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书作为传统曲艺的一大类，在明末以后才开始成熟并逐渐定型，评话艺人柳敬亭在江南说书，鼓曲艺人王鸿兴随柳敬亭学习，雍正十三年掌仪司立案，在北京收徒，开枝散叶，发展至今，形成了以扬州、苏州、杭州为重心的南方评话系统，以及以北京为重心的北方评书系统，其余的比如湖北、天津、四川、东北等地也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本地评书，流派纷呈，名家辈出。
虽然评书作为一种成熟的曲艺门类形成较晚，但实际上它在传统文化中孕育千年，乃至更久，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中“因弟生日观杂戏，有市人小说，呼扁鹊作‘褊鹊’”[1],在这里我们可以明确看到说书的早期形式，而且被冠以“小说”之名，说明评书与我国古典小说之间的深厚渊源，尤其与宋代话本，元代讲史，以及明清的神魔、侠义、公案小说之间有着较近的血缘关系。
一、对于古典小说题材的继承
在宋代，话本小说通常被分作以下几类“一者银字儿，如盐分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拳提刀赶棒及发迹变态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灵怪、烟粉、传奇、公案、朴刀、杆棒、神仙、妖术八大类，共一百零七种之多”.而评书分类基本与话本小说几大类别相互对应，“具体包括袍带书（即长枪书）、公案短打书、神怪书和说鬼话狐书”,从最早的宋元话本到今天的评书艺术，其故事题材虽然不断演变，不断丰富，但是很多基本题材是一脉相承的。
比如三国题材，在两宋时期就有“说三分”一说，从《三国志平话》到罗贯中的《三国志演义》，经过评书艺人的不断加工，成为经典传统书目，很多名家以三国书着称，如北方连阔如、袁阔成以及南方苏州、扬州评话的张国良、康重华等，都是说三国的大家。
再有隋唐故事，很多评书大家擅说隋唐，譬如连阔如的《卅六英雄》、马连登的《响马传》、陈荫荣的《兴唐传》以及当下王玥波的《大隋唐》，虽然名称各异，各有特色，但都是以隋唐故事为题材，从于牧《梦粱录》卷二十《小说讲经史》可以看到对于隋唐题材小说的如下记载“讲史书者谓讲说 《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而后又出现了《隋唐志传通俗演义》以及《隋唐遗文》《说唐全传》《隋唐演义》等等文本。
时至今日，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评书作品，除极少数比如《雍正剑侠图》《三侠剑》乃是评书艺人独出机杼外，大多与宋元以及明清的一些小说文本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水浒传》《彭公案》《施公案》《封神演义》《三侠五义》，以及短篇的《聊斋志异》《三言》《二拍》等等，其题材都直接来源于古典小说文本，甚至于当代评书《林海雪原》也是从曲波的小说原着中就地取材。
二、对于古典小说固定情节的衍变
从题材上我们可以看出，评书可以说大部分取材于我国的古典小说，尤其从宋元话本、明清章回小说汲取了大量养分，但是在情节上又有了极大的发展，“它不是一次完成、一劳永逸的过程。它似乎永远没有绝对的定本。在历史的长河中，在流传过程中，它在不断更新，不断变异。正是由于这种机制的作用，很多学者才把它比喻为生命，比喻为不停地变化、发展、演进的生物体。”不拘泥原着，对于原着乃至史实大胆修改，合理夸张，这种衍变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分别是对原着的增益、删减以及修改。
首先说对原着的增益，古典小说清末以后逐渐发展成型，成为案头文学，但很多情节仍显简略，不适用于口头文学的表达，因此，很多评书艺人对于原着情节进行了大胆的增益，有所丰富，被誉为“书外书”.尤其是南方评话中，比如张国良《三国》中栩栩如生地讲述了赵云长坂坡与北地枪王张绣的一场大战，七探蛇盘枪大破百鸟枪，一战成名，让人记忆犹新，堪称评话《三国》中的代表篇目，但是这一情节在《三国演义》没有丝毫痕迹，甚至于张绣自从大战宛城之后便从小说中消失了，唯有在南方的评话中再次出场。而苏州评话中，说《水浒》“石秀跳楼劫法场”,“石秀一脚举起，久久不跳，可连说至十八日之多”,从这一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评话艺人对于原着的一些丰富、增益，散发出属于评书的独特魅力。
其次，是对原着的一些删减，这种删减乃是评书艺人从自身特点、观众欲求以及演出效果出发，将一些与情节主干无关或者较为平淡的情节删去，从而使得演出效果更为炽烈、火爆。比如扬州评话名家康重华的《三国》享誉书坛，被誉为“康三国”,但只选择了《三国演义》中的几个简短篇幅而已，被誉为“三把火”,也就是“火烧博望”“火烧新野”以及“火烧赤壁”,其他情节则为其所无，虽然不具有原着的连贯性，但却因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流传至今。
最后，则是评书对于古典小说原着的修改，将原着的情节有所改动，使得故事更为连贯自然、不失真实但又能赢得观众的欢迎。比如扬州评话名家马凤章以前《水浒》着称，从鲁智深拳打镇关西到宋江杀惜、武松寻兄，共二十回，其中比如鲁智深误哭、开封府尹断案等等，都出自于评书艺人自身的创作，堪称“马派”《水浒》代表剧目，但可惜的是时至今日，非但经典已经无人再说，甚至未有整理本问世，唯有扬州文化局收藏两版口述稿。
