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处值得注意的互文关系
余英时指出:“由于‘道’缺乏具体的形式,知识份子只有通过个人的自爱、自重才能尊显他们所代表的‘道’。此外便别无可靠的保证。”[1]这跟班德所描述的人格主义观念有相似之处:城市知识份子所面临的问题相当清楚。怎样才能在一个充满了陌生人的社会里获得知识份子的权威呢?怎样在中世纪城市的异质性里寻找到一个共享目的、标准和话语规则的知识份子共同体呢?在那些大城市呈现的互异而匿名的受众能够组成一个可行的话语共同体吗?……比彻对知识份子在城市的威信和影响的探寻上,最重要的贡献正是他人格主义的观念。他告诉他耶鲁的学生,一切都取决于一个人是否成功地“打开了你的听众的心”。
在比彻的影响下,正式的话语溶解到依赖个性和显现深层暴露的人格主义当中。他的说教和演讲是“熟悉的会话”;不是分享知识份子的意图或传统,而是同情,为城市受众提供了一块公共场地。“我致力于使他们感受到我的人格。”[2]
基于这种认识,小说中的“贤人”“真儒”对圈子的选择是很谨慎的 (比如庄绍光就“不肯妄交一人”)。 《儒林外史》 各个部份之间的连缀,实际上也是“圈子”的变化。不同圈子之间的交集十分有限,这使得所谓的“大名鼎鼎”之人很难在其所处的圈子之外获得影响力 (做一番“莫愁湖大会”而“名震江南”的杜慎卿大概是个特例)。而且,从小说的人物语言来看,言过其实几已司空见惯。比如“管乐的经纶,程朱的学问”之权勿用,“高踞诗坛”的赵雪斋,“江浙名选家”卫体善、随岑庵,更不用提严贡生、匡超人、牛浦郎一干人等。这就使我们对小说人物口中的言辞不能不持怀疑的态度。
所谓盛名之下,其实难符。杜少卿身上无江湖气,却在书中成为江湖传说一般的存在,不能不让人重新推敲一番。值得注意的是对管家娄焕文的介绍。书中借杜少卿之口讲道:“只是收来的租稻利息,遇着舍下困穷的亲戚朋友,娄老伯便极力相助。先君知道也不问。有人欠先君银钱的,娄老伯见他还不起,娄老伯把借券尽行烧去了。”[3]
很显然,这是一个与已知文本构成互文性的例子,即为人所熟知的“冯谖客孟尝君”的典故。而这个故事,在《战国策》 和 《史记》 两处不同的文本来源中呈现的风貌互有差异。
《战国策·齐策四》 是这样讲述冯谖收债经过的:约车治装载,券契而行。辞曰:“责毕收,以何市而反?”孟尝君曰:“视吾家所寡有者。”驱而之薛,使吏召诸民当偿者,悉来合券。券遍合,起,矫命以责赐诸民,因烧其券,民称万岁。
《史记·孟尝君列传》 则是这样写的:辞行,至薛,召取孟尝君钱者皆会,得息钱十万。乃多酿酒,买肥牛,召诸取钱者,能与息者皆来,不能与息者亦来,皆持取钱之券书合之。齐为会,日杀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与息者,与为期。贫不能与息者,取其券而烧之。曰:“孟尝君所以贷钱者,为民之无者以为本业也。所以求息者,为无以奉客也。令富给者以要期,贫穷者燔券书以捐之。诸君强饮食。有君如此,岂可负哉?”坐者皆起,再拜。
可以看到, 《战国策》 中的冯谖是一位胆识过人的自作主张者。
他向孟尝君询问“何市而反”的用意,完全在置换孟尝君布置给他的初始任务,即收回来的可以不必是“债”,而是“吾家所寡有者”。所以他的举动简单利落,几乎无视孟尝君的命令。 《史记》 中的冯讙则是一位办事能力很强的下属。他精心布置了收债的程序与仪式,尽最大可能完成了孟尝君交待的任务,同时以一番无可指摘的发言维护了领主在其领地内的形象。所以在两处文本中,孟尝君的形象亦有所不同:《战国策》:长驱到齐,晨而求见。孟尝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见之,曰:“责毕收乎?来何疾也?”曰:“收毕矣。”“以何市而反?”冯谖曰:“君云视吾家所寡有者。臣窃计,君宫中积珍宝,狗马实外厩,美人充下陈。君家所寡有者以义耳。窃以为君市义。”孟尝君曰:“市义奈何?”曰:“今君有区区之薛,不拊爱子其民,因而贾利之。
臣窃矫君命,以责赐诸民,因烧其券,民称万岁。乃臣所以为君市义也。”孟尝君不说,曰:“诺,先生休矣。”后期年,齐王谓孟尝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为臣。”孟尝君就国于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孟尝君顾谓冯谖:“先生所为文市义者,乃今日见之。”
