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髹饰录》中奢华漆艺及其阐释性价值

　　一、引论

　　明代隆庆年间，安徽新安平沙人黄成精通髹漆，着有我国古代唯一一部奢华的髹饰知识文本--《髹饰录》.全书分乾、坤两集，共18章，正文220条。

　　《乾集》主要阐释制造方法、原料、工具及漆工禁忌等内容，《坤集》侧重阐释漆器分类及品种形态等。《髹饰录》是我国一部漆工艺专业知识文本，为古代漆器的定名、分类与技法以及漆工操守、规范提供了可靠的知识范式。它的问世打破了我国古代漆艺知识潜藏于叙事知识的历史，开启了我国古代漆艺知识独立叙事的新纪元。

　　任何知识的诞生，必有其生成、发展与传播的社会土壤与空气，并非无缘无故降临于世间。当知识遭遇“我们”的时刻，抑或说，当我们对知识本性反思的时刻，就会引起一系列耐人寻味的知识社会学问题。所谓“知识社会学”是一门晚近的知识认识论学科，“就理论而言，它研究知识与存在的关系;就史学社会学而言，它要研究人类理智发展过程中追踪那种关系所取的各种方式”.简言之，前者研究知识存在论，后者研究知识社会性论。所谓“知识存在论”就是研究知识与存在之间的哲学问题，或知识存在是什么或知识如何存在;所谓“社会性论”是指研究知识在社会中的基本特性，或知识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在整个社会中所表现出的有利于集体和社会发展的特性。对《髹饰录》的知识社会学研究或许只是在明代肌体上轻轻划开的“一道裂口”,但足以通过这道裂口窥探其血型、肌肉、心率以及肌体的各种生命迹象与机体活力。因为，一种新出现的知识形态必然是特定社会的商品经济、审美群体、文化情境以及时代精神的写照。晚明漆艺着作《髹饰录》作为一部奢华髹饰学知识文本的横空问世，它的背后隐喻一部全域式的经济与制度、技术与文化、消费与审美以及意识形态与工艺哲学方面的知识社会学。

　　二、《髹饰录》：明代社会的“转述者”

　　在知识社会学视野中，漆艺作为工艺文化知识，特别能昭示特定社会里消费群体的审美意识、生活话语场域、哲学意识形态以及民族文化心理。反之，特定社会的历史动因与生活境遇又能培育出特定的消费群体、消费对象与消费文化，或直接影响一种新知识形态及其文本的产生和发展。作为漆工艺新知识形态的《髹饰录》，近乎是一部明代社会文化的“转述者”.

　　首先，《髹饰录》是明代复古思想与装饰主义风格兴起的产物。《明史·儒林传》（卷282）载，“明初诸儒，皆朱熹门人之支流”.以朱学复旧制、正纲纪的明初，程朱理学的国家统治地位逐渐形成，但随着明太祖“诏复唐制”思想的逐渐深入以及国力强盛，明代文人的宗汉崇唐、复古臻雅之思想开始活跃。在器物制造上，汉唐“错彩镂金”的繁缛奢侈装饰之风在社会上风行。

　　2011年陕西高陵县泾河工业园附近发现一座明代万历年间秦藩王府知印张栋家族墓，其中张麟趾（张栋的长子）墓棺盖髹绘有荷花、莲蓬、荷叶、水草之“荷塘图”,棺一侧还彩髹牡丹花。这件描金彩绘漆棺足见明代朝廷崇奢靡、尚装饰的审美风尚。《遵生八笺》之“怡养动用事具”条解“二宜床”曰:“以布漆画梅，或葱粉洒金亦可。”

　　在明代，有很多文献记载或援引明代精于装饰的漆器制造，它们记录了朝廷“靡然向奢”的消费风尚及繁缛的工艺装饰盛况。

　　其次，晚明城市新经济的兴起与繁荣，市民阶层的知识消费呼唤《髹饰录》出场。进入宋代以后，唐以来“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的城市格局不复存在，城市中可以开店设铺，商人与手工业者成为城市中最活跃的“分子”.明代城市格局被商业化新经济形式打破之后，市民阶层的审美思想日益膨胀，无论是新的市民阶层，还是统治阶级与贵族，他们都希望得到致美髹漆的知识消费。奢华的漆器不仅能满足新兴的城市市民阶层的审美消费，也能满足统治阶层奢靡的物质消费与文化消费的需求。《髹饰录》用文本的形式呈现出这种新知识的呼唤，或者说市民阶层对新知识的需求被《髹饰录》率先证实。

