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期货市场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市场化机制建设的重要缩影。20世纪90年代初，为解决市场价格问题，期货市场“应运而生”，此后经历了混乱发展和清理整顿，于2000年以后规范发展。目前，已批准上市品种80个，商品期货成交量连续10年位居全球首位。30余年以来，以服务实体经济需求为导向，中国期货市场的品种体系日益健全;监管机制不断创新，交易规则独具特色，服务国民经济的功能持续深化;随着对外开放步伐的逐渐加快，期货市场更好地为战略资源全球配置保驾护航。当前，中国工业化进程已进入中后期，为期货市场建设全球定价中心创造“战略窗口”;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为期货市场深化服务实体经济提供技术保障。然而，“资管新规”对期货市场冲击明显，财富管理功能发挥面临限制;并且，全社会的期货普及程度依然不足，期货发展理念备受挑战。展望未来，国家层面应将期货市场建设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将商品期货纳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中统筹考虑;行业层面应尽快落实期货立法、完善规章制度，优化投资者结构、培育优质投资者。
关键词： 期货市场; 市场化改革; 对外开放; 资源配置; 定价中心; 功能发挥;
Abstract： The futures market is an important epitom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arket-oriented mechanism in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the early 1990 s,the futures market“came into being”to solve the market price problem. Since then,it has experienced the chaotic development and rectification,with a normative and rapid development after 2000. At present,80 listed commodities have been approved,and the trading volume of commodity futures has ranked the first in the world for ten consecutive years. In the past 30-plus years,the variety system oriented to serve the needs of real economy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mproved on China's futures market. The regulatory mechanism is constantly innovating,the transaction rules are unique,and the function to serve the national economy continues to deepen. With the gradually accelerated pace in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the futures market provides an escort for the global allocation of strategic resources. At present,China's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has entered the middle and later stage,creating a“strategic window”for the futures market to build a global pricing center.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provides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futures market to deepen its service to the real economy. The impact of“New Regulation on Asset Management”on the futures market is obvious,and the function of wealth management is limited. More importantly,the popularity in the whole society is still insufficient,the concept of futures development faces more challenges. Looking forward to the future,the nation should elevate the construction of futures market to the level of national strategy,and incorporate the commodity futures into the national construction of the“Belt and Road”Initiative for overall consideration. The industry should implement the futures legislation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consummate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The structure of investors should be optimized to cultivate the high-quality investors.
