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沈从文 40 年代的创作转入理性的思辨，在面对非理性的战争带来的对生命的残害、政治对人生命的压迫，现代文明对传统生命的侵蚀的种种后，从而开始对生命进行思考，思考生命的意义。通过对这个时期他的小说、散文、文论及一些信件、报刊中的剖析，解读出他对于生命的思考。借以生命的理性来改变战争的非理性，以文学的重建来摆脱政治的束缚，期盼作家能以文学来重振民族的自尊心，最终以不停的追求“爱与美”达到对生命思考的深化。
关键词 ： 40 年代 创作 生命。
Abstract
Shencongwen rational speculative transferred from the creation of the text of the1940s,in the face of mutilation of irrational war to life、Political oppression of human life andOf modern civilization on the erosion of traditional life and on,which began onlife thinking,thinking about the meaning of life.Through this period of his novels, essays, Wen discussed anumber of letters, the analysis of the articles in the newspapers,interpretation of life thinking.Inorder to life reason to change the non-rational, to get rid of the shackles of politicalreconstruction of literature, look forward to a writer of literature to revive the nation's self-esteem, and ultimately to stop the pursuit of love and beauty to think of life deepen.
Keywords : 40years；creation；life。
一、 引言。
沈从文作为上个世纪的文学大家，留给后世很多值得回味的作品。而纵观那些研究型的文章，可以不难看出大部分的研究都集中在沈从文 30 年代的文章中。从 30 年代的顶峰期开始，他成了蜚声中外的作家。1937 年 7 月 7 日开始,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沈从文先生与朱光潜、杨政声等人经过武汉辗转来到云南避难。西南联大的创立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沈从文的一个转折点。一群文人志士聚在一起，为文学谋求出路，也为国家群策群力。他一边延续着他原来的创作，一面又尝试着新的创作。“我好象为什么事情很悲哀，我想起‘生命’。”
1他此时沉浸于对于生命深度的思考中，他想借以生命的理性来改变战争的非理性，以文学的重建来重振民族的自尊心，最终以“爱与美”为信仰净化生命。我们可以从他的那些小说、散文、文论以及一些信件、杂文中都有他对着生命的解读，清晰的看到他对于生命的探索。
二、40 年代创作的大背景。
（一）被战争残害的生命。
40 年代开始，战争已打了三年，进入白热化的阶段，政府虽然还是国民政府，但却早就腐朽不堪，而红军的势力正在逐步扩大、增强。沈从文先生的小说也从这时蒙上了浓重的战争灰色调。虽然我们不能把人物的悲剧完全归结为战争，但是却也是因为战争这个人物才更从生命的深处感受到战争的残酷。对于战争我想大多数文人都没有他那么感受颇深。沈从文先生因为曾经当过几年兵，所以他说他“对于农人和士兵，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这点感情在我的一切作品中，随处都可以看出。”2因而，对于战争，他必有不同于旁人的深刻看法，他在军队中看到了许多的腐朽，所以他离开了军队而随着五四的浪潮来到了北平。战争后逃到云南的日子也不轻松，每天都是头顶上有轰炸机，人民活的人心惶惶的，却也不得不继续生活着有袭击就躲避，没袭击，一切照旧。从小时血淋淋的杀戮到现在每天打不完的战争，这些留在他的心中，他开始厌恶这些。《王嫂》被认为是他 40 年代表现战争较出彩的一部小说作品。这部作品涉及了战争所带来的残酷性，却流露出人物摆脱不了命定的悲剧的宿命论。在生命遭受摧残后，女儿死了，一开始她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痛心疾首,儿子最后也去投了军。王嫂对于当兵的态度，这个“乡下人”对于战争带来的一切始终是忍受，不抗争。我们却发现作者在结尾处笔锋一转，让王嫂去偷偷的烧纸钱，默默流泪，顿时满篇被压抑住的悲剧感迎面而来。我们从人物的内心看到了她充斥着只能对命运认同的感知，却也无能为力。作者对其的同情不言而喻，对于战争带来的人性的毁灭，道德的堕落，从笔锋晕荡开来。