《史记》:孟尝君闻冯讙烧券书,怒而使使召讙。讙至,孟尝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贷钱于薛。文奉邑少,而民尚多不以时与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请先生收责之。闻先生得钱,即以多具牛酒而烧券书,何?”冯讙曰:“然。不多具牛酒即不能毕会,无以知其有余不足。有余者,为要期。不足者,虽守而责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自捐之。若急,终无以偿。上则为君好利不爱士民,下则有离上抵负之名,非所以厉士民彰君声也。焚无用虚债之券,捐不可得之虚计,令薛民亲君而彰君之善声也,君有何疑焉?”孟尝君乃拊手而谢之。
前一处的孟尝君,目光短浅,只知聚敛;后一处的孟尝君则很有城府,先表明收债并非出于一己私欲,而是为供养包括冯讙在内的宾客,暗责冯讙的不称职;后听了冯讙的解释,又从善如流,“拊手而谢”。这两处文本,哪一处更接近《儒林外史》 对这一故事运用的本意?我以为是后者。因为作为讽刺性引喻的孟尝君形象显然不能与《儒林外史》 中的杜府相对应。
《战国策》 该篇的结尾“孟尝君为相数十年,无纤介之祸者,冯谖之计也”,表明在这里孟尝君是作为冯谖的衬托而出现的。 《战国策》讲述的重点,完全在表现冯谖的才能;而娄焕文显然不是 《儒林外史》 在此处讲述的重心。 《儒林外史》 要展现的,是杜少卿之父与娄焕文这一对主仆之间良性的互动关系, 《史记》 的描写明显更为接近:齐王惑于秦、楚之毁,以为孟尝君名高其主而擅齐国之权,遂废孟尝君。诸客见孟尝君废,皆去。
冯讙曰:“借臣车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于国而奉邑益广,可乎?”孟尝君乃约车币而遣之。《史记》 这一情节带有非常浓厚的“义仆”色彩;而 《儒林外史》 有关娄焕文的叙事欲将其打造成为“义仆”的用意也是很清楚的。当臧蓼斋、张俊民、鲍廷玺等哄了银子到手,心满意足地离去时,只有娄焕文挂念着少卿的产业与未来的生计。至此,我们完成了对娄焕文事迹所引喻的文本来源的探讨。
然而,在小说文本与其所引喻的文本之间却存在着一种特有的紧张关系。这一引喻在将娄焕文指向《史记》 中的冯讙的同时,也赋予杜府的家风古代“贤公子”的意味。娄焕文对窘困之人的体恤得到杜父的默许与认可这一情节设计,显然是在强化杜家主仆与孟尝君主客之间关系的相似之处。然而 《史记·孟尝君列传》 对孟尝君的态度是很微妙的:太史公曰: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
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我们从中可以体味出司马迁对孟尝君大规模地豢养门客这一行为,不无讽刺之意。千百年后的王安石,更是直言“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杜少卿与孟尝君有着明显的共同点,即“好客”。娄焕文与 《史记》 中的冯讙对此的态度则有显着区别:《儒林外史》:你不会当家,不会相与朋友,这家业是断然保不住的了!像你做这样慷慨仗义的事,我心里喜欢,只是也要看来说话的是个甚么样人。像你这样做法,都是被人骗了去,没人报答你的。虽说施恩不望报,却也不可这般贤否不明。[4]
《史记》:自齐王毁废孟尝君,诸客皆去。后召而复之,冯讙迎之。未到,孟尝君太息叹曰:“文常好客,遇客无所敢失,食客三千有余人,先生所知也。客见文一日废,皆背文而去,莫顾文者。今赖先生得复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复见文乎?如复见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冯讙结辔下拜。孟尝君下车接之,曰:“先生为客谢乎?”冯讙曰:“非为客谢也,为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尝君曰:“愚不知所谓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贵多士,贫贱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独不见夫朝趋市者乎?
