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国内证券市场资产价格问题备受关注。沪深股市从2005年千点起步的3万亿总市值，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登上6000点高峰，两市总市值已达28. 5万多亿元，平均市盈率达到近70倍。相比之下，日本股市从启动到泡沫顶端前后经历了约四年的时间，台湾股市则是三年，两市场在泡沫顶部的市盈率均为60~70倍的水平。许小年先生认为，中国目前的股市风险比日本1989年的泡沫时期还要严重[1],其若破裂，将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较大危害。
这一过程将使大量财富蒸发，形成财富的重新分配，影响消费和投资等一系列经济活动，损害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和内部控制体系，给商业银行带来巨大的经营风险。对于初步完成公司治理结构转型的国有商业银行而言，如何在控制经营风险的基础上实现业务的可持续发展？本文通过对资产价格泡沫背景下传统银行业脆弱性与业务转型的研究，力图为国有商业银行的业务转型提供建议。
一、资产价格泡沫及其根源
“泡沫”在经济学中是指一种资产的名义价值与其内在价值（或基础价值）的偏离。从广义上讲，泡沫是可正可负的，但通常实物资产不会出现负泡沫。同实体经济相比，金融资产投资回报率的上涨空间要大得多，因此泡沫更容易在金融体系发生。
当一种或多种金融资产的名义价值或者市场价值普遍地、极大地偏离其内在价值时，金融泡沫化现象就发生了，具体表现为金融资产价格的不正常波动或剧烈波动，以及由此引起的风险累积和金融危机。
经济学文献主要从三个方面解释金融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第一，过度投机。Keynes（1926）将经济繁荣时推动资产价格上升的现象描绘成“乐队车效应”,当经济的繁荣推动股价上升时，幼稚的投资人开始涌向价格的“乐队车”,从而使股票价格上升得更快，以至于达到无法用基础经济因素来解释的水平。由于脱离了基础经济因素，市场预期最终发生逆转，导致股市泡沫破裂[2].Kindleberger（1978）认为，市场集体行为的非理性导致的过度投机对资产价格有巨大的影响，过度投机足以引起股市的过度波动[3].第二，宏观经济的不稳定。与股市相比，宏观经济的波动较为温和，但宏观经济的任何变动，甚至只是出现了某种变动的迹象，也会对股市产生影响。这是因为股票价格代表未来，任何可能对单个股票或这个股市的未来走势产生影响的事态，都会引起当前股市的波动。第三，交易和市场结构的某些技术性特征如高买低卖等也可能加剧股市的波动性，即便是精明的投资家也不能规避其风险。
二、资产价格泡沫与传统商业银行脆弱性
（一）传统商业银行及其脆弱性
传统商业银行以存贷款业务为主，利息收入是其主要收入来源，作为“融资中介”,传统商业银行的出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信息不对称的现象。
Stiglitz&Weiss（1981）指出，作为金融中介的银行融资起着独特的、重要的信息作用，这是因为银行消除了借款人和贷款人之间直接进行交易时产生的信息不对称，能够识别潜在客户并对客户进行监控，此外银行提供的债务合同避免了“免费搭车”的现象[4].Diomond（1983）认为，由于银行比其他形式更有可能最小化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成本，所以银行是资源分配中最有效的中介之一[5].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中介机构在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上受到两个前提条件的限制：一是存款人对银行的信心，只有存款人不同时提款，才能使金融机构将零散存款人的流动负债转化为对借款人的非流动性债权；二是银行对借款人筛选和监督是高效率的，并且无成本或是低成本的。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客观存在，这两个条件的成立不是绝对的。这样就产生了金融机构的内在脆弱性（the financial in-stability hypothesis）。Minskin（1996）指出，正是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以及存款者的“囚徒困境”可能引起的存款市场上的银行挤兑，使得银行等金融机构具有内在的脆弱性[6].Minskin（1999）还直接将银行危机与道德风险相联系，认为银行危机会由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不对称信息问题而严重恶化，在缺乏适当贷款条件的情况下，最终贷款者的行为造成的道德风险会极大地增加银行体系的不稳定性，而现代金融保险制度引起的“道德风险”可能会加剧金融机构在对借款人筛选和监督上的放松[7].