Keyword： futures market; market-oriented reform;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resource allocation; pricing center; functional;
国外商品期货市场是在自由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自发形成的，其产生和发展是源自实体经济的迫切需求。例如，美国的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是为了规避农产品季节性价格波动风险，而由农场主、面粉加工商及贸易商兴办的;英国的伦敦金属交易所(LME)是为了解决金属远洋贸易中的定价问题，而由贸易商和生产商发起兴办的。与国外经验不同，我国期货市场是在政府的直接推动下建立起来的。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经济体制逐步从“完全的计划经济”过渡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模式，继而发展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模式”，价格问题成为改革初期困扰企业经营发展的核心问题。在此背景下，我国期货市场应运而生，商品市场终于有了定价标准，这也为日后我国相关产业的快速、健康、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我国期货市场的发展是改革开放进程中市场化体制建设的缩影。回顾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成就，深入剖析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加快期货市场全面建设的对策建议，是理解现阶段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重要窗口。
一、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历史回顾
(一)中国期货市场的初创阶段(1988—1991年)
20世纪80年代初期，市场化改革沿着企业改革和价格改革两条主线展开。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催生了中国证券市场，而商品市场价格改革孕育了中国期货市场。随着计划经济“统购包销”时代的结束，企业被推到市场的“风口浪尖”。价格双轨制问题深深困扰了企业的经营发展。此外，随着农村生产力水平的不断释放，农副产品的销售面临着系列难题。在价格闯关过程中，农产品和工业品价格大涨大跌、生产大起大落、买卖难等问题层出不穷，甚至还引发了“官倒腐败”等现象。1988年，中央明确提出要探索期货交易，向外界释放出改革的强烈信号。1988—1991年，中国期货市场进入理论准备和方案设计阶段。应该说，正是基于解决农产品方面的系列难题以及价格双轨制问题、满足市场对于转移与回避风险的迫切需要，才孕育了中国期货市场的产生。
在经历了改革初期的快速发展后，中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初陷入低谷。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9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幅仅为3.8%。经济改革出现波折，由“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倒退成为“有市场的计划经济”。同年的10月12日，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经国务院批准后正式建立，该市场以现货交易为基础，引入期货机制，标志着我国第一个商品期货市场正式成立[1]。商品市场迎来了冲破“计划经济桎梏，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第一道曙光。期货市场以全新的信用体系与交割规则模式，为广大企业解决产品定价与销售难题提供了有效的市场工具。生产商可以依靠期货价格来进行市场定价，并通过交割途径解决销售问题，一系列重大难题“迎刃而解”。正是有了期货市场，企业才得以在后来迅速建立信用体系与销售体系。
(二)中国期货市场的探索发展阶段(1992—2000年)
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掀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篇章。如果把1978年称作“改革元年”，那么1992年可以被称作“市场元年”。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内容，中国经济“如沐春风”。价格双轨制机制正式取消，竞争机制逐步建立，要素市场逐渐形成，市场体系快速发展。伴随着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加快，期货市场进入到探索发展阶段。作为一种“舶来品”，我国兴办期货市场并不具备“先天优势”。监管机构和企业等都面临“补课”任务，商品市场也需要逐渐适应这种全新规则。双边交易、每日无负债结算、保证金制度等在期货市场建立初期都是非常新鲜的概念。在这一阶段，市场交易主体主要是学习和借鉴他国经营，尽快熟悉交易规则。经过短短几年的发展，在充分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初步建立了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核心的颇具本国特色的交易体系，期货市场蓬勃发展。
