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田地处浙江东南部，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在这块后来被叫做“青田”的土地上就有人居住。青田于唐睿宗景云二年( 公元 711 年) 建县，在建县之前，这里归属永嘉郡，上溯各个历史阶段，三国时期隶属临海郡，西汉时期属会稽郡，秦朝时期隶属闽中郡，春秋时期属古越( 瓯越) 地。
也就是说，青田人的祖先属于“古越人”。根据《史记》记载，早在 2 000 多年前，“古越人”就有“饭稻羹鱼”的自给生活。
一、“青田稻田养鱼 1 200 年历史”质疑
2005 年 6 月，“青田稻鱼共生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首批 GIAHS 保护项目试点。于是，有人提出“青田县的稻田养鱼有 1 200 多年历史。”其依据是青田建县于唐睿宗景云二年( 公元 711年) ，至公元 2005 年有 1 200 多年。
在青田本土现存的官方史料中，最早直接记载稻田养鱼的是明洪武二十四年( 公元 1392 年) ，浙江省《青田县志·土产类》中记载: “田鱼有红黑驳数色，于稻田及圩池养之 ”; 其后，清·光绪版《青田县志·物产篇》中记载: “田鱼，有红、黑、驳数色，土人在稻田及圩池中养之”，而且已明确把田鱼与鲤鱼作为不同品种分别记载。如果按地方志“定史”，明洪武二十四年《青田县志》“田鱼有红黑驳数色，于稻田及圩池养云”说明至迟 600 多年前浙江青田已经开始稻田养鱼。
早在元朝，青田人刘基就写过许多描述田鱼的诗。另外，刘基还在《古镜词》一诗里提到“青田鱼灯”。而众所周知，“青田鱼灯”是根据青田田鱼的生活习性为原型而创作的青田民间文艺，距今已近 700 年。
早在“青田稻鱼共生系统”列入 GIAHS 之初，浙江大学游修龄教授曾经提出异议: “报载青田稻田养鱼已有 1 200 多年历史，可能时间偏迟，应该不少于两千年历史。”
“建县”是一种行政行为，必须有一定的人口规模，在建县前，肯定就有人居住，有人聚居就可能有稻田养鱼，所以，“青田稻田养鱼 1 200 多年历史”这一说法是不科学的。
二、青田的地理环境与农耕文化历史
青田县地处浙江省东南部的山区，瓯江中下游。东邻永嘉、瓯海，南毗瑞安、文成，西连景宁、莲都，北接缙云。县境东西长 62 公里，南北 59 公里，地形平面呈圆形。瓯江自西北向东南贯穿全境，辖区面积 2 477 平方公里。青田山地多，平原少，故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境内地形属中低山丘陵区，地形复杂，切割强烈，千嶂万壑，层峦叠翠。青田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既有显着的立体山地气候特征，亦有较明显的海洋性季风气候特征。总的气候特点为温度适宜、四季分明，冬暖春早、雨热同步，垂直梯度气候变化大、气候类型丰富多样，年平均降水量为 1 697. 7 毫米，年均降水日数166. 3 天，为浙江省雨量较多的地区之一。
青田古代先民为了扩大耕地面积，修建了梯田和冲田。
据考古发现在新石器时期就有青田石璜，据此可以推定，青田早在新石器时期( 距今 4 900 ～5 800年) ，不但有人聚居，而且先人利用叶腊石雕刻佩饰青田石璜。“民以食为天”，要生存必然离不开农耕，而且农耕文化肯定比石雕文化更早。
在春秋时期，青田县境属瓯越地。秦始皇统一六国，征服瓯越、闽越后，在浙闽山地置闽中郡。
汉朝时，青田地属会稽郡。三国时，属临海郡。东晋太宁元年( 公元 323 年) ，分临海郡地置永嘉郡，青田地始属永嘉郡。隋开皇九年( 公元 589 年) ，改永嘉郡为处州，分松阳县东乡地置栝苍县( 丽水) ，青田县境为处州的一部分，唐睿宗景云二年，青田建县。
历史以来，青田人的粮食以大米、番薯为主，小麦、玉米为辅。而番薯原产于中美洲，后传至吕宋( 今菲律宾) 。番薯传入中国的时间是明朝万历二十二年( 1594 年) ，而小麦和玉米都是从中国北方逐渐“南迁”的。据河姆渡遗址考古发现，稻谷、谷壳、稻叶、茎杆等堆积层和伴随稻谷一起出土的还有大量农具、主要是骨耜; 大量鱼骨、有些骨镞( 当兼用于射鱼) ，其他渔猎工具还有木矛、骨鱼镖等，柄叶连体木桨，说明 7 000 前，浙江原始人类已进行水稻生产和渔捞活动。故青田在新石器时期，其先民所种植的主要农作物是水稻。
