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殇》是屈原最具有代表性的杰作之一。作为我国诗歌史上正面描写战争的开山之作，该诗气势悲壮激昂，感情深沉真挚，在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多年以来，关于《国殇》的主题，众多研究者都持“祭歌”说，认为它是诗人为楚怀王十七年春(公元前312年)秦楚丹阳之战中，楚国阵亡将士“封尸”而作的追悼词，是一首祭祀为国牺牲的英雄的赞歌。王逸在《楚辞章句》中为《国殇》作的题解是:“谓死于国事者。”《小尔雅》曰:“无主之鬼谓之殇。”又曰:“为国战死者谓国殇。”
这里的“主”，简单说是指古代为死人立的牌位，东晋范宁认为:“主盖神之所冯依”。先秦时期一般是将死人葬后，再作主，供奉于宗庙。因此，联系诗中的“子魂魄兮为鬼雄”(“子”是对阵亡将士的称呼)等句，可以肯定，《国殇》的本义是悼念“死于国事”的“无主之鬼”，祭祀那些尸体未能妥善埋葬，没有供在宗庙的“鬼雄”，他们为国捐躯，国家即是他们的祭主。这种追悼形式类似于《史记·秦本纪第五》中“缪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为发丧，哭之三日”的记载。
诚然，《国殇》一诗以饱蘸深情、细致凝重的笔调，描绘了一次悲壮惨烈、血流成河的战斗场面，颂扬了楚国将士奋勇杀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反映了楚国人民的刚强性格和爱国精神。为表现这一主题，诗中不乏对楚军将士英勇杀敌场面的描写。全诗总共十八行，开头连用八行描写楚军将士同仇敌忾、奋勇杀敌，面对“若云”的敌人、漫天的飞矢，他们前仆后继、视死如归，即便战马倒毙、战车被毁也毫不退缩，最终全军覆没，虽“严杀尽兮弃原野”，犹“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他们那惊天地、泣鬼神的英灵不死，他们那奋勇拼杀、为国牺牲的精神永存!
关于这里的“带长剑”、“挟秦弓”的理解，笔者对前人所注不敢苟同。王逸注:“言身虽死，犹带剑持弓，示不舍武也。”将“带”与“挟”理解为“拿”、“持”一类的意思。洪兴祖《楚辞补注》:“《汉书·地理志》云:秦地迫近戎狄，以射猎为先，又秦有南山檀柘，可弓干”。言下之意是说这里的“秦弓”产自秦国，秦地木材质地坚实，制造的弓射程远，楚军是从秦国进口的强弓。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注:“秦弓，秦地所产的弓，秦地以产良弓着名。”金启华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注:“秦弓，秦地制造的弓，最为强劲，所以弓都称秦弓。”又注:“挟，携、拿。”如果按照这样的传统注释理解，“带长剑兮挟秦弓”似乎是说楚军将士临死时，犹死死抓着手中的长剑和从秦国进口的强弓不放，防止敌人抢去，这是爱护武器的表现。但在笔者看来，以上说法值得商榷。试想，在“短兵接”的肉搏战之后，血腥的战场上尸横遍野，死尸东倒西歪，或丢了脑袋，或缺了胳膊，那些惨烈战死的将士们还能如王逸所说，齐整整地拿着宝剑弯弓，以“示不舍武”吗?还有，楚国由局促于丹阳一隅的“南蛮鴃舌”之国、“幽谷”之地发展成为“带甲百万”、“地方五千里”的军事大国，主要是通过“筚路蓝缕”、南征北战实现的，其军备力量不可谓不强大。楚是秦的死敌，两国是逐鹿中原的最大竞争对手，楚国要想从秦国进口武器似乎不大可能。另据史料，楚国乃是“荆有长松文梓楩楠豫章”(《墨子·公输》)之地，境内檀柘比比皆是，制造强弓的材料和技术应该不逊色于秦国，根本无须从秦国进口。此外，“带长剑兮挟秦弓”一句出现在“首身离兮心不惩”之前，当是英勇战死的楚军将士的一个特写镜头，是对他们死后遗体姿态的具体描写，足以彰显他们至死不屈的英雄气概。因此，在笔者看来，这里的“带”应由本义“佩带”和引申义“带着、夹杂着”进一步引申为“插着”;“挟”应指“用胳膊夹住”，义同《孟子·梁惠王上》“挟泰山以超北海”、《战国策·楚策四》“左挟弹，右摄丸”中的“挟”。结合上面所说的“短兵接”，我们可以大胆地推想出当时战斗的惨烈与楚军将士的殒身不恤:英勇顽强的楚军将士冒着雨般的飞矢，挥舞着兵器冲进敌阵，与对方展开贴身肉搏，直至双方同归于尽，他们的遗体上插着敌人的长剑，胳膊下仍死死夹着从敌人手中夺取的强弓。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死后仍保持着战斗雄姿的生动描写，才有了后一句“首身离兮心不惩”的由衷赞颂，传达出诗人对英雄们的无限崇敬。正因为屈原自己就是一个“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离骚》)的爱国志士，因此，他才能写出“首身离兮心不惩”、“终刚强兮不可凌”这样惊天地、泣鬼神的诗句。也正因为屈原本身就是一个从不考虑个人的荣辱得失，一心只想到国家的利益、前途的人，因此，他对那些牺牲了的将士才会是充满了敬意地礼赞，而不是凄凄惨惨地哀悼和悲悲切切地同情。