而他对于国共内战是极力不满的，在经历过辛苦的八年对外战争后，国民还没好好地休整，国内双方却又起了争端。针对这种他认为的“集团屠杀方式”，他言辞激烈地谴责这种情况，认为“这个国家的破产的光景已经差不多了”1。双方的这种行为只会给人民带来灾难，遍地都是流血，自相残杀的场景如此触目惊心。他希望借助五四的精神来涤清一下人的思想，用爱与合作来代替仇恨。在《记蔡威廉女士》中他说到“中国各地方正有百万人在为国家打仗，我家乡朋友亲戚，已死丧了上千人，不少下级军官，伤痕未愈，就即刻用荣誉师名分接了四营新兵，又出发向前打仗去了。”2战争夺取了许多人的性命，他的亲人朋友在战争中离他而去，军官伤痕未愈就被调入战场，种种这些都是对战争残害生命的控诉。民族的伤痕也没有痊愈，即又被战争弄得伤痕累累。民族振兴就这么被抛掷在了身后，所以他把战争否定了。
（二）被政治压迫的生命。
在经过战火的洗礼后，此时的国民政治已经腐朽不堪。在文坛上代表不同阶级不同势力的阵营水火不容。可他却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原则。他在 40 年代与一起来到西南联大的杨振声等人被称为“战国策”派，并且主张反对文学“与商业资本融合为一”和“政治融合为一”。他怀着真挚的热诚一门心思地钻研在文学中，作着不断地尝试，在国民政府统治的混乱中，坚决地守护着文学艺术的阵地，想以自己的努力坚持着文学这份纯净之地，却不想来自政治的压力迫使他必须站队，要么作为人民服务的作家，要么就是反动作家。可是他却不愿让文学政治化，文学可以自己独立的存在，不与政治沾边，只讲求一种纯粹。因此他遭到了来自社会四面八方的压力，特别是左翼作家的激烈批评。一篇题为《1948 年小说鸟瞰》中指责了“沈从文所代表的现代主义的幻美倾向”。在这些批评中对他批评最猛烈的是郭沫若。在 1948 年的《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文艺的新方向》中，郭即把一些作家集中起来批评，把沈从文看作了是桃红色的作家，斥责他是反动的作家，并鼓吹人民的势力“有权利来斥责一切的御用文艺为反动。”在当时的激进文人看来，郭的这番说辞必定是光明的旗帜，所以才在 1949 开始掀起了“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浪潮，他甚至自杀未遂。我们发现在经过这次波折之后，他鲜少出现文学作品，最多的就是重编的作品集。可见来自于政治的迫害对他有很深的影响。
政治的迫害不仅体现在他的身上，他的好友丁玲与胡也频在 30 年代也曾遭到国民政府的拘禁，甚至胡也频丢失了性命。政治对于生命的压迫在这个时期只是变得更加严峻。
不仅有来自国民政府的还有来自革命政府的。从 30 年代的身边人的迫害到 40 年代自身受到的压迫，都让他感到深深地悲痛与怅然。并且国家的掌权者手握着政治作为自己的武器，开启了战争，从此走上了双方互相械斗之路。
沈从文这个时期不仅明白地用文字批评了这种现象，也用了隐藏的手法批评了政治压迫和愚昧，特别是那些涉及国民党极右派的新生活运动的事。诸如在《乡城》中下乡宣传的事，来的要员每次都是走过场，带走一些乡村土特产即是宣传，以及《长河》中不停地出现的“新生活要来了”的消息所带来的恐慌，这些事件都很能流露出他深深地谴责。什么是“新生活”，还不是老旧的格式，换汤不换药的腐朽的官僚主义。正如他在《乡城》最后所提出的，能不能真正了解“乡下人”要的是什么，真正为“乡下人”做点事。这种对于政治无声地控诉，必是他在体味了过多“乡下人”对于新鲜政治带来的退后作用后的一点点进步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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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现代文明侵蚀的传统生命
三、生命的理性色彩
(二)批判战争的非理性
四、生命的功利性色彩
(一)与政治远离的生命
(二)被文学重建的生命
五、生命的非功利性色彩
(一)追求美.
(二)追求爱
六、 结语
我们可以发现沈从文在 40 年代以“生命”作为固定的主题，由于他对“生命”深入的思辨的思考，对于战争与政治的不赞同，对于美与爱的不断追求，更为他的文学史又添加了光辉的一笔。
参考文献
[1]沈从文:《沈从文文集》， 花城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联合编辑出版发行，1983 年5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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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刘洪涛，杨瑞仁编: 《沈从文研究资料(下)》，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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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邓齐平: 《沈从文40年代创作的浪漫与寂寞》，求索2009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