然而在这一阶段，我国期货市场的发展并不规范，一度出现50多家交易所并存的局面，交易所之间出现非理性竞争，价格信号非常混乱，导致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大打折扣”。针对市场认识、运行机制、管理手段等多方面的问题，1993年11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制止期货市场盲目发展的通知》，标志着第一轮清理整顿的开端。随着一系列措施的制定和落实，期货市场得到有力的清理整治，该项工作取得了预期的效果，期货交易所由清理整顿前的50多家缩减为15家，并进行了会员制改造，期货品种缩减为35个。随后，期货市场又进行了第二轮清理整顿，期货交易所精简合并为3家，分别是大连商品交易所(DCE)、郑州商品交易所(CZCE)和上海期货交易所(SHFE)，期货品种缩减为12个。
在前后两轮清理整顿之后，中国期货市场逐步走入正轨。2000年12月，中国期货行业重要的自律组织———中国期货业协会正式成立，自律机制正式被引入行业监管体系当中[2]。这也为下一阶段中国期货市场的规范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
(三)中国期货市场的规范发展阶段(2001—2010年)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2011年11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一年可以被称作“全球化元年”。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快车道，全面走向国际化。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该阶段得到进一步完善，土地、劳动力、技术、产权、资本等要素市场快速发展。截至2010年，中国已经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在经历20世纪90年代探索发展阶段的两次清理整顿以后，中国期货市场一度面临重大发展困境和挑战。中国期货业协会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期货市场的成交额和成交量双双跌入低谷，市场交易低迷。然而，伴随着入世以后中国实体经济的快速发展，期货市场进入重大“机遇期”，具备了在更高层次上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自2001年起，期货交易量实现恢复性增长。200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国九条”)，明确提出了“稳步发展期货市场”的指导思想，中国期货行业真正进入高速发展时期[3]。2007年，国务院再次发布《期货交易管理条例》，随后于同年出台了《期货监管协调工作规程(试行)》。至此，包括中国证监会、地方派出机构、期货交易所、中国期货业协会和中国期货保证金监控中心(后改为中国期货市场监控中心)在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五位一体”的期货市场监管体系正式形成[4]。中国期货市场走向法制化和规范化，监管体制和法规体系不断完善。
在21世纪的前10年时间里，中国期货市场规范发展，“稳步提升”成为这一阶段的主基调。截至2010年，中国商品期货成交量首次跃居全球第一(如图1)。同年，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推出沪深300股指期货，金融期货正式在规范发展时期“重新登场”，为下一阶段的全面发展奠定了产品基础。
(四)中国期货市场的全面发展阶段(2011年至今)
2011年以来，改革开放进入到全面深化阶段，中国经济时期[5]。经济体制亟待实现战略转型，许多深层次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在这一阶段，中国期货市场的品种不断拓展，业务模式不断创新，功能发挥逐渐深入到经济转型的战略层面。2013年8月，***总书记视察大连商品交易所，提出了“要脚踏实地，大胆探索，努力走出一条成功之路”，这对期货市场参与者形成了巨大的鼓舞[6]。在这一阶段，国债期货正式起步，场内期权实现“零”的突破，战略性大宗商品期货品种迅速发展，原油期货“破茧而出”。可以说，从商品期货到金融期货，从期货到期权，从场内交易到场外交易，从境内市场到境外市场，中国期货市场进入了全面发展阶段。
图1 1993—2019年中国期货市场成交额与成交量
数据来源:中国期货业协会。
截至2020年5月12日，我国3家商品期货交易所和1家金融期货交易所已批准上市品种80个(含1个正在筹建中的碳排放期货)。其中，商品期货59个、金融期货6个、期权15个(见表1)。与此同时，美国期货业协会数据显示，2010—2019年，我国商品期货成交量已经连续10年位居全球期货市场首位。截至2019年，全球场内衍生品总成交量约为344.75亿手，同比增加13.7%，亚太和拉美地区贡献了重要增量份额。在场内衍生品成交量排名中，上期所、大商所、郑商所、中金所依次位列第10、11、12和28名。农产品期货中，我国豆粕、菜籽粕、棕榈油期货位居前3;金属期货中，前4位均为我国品种;能源期货中，我国燃料油、石油沥青、焦炭、中质含硫原油、动力煤、焦煤期货均居前20[7]。我国已经形成全球影响力较大的衍生品市场。