（二）资产价格泡沫中的商业银行
在资产价格泡沫中，商业银行作为金融活动的枢纽，处于漩涡的中心。在资产泡沫高涨时期，受高利润的诱惑以及竞争的需要，商业银行往往会降低准备金额度，扩大信贷，放松对贷款的限制，借款企业受宽松的信贷环境鼓励，也倾向于投资高回报、高风险以及回收期更长的项目，导致部分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资产类市场。在受本国政府保护的国家，银行对企业的债务约束趋于单向化，对企业的监管缺乏内在激励机制，导致市场风险逐步向银行体系转移，并在银行体系中积累起来[8].同时，在政府的保护措施下，银行往往将贷款发放给那些增值最快的项目，如投资于股市和房地产的项目，甚至产生了“道德风险”,为了追求高额利润，大量借入资金进行高风险的信贷和投资。Minsky（1982）从两个方面解释了商业银行在资产价格泡沫中的内在脆弱性：
一是代际遗忘解释（ generational ignorance argu-ment），由于上一次金融危机已经过去很久，一些利好事件推动着金融业的繁荣，人们认为以目前资产价格的上涨趋势会持续下去，贷款人对当前利益的贪欲战胜了对过去危机的恐惧，银行的道德风险也将代际遗忘的时间大大缩短。二是竞争压力解释（rivalry pressure argument）。这是指贷款人出于竞争的压力会作出许多不审慎的贷款决策。在经济高涨期，由于贷款需求巨大，个别商业银行若不能提供充足的贷款，就会失去客户。银行对整体市场特性和竞争状况的了解逐渐变得模糊，每家银行都向其顾客提供大量贷款，却不顾及最终的累积性影响[9].
随着生产部门和个人的负债比例越来越高，股票和不动产市场也在经历持续的价格上涨。一旦经济中出现了预料之外的不利事件，商业银行就会不愿向企业提供新的贷款，由此产生的连锁效应使金融机构不可避免地遭受到经济危机和破产风潮的冲击。财富缩水减弱了家庭部门偿还消费信贷的能力，增加了银行部门的不良债权；家庭消费需求的萎缩减少了企业经营收益，弱化了企业清偿债务的能力，企业因资产损失会减少投资需求，并影响到其他企业的经营收益和偿债能力，从而大量增加银行的不良贷款，使商业银行成为泡沫经济的直接受害者和重灾区。对于商业银行而言，会产生两个方面的不利影响：一是信贷紧缩效应。由于资产泡沫的破裂引发的不良贷款会侵蚀商业银行的自有资本，导致其脆弱性增大，为保证经营的安全，商业银行急于通过紧缩信贷规模达到相应的资本充足率标准。银行贷款的减少将对企业经营造成较大地影响，引发大量破产，进一步加重经济萎缩，形成资产泡沫、泡沫破灭、经济衰退的恶性循环。二是信心危机效应。如上所述，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由于信心危机产生的银行挤兑是传统银行脆弱性的内生性根源之一。随着资产价格泡沫的破裂，不良资产激增，存款人纷纷提款，而无论这些银行经营是否稳健，从而诱发对整个银行业的挤兑行为，对银行业的稳定造成较大的影响。
以日本为例，其主银行体系的业务模式以传统存贷款业务为主，面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市场发展形成的“脱媒”效应，银行作为主要融资渠道的比较优势降低的情况，日本银行业没有能够及时实施业务转型以适应环境的变化，[10]仍以维持贷款规模的高速增长为目标，贷款余额占GDP的比重从70年代的70%上升到80年代末的11%.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资产泡沫的不断膨胀，日本商业银行争相发放房地产和股票抵押贷款，并参与直接融资市场。从短期看，虽然给日本银行业带来了很高的贷款利息收入和股票价格账面收益，但从长期看，则大大提高了银行业的系统风险。在1989年股市、房市泡沫破灭后，作为抵押资产最大债权人的商业银行急于回收不良贷款，导致信用紧缩，进一步加重了经济萎缩；经济萎缩又扩大了银行的不良债权，金融机构接连破产，授信能力急剧下降，金融秩序混乱，社会资金供给迅速下降，形成了日本经济“迷失的十年”.