三、对于古典小说塑造人物手法的发展
在古典小说中，人物常常以一种类型化的形象出现，“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概。”由此可见，古典小说的人物塑造很多存在着类型化倾向，比如关羽的忠义、诸葛亮的智慧、李逵的鲁莽、唐僧的软弱、李元霸的勇猛都是如此。
评书艺术中很好的继承了小说人物的类型化的特征，甚至更进一步，将人物脸谱化，很多人诟病传统艺术中人物的脸谱化，认为这种塑造手法使得人物形象缺乏变化，不够真实生动，但是我们更应看到评书是一种语言艺术，单凭语言想要吸引住听众，这种脸谱化手法是十分必要的，能够在最短时间内使得听众对于人物印象深刻，代入情境。
评书中塑造人物的手法有许多，本文不多加赘述，最典型的莫过于“开脸”,人如其面，使得观众一听便知，人物是忠是奸，是好是歹。比如《兴唐传》中的秦叔宝，一出场临潼山大战，说书人对其如此描写“金盔金甲淡金袍，五股攒成袢甲绦，护心镜，放光豪，狮鸾带，扎稳劳，鱼蹋尾，护裆口，战裙又把膝盖饶。红中衣，绣团豪，五彩靴，足下套。胯下马，名黄骠，踏山梁，如平道，日夜五百任逍遥，亚赛云龙入就九霄。
向上瞧，黄面貌，天庭宽，地阁饱，通关鼻梁颧骨高，剑眉虎目巍然好，唯有黑髯挂嘴梢。金装锏，挂鞍桥，上阵临敌武艺高，晃三晃，摇三摇，兵见愁，将见跑，五虎上命难逃。背弓带箭逞英豪，若问英雄名和姓，姓秦名琼字叔宝，好汉的英名四海飘”. 这段描写中应运用了大量生动、贴切的比喻， 绚丽的文字， 斑斓的色彩， 进行浓笔涂抹， 在表演说书时能给观众一个立体鲜明的英雄人物形象。借用了他人眼睛去打量这员猛将的外貌， 同时也寄托了作者对人物的爱憎程度，尤其配以说书人深厚的技巧，让人听得津津有味，身临其境。
不单人物，甚至一些动物、器物乃至于植物、景色也被说书人浓墨重彩进行描写，比如对于关羽的青龙偃月刀就有类似描写“春秋大刀架式强，当年关公保汉皇。力劈华山诛文丑，孤雁出群斩颜良，拖刀计把人伤，过五关斩六将。擂鼓三通斩蔡阳，传流后世美名扬。”都属于此类。
其实我们从以上两例中可以看出，评书对于人物乃至其它一些事物形象的塑造明显得益于古典小说中的类型化倾向，但是更进一步的发展，将其脸谱化，固然有着一定的古板、缺乏变化的弊端，但也确实更能凸显语言艺术的魅力，让听众短时间内进入情境。
四、对于古典小说结构形式的模仿
在宋代的话本小说中，“其文本大体由入话、正话、结尾几个部分构成”,后代的小说创作在发展中虽有变通，但大多受此种结构类型影响，比如《红楼梦》虽然没有“入话”,但每一回依然以“且听下回分解”收尾，并且在《三言》《二拍》中，忠实地继承了这一结构模式，以“入话”点明主题，以“正话”塑造人物，讲述情节，以“结尾”总结全文。
评书艺术，尤其传统的书馆评书，模仿了话本小说的这一特点，常常以定场诗作为开端，如同话本小说中的“入话”,未必点明主旨，但起一个压言的作用，以让听众安静，以便演员说书，比如大家最熟悉的评书定场诗《西江月》“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转眼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播种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很多袍带书用此段作为定场诗，不但压言，同时也营造出一个历史变迁的大氛围，体现出一种历史的沧桑感，然后才转入正题，其所说的书目多是整本的长篇书目，但很少讲述完整故事，到惊险关键之处，每每刹住，用几句话来吊住听众的“胃口”,这就是前文提到过的“扣子”手法。在说书结尾时候， 多数艺人的总结方式相同：“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犹如小说中的“结尾”.从结构上看，评书艺术忠实的继承了宋元话本小说的基本结构框架，无论是“入话”“正话”“结尾”俱都能在评书中找到类似的部分，虽然有趋于程式化的倾向，但这种模式的固定性和悬念性也确实很受听众欢迎。
五、结语
从上述讨论中可以看出，评书艺术并非独出机杼，在漫长的演变过程中，深受我国古典小说的影响，尤其从宋话本中剥离出来，继承了古典小说的部分精华，譬如题材、情节、人物、结构等等方面，此后数百年间依然相辅相成，相互借鉴，共同发展，才有了百余年来评书艺术的发展。
因此，我们也不能将评书单纯视为曲艺的一种，而应认识到评书与古典文学尤其是小说的紧密关系，二者都是平民文学的代表，展现“虽非高台教化，总是劝人向善”的审美内涵，代表着中华民族传统中最精华的部分，忠义、豪侠、阳刚、旷达等等民族精神中最为男子气概的精髓，统统在评书的传承中得到体现。
从千百年前的“讲史”“说话”到后来的茶馆评书、评话，广播、电视评书等等，评书艺术的前生今世，体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它将经史子集的精神民间化、平民化，从草莽、市井的故事中感受到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无论是在文学还是曲艺的传承中，评书艺术都曾经是很重要的一棒，直到今天，它还有着自身的活力，不论在茶馆小舞台，还是电视、广播中，依然彰显着民族文化的魅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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