表1 截至2020年5月12日中国期货市场上市品种
资料来源:根据各期货、证券交易所资料整理。
在这一阶段，期货市场的战略地位明显提高。党的十八大以来，历年中央一号文件对期货市场都有重要阐述。党的十九大更是明确指出，建立现代化的经济体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大宗商品期货市场。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期货法》(后文简称为《期货法》)的起草工作也逐步展开，并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规划，立法进程不断加快。在业务模式拓展方面，期货公司除了传统的经纪业务外，资产管理和风险管理等创新业务正全面展开。前者成为期货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这一趋势逐步凸显，后者成为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手段，也是期货行业创新的突破口。2018年以来，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深度进一步拓展至小微企业[6]。
二、中国期货市场的重要发展成就和特色经验
(一)以服务实体经济需求为导向，期货市场的品种体系日益健全
我国期货产品的推出始终围绕着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例如，部分黑色系品种(铁矿石、焦煤、焦炭、螺纹钢、热轧卷板、不锈钢等)、能源化工品种(PTA、PVC、LLDPE、甲醇、尿素、石油沥青等)均属于创新之列。这些品种在上市后不断发展，随着产业链辐射范围的拓展，在服务实体经济中发挥的功能越来越大。
具体而言，农产品期货市场在2000年以后首先得到全面发展，覆盖了粮、棉、油、糖、鲜果等主要现货产业，部分农产品期货品种甚至形成了“系列化”，如油脂类期货品种[8]。在工业品期货市场中，以铜、铝、锌、铅、镍、锡为代表的有色金属期货，历史悠久，能够为行业的发展保驾护航。铜期货尤为明显，已成为我国大宗商品期货中最成熟、企业运营最广泛、发展最好的品种之一，在国际市场具有一定的“信息份额”。黑色系期货品种尽管推出时间相对较晚，但螺纹钢和铁矿石的定价功能和避险功能发挥良好，对于提升我国铁矿石等战略性资源的定价权意义深远[9]。PTA、石油沥青、玻璃、甲醇、PP、LLDPE等部分品种功能发挥良好，服务实体经济功能进一步凸显。相对而言，只有金融期货交易品种较为薄弱，目前中金所只上市了6个品种，与国外成熟的金融衍生品市场相比还十分匮乏，但考虑到整个金融行业的发展现状，尤其是利率市场化、资本可自由兑换、汇率浮动机制建设的相对滞后，期货市场尚不具备服务金融行业的市场化空间。2017年，豆粕期权和白糖期权的推出标志着中国衍生品市场进入期权时代。近年来，期权品种上市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在目前已上市的15个场内期权品种当中，不仅有商品期权，也有金融期权;不仅有期货期权，也有现货期权;还有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ETF期权。
应该说，中国期货市场的品种发展与实体经济是高度匹配的，沿着“服务国民经济实际需求”这条主线，未来期货交易品种体系还将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覆盖面将会更加广阔，期现货市场之间的互动将更加紧密。
(二)监管机制不断创新，交易规则独具特色
在充分吸收国外监管经验的基础上，我国构建起包括信息交换、风险预警、共同风控和联合调查等在内的统一协作监管体系和跨市场联合监管机制。其中，监控中心作为国内特有的体制创新，对全市场保证金实行盘后“T+1”监管，及时报告期货保证金风险状况，更好地保护期货投资者的资金安全，达到近乎“零风险”的目标。
穿透式监管也是独具中国特色的监管模式。这种监管模式是一种功能监管、行为监管。监管部门可以看穿投资者的期货账户，清楚掌握每一个账户的情况。不看报单，不看撤单，更不看成交，因为登录信息涵盖了投资者的所有交易信息，登陆几次就会采集几次信息。穿透式监管要求期货公司对投资者使用的交易终端软件进行认证管理，确保软件具备真实、准确、完整地采集和报送投资者交易终端信息的功能。可以实现由交易柜台加密采集终端信息，经由加密渠道报送至期货市场监控中心，监控中心基于收集到的大数据信息，建立信息分析和交易行为分析系统。这种监管模式有效地防范和化解了系统性金融风险。
为进一步控制风险，我国期货市场的交易规则也在不断创新[10]。例如，期货市场监控中心采取的“一户一码”制度和保证金封闭运行制度极大限度地保证了其对期货保证金的监控。同时，交易所采取的梯度限仓、强行平仓和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等也保障了期货市场的稳定运行。以“一户一码”为例，在“五位一体”监管体系下，能够避免混码交易和某些市场参与者违规交易，提升期货市场监管和风险管理水平。此外，证监会对期货公司实行分类监管与综合测评，进一步深化了期货公司的中介职能定位，全面提升其服务国民经济的能力。
(三)不断坚持市场化导向，期货市场服务国民经济的功能持续深化