三、业务转型：商业银行克服脆弱性与抵御资产价格泡沫冲击的选择
以存贷款业务为主的传统商业银行业务模式将利差收入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属于一种典型的外延粗放型、高资本消耗、高风险积累的发展模式。随着金融市场和非银行金融中介的发展，传统银行在资金融通中的优势逐渐丧失，其融资功能让渡给了金融市场。银行通过表外业务和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创新，开发出一系列金融产品和服务，将传统捆绑在融资功能之上的信息、监控和风险管理等多种金融功能释放出来，并以更加专业化的服务来行使这种功能，成为提供信息、监控和风险管理服务的“服务中介”,通过业务转型和创新获得了新的发展。现代商业银行经营的核心目标由当期利润最大化转变为股东价值最大化，加之国际银行业资本监管的强化，商业银行在业务发展中逐步关注长期价值，在经济利润考核中对当期收益进行风险调整，扣除资本的机会成本。商业银行的业务重心从资产负债表“表内业务”向“表外业务”倾斜，强调非利息收入与利息收入并重的盈利模式，加大了中间业务和混业经营的发展，积极发展个人银行业务，通过业务结构的调整降低经营风险。以资产证券化融资为代表的金融创新，能够同时实现生产和交换的帕累托改进，从而大大提高了融资过程的经济效率。“功能观”的业务结构使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不断扩大，收入来源日益多样化，能较少受到泡沫崩溃的影响，在危机之中依然有效提供经济正常发展所需的金融服务，增强经济实体对抗资产泡沫冲击的能力和信心。
以美国为例， 1985-2005年，美国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从54%猛增到14.6%,债务证券余额占GDP的比率由102%提高到18.2%.金融市场的发展使美国商业银行的传统存贷款业务受到了较大的影响。银行存款在家庭财富中所占的份额由1983年的15. 3%下降到1995年的7. 3%,而贷款在美国非金融企业外部融资中所占的比重从1974年的35%下降到2005年的14%[11].持续性的市场萎缩使许多商业银行经营陷入困境，银行倒闭数量大幅增加，传统业务的税前每股收益率从1960年的10%下降到90年代初期的-10%.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商业银行选择了业务转型。
一方面大力发展零售业务，创新中间业务产品品种，提高非利息收入比重。另一方面，为实现经营范围的延伸、经营模式的转变和降低交易成本进行了大规模的并购活动，产生了以金融控股公司为特征的混业经营模式，如花旗银行为拓展个人金融业务与旅行者集团合并，为拓展投资银行业务对所罗门和施罗德公司进行整合，逐渐形成了全球消费者金融、公司与投行、全球资产管理3大类主营业务。
业务转型降低了美国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合理的资产结构，充足的核心资本，严格的”防火墙“隔离条件下的综合经营体制，使美国商业银行对资产泡沫破灭后的冲击中有较强的抵抗力和消化力。
在2000年的美国网络经济泡沫破灭的冲击下，其银行业不良资产仅占2%左右。因此可以讲，健康的金融机构是抵御资产价格泡沫冲击的首要屏障[12],稳健的银行业避免了泡沫破灭后的恶性传染。
四、国有商业银行加快业务转型的必要性与路径选择
从国有商业银行渐进式改革的历史进程看，2003年以来的股份制改革、引进战略投资者和公开上市，使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逐步向监管标准和国际惯例靠拢。股份制改革对国有商业银行经营最主要的影响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经营风险由国家隐性信誉担保转变为银行资本承担，风险约束成为银行发展的内在条件；二是解决了国有商业银行的委托代理问题，为股东创造价值成为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的核心目标，资本回报约束成为商业银行的硬约束。
股份制改造解决了束缚国有商业银行发展的体制问题，但其”大而不强“的问题仍然较为突出。从资产规模来看，国有商业银行已居世界银行业前列，但其经营绩效远低于国际同业先进水平。国有商业银行的盈利主要依靠存贷款利差收入，净利息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达80%以上，企业贷款占总贷款额的75%以上，与国际先进银行多元化的盈利结构差距明显。截止2007年9月底，国有商业银行平均不良贷款率为7. 83%,远高于国际同业先进水平。银监会已计划于2010~2013年在国内主要商业银行中推行BASEL II风险资本监管标准，面临资产价格膨胀的客观环境，以信贷“规模扩张”和“速度情结”为主要特征的国有商业银行传统经营的模式将占用大量风险资本，形成潜在的经营风险，不利于国有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持续提升。调整业务结构不仅是巩固股改成果和降低国有商业银行经营风险的需要，也是建设健康金融机构、克服自身脆弱性、抵御资产价格泡沫冲击和实现宏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从构建稳健的业务模式和转变增长方式出发，当前应抓住时机，促进国有商业银行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加强风险约束与资本约束，强化内部控制，在“科学分类、提足拨备、做实利润、充足资本、稳健发展”的基础上，构建资本约束下的可持续发展模式[13],加快推动国有商业银行业务的转型工作。业务转型作为近中期国有商业银行转型的重点，是在金融市场发展进入新阶段，根据金融业发展规律做出的战略选择。