明旦,侧肩争门而入。日暮之后,过市朝者掉臂而不顾。非好朝而恶暮,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宾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绝宾客之路。愿君遇客如故。”孟尝君再拜曰:“敬从命矣。闻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可以看到,由于冯讙本身也是“客”,出于身份的认同他劝诫孟尝君不必介怀于人情冷暖;而娄焕文对杜少卿“招接四方宾客”则不以为然。从小说叙事的表层意义来看,杜少卿对“客”如何待己是不怎么在意的,这是杜少卿品第高出他人一筹的一个依据。娄焕文离去后,杜少卿“越发放着胆子用银子”“随手乱用”[5],与孟尝君“遇客无所敢失”相一致;王胡子拐了二十两银子跑了,少卿也只付之一笑。然而分析小说运用的引喻的再生意义,我们可以发现,孟尝君对弃他而去的宾客十分不满,以至于在东山再起之后决意“唾其面而大辱之”。虽然由于冯讙的劝阻而未能成行,我们还是可以用 《史记·汲郑列传》 中类似的叙述来完成补充:太史公曰:夫以汲、郑之贤,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况众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
很明显,在文本间引喻意义发生的过程中,隐藏在 《史记》 文本中对“世态炎凉”的批判态度构成了对 《儒林外史》 文本中杜少卿不以此介怀的否定。杜少卿没有东山再起的经历,这让我们无法直接观察他对趋奉势位富厚者之人的真实态度,但在第四十四回与余大先生的对话中还是保留了一点线索:杜少卿道:“我而今在这里有山川朋友之乐,倒也住惯了。不瞒表兄说,我愚弟也无甚么嗜好,夫妻们带着几个儿子,布衣蔬食,心里淡然。那从前的事,也追悔不来了。”[6]
当然,我们不能说此时杜少卿已对自己此前的“平居豪举”萌生了悔意。但毫无疑问的是,杜少卿此刻的“淡然”与当年的风光形成的对比强烈昭示了家世地位对个人影响力的巨大辐射作用。
二、理想人物塑造过程中的缺陷
基于以上论述,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第三十三回迟衡山头次见杜少卿面说:“先生是海内英豪,千秋快士!”就着实有些显得与文本语境脱离。其后黄评曰:“八字赞少卿,可见少卿,非银钱买来者。”[7]在逻辑上也并不通顺。要说服读者接受杜少卿声名广闻于天下,单凭可以信手拈来的烘云托月之笔是不足为据的。既然第三十二回娄焕文说“你的品行、文章是当今第一人”[8],那我们就从这两方面入手,来观察 《儒林外史》 是如何建构杜少卿的名望的。
同书中明确交代庄绍光“十一二岁就会做一篇七千字的赋,天下皆闻”[9]不同,杜少卿的文名是辗转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第三十六回武书说:“先母见背,一切丧葬大事,都亏了天长杜少卿先生相助。门生便随着少卿学诗。”虞博士接着说道:“杜少卿先生,向日弟曾在尤滋深案头见过他的诗集,果是奇才。”[10]
细分析这段话,首先武书并不是因学诗而与少卿结识,而是相反。他的情况和大多数接受少卿资助的人一样。武书出于感激而追随少卿左右,虽然不同于其余一干江湖骗子,但是其中是否有经济上的考量,是很值得琢磨的。因此他对少卿的评价,不能毫无保留地全盘接受。至于虞博士,尤滋是他在山东巡抚衙门里的同事,因服膺虞博士的文章品行,拜作弟子。那么他手上的杜少卿诗集,无非早已随身携带,或是在山东地界获得两种途径。尤滋的来历,书中难以索考;但这种可能出自文本欠交代缘故的难以索考,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作作者对读者接受杜少卿文名广播之期待。既然少卿文章广为流传,从小说的描写来看,虞博士在四十一岁之前似乎对少卿一无所知,又当作何解释?须知虞博士与杜少卿并非萍水相逢,其祖父便是少卿曾祖的门生。虽说“秀才人情纸半张”,似乎可以不必拘泥于此;但虞博士的见识,终究有些成问题。