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经济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发展奇迹，其关键在于坚持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指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精髓。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转变，这是“实事求是”的做法。在改革曲折探索的进程中，只要沿着市场经济的正确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中国就会出现希望。期货市场作为中国市场经济的“探路石”，紧扣着中国经济发展的脉搏，紧跟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是最能够代表国家市场化改革的决心和方向的。近年来，中国期货市场的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持续深化，期货市场的高速发展与改革开放进程基本保持同步。
具体而言，期货市场具有两大核心功能，即套期保值和价格发现[11]。套期保值，或者说风险管理，是期货市场的初始功能，通过套期保值企业能够实现更为稳定的经营。目前，油脂油料、有色金属、黑色金属、白糖、棉花、PTA等交投活跃品种均发挥了显着的风险管理功能。企业参与期货市场，从被动承受价格风险转变为主动选择与管理风险。运用期货市场锁定原材料采购成本和产品销售价格，企业可以实现预期利润。此外，企业还可以运用虚拟库存和库存性套期保值，规避库存商品价格下跌风险。价格发现，是期货市场的核心功能。期货市场投入的是信息，产出的是价格。目前，在我国上市的期货品种中，黄金、白银与COMEX相应期货品种的相关系数0.99，铁矿石与普氏指数相关系数0.98，铜、铝、铅、锌与LME相关系数分别为0.98、0、94、0.91、0.95，天然胶与东京交易所橡胶相关系数为0.9。这说明，我国期货市场已与国际市场基本接轨。价格发现功能发挥良好的期货品种往往是产业链长、市场流动性好、市场化程度高的品种。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得到市场的广泛认可，为企业根据价格趋势和市场需求组织生产创造了条件，有利于生产的科学性和计划性，越来越多的企业参照期货价格安排生产经营活动。
在两大功能的基础之上，期货市场还进一步衍生出资源配置功能。期货市场能够形成远期时间序列价格，为企业生产经营或投资决策提供价格信号，进一步引导市场参与者将资源投入到更具经济效益的领域，从而优化产品结构、提升行业利润，期货市场促进了产业发展方式转变与结构调整。有色金属期货成就了有色金属产业发展壮大就是一个经典的案例。有色金属期货市场的出现不仅有效解决了转轨时期困扰企业的定价难题，还为企业建立市场、客户群和信用体系及彻底解决三角债难题找到了良好的解决途径[12]。期货价格的广泛运用，大大提高了市场的透明度和流通效率，推进了有色金属行业的市场化进程。而有色金属企业通过了解、熟悉和参与、应用期货市场，练就了一身风险管理的“硬功夫”，建立了一整套以期货市场价格为导向的经营管理机制和以套期保值为核心的风险管理体系，形成了有色金属企业核心竞争力，同时也提升了有色金属产业的全球竞争力。有色金属产业利用证券市场做大，利用期货市场做强。可以说，期货市场是有色产业成长壮大的“催化剂”，而有色金属行业的变革同时也成就了期货市场的快速发展。有色金属产业和有色金属期货市场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极大地缩短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进程，成为我国实体产业和期货市场相融合取得成功的典型案例。
(四)对外开放步伐逐渐加快，期货市场为战略资源全球配置保驾护航
2018年被称为中国期货市场“国际化元年”，原油期货的上市、铁矿石和PTA期货境外交易者的引入等标志着中国期货市场的对外开放进入快车道[13]。2020年，期货市场进一步取消外资投资我国境内期货公司持股比例限制，标志着我国期货市场对外开放迈出坚实步伐。期货市场在金融市场全面对外开放的进程中深化国际化进程。历史经验证明，在期货市场的国际化进程中，哪个国家抢占先机，哪个国家就能取得竞争优势。近年来，我国期货市场通过“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国际化进程进展迅速，成为中国争取大宗商品定价权的重要“突破口”。此外，原油、铁矿石、PTA和20号天然橡胶期货以人民币作为计价、结算货币，不但有助于推动人民币成为大宗商品国际贸易计价货币和国际投融资计价货币，也可以助推人民币成为跨境贸易结算货币。可以说，伴随着中国期货市场的对外开放，期货市场发展更加规范，现货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明显提升。期货市场逐渐发挥了维护国家经济利益的客观要求，较好地肩负起使“中国因素”转为“中国力量”的重要使命。
更为重要的是，期货市场国际化为我国战略资源的全球配置保驾护航。战略资源是指以石油、铁矿石、有色金属矿产品等大宗商品为代表的保障我国经济安全的核心资源。经过数年的积累，中国早已成为多种战略性资源的最大消费国和最大进口国。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企业在利用国际市场配置战略资源的过程中，往往表现出配置成本高、配置效率不足等问题。根源在于中国企业始终没能获得与自身市场地位相匹配的定价力和话语权。在需求庞大和定价缺失的双重条件下，中国在战略性资源领域承受了巨大的贸易损失。但随着我国期货市场国际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许多战略资源出现了本土化的期货品种。本土化期货定价中心是战略资源全球优化配置的关键制度保障。哪个国家掌握了基准期货价格的定价权，就能更加真实地将本地供求信息反映在国际基准价格当中，形成公平合理的本地价格。
近年来，中国的部分大宗商品期货品种在国际的影响力逐年提升。以铜期货为例，20世纪90年代之前，世界有色金属的主要定价中心在伦敦(LME)和纽约(COMEX)。随着我国有色金属期货市场的建立，上海价格(SHFE)在全球有色金属市场上的定价话语权逐步增强。2000以后，国际有色金属市场逐步形成了伦敦、纽约、上海三足鼎立的格局。随着COMEX被CME并购，纽约价格在全球有色金属市场上的影响力日渐式微，上海价格开始与伦敦价格的影响力并驾齐驱，给中国企业“走出去”进行国际谈判增加了重要的“本土化”砝码。