　　再次，《髹饰录》是明代宫廷美学思想以及南方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明代南方商品经济十分活跃，新兴地主阶层或贵族阶层扩大，他们的文化消费观念与审美观念亦随之发生变化，对奢华的漆器需求激增。为了满足朝廷贵族漆器消费，明代专设御用官办漆器生产机构，由宫廷内官监下设“油漆作”,另由内府供用库专设储生漆的丁字库。永乐十九年（1421），朱棣迁都北京后，设果园厂为御用漆作，效力果园厂的漆工多为名匠，如当时髹漆大师张成之子张德刚就效力官办果园厂。两淮盐政亦设漆作，承制宫廷各种器皿、家具等。

　　民间漆工坊也异军突起，北京名匠杨埙“师夷（日本）之长技”,时称“杨倭漆”.《智囊》载:“时有艺人杨暄亦作埙者，善倭漆画器。”官僚严嵩家蓄养漆艺名匠周翥专制漆器，以供家用。《广陵区志》载，扬州用漆器命名的街巷有“漆货巷”、“罗甸（螺钿）巷”、“大描金巷”等.扬州漆匠周翥以制“百宝嵌”成名，清人谢坤《春草堂集》曰:“（扬州）又有周翥，以漆制屏柜，几案、纯用八（百）宝镶嵌、人物、花鸟颇有精致。”《履园丛话》载“:周制之法，惟扬州有之。”周制漆器亦远超“倭漆”.明代江南物质文化高度发达，为髹漆生产与消费奠定基础。《五杂俎》云：“富室之称雄者，江南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在地方商品经济与朝廷奢侈美学消费共同作用下，《髹饰学》奢华知识因此走向公众。

　　最后，《髹饰录》鲜活的工艺知识谱系也是新市民阶层反抗理学、重实证的产物。《髹饰录》知识叙事模式采用自然宇宙的运行模式书写，凭借日月星辰、春夏秋冬、山河湖海等自然伦序比附漆艺知识。譬如以“日辉”比附“金”、以“月照”比拟“银”,以“电掣”比拟“锉刀”,以“露清”比附“桐油”,等等。《髹饰录》知识叙事暗示:漆艺之美是宇宙之美的化身。《髹饰录》既继承了朱程理学“格物”而后“致知”的宇宙理论，也超越了朱程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滞瘤，呈现出一种天人各一的新型哲学观。譬如在《髹饰录》之《揩法第二》中论述漆艺的“二戒”、“三病”与“四失”,显示出市民阶层对晚明抽象理学知识形态的一种抗争，这些思想可谓晚明社会的一个“新潮”.在明代以来的大兴“文字狱”社会里《，髹饰录》知识叙事的“天理”性与身体漆器的“人欲”性之间的“矛盾”是明显的，然《髹饰录》并非因此而讳言，却直指“淫巧荡心”“、文彩不适”等漆器髹饰之诟病。

　　三、《髹饰录》：世界性话语场域

　　从知识传播视角分析，《髹饰录》中的“戒”、“适”、“巧”、“病”等诸多审美范式成为明代以及后世文学与艺术中最为频繁的援引。《髹饰录》“楷法第二”部分提出了“二戒”、“三法”、“三病”与“四失”等漆工技术规范与操守，其核心范式有法、中、巧、传、贯、适等。这些范式既是中国古代艺术中的经典话语，也是明代及其后世的艺术话语。拿“三病”之“巧”来说，它是中国古代手工艺中重要的审美范式。《考工记》曰“: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方可为良。”《三病》中用“独巧不传”与“巧趣不惯”对古代工匠的观念与创造提出批评。“巧”在明代及后世文艺中常常被援引，《园冶》之《兴造论》曰:“园林巧於因借，精在体宜，……斯所谓‘巧而得体’者也。”这里“巧於因借”“、巧而得体”之“巧”,旨在强调造园设计要尊重天地，做到“天人合一”,实现空间结构与人生境界的“合宜”.除了以上“天巧”之外，《二戒》还重视“人巧”,反对“行滥夺目”之“淫巧”.《天工开物》之《结花木》篇对此援引曰:“凡工匠结花本者，心计最精巧。……天孙机杼，人巧备矣。”