即便尤滋是来到山东之后才看到少卿的诗集,问题依然存在。如果少卿的诗文能够远播至山东,为何在极出人文的常熟县 (虞博士故乡)反倒不为人知?安徽天长与江苏常熟在地理上的距离,显然要比山东更为接近。还有一处佐证,便是庄绍光。庄绍光“闭户着书,不肯妄交一人”,听见是杜少卿和迟衡山来访,才出来相会,可见杜少卿打动庄绍光的主要还是文章。而虞博士却偏偏对少卿之文不知道,实在是很可怪的事情。
对杜少卿文名的建构既然存在这样的龃龉之处,那么杜少卿的品行是否存在疑问呢?我的看法是,杜少卿的品行值得称道,这当然没有问题。但是 《儒林外史》 试图带给我们与事实相悖的印象,即杜少卿为人熟知是由于其值得称道的品行。从小说的文本来看,我们只能认为少卿的名声是“银钱买来”的。第三十一回韦四太爷说:“他家兄弟虽有六七十个,只有这两个人招接四方宾客。”[11]
不过杜慎卿相与人十分有计较,少卿则是广开门路,以至于该回卧评作出饱受质疑的评价:“慎卿纯是一团慷爽气,少卿却是一个呆串皮。”[12]
平心而论,第三十四回迟衡山说高翰林“分明是骂少卿,不想倒替少卿添了许多身分”,确是实情。因为如果少卿不是“惊动”了高翰林这样的人物,单凭沈琼枝“平日听家父说杜少卿先生是个豪杰”;汤大、汤二公子称他“杜世兄”;余大先生从南京过,才想起“天长杜少卿是我表弟”诸如此类随文而生的急就章,无法说服读者接受他如此之大的名头。杜少卿除了物质利益的馈赠之外,精神修养的展现,只是三十三回“弄穷了”之后逐渐找补的,在此之前打底的只有银钱的效应。
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吴敬梓内心深层次的困惑。从小说的文本来看,吴敬梓对理学家们所提出的“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的区分是很清楚的,但是“德性”究竟来自于何处,他无法再向前一步追问,只能截至“家世”这一层面为止。与贵公子杜少卿构成映射关系的一个角色是“优伶贱辈”鲍文卿。鲍文卿能够得到小说家吴敬梓与评点家们的赞赏,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念念不忘自己是“贱人”出身,因而不敢有丝毫非分之举。鲍文卿的品行,全在“本分”两个字。杜少卿一直维持着“高贵”的姿态,其实也是在践行着家第显赫的“本分”。后文五河县余、虞两家后人的不成器,也在于拿本应恪守的“本分”无忌惮地去兑换世俗利益。我们并非苛求小说家要达到哲学家般的思考深度,只是想说明,由于把“德性”归结到出身、“本分”上,是限制 《儒林外史》达到随后的小说艺术高峰 《红楼梦》 那般层次的重要因素。对身世的眷恋让小说的笔锋无法伸向批判者自身。缺少自我批判这一维度,使得杜少卿这一人物形象容易为“自我的话语霸权”所困,前面所说的名声来路问题,便是这种困境的表现之一。
三.结 论
杜少卿作为 《儒林外史》 中的重要人物,他在书中的出场不仅关系到该书的结构设计,同时也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小说叙事的逻辑演进及对贯穿于小说文本深层次的主线作出新的阐释。他的出现,是小说文本将“儒林”精神世界塌陷的表现层层逼拶至尽头之后为“儒林”开出的一层新境界。然而在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过程中,小说文本与经典文本互动过程中的张力也反映了吴敬梓身上所包含的支撑 《儒林外史》 的人格主义观念在某些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局限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