三、当前中国期货市场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一)工业化进程进入中后期，为期货市场建设全球定价中心创造机遇
当前，全球宏观经济持续低迷，“反全球化”趋势明显，大国关系备受“挑战”。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全球经济陷入衰退，金融市场持续震荡，大宗商品价格走势“极端”，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内外部形势不容乐观。随着国际经贸环境的恶化，中国未来可能会遭遇越来越多的“冲突”与“摩擦”。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正处于工业化进程的中后期，城市化水平稳步提升，对大宗商品的需求持续旺盛。截至2019年年底，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达70.8%、铁矿石对外依存度84.58%、大豆对外依存度84.02%。经过数年的积累，中国已经是多种战略资源的最大消费国和最大进口国。这为中国构建全球大宗商品定价中心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西方国家发展经验表明，发达国家大多抓住了工业化进程的“窗口期”，打造了本土化的全球大宗商品定价中心[14]，以美国的CBOT和英国的LME为典型代表。通过掌握大宗商品基准价的话语权，将符合本国经济利益的规则制度在全球范围内推广，使得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随着工业化的实现，尽管制造业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但定价中心却留在了本土。相反，日本在工业化进程中没有抓住难得机遇，错失“窗口期”，其期货市场在全球的影响力较低，与其经济地位不相匹配。因此，中国应当借鉴英美国家的成功经验，吸取日本的教训，抓住工业化进程的难得机遇期，进一步加快期货市场的国际化建设，填补亚太地区大宗商品定价中心的缺失。
(二)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为期货市场深化服务实体经济功能创造机遇
近年来，金融科技快速发展，成为金融领域实践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以科技创新引领全面创新”战略的重要推动力。事实上，中国期货行业的发展一直受益于金融科技的进步。早在20世纪90年代，计算机、通信、卫星等技术的发展就带来了期货交易方式的改变，电脑替代人工完成了期货的登记、交易、结算等等，实现了交易流程的电子化、自动化。2000年以后，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期货行业服务投资者更加便利，各种应用互联网技术的创新型服务层出不穷，为期货行业的跨越式发展奠定了重要技术基础。2016年以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日趋成熟，进一步带来了期货行业的智能型、便捷性和低成本转型。期货公司的客户信息化水平进一步提升，风险管理能力显着增强，经营策略迅速转变，服务实体经济的纵深不断拓展[15]。
但金融科技的发展也为证券期货市场的监管带来了重大挑战。例如，2013年8月16日，光大证券爆发“乌龙指事件”，造成了资本市场的巨大波动，为高频交易、程序化交易的监管带来了挑战。放眼全球，类似的案例并不少见，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再如，作为金融科技的最新产物，比特币直接成为期货市场的交易标的。但2018年1月前后，比特币期货价格大幅波动，引起巨大争议。这种金融科技产品本身就具有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但将其作为期货标的，其服务实体经济的内涵较为模糊。比特币期货的快速发展也要求监管者需具备区块链思维。此外，人工智能和支付体系快速发展，可能会再次颠覆期货市场程序化交易、高频交易、投资顾问的业务模式，也为监管者提出重大挑战。无论金融科技如何变革，都不能改变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初衷，监管者要对金融科技给予引导，并为市场创新提供基础条件，高科技监管人才的培养至关重要。
(三)“资管新规”冲击明显，期货市场财富管理功能发挥面临挑战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的个人资产快速积累，资产价格风险日益加大。长期以来，期货市场被认为通过套期保值和价格发现能够为实体经济服务，但人们还忽视了期货作为财富管理工具能发挥的作用，马科维茨的投资组合理论为期货市场财富管理功能的发挥奠定了理论基础[16]。衍生产品是成体系的金融工具，而期货是衍生品的核心。期货的交易方式更加灵活，能够借助金融工程的方法与其他资产创造出更为灵活的投资组合，从而满足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的需求。然而，2017年，出于治理“影子银行”等金融体系资金空转问题的考虑，“资管新规”正式发布。值得肯定的是，“资管新规”规范了金融行业的发展秩序，尽可能地消除了监管套利空间。然而，“资管新规”也对实体经济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就对期货市场的影响而言，期货资管产品的投资范围明显收窄，资管业务规模迅速萎缩。期货市场的财务管理功能受阻，直接影响其资产配置功能的发挥。