然而，笔者认为，《国殇》一诗的主题绝不仅仅在于对为国捐躯的英雄们的赞颂，诗人应另有深意。按兵家“夫战，勇气也”之说，此战楚国一方似乎应该稳操胜券，但结局却是“严杀尽兮弃原野”，参战的八万楚军全军覆没，暴尸荒野，无人为他们收尸埋葬。这场丹阳之战可谓楚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次战争，不但战死将士最多，而且也是楚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诗人特地写这次惨痛的失败战争，难道仅仅是要歌颂战争中的那些悲剧英雄吗?英勇的楚军将士为什么会落得“严杀尽兮弃原野”的凄惨结局?在笔者看来，诗中的“天时坠兮威灵怒”一句意味深长，恰恰揭示了其原因，道出了诗人心中更为深沉的情感。这句诗含蓄深刻，耐人寻味，让古往今来的几乎所有《楚辞》注家争论不休。王逸注:“言已战斗，适遭天时，命当堕落，虽身死亡，而威神健，不畏惮也。”他充分肯定了楚军将士不畏强敌、杀身成仁的战斗精神，却又搬出儒家“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说教来解释，认为楚军战败是时运不佳，天意安排，意即违背了天时。郭沫若则将此句译为:“天昏地暗，鬼哭神号。”目前，几乎所有读本的注释均持此说，如《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注:“天时坠，犹言天地昏暗。威灵怒，鬼神震怒。”《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注:“天时，天神。坠，落或怨。威灵怒，神灵震怒。”这些说法归根到底与王逸之说同出一辙。先秦时期的人普遍重祭祀，信鬼神，在他们看来，楚军的某种表现或者在某个方面触怒了鬼神，使“鬼哭神号”、“鬼神震怒”，才导致了“命当堕落”，受到神灵的惩罚。但是，笔者认为此说具有浓厚的宿命论色彩，而且比较含糊，并没有一语中的，准确揭示出诗人心中真正的所思所想。此外，在“短兵接”的肉搏战中，交战双方混战在一起，“天昏地暗，鬼哭神号”的外部环境应该给双方都带来了极大不便．不可能单方面造成楚军一方“严杀尽兮弃原野”，这样的解读让读者实在难以信服。当然，必须肯定，“天时坠兮威灵怒”一句能使人想象到当时战场上狂风怒吼，飞沙走石，好像天神也在为楚军将士的壮烈牺牲而悲怆怒号，从而有力地渲染烘托出一种悲壮气氛，有助于对楚军将士英雄形象的刻画。
在笔者看来，该句的正确理解在于对屈原“天时”观的深刻内涵的把握上。科学地讲，“天时”应该指天道运行的规律，但古人迷信，经常用上天的意志来解释人的命运和国家兴衰，因此，“天时”在古代习惯上又称“天命”。屈原的作品中多次出现“天时”、“天命”一类的提法，如《离骚》中“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这句话是说，老天爷不会偏心，看万民之中谁有德行，则给予辅助。诗人认为，皇天的“错辅”(即“天命”)由“民德”决定，人为的“民德”可以决定或改变天命。这实际上就是荀况“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思想”的一种体现。事实上，从思想本源上说，屈原是一位朴素唯物主义者，敢于大胆地怀疑和否认天命，并曾公开质疑:“天命反侧，何罚何佑?”“皇天集命，惟何戒之?”，根本不相信什么上天的意志。此外，屈原还经常借用“天时”、“天命”来喻指楚怀王及其身边的奸佞谗人腐败无能、倒行逆施，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
如，《哀郢》诗中的“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就是严正控诉正是君王的反复无常，才让无数的百姓陷于战乱，流离失所。据此，笔者认为，《国殇》中的“天时坠”表面上是说丧失了皇天的“错辅”，实际上是暗指楚怀王的昏庸无德、独断专行才造成这次战争的失败。
