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这一兴趣， 我以“fish genetic breeding”为关键词从Google学术搜索中去寻找大数据的提示。 3 篇高引用率的论着源于国际两位大师级的鱼类遗传育种家。 一位是被 1991 年在武汉召开的第 4 次国际水产遗传学研讨会授予的第一位荣誉会员、已故的前苏联鱼类遗传育种学家KirpichnikovV S, 他的《鱼类选择育种的遗传基础》[46]曾是我们这一代水产遗传育种人的经典； 第二位是 2014 年被世界水产学会授予终 生 荣 誉 会员 的 挪 威 鱼类 遗 传 育 种学 家 TrygveGjedrem教授， 他在世界上被尊称为“水产养殖产业之父”, 至今还在发表评述性文章[47,48]. 查阅他个人的Google学术网页， 他的论着都与鱼类遗传育种相关， 被引用 4550次， H指数为 37, 即有 37篇论着被引用超过 37 次以上， 是一位专业性很强的鱼类育种学家。 他在 2012 年发表的关于“选择育种对于满足将来动物蛋白需求的重要性”的评述中， 基于每年 5.4%的遗传获得率， 绘出了遗传改良对象不同改良率下的水产养殖产量的变化情况。 如果养殖的全为遗传改良品种， 2020 年的水产养殖产量将可在 2007 年的5000 万吨的基础上加倍， 达 1 亿吨。 因此， 遗传育种有很深远的科学意义。
关于鱼类和水产动物的性别控制育种最近已有评述[24], 关于鱼类和贝类抗病育种可否实现， TrygveGjedrem[49]刚刚发表了他的正面观点。 事实上， 自 20世纪以来， 水产养殖已发现的严重疾病超过 40 种，中国水产养殖鱼类因病年损失率超过 10%, 年损失超 150 亿元， 加上新的疾病不断出现， 因而鱼类及水产动物病害已成为水产养殖发展的制约因素。 抗病育种可行吗？
带着这个疑问， 我用“anti-disease breeding ordisease resistance breeding in fish”为关键词去寻找大数据的提示。 Google学术搜索告诉我们， 从 20 世纪90 年代初开始， 虽有不少关于鱼类抗病育种的文章发表， 但其成功率不高， 真正有成效的研究事例很少。 日本东京海洋大学Nobuaki Okamoto教授团队的关于牙鲆抗淋巴囊肿病分子标记辅助育种研究， 可谓是一个成功范例， 他们培育出的抗淋巴囊肿病牙鲆已在日本市场上达到 35%的占有率[50,51].
4 前沿与热点之四： 鱼类和水产动物免疫学与病害防控策略
为什么抗病育种成功率低呢？ 关键是我们对鱼和水产动物的免疫机理还不清楚， 鱼类和水产动物免疫基因和抗病基因还不知道， 更不知道病原及其与宿主相互作用的机理以及抗病基因的抗病能力和应用潜力， 为此， 鱼类和水产动物免疫学与病害防控策略研究在近 10 年达到一个空前的繁荣。
Google 学术搜索的大数据告诉我们 , 在鱼类“antiviral IFN response and innate immunity”词条下，21 世纪前 10 年发表的引用率超过几百的评述基本上皆出自欧美学者[52~54], 而 2011 年以后引用率较高的评述多半出自中国学者[55,56]. 近 5 年来， 由于中国学者在水产动物病毒病原和免疫研究中的突破， 已有不少水产学者受邀参与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病毒分类报告和水产动物病毒相关专着的撰写[57,58], 还有学者入选鱼类传染病的免疫研究简史[59]. 通过这些研究， 已鉴定和解析了大量水产动物病毒的基因组及其遗传特征， 并开始对病毒与宿主的相互作用有了系统和深入的认识； 由此创建了筛选鱼类先天性免疫和抗病毒相关基因的细胞模型系统， 率先鉴定出一系列鱼类干扰素系统基因， 取得重大突破[27,55].仅本实验室在J Virol和J Immunol两大病毒和免疫学杂志上就发表了近 10 篇论文[60~67], 已引起国际同行高度关注和广泛引用。 由此可见， 中国鱼类及水产动物免疫学及其病害防控研究进展促进了发育和比较免疫学的发展， 推动了鱼类和水生动物免疫学世界发展高潮的到来。