（一）业务转型的理念
国有商业银行业务转型的基本理念，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科学发展、协调发展、资本约束、长期价值、服务中介。科学发展就是要彻底摒弃单纯追求规模与数量扩张的外延式增长方式，向多元化价值增值型的内涵式增长方式转变，提高金融服务水平，提升国有商业银行的核心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协调发展包括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内部协调指批发业务与零售业务并重，利息收入与非利息收入的协调，外部协调则指适应区域金融需求，与国内金融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资本约束是指在经济资本约束下实现银行收益回报的最大化；长期价值指商业银行在经营中，实现企业利润和个人价值的长期最大化；服务中介则是指在服务理念上，突出为客户创造价值，“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完成从“融资中介”向“服务中介”的转变。
（二）业务转型的策略建议
国有商业银行业务转型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盈利模式的转变和服务效率的提升，由“规模导向”向“价值导向”转变，降低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由此可以将业务转型分为经营结构转型和客户服务转型两个方面。
1.经营结构转型。单一盈利模式为多元盈利模式，大力发展零售银行业务、中间业务，通过产品创新和代理服务，提高收费收入比重。努力形成零售业务收入与批发业务收入、利差收入与非利差收入相对均衡的盈利格局，从而确保在资本约束的情况下实现盈利的稳定增长。
第一，资产结构转型。高风险资产转向以经济资本为导向配置风险资产。在总资产中逐步降低信贷资产的比重，适当提高投融资的比重；在信贷资产中，应适当降低对公贷款比重，逐步提高个人信贷比重；在行业信贷投向上，应不断提高朝阳行业的信贷资产比重，逐步降低传统行业的信贷资产比重；在信贷资产管理中，严格监控资金用途，建立内部信用评级体系和风险预警系统，实现收益对风险的全额覆盖，从根本上提高风险定价能力。
第二，负债结构转型。被动负债向主动负债转变。降低传统吸收存款的被动型负债方式，政府和监管部门应允许商业银行发行一定量的金融债券，提高银行主动负债的比重，以增强商业银行对负债的整体调控能力。
第三，中间业务转型。国内商业银行应适应市场需求，创新和丰富中间业务产品。在基金、保险、信托等金融产品代销的基础上，向高收益的非金融产品代理业务延伸；重点发展现金管理、财务顾问、个人理财、基金托管、资产证券化、企业年金托管和信用卡业务等融智型、高层次的中间业务，并根据国内地域经济特点，科学、合理地规划布局；逐步由单一的传统银行业务向证券业务、保险业务、基金业务、投资银行业务、资产管理业务等领域扩展，大力发展短期融资券、海外IPO等新兴业务，逐步构建起综合化的业务经营模式。
2.客户服务转型。客户服务转型主要包括客户结构转型、业务流程再造和服务渠道建设等方面，通过转型降低服务成本，实现从被动服务向主动服务的转变，从满足客户既有需求向挖掘客户潜在需求转变，提升服务效率。
第一，客户结构调整。重点是顺应市场环境变化，调整批发业务与零售（个人）业务之间的关系，在客户分层的基础上，对批发业务和零售业务中不同层级的客户采取差别化服务方式，提供有针对性的产品，进行专业化营销和服务。实现大户战略向优质客户战略的转型。
第二，业务流程再造。国内银行组织结构以总分行部门职责为主导进行设计，资源配置按部门划分，容易出现条块分割的情况，导致经营效率低下。银监会刘明康主席指出，部门银行导致针对客户需求的服务、创新和风险防范等受到人为限制，出了问题部门间互相推卸责任，难以查处。因此，有必要通过流程再造，在以客户为导向的前提下，围绕客户和市场需求设计流程，以业务流程为基础构建银行经营组织结构和各种资源，建设流程银行。当前应加快实现组织结构扁平化改革，强化业务条线管理，构建层级管理和垂直管理相结合的矩阵制组织架构，完善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建立和完善专业化客户服务团队，采用联动营销、交叉营销和综合营销，调动各级机构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整体联动效应，提高专业化和差别化服务能力。
第三，服务渠道建设。优化网点布局，提高网点服务能力，对网点功能进行细分和定位，通过信息技术和网点转型，形成物理网点、客户经理、电子渠道和自助设备多维一体的营销网络。加强渠道之间的互动，通过价格杠杆引导客户，降低服务成本，提高服务效率，实现银行综合销售收入最大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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