当然，仅有水稻还不足以推定有“稻田养鱼”。我们先寻找我国最早的有“稻田养鱼”的史料记载，再探究其演变历史。
三、我国稻田养鱼历史
据浙江余姚河姆渡发掘考证，早在六七千年以前这里就已种植水稻和渔捞活动。
《中国古代动物学史》里指出: “我国是世界上池塘养鱼最早的国家，殷商出土的甲骨文‘贞其鱼，在圃渔’、‘在圃渔，十一月’。这里的‘在圃渔’，即指在园圃之内养鱼，它证明我国殷商时代已开始池塘养鱼了，至周朝，池塘养鱼业更为流行昌盛。”
春秋晚期( 公元前 460 年左右) ，越国范蠡在《养鱼经》一书里详细地介绍了人工养鲤的方法，它是世界上第一部养鱼的专着。由于《养鱼经》的完整版已经失传，现今只靠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的摘录，得知它的部分内容。而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得出如下推论: 范蠡是越国着名政治家，而他居然潜心研究《养鱼经》，可见当时浙江一带的人工养鱼已是十分盛行。推测有可能利用稻田养鱼。
早在新石器时期时代，在青田这块土地上已有人口居住。青田离范蠡的故乡诸暨相距不到200 公里，其人工养鱼习俗很快传到青田是自然而然的事。另外，从青田的地理环境属于山区，境内没有湖泊池塘，要人工养鱼，唯一的地方只能在稻田。
春秋时期，江浙一带属吴、越国，吴越两国语言、风俗相同( 这个民族被史学家称之为“古越族”) 。在秦朝及西汉，“越人”是被汉人不信任并歧视的。为防止越人反抗，两朝的统治阶级曾多次强迫古越人北迁，与汉人融合。然后再让汉人南下，监视剩下的“越族”。这一来，剩下的“越族”便苦不堪言了。为生存大家纷纷外迁，在这些外逃的“越族”中，大体可分为三支: 一支东渡去了日本( 史学家称之为“外越”) ; 另一支迁移至如今广西、贵州一带( 史学家称之为“百越”，逐渐形成如今的侗族、苗族。) ; 还有一支迁移至江、浙一带的边远山区( 史学家称之为“山越”，至三国时期，“山越”逐渐融入汉族) 。古越族以前或住沿海地区或住多湖泊的平原地区，过惯了“饭稻羹鱼”的生活，而当他们被迫逃进山区成为“山越人”后，他们原先“饭稻羹鱼”生活中的河海鱼食，完全断了来源，原有的生活方式不能继续了。虽然在山区可以种植水稻，但鱼食只限于山溪水涧里的少量鱼类，实在无法满足需要。因而想到将它们放养于稻田里繁殖，经过反复的试养和驯化，终于从鲤鱼中选择出一种适宜于稻田饲养的“田鱼”。
对于山越族的生活方式，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这样描述: “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瑾之患，……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从司马迁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当时“楚越之地”，虽然生产技术处“火耕而水耨”的落后状态，却因“地埶饶食”，从而“无饥瑾之患”，“无冻饿之人”。人们吃着米饭，并以鱼为佐菜。那么，这“饭稻羹鱼”从哪里来呢? 当时的社会状态是“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山区闭塞，“无千金之家”，市场经济难以形成，唯一的办法只有自己种水稻，自己养鱼。而青田属山区地形，少有池塘，更没有湖泊。最佳的办法是在稻田里套养田鱼。
据《魏武四时食制》记载: “郫县子鱼，黄鳞赤尾，出稻田，可以为酱。”
毋庸置疑，这里的“黄鳞赤尾，出稻田”当然是指稻田里养的鱼。《魏武四时食制》是曹丕时代魏国人所写的书，所记载的是曹操执政时代的中国美食大全，里面所说的“郫县”在四川成都。而此时田鱼已在蜀国的郫县的稻田里种养出名，并且又被载入魏国的食文化典籍。这说明早在三国时期，稻田养鱼在整个中国已是名声大震。而稻田养鱼的最早发祥地的( 古越) 浙江，在信息十分闭塞的 1 700 年前就能够推而广之，在整个中国都名声大震的事物，其形成过程必然要经历漫长的历史时间，其历史更应该再向前推几百年甚至上千年。