5 前沿与热点之五： 可持续水产养殖与人类未来食物
2013 年 4 月，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消息称， 未来40 年也就是在 2050 年， 世界人口将超过 90 亿， 食品需求按现有的商业模式将要增加 60%; 随着潜在的严重环境影响， 如果没有适当解决土地、水和食物的竞争将有可能导致更大的饥荒。 这是继 Lester R.Brown发表《Who will feed China?》20 年后又一警世之语， 不同的是， 上一次是一位经济学家和思想家对一个国家的臆断， 而这次是一个权威组织向整个世界发出的呼吁。
进入 21 世纪后， Lester R. Brown创办了地球政策研究所， 其口号是提供一个计划拯救文明。 在推出的Plan B系列着作中， 就将水产养殖作为未来一个可持续提供动物蛋白的生产方式之一[68]. 在地球政策研究所于 2013 年为Plan B提供的一篇更新报告中说，“2011 年人类食物生产发生了一个里程碑式的演变，即世界家养鱼类的产量第一次超过了牛肉产量……，这是顺应自然极限的一次历史性转变”; “因为 1 磅牛肉需要消耗 7 磅谷物， 而同样重的鱼肉只要不到两磅饲料”; “中国占了世界家养鱼类的 62%以上， 长期养殖可食用包括浮游植物、浮游动物、水草和碎屑等不同天然食物的鲤科鱼类”; “现时的这些鲤科鱼类仍是中国水产养殖的主体， 占了这个国家近一半产量”[69].进入 21 世纪后， 可持续渔业成为世界共同关注的时代主题， 水产养殖对世界水产品供应的作用已在发达国家学者中达成共识，一批见解性的评述在全球产生了重大影响[70~72]. 近 5 年来， 水产养殖还成为全球食品安全和经济增长的时代主题， 一些评述陆续出现在重要的公众普遍关注的期刊上。 一批包括联合国粮农组织官员在内的国际权威专家最近在Food Security上发表评述认为， 将鱼放在菜单上可养活 2050 年 90 亿人[73]. 一些欧洲学者还以《All Fishfor China》为题， 认为“中国正在转向水产养殖工业化的新时代”[74].
木秀于林， 风必摧之； 居安思危， 思则有备。 今年年初Science上发表的一篇政策性文章[75]打破了世界近 10 年来对中国水产养殖一直保持赞美的习惯性声音， 触动了我们对养殖模式和养殖环境的思考。 然而， 全球捕捞和养殖水产的现状告诉我们， 养殖是增加水产品的唯一出路， 因为捕捞在近 20 年来已达到饱和， 其产量已呈下降趋势。 用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José Graziano da Silva在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现状（2014）前言中的话来说， “全球鱼类生产继续超过世界人口增长， 水产养殖仍然是增长最快的食品生产方式之一。 如果认真负责地发展和实施， 水产养殖能为全球食品安全和经济增长产生持续的利益”[76]. 显然， 优良的养殖模式是可持续水产养殖的发展方向，是满足人类增长需求的未来食物来源。
6 总结
近 10 年来， 鱼类遗传、发育和免疫研究已取得了重大进展， 极大地推动了水产动物遗传育种和病害防控的技术进步。 综合这些进展和进步， 可总结 5点如下： （1） 模型鱼类已成为生命科学重大发现的主角； （2） 鱼类生物学现象的机理解析和生物技术的创新发展已在全基因组分析的基础上跃上了新台阶；（3） 鱼类及水产生物遗传育种已进入基于全基因组选择和分子模块设计育种新时代； （4） 鱼类及水产动物免疫学与病害防控策略研究助推了脊椎动物发育和比较免疫学发展高潮的到来； （5） 可持续水产养殖已被认为是人类未来食物的重要来源。 借势给力， 建议近期应予以重视和支持两大研究方向： 一是重要水产养殖品种主要经济性状的基因组解析与设计育种，二是鱼类重大疫病发生的分子基础及其防控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