但挑战之中也蕴含了机遇，“资管新规”的出台或促使投资者转向投资主动管理、净值型产品。长期来看，或对期货行业资管业务的推进大有益处。期货公司应当尽早适应上述趋势转型。一方面，增强财富管理能力，创新主动管理型产品，完善交易策略。千万不可“剑走偏锋”，重回粗放式经营发展的老路，净值型业务代表着未来发展的方向。另一方面，期货公司还应当重视风险管理业务，充分发挥公司天然的风险管理优势，为其他金融机构提供风险控制外包服务。这也服务期货公司在细分市场树立品牌的发展理念。
(四)社会普及程度依然不足，期货发展理念备受挑战
期货是专业性的投资工具，并非大众化的投资产品。期货行业是典型的小行业面对大市场。当前，我国上市的60个商品期货合约涉及近30个产业链，波及现货企业近50万个，价格影响可达到30多万亿元。近200万客户5 000多亿期货保证金，以10%的杠杆率计算，相当于对现货产品具有5万多亿元的影响力。截至2019年，期货行业注册的从业人员6.5万多人。其中，149家期货公司从业人员3.1万多人，证券公司从事中间介绍业务人员3.3万多人。上海、浙江、北京、江苏、广东和深圳三省三市的从业人员占60%以上。经管期货公司从业人员中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员占比达到99%，但高端的交易人才、管理人才依然匮乏，成为行业发展的重要瓶颈。更为重要的是，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公众对期货市场存在重大误解和偏见。无论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国债期货风波、东南亚的金融危机，还是21世纪以来我国股票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的暴涨暴跌、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期货和金融衍生产品都背负了不好的“名声”。一旦发生风险事件，期货市场总是被迫“背锅”，进一步加大了舆论的误解。期货这个小行业不得不“自娱自乐”，亟待在其他领域全面推广套期保值和价格发现的理念。
以套期保值为例，尽管我国企业参与期货套期保值的比例逐年提升，但与国外企业相比，参与度依然偏低。2009年，国际掉期与衍生工具协会(ISDA)针对世界500强企业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共有94%的公司使用衍生工具来对冲风险[17]。但相关数据表明，我国跨国企业运用衍生品进行风险对冲的比例仅为23%，远低于发达国家60%左右的水平，更明显低于世界500强企业比例。上市公司方面，参与衍生品交易的比例在2016年仅为4%，在2018年依然不到8%。除了特定的历史原因外，期货市场的制度设计尚存缺陷，相关法律法规有待完善，会计准则的套期保值处理相对教条。一部分企业尚未建立一整套完善的风险管理机制，缺乏期货专业人才。一些国有企业领导对期货市场讳莫如深。上述事实充分说明，期货市场理念的普及任重而道远。
四、中国期货市场未来发展的前瞻方向
经历了30余年的风雨历程，期货市场已经成为中国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期货市场是改革开放的重要产物，其发展反映了市场经济客观发展规律，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期货市场的发展推动了中国经济体制的制度创新，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市场体系的发育和完善。未来，期货市场的发展需要国家层面和行业层面的共同努力，唯有如此才能把握时代机遇，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
(一)国家层面:将期货市场建设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获得重大突破。维护资源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时代下中国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决条件和关键保障。欧美经济发展史已经证明，期货市场是大国崛起的重要战略工具，也是保障国民经济战略安全的重要手段。当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冲突不断升级，尤其是在大宗原料资源领域极为突出。在这种环境中，期货市场作用的全球化特性凸显。这是因为，期货交易是各利益主体都能够接受并遵守一个信用模式，这对于我国实施大国和平崛起方针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期货市场已经日趋成熟，在尊重国际惯例的基础上，也十分注重中国特色。在交易机制方面，无论市场结构、合约设计、规则制定，还是交割体系、市场监管等等，都注重中国投资者的特点与习惯。关键问题在于如何进一步加快国际化建设步伐，在国际市场体系中融入更多的中国因素。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壮大，资源对外依存度的持续攀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海外投资设置了各种严格的障碍和壁垒。从确保国家战略资源安全的角度来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两大难题:一是能不能拿得到资源，二是能否以合理价格拿到资源[12]。在解决上述难题过程中，充分发挥与运用期货市场手段是最佳的途径。无论海外投资还是国际贸易，期货价格早已成为重要的定价依据。运用期货的市场配置手段，能够有效增加国家和企业的战略储备，保障国家的经济安全与战略发展。由此可见，政府一定要将期货市场建设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
