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陶瓷作为物质文化生活的形式出现历史悠久，内容丰富，从陶瓷发展的历史在来看，它就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进程相一致，那是因为它的发明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物质化学性质的开端，也就是说：陶瓷的诞生就是人类真正改造自然的开始。
釉下彩绘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唐朝中期，于国内享有盛誉的“五大名窑”,位于长沙的铜官窑就首创了釉下彩绘的新工艺，开创了釉下彩的先河， 当时的色彩主要是褐、赭、绿较为单纯的颜料。醴陵“釉下五彩”作为一种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陶瓷，也同样离不开它的自然发展规律和必然发展轨迹，它之所以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离不开几代陶瓷人极其艰苦卓绝、奋斗不止的努力。
1915年，以获“巴拿马金奖”引以自豪的醴陵釉下五彩花瓶拉开了醴陵陶瓷发展的序幕，它不但在中国的陶瓷艺术界也在全世界产生了强烈的振动，从此，“天下名瓷出醴陵”“巴拿马”花瓶的造型作为醴陵城市标志耸立在宽广的世纪广场之中，它成为了这个古老瓷城的象征。
笔者有幸多次观摩原“巴拿马”花瓶，它的造型极为美观，线条优美、简洁流畅，瓶身上下比例适当，瓶口宽敞，下部浑圆，俨然一朵夏日盛开的喇叭花，美观大方。花面构图随型而下，形成了花面与器型自然完美的结合，整个花面采用油墨勾线汾水而成，采用的是水平法。虽然花瓶材质和颜料的光洁度无法与现在的釉下五彩相比，但在当时已是难能可贵了，因为现在的釉下五彩毕竟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在那个时期内成就了一批诸如吴寿棋、张晓耕、彭筱琴等一代“釉下五彩”陶瓷艺术大师，为醴陵陶瓷业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由于历史的原因，醴陵“釉下五彩”经历了极为坎坷的路程，几近失传。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釉下五彩”一代宗师吴寿棋的传奇出山，使得釉下五彩技法枯木逢春，并得到了迅速发展。在这个时期内它造就了一批如邓文科、邓景渊、林家湖、熊声贵、陈扬龙、邹国华、李小年、易春宣、易炳萱、李人中等一大批优秀的陶瓷艺术家。
汾水工艺是“釉下五彩”主要的装饰操作方法，就原“巴拿马”花瓶为例，它的汾水只是平水法，较现在简单，画面效果只有向背之辨，没有阴阳之分，且材质和颜色也不如现在鲜艳光泽滋润。
据本人所见到最早的作品真正使用蘸水法汾水的已分出浓淡渐变艺术效果的，当是一件上世纪五十年代吴寿棋大师的一件作品（1958年所绘制的约50公分的瓷盘），这种汾水工艺新的操作方法是吸取了中国画的技法，在带有颜料的笔头上蘸上适量的淡水然后汾在坯体上，如此汾出的水就能在色度上产生浓度渐变的艺术效果，这种工艺方法的出现使“釉下五彩”更进了一步，它使所表现的对象更能体现出立体感，质感和阴阳向背变化感，这种方法已经得到了普遍的应用。现在复制的“巴拿马”花瓶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较原始的“巴拿马”瓶艺术效果更佳。该瓶已作为中国国家奥委会赠送国际奥委会前任主席萨马兰奇及其他国际奥委会委员的礼品瓷，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近年来流行的“淡彩”更是充分体现了釉下彩无与伦比的特点，它不但使得画面淡雅清新，更能体现出瓷质洁白如玉的质感，将釉下五彩的艺术推到了新的高峰，很多作品堪称极品。
“釉下五彩”汾水法同时也能应用到山水表现中去，我曾拜读过已故工艺美术大师李小年先生的作品，那是几件33公分的山水挂盘，其山水表现手法不但精湛，且所用汾水上色的方法堪称一绝，其效果、水墨交融，自然流淌，无衔接痕迹，真可称谓到了出神入化，登峰造极的地步。已故陶瓷工艺美术家，着名的山水画家邓景渊老师也常用汾染结合的方法，特别是冰雪山水的艺术效果更是使人身入其境，寒意袭人，乾坤清气，踏雪无痕之感觉。
近年，我也常用汾染结合的手法，效果确实不一般。然而，陶瓷上的山水画由于很多方面受到器型条件的限制，也就是说它不是在一个平面上作画，它没有较为清晰的轮廓线，有的地方不能完全用堵水墨线框死，容易显得呆板，不自然，特别是面积较大的淡色处，所以很多时候须采用汾水和浑染相结合的手法完成。
醴陵“釉下五彩”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汾水工艺方法的不断改进在“釉下五彩”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而且它仍会有新的发展和更广泛的应用。作为一个从事陶瓷艺术创作实践多年的陶瓷艺术工作者也将会在这些方面进行新的探索，更好的在这片艺术田园耕耘，去收获更为丰硕的果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