再看“威灵怒”。“威灵”与“天时”对举，应是名词，这又使人想起《离骚》“伤灵修之数化”中的“灵修”。王逸注:“灵，神也。修，远也。能神明远见者，君德也。故以喻君。”朱熹《楚辞集注》:“言其有明智而善修饰，盖妇悦其夫之称，亦托词以寓意于君也。”笔者认为，此处的“威灵”当指楚怀王。“怒”即所谓“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的“怒”。我们可以通过《史记·屈原列传》、《史记·楚世家》以及刘向编撰的《新序》等历史文献来了解一下秦楚丹阳之战的相关历史背景:楚怀王十一年，屈原担任左徒，对内实行改革，举贤授能，修明法制，国以富强，民以安乐;对“东使于齐，以结强党”。屈原的改革成效显着，楚国国力大增，楚怀王也成为山东六国合纵抗秦的“从长”，但新政却遭到了楚国旧贵族集团的阻挠和破坏，也引起了秦国的恐慌。秦国千方百计收买楚国亲秦的上官大夫、靳尚等佞臣“共谮屈原”，使之“被疏”而“绌左徒”。楚怀王十六年，为了破坏屈原推行的齐楚联合抗秦的联盟，张仪利用楚怀王的贪婪心理，许诺给楚国商於之地六百里，使楚与齐绝交，但后来秦并未如约割地。“怀王大怒，兴师伐秦”，屈匄率领的八万将士匆匆出征，结果遭到秦、韩两国联军的夹击，全军覆没。
丹阳惨败之后，“楚怀王大怒，乃悉国兵复袭秦，战于蓝田”。屈原写于这一年的《抽思》就充分反映了怀王的暴躁专横、喜怒无常:“与余言而不信兮，盖为余而造怒”，“数惟荪之多怒兮，伤余心之懮懮”。因此，上述《楚世家》记载的“怀王大怒”和《抽思》中说的怀王“造怒”、“多怒”，正与《国殇》中的“威灵怒”完全契合。由此可见，“天时坠兮威灵怒”是有具体的历史背景指向的，与当时楚国的君臣昏庸、政治腐败密切相关。
根据《抽思》中“来集汉北”的记载，我们可以大胆的猜想，诗人当时一定参加了“蓝田之役”这次复仇之战。路过昔日丹阳之战的战场，他目睹荒草丛中楚军阵亡将士的森森白骨，悲伤、痛心、愤怒诸种情感交织于心，故为其发丧“封尸”并作《国殇》祭祀。此事于情于理、于公于私都足以令人信服。因为丹阳之战中的楚军主帅屈匄即屈原的父亲。屈原作为屈匄的长子，原本就有替屈匄封尸的义务;而作为屈匄的合法继承人，在道义上也有为父亲的士卒封尸的责任。此时此际，作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屈原绝不对“严杀尽兮弃原野”的楚军将士的尸骸视而不见，更不会对造成这种惨剧的罪魁祸首，那个昏庸无能，亲小人，远贤臣，因个人愚蠢的“大怒”而扼杀自己振兴楚国的变法，丧失楚国兴盛的大好时机，断送了八万英勇将士的生命的楚怀王无动于衷，诗人借“天时坠兮威灵怒”一句道出了心中无比的悲愤之情。
联系屈原在诗歌中常以“美人”自喻，或表白自己的政治操守、人生追求以及对才能的自我肯定和自信，或借“美人迟暮”叹息时光流逝、人生苦短，才能得不到施展，志向不能实现的苦闷，我们可以认为，《国殇》正表达了屈原这位高洁、正直、热情、不肯折腰事权贵的“美人”对君王、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失望，对楚国现实政治的批判，饱含着忧思之情。历史是公正的，就在屈原论断楚国“天时坠”的三十年之后，秦军一举攻下楚都郢，楚亡。因此，诗中“天时坠兮威灵怒”的矛头直指当时楚国的最高统治者，深刻揭示了丹阳之战楚国失败的真正原因，诠释了当时楚国内外复杂尖锐的矛盾斗争等深刻历史内涵，充分反映了屈原敏锐的政治头脑和卓越的政治远见，绝对不是前人所注的“天昏地暗，鬼哭神号”那么简单。
关于《国殇》这首诗的主题，除了以上概括的“祭歌”说和“忧思”说之外，笔者认为可能还有一层意思。楚国灭亡后，楚地流传过这样一句话:“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屈原此作在颂悼阵亡将士、控诉昏庸的君王的同时，也隐隐表达了对洗雪国耻的渴望，对正义事业必胜的信念。从此意义上说，他的思想是与楚国广大人民息息相通的。
作为中华民族贡献给全人类的第一位伟大诗人，他所写的绝不仅仅是个人的些许悲欢，他所奉献的是一颗热烈得近乎偏执的爱国之心。
总之，《国殇》中对楚军将士英勇杀敌场面的描写，对阵亡将士“虽死不惩”的遗体的描写，不是诗人的夸张溢美之词，而是诗人实地目睹了惨绝人寰的战场遗迹之后进行的合理想象和生动的艺术加工。诗歌对楚军英勇作战和不幸惨败两个反差极大的场面的描写，充分的说明了该诗的主题不只是人们常说的热情歌颂为国捐躯的将士们的英雄气概，更在于表达诗人对致使“天时坠”，造成楚军惨败的统治者的愤怒控诉和无情鞭挞。
我们对《国殇》的研究，必须将它置于产生它的历史风云之中，同创作它的时代伟人联系起来，这样才能恢复其昔日的风采和本来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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