　　《髹饰录》知识叙事“范式”成为明代及后世消费文学援引的对象。同时，黄成的唯物主义“道器观”并非孤立，他的髹漆思想在思想家王夫之那里也能得到呼应，王夫之在《周易外传》中认为：“治器者则谓之道，道得则谓之德，器成则谓之行，器用之广则谓之变通，器效之着则谓之事业。”

　　可以看出，王夫之的“治器”、“治道”与“人德”是一体的，并肯定“器用”与“器效”.如果说王夫之的“道寓于器以起用”的道器观是理论上的阐释，那么黄成《髹饰录》等道器观则是行动上的践行。

　　从跨文化视角看，《髹饰录》繁缛的漆艺装饰所表现出来的“中国风”对“洛可可风格”产生世界性影响。据《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之“Chinoiserie”词条，所谓“中国风格”,即“指17-18世纪流行于室内、家具、陶瓷、纺织品、园林设计领域的一种西方风格，是欧洲对中国风格的想象性诠释。……中国风格大多与巴洛克风格或洛可可风格融合在一起，其特征是大面积的贴金与髹漆”.在17-18世纪，通过海上贸易或传教士等途径，“中国的漆器也与瓷器同时涌入了欧洲，在路易十四时代，漆器仍被视作一种奢侈品”.英国人赫德逊十分形象地指出:“中国艺术在欧洲的影响成为一股潮流，骤然涌来，又骤然退去，洪流所至足以使洛可可风格这艘狂幻的巨船直入欧洲情趣内港。”

　　从繁缛、奢华、精巧的洛可可艺术中，见出中国17世纪明代的漆器装饰风格，正如美国托马斯·芒罗所说，“洛可可艺术”乃是“中国风格的法国艺术品”.路易十五的情人蓬巴杜夫人对中国的漆器家具与日用品情有独钟，当时罗伯特·马丁为她设计的家具多援引中国漆艺装饰的风格。德国人利奇温也说过:“开始由于中国的陶瓷、丝织品、漆器及其他许多贵重物的输入，引起了欧洲广大群众的注意、好奇心与赞赏。”

　　由于法国宫廷对漆艺美学的追求，17世纪法国漆业一直处于欧洲首位，中国漆艺文化很快在欧洲传播，德国、英国、美国等欧美国家的“中国风”亦狂飙突进。一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欧美的“装饰艺术运动”兴起之时，中国的漆艺装饰思想还在深刻影响西方，如让·杜南（JeanDunand）采用埃及等古典艺术以及中国的漆艺装饰绘画，邮轮诺曼底号的装饰就大量使用漆器屏风。16世纪以来的欧洲装饰史暗示：中国美学思想的输出凭借的并非是《髹饰录》这样的知识文本，而是依赖被中国输出的漆器，深刻影响西方的审美思想与艺术风格。

　　四、余论

　　在知识社会学视野中，《髹饰录》作为新知识形态的出现透露明代社会的审美群体、文化情境与时代精神，特别能昭示明代及其世界性的商业话语场域、哲学意识形态以及审美文化心理等。

　　反之，晚明社会情景又培育了它的消费群体、消费对象与消费文化，亦或直接促成了《髹饰录》知识文本的问世。《髹饰录》知识社会学思想的阐释性价值不仅在于它本身，还在于发现它跨文化的知识语用学功能。《髹饰录》引领我们向知识的社会学迈进，作为晚明一部漆工艺知识文本，它被发现的或未被阐释的奢华知识已然成为明代社会的“转述者”,它所传递的知识语用学无须更多的合法证据，亦能表现出一种被信任和被理解的世界性知识存在与价值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