(二)国家层面:抓住“一带一路”建设的机遇期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央政府提出的全球化发展新构想，是我国从国际规则的“追随者”向“制定者”转变的重要尝试。2013年以来，该倡议得到了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积极响应，取得了较好的建设成果。金融市场与“一带一路”相结合能够发挥比较优势。金融系统不断优化、融资效率不断提升、金融产品不断创新、金融合作不断加强，对于引导各类资本参与实体经济建设和产业链的创造至关重要[18]。从实践上看，银行业在服务“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证券、基金、保险业尚未发挥出明显的作用。相对而言，期货市场由于“小众”，其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功能更是被严重忽视。
事实上，“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期货市场国际化能够相互促进、相辅相成。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全球大宗商品最主要的资源聚集区，我国80%的大宗贸易往来正是来源于该地区。“一带一路”倡议拓宽了大宗商品的运输路径、加强了沿线国家资源禀赋的联系，为中国工业化转型提供了重要支持，也为中国打造“亚太”地区的全球定价中心创造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通过期货市场国际化建设[19]，加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商品市场的建设与对接，建设区域性全球定价中心，能够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能够充分反映区域内供求关系的基准价格，使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在管理价格风险时真正受益。“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互利共赢”，期货市场建设能够为沿线各国带来切实的经济“红利”，符合各国的“共同利益”[20]。因此，探究商品期货市场服务“一带一路”建设非常必要，这也是新时期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议题，应将商品期货纳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中统筹考虑。
(三)行业层面:尽快落实期货立法、完善规章制度
法律机制建设的明显滞后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现阶段期货市场甚至金融市场的发展。国际长期资本进入中国投资较为看重的是资金安全问题，一旦没有基本的法律制度作为保障，会极大地影响其参与意愿。即便我国证券、基金等领域法律健全，但作为风险对冲的关键工具，期货市场的法律缺失也会影响长期资本投资组合的实现。因此，法律缺失不仅是期货市场的短板，更是整个金融市场的短板。当前，我国正处于金融加速对外开放时期，各个金融子市场都放开了对外资的限制，必将面临更为激烈的国际竞争[21]。而法律制度的缺失使得国内外市场难以在规范的规则机制下开展合作，这已经成为限制期货市场国际化的关键瓶颈。
事实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期货法》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后文简称为《证券法》)一同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议程，迄今《证券法》已修订四次，而《期货法》仍是迟迟难以落地。2018年，全国人大财经委牵头起草的《期货法》草案已经完成，正在走全国人大立法的下一个程序。目前，正处于《期货法》出台窗口期。应当加快《期货法》的出台，以法律为基准，配合现有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为行业规范发展奠定制度基础，为国内外规则的对接创造有利条件。如果不能尽快地使“中国特色”与国际通行体制接轨，那么我国期货市场乃至金融市场自身的发展就会严重受限。
(四)行业层面:优化投资者结构、培育优质投资者
目前，期货市场的投资者结构呈现商品期货市场产业客户匮乏、金融期货市场专业机构客户短缺的状态，产业客户和专业机构客户的缺乏将导致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受阻。与个人投资者相比，产业客户和专业机构客户一般在资金实力、风险承受能力和交易的专业能力等方面更具有优势。因此，产业客户和专业机构客户成为稳定期货市场的重要力量[22]。在制度安排上应尽快引进机构投资者和战略投资者，满足其套期保值的需求。同时，机构投资者的入场将进一步改善股指期货市场的结构和交易行为，专家优势也将得以体现。
此外，个人投资者的参与是实现套期保值和规避风险的条件，个人投资者起到分散市场风险的作用。套期保值并不是消灭风险，而是将其转移，转移出去的风险需要有相应的承担者，期货个人投资者正是期货市场的风险承担者。因此，完善投资者结构、培育优质的投资者是保证期货市场平稳运行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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