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是屈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游国恩在《楚辞女性中心说》一文中说：“屈原对于楚王，既以弃妇自比，所以他们在《楚辞》里所表现的，无往而非女子的口吻。”游先生所谓的“以弃妇自比”、“无往而非女子的口吻”，无疑在《离骚》里表现得最为突出。《离骚》具有浓郁的女性意识，然而这种女性意识如何得以形成值得我们去探究。
《离骚》是楚国大夫屈原写于战国时代的诗歌作品，因而其女性意识的形成与渊源深远的楚文化、战国这个时代背景及屈原这个特定的创作者有着必然的关联。
一、从文本与世界的关系探求《离骚》女性意识形成的渊源
世界这个范畴包含了文化与社会两个因子，因而《离骚》女性意识形成的渊源就需分解为文化渊源和社会渊源两个方面来阐述。
（一）文化渊源
1.偏于女性化气质的中国传统文化。华夏文明起源于两河流域，这里的气候和土壤都适合单一的农耕经济的发展，这种经济形式的最大特点即很容易将其耕作者固定在某一特定的范围内进行长期的、相对稳定与延续的耕作与养殖。不同于游牧民族的身体强健，精力旺盛，必须不断向外扩张，主动向外寻求赖以生存的物质与财富，将遥远的外部世界作为谋生的必由之路，华夏子民向来安土重迁，自给自足，不到迫不得已不会轻易离开自己的家园而向外发展。
因果循环，这样的地理环境造就了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又巩固了这样的地理环境，环境与人的相互作用最终形成了中国文化追求“稳固平和”的底色，而这“稳固平和”从来都不是父权制社会所要弘扬的“阳刚”文化，“稳固”趋静，“平和”趋柔，而女性常静、女性柔顺是《易经》里规范了的女性气质，因而中国文化的底色其实具有浓郁的女性气质。偏居于南方荆湘秀丽山水之间的楚人更是集天地之灵秀。
2.阴柔浪漫的荆楚文化。宋人黄伯思《新校<楚辞>序》云：“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经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屈原的作品有着鲜明的南方楚地的地域文化特色，楚地、楚物，属于物质形式的楚文化，楚语、楚声是非物质形式的楚文化。前者是指楚地的自然景观，后者则言楚之人文景观，二者共同构成了屈原作品的“物境”。而诗歌无非包括物境与情境二端，独特的物境，正是独特的文学地域风格之表征。
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屈原多造惝恍迷离柔丽物境之所由也，所以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云：“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屈平所以能洞鉴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南方凄恻绵丽的山水云烟构成了屈原诗歌的“自然物境”，而这“丈夫早夭”的物境里花草繁盛、芬芳袭人，无疑具有一种阴柔的女性之美。
3.巫歌的女性化审美价值取向。传说中国最早的巫乐起源于夏启时，《楚辞》云：“夏启《九辩》与《九歌》，上帝三嫔。“”夏后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而下。”由《楚辞》中的《九歌》可知，夏启时的《九歌》应也是巫歌，而其《九辩》与《九歌》产生于同一情境必也是巫歌无疑。《尚书·伊训》云“：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正是这曼妙美人婉媚的歌声和妖艳的舞姿使得“夏康娱以自纵”。女人在这种音乐中的地位之重要也可想而之，女人是巫歌巫舞的表演者，没有了这曼妙美丽的女子，这音乐又何以娱人娱神？女乐之媚惑人心的力量在楚俗招魂中也可见一斑：姱容修态，絙洞房些。蛾眉曼绿，目腾光些。靡颜腻理，遗视用姱容修态的女乐来招睐鬼魂，可谓极具诱惑力。在《楚辞·招魂》的描写中女乐之美色浓墨重彩，可知美女是其美乐的前提，无其美女，便无其美乐。美女的诱惑力是主要的，而歌舞可更大地增生其诱惑力，因而为了更好地发展女性的媚态，配合女人轻逸的纱衣、纤细的腰肢，其歌曲创作也必然是符合女性审美价值观念的柔媚风情，巫歌传统的阴柔侧艳的女性化风格得以建立。
诸多专家已论证了《离骚》的巫歌形式。聂石樵先生在《先秦两汉文学史稿》中云：“屈原采取楚地之声调，将民间祭歌加工、修润成《九歌》，又由《九歌》演变成《离骚》、《天问》等鸿篇巨制。”《离骚》既是巫歌，自然秉有巫歌传统的女性化风格。
（二）社会渊源
1.男臣与妻妾同“道”的家国同构的社会模式。众所周知，在中国古代父系宗法社会里，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即家（夫妻）/国（君臣）同构。《周易·坤·文言》云“：坤，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臣子在君臣关系中所处的位置与妻妾在夫妻关系中所处的位置是类同的，都处于弱势附庸的地位，这种君臣与夫妻的对等关系可以泛化为君臣与男女的对等关系，这就是后世君臣与男女的社会学基础。这种在君主面前绝对的附庸地位很大程度地抑制了男子为父为夫的相对的阳刚之性，这种绝对的附庸地位也使中国男人一直生活在君主绝对权威的压抑环境之中，如同女性一直生活在男性绝对权威的压抑之中，进而使其本性中的征服、进攻的雄性特征被洗蚀、冲刷为零星，而“抛光”了一层女性化的软弱与无奈。怨愤难平却又无可奈何，这便是“逐臣”与弃妇或失恋女子的相通之心理，或者说在君主面前“逐臣”所扮演的无疑就是弃妇或失恋女子的角色。屈原作为楚怀王之“逐臣”，自然曾有这种弃妇式或失恋女子式的心理体验。
