条语料，其中感情色彩为贬义的语料5条，占语料总数的33.33%，如表1所示。
表示贬义的感情色彩时，“鼓吹”后面的宾语多使用嘲讽性反语的修辞，看似是褒义的词语，实为对非正义主张的批判、揭露。例如：
（1）中国多数人既不懂什么是道德，事实上又不肯去实行，但是他们嘴里架子永不肯去掉，整天的[鼓吹]维持风纪。（俞平伯《我的道德谈》）
（2）[鼓吹]“中日和平“的报纸每天发表新参加的同志名单，而这些“和奸“往往同时在另外的报纸上声明“不问政治”。（钱钟书《围城》）
（3）《大公报》上的《战国》，比原来的《战国策》还更大派，更锋芒，从[鼓吹]“力的政治”到“力的科学”，“科学的力，飞机大炮，侵略战争”。（秦似《两年小志》）
感情色彩为中性的语料7条，占语料总数的46.67%。褒义色彩的语料有3条，占语料总数的20%。
（4）本社发起“科学”（Science）月刊，以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为宗旨。（胡适《追想胡明复》）
（5）政委说：“迅速集合要紧，放他一条狗命吧!”这条狗命才有机会写《脱出记》，给我们灵活的战术作了一次大大的[鼓吹]。（吴伯萧《神头岭》）
（6）我这样说话，并非卖瓜者不说瓜苦，一味替家乡上产[鼓吹]，意在使自家人多卖些铜钱过日子，实在是因为年头不好，连家乡的桃树也遭末运。（李广田《桃园杂记》）
此时，“鼓吹”的贬义色彩不突出，更多的表现为中性色彩，也有少量的褒义用法。“鼓吹”作为中性动词，不受极端感情色彩的限制，使用范围比较广泛，使用相对自由。
（二）第二阶段（1949～1966）
第二阶段共搜集到2449条语料，其中感情色彩为贬义的语料2304条，占语料总数的94.08%。感情色彩为中性的语料54条，占语料总数的2.20%。褒义色彩的语料有91条，占语料总数的3.72%，如表2所示。
表2：
这一阶段，“鼓吹”的贬义用法骤然上升，鼓吹的主语是欧美帝国主义：威尔逊、约翰逊、戴高乐；苏联修正主义：赫鲁晓夫集团等和新中国、第三世界敌对的势力。
宾语含有[-正义][-正确][+夸大][+虚假]等语义特征，比如“重男轻女”“无条件和平谈判”“写中间人物”这些短语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三） 第三阶段（1966～1976）
第三阶段搜集到7265条语料，其中感情色彩为贬义的语料7249条，占语料总数的99.78%。感情色彩为中性的语料7条，占语料总数的0.10%。褒义色彩的语料有9条，占语料总数的0.12%，详见表3。
这一时期，在数量庞大的语料中，表达中性和褒义色彩的用例寥寥无几，贬义成为“鼓吹”词义的强势感情色彩。
（四）第四阶段（1978～至今）
第四阶段共搜集到了1259条语料，其中感情色彩为贬义的语料1061条，占语料总数的84.27%。感情色彩为中性的语料159条，占语料总数的12.63%。褒义色彩的语料有39条，占语料总数的3.10%，详见表4。
“鼓吹”的感情色彩仍以贬义为主，但和前两个阶段相比，表达贬义色彩的用例明显减少，中性色彩和褒义色彩重新出现。值得注意的是，在198条表达非贬义色彩的语料中，新产生的用例有65条，复现第一阶段的用例133条。
例如：
（7）蔡元培、章太炎、邹容、章士创、柳亚子等都在该报发表文章，抨击封建君主专制，[鼓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吴冷西《毛主席给我讲“五不怕”》）（8）1906年，秋瑾到上海，主办《中国女报》，宣传妇女解放，[鼓吹]民主革命。（《中国儿童百科全书》）（9）五四时期，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和主将之一——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撰文[鼓吹]“德先生”和“赛先生”，认为“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从而竖立起了民主和科学的大旗。（1994年报刊精选）上面例句中的鼓吹革命、鼓吹民主等用法都是第一阶段经常出现的。新产生用法的有：
（10）发现和开掘生活中的真善美，[鼓吹]之，讴歌之，是作家艺术家的历史重任和社会良知之所在。（1995年人民日报）
（11）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复兴，无可置疑地要归功于法国人顾拜旦，归功于他的远见卓识，归功于他的热情[鼓吹]，归功于他的实干精神和组织才能。（1995年人民日报）
（12）我现在很想[鼓吹]一个主张，就是东亚的经济学家应该走向世界，主导西方主流经济。（1994年报刊精选）这一阶段表达中性和褒义的用例可以分成“新造”和“复现”两类，对第一阶段用法的重新启用比新造用法多的多。
（五）“鼓吹”贬义度的变化
在现代汉语发展的不同阶段，“鼓吹”用来表达贬义色彩的语料比重不尽相同，这些表达贬义色彩的百分比可以称为“鼓吹”的贬义度。“鼓吹”贬义度在现代汉语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具体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