从“青田璜”的发现，至各个历史时期青田的隶属建制可以推定: 历史上，这块后来被叫做“青田”的土地上，一直有人类在休生养息; 再从司马迁写《史记》( 公元前 108 年—公元前 86 年) 开始，上溯秦朝( 公元前 221 年—公元前 206 年) 、西汉( 公元前 202 年—公元 9 年) 时期“山越族”外迁至江浙山区。纵观这段历史，可以推定进入司马迁视野的，有关“古越族”和“山越族”的“饭稻羹鱼”历史至少应该从秦汉时期算起，距今至少应该有 2 300 年历史。在这里加上“至少”两字，有两大理由: 其一是这块后来被称之“青田”的土地古属瓯越地，本身就属“古越族”，就有“饭稻羹鱼”习俗; 其二是司马迁生活的地点在长安，离浙江有万里之遥，在信息封闭的古代，从史实的形成到进入史学家的视野是需要较长的时间。再说，司马迁仅是对已经形成的“饭稻羮鱼”记载，并没有“秦汉以前无稻田养鱼”之说。所以说，青田的稻田养鱼历史还是应从范蠡编着《养鱼经》时期，距今2 400年的“古越”时期算起。
四、青田民间习俗与信仰
春秋时期，“古越族”因不堪汉族的歧视而外迁，除了东渡去了日本的“外越”，一支迁至形成如今的广西、贵州一带，形成侗族、苗族，另一支迁移至江、浙一带的边远山区，最后融入汉族。
由于地处沿海，又是以捕鱼、养鱼为主要生计的吴越人，其生活和水休戚相关。在科学知识十分落后的时代，他们无法解释有关水的自然现象。他们认为水给人们带来的便利是上天的恩赐，水给人们带来的祸害是上天对人类的惩罚。他们无法驾驭水给人类带来的利弊祸福，一切只能依靠“神灵”的庇佑，从而他们对水有一种天然的崇敬意识，久而久之，形成吴越人独特的水神信仰。
水神信仰是吴越民间信仰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吴越民间的主体性信仰。
汉朝刘向( 约公元前 77 年—前公元 6 年) ，在《说苑》卷十二《奉使》里是这样描写越人: “是以剪鬟文身，烂然成章，以象龙子者，将以避水神也。”所谓水神，就是一种鱼类的图腾信仰。
古越族的图腾是鱼，而汉民族的图腾是龙。尽管古越族早已演变为侗族、苗族或融入汉族，而在古越族后裔聚居的地方，依然保留着鱼图腾的信仰。在流行近 700 年而且名闻天下的“青田鱼灯”里，其 4 条“头鱼”的形象是龙头鱼身; 更早的是，在青田方山乡的松树下村，有一座名叫“悟性寺”的寺庙，据庙里碑文记载，该庙始建唐朝大中年间( 公元 847—859) ，虽然历代几经翻俢和重建，而庙顶上却至今还保留着龙头鱼身的雉尾。而贵州侗族鼓楼里陈列的龙，龙身是鱼身，龙头是鱼头，不像汉族龙头的大眼睛、长状两支大角、下巴有龙须的形象，还保留着古越族信仰鲛( 龙) 的形象。两者的相同处是都把鱼看作是至高无上的龙，而基本形象都是鱼; 两者的相异处是方山松树下悟性寺的龙的形象是鱼的身子，龙的头; 而贵州侗族鼓楼里陈列的龙身子和头都是鱼的形象( 只是名字叫“龙”而已) 。那是因为聚居在青田的古越族后裔早在三国时期开始逐渐融入汉族，而贵州的古越族后裔另行演变为侗族，对鱼文化的情结依然很深，认为龙就是鱼。
在贵州的侗族和苗族的水神信仰中，至今还保留着这些习俗: 岁首要敬祭水神。这天，妇女到河里或水井汲水，必须先在河边或井旁点香烧纸，然后才能取水回家。榕江县车寨的妇女，还合办酒菜到井边祭祀，围在井边，歌颂并祭拜水井，祝愿井水终年长满，四季清甜。
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保护核心区———龙现村，至今依然保留崇拜水神的民间信仰。龙现村村口，地形为两山对峙，左右山各建一庙，庙内供奉的是温州地区普遍信奉的“平水王”周凯为主的众神像; 村落中部建有名为“太阴宫”一庵，在庵顶脊背，有两条龙的雕像，庵内所奉的是东南沿海地区民众普遍信仰的“临水夫人”陈靖姑( 当地人称“陈十四娘娘”) 。该三处庙( 庵) ，至今香火甚旺。
在村内地势高处，还建有“泗州大圣”庙。在村后山，原先还建有一座“龙母仙娘庙”，原是当地始祖所建，“龙母仙娘”是当地人传说中掌管雨水的女神，虽然如今庙已不复存在，而村里流传的有关“龙母仙娘”与水的民间传说却很多，也很美丽。这些庙( 庵) 和传说充分体现了龙现人对水的崇拜。
因此，我们可以从刘向的《说苑》有关古越人水神信仰文化的记载，到青田方山乡松树下村“悟性寺”的雉尾的龙头鱼身雕像，再到贵州侗族、苗族的水神信仰习俗和龙现人的水神信仰宗教，印证贵州侗族、苗族和方山乡树下村、方山乡龙现村都是源自古越族，佐证两地“稻鱼文化”都是源于“古越族文化”，至今已有 2 400 多年历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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