2.战国的男宠风气。孙次舟先生提出，战国时代有崇尚男性姿容和男性的姿态服饰以模拟女性为美的风气。有史可证，其论确也。《墨子·尚贤篇》云“：王公大人，有所爱其色而使”，“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贵，皆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好美者也。”
《荀子·非相篇》亦云：“今世俗之乱君，乡曲之儇子，莫不美丽姚冶，奇衣妇饰，血气态度，拟于女子。”这样的男宠常常是主人身边极为贴近的侍从或色艺才人，他们如同金丝笼里的鸟、玻璃缸内的鱼，供主人玩弄、消遣。对于君主而言，文学侍从之臣正是这样的消遣对象，由《离骚》知文学侍臣屈原之注重内美与外秀，眉清目秀、举止娴雅正符合于这样的风俗与心态。这种男宠盛行的风气，亦或也是女性化审美心理的一个缘起。
二、从文本与作者的关系探求《离骚》女性意识形成的心理动因
文化是抽象的东西，它必须有载体才能表露出来，最主要的载体是文人，有文化的人。刘勰“，然屈平所以能洞鉴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1”指出了创作活动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宋代李觏《遣兴》诗云：“境入东南处处清，不固辞客不传名。屈平岂要江山助，却是江山遇屈平。”李觏却反过来说“：屈平岂要江山助，却是江山遇屈平”，揭示了不同的审美心理结构对同一种地理的自然之景也会有截然不同的审美感受和表现形式，因而作为文化传载人的创作主体对于其作品的独特风格才真正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屈原的特殊审美心理结构也是《离骚》女性意识形成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而其特殊审美心理结构的形成与其个人的身世与经历又是密不可分的。
1.文学弄臣的身份。闻一多先生从宋玉的职业勘出了屈原的身份，宋玉是“陪着君王说说笑笑、玩玩耍耍的一个‘面目姣好，服饰华丽的小伙子’，态度并且很不庄重。”而宋玉是“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的，那么屈原的文学侍臣之身份亦可以推知，且屈原《惜往日》有云：“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诗。”亦为佐证，屈原为怀王所宠时，曾受命作诗，这自然是文学侍臣之份内事。
文学侍臣是贴近君主最近的人，其体验类似女子式的附庸感比其他臣子都要强烈，伴君如伴虎，他们每天生活在君主的绝对权威之中，以文笔取悦君主，如同金丝笼里的鸟、玻璃缸内的鱼，是君主的玩物，他们同服侍君主的姬妾一样，只是以不同的技俩服侍君主而已。他们是精神抑制得最为深入的男臣，面对君主，取悦与讨好是他们生存的全部状态，而依赖与软弱是其对于君王的情感特征，如此，他们的生活情境几乎同于男子之妻妾，阳刚本性早已在每天的压抑中淹没殆尽。
屈原作为文学侍臣，曾得怀王宠信，亦曾被怀王弃置，其被动、无奈于君主的绝对权威之体验，不可谓不格外深切，这种强烈的抑制情结产生的同时，亦为其女性意识的升腾腾出了空间。
2.对中原“君子”理想人格的接受。楚国虽地处南蛮，但对于中原文化还是有一定之接受的。《国语·楚语》记载“：庄王使士傅太子箴，士问于申叔时。申叔时曰‘：教之春秋，而为之从善而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
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
春秋、诗、礼等都是中原文化的精神宝典，却为楚国的太子，王位的继承人必学之箴，则楚国自上而下宣扬的文化中必然有一定的中原文化。《离骚》中屈原自画的男臣形象是内美、贤能、廉贞、忠义的，从臣对君这一层关系上看，屈原是完全接受了中原的“君子”之人格理想，而“文质彬彬”自然是屈原之职业需要，也是其平常之个性。那么“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屈原显然是以中原的“君子”自我要求的，正如王国维所说“屈子南人而学北方之学者也”，而中原的“君子”的理想本身就是一种阴柔规范，文雅、恭谦、有礼貌、温和、细致……无一不与《易经》所立之女性规范相类：女性卑弱，女性常静，女性柔顺。
于是屈原的自我人格塑型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女性化气质的追求。
诸多因素的共同交织汇成了《离骚》瑰丽奇幻的阴柔气质，而无论是渊源深远的楚文化表达，还是战国背景的熏养，又或屈原这个特定的创作者，都使全诗集中地呈现出一种奇特的女性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