从上面的折线趋势可以看出，“鼓吹”在第二阶段迅速贬义化，第三阶段达到贬义化的高峰，这一变化趋势符合刁晏斌（2007）提出的，现代汉语词义的感情色彩从建国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表现出“贬义化”。第四阶段“鼓吹”的贬义度仍比较高，但较之于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其贬义度有所下降，根据刁晏斌现代汉语词义感情色彩的两次大规模变迁的结论，可以预测今后“鼓吹”的贬义度仍将继续下降。
三、“鼓吹”词义感情色彩演变的原因
杨振兰提出“色彩意义对词汇意义的依存可以区分出两种不同的情形，其一是渗透于词汇意义而存在， 其二是依附于词汇意义而存在。渗透型色彩意义可能有自主变化的情形，如‘鼓吹’‘瓦解’的形象色彩是渗透在词汇意义之中的内蕴色彩，它们所发生的‘淡化’演变却是色彩意义的自主变化。”
“鼓吹”是在词汇意义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色彩意义独自发生变化，没有涉及词语内部变化对感情色彩的影响，我们只能从认知的角度考察导致“鼓吹”的感情色彩变化的原因。
“鼓吹”的贬义色彩和非贬义色彩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此消彼长的状态，非贬义色彩作为显性感情色彩时，贬义色彩就隐退为潜性感情色彩；贬义色彩成为显性感情色彩时，非贬义色彩就暂时成为潜性感情色彩。那么究竟有哪些因素制约着“鼓吹”词义内部不同感情色彩的潜显转换?
（一）民族文化心理
儒家提倡的中庸之道是汉民族为人处世的最高标准，“中庸”即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一方面“鼓吹”是由并列短语“鼓×吹×”在使用过程中，逐渐定型形成复合词的。在古代作为名词的“鼓吹”是封建礼制的重要部分，代表的是极高荣誉，表达的显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意思。另一方面，“鼓”和“吹”作为动词，动作幅度都很大，表达宣扬的意思时，人们在心理上就会产生夸大、和现实不符的感觉。不符合汉民族含蓄低调的文化心理，因此在使用中常和含有[-正义][-正确][+夸大][+虚假]等语义特征的宾语搭配。
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鼓吹”的贬义度大于非贬义度是符合汉民族内敛的文化心理。但由于五四时期中国受到西方新思想的冲击，传统思想的地位下降，加之白话文推行不久，语言规范不严格，所以第一阶段中“鼓吹”可贬义、可褒义、可中性，三种感情色彩的强度大致相当。第四阶段“鼓吹”贬义度居高是前两个阶段特征的延续，但和第一阶段引进西方新思想相似，改革开放之后，汉民族的文化心理也受到了西方的同化，低调含蓄的心理逐渐。
（二）语言环境
1919～1949年是现代汉语初步形成的时期，语法词汇还没有形成严格的规范，现代汉语的应用属于前规范化阶段，语言环境相对宽松。“鼓吹”的用法没有倾向于贬义的限制，既可以表达贬义的感情色彩，也可以表达褒义和中性的感情色彩。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百废待兴，历史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道德亟待扫除，国民党残余部队、特务威胁着新生的人民政权；国外帝国主义孤立、企图扼杀新中国。此时的中国内忧外患，新闻媒体的大量报道都是批判传统糟粕思想、揭露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而报纸和广播是当时规范语言传播最时效，最具影响力的媒介。批判性的语言环境导致第三阶段大量词语呈现出贬义化的趋势，“鼓吹”的贬义度陡然升高。
受极左思想的影响，第三阶段语言环境的批判性和否定性较第二阶段有增无减，“鼓吹”的贬义度达到顶峰，使用范围基本限定在表达贬义色彩的用法上。
1978年之后，随着国家经济政策的改革开放，文化和语言应用也日趋开放、自由。尤其是21世纪网络普及以来，不要说语言限制，甚至连语言规范都受到挑战，语言环境达到空前自由。“鼓吹”的中性和褒义用法开始复现，但仅限于对第一阶段用法的转述，没有突破性的新造用例，可见从第二阶段开始长达30年的批判性语言环境对“鼓吹”高贬义度定型影响非常深刻。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发现，随着民族文化心理和语言环境的改变，“鼓吹”的贬义度也经历了起伏变化。语言作为一个复杂的符号系统，除了在内部各要素的相互制约下发展变化，语言和社会环境、心理文化、时代特征也有密切的关系，一方面语言的发展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语言的变化也反映了外部环境和心理认知的变迁。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Z].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2]刁晏斌.现代汉语史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刁晏斌.现代汉语词义感情色彩的两次大规模变迁[J].文化学刊，2007，（6）：47～56.
[4]杨振兰.词的色彩意义历史演变特点试析[J].山东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43～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