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姬之疾”是古代读书人用来指妇女生理期那点事的文雅说法,它最早出现在太史公的《史记》中。千百年来,这个词早已成为一个特殊名词进入到浩瀚的国学典籍和文学领域,甚至成为君王贤德与否的试金石。随着时代的发展“,程姬之疾”这一称谓在现代汉语中已很少出现,取而代之的倒是其他一些被妇女们广泛接受的生理期隐语。
尽管如此,“程姬之疾”还是作为典故出现在通俗文学的语境中,有时甚至成了人们是否通读《史记》(或《汉书》)的鉴定标准。施定柔著《迷神记》说“:你识字,可曾听说过‘程姬之疾’?……女孩子疑惑地摇了摇头,‘程姬是谁?’”本文拟就“程姬之疾”相关的总总,作一梳理。
一、春秋笔法书写的“程姬之疾”
有关“程姬”的故事首次出现于《史记·五宗世家》中,说的是“长沙定王发,发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辟,不愿进,而饰侍者唐儿使夜进。上醉不知,以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觉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命曰发”。颜师古注“不愿进”为有月事也。司马贞《史记索隐》引《释名》说:“天子诸侯群妾以次进御,有月事者止不御,更不口说,故以丹注面目旳旳为识,令女史见之。”《释名》是汉末刘熙的一部从语言声音的角度来推求字义由来的著作。汉武帝刘彻的年纪要比刘发小得多,因此误幸唐儿的事发生在景帝做太子的时候。当时的太子妃是刘启的表妹薄氏,两人根本没有感情。可以推测,当时的程姬是颇受刘启偏爱的,因为按常理说处在月经期的她要“以丹注面”,如此才好让“女史”安排刘启临幸的对象,但从“景帝召程姬”这一语来看是刘启主动要临幸于她,而不是遵照宫廷旧制。从程姬不愿意进侍刘启来看,她是深谙宫中规矩的,大概不会忘记“令女史见之”的注面,所以暗中把侍女唐儿加以装扮蒙骗刘启的做法是另有所图才对,这不啻为一场蓄谋已久的宫廷政变。结果是刘启在程姬的安排下同侍女唐儿发生了性关系,唐儿还因此而有了身孕。实际上,醉酒不知内情可能只是司马迁的“曲笔”而已,因为事后刘启虽然发觉自己临幸的并不是程姬,但并没有治她们“欺君之罪”,还照例给刘发以皇族的身份。
妃嫔们逢经期便免去进御的规矩,或许也可以作为后宫博弈的一种方式。东汉班固撰《汉书·景十三王传·长沙定王刘发》说:“长沙定王刘发,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不愿进,而饰侍者唐儿使夜进。上醉,不知,以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觉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名曰发。”而三国时期魏人张晏的《汉书》注说“:长沙生,乃发寤己之缪幸唐姬。”为什么起名叫刘发,有事后才发觉错幸唐姬的意思。唐姬毕竟身份微贱,难得天子宠爱,故刘发在景帝前元二年(公园前 155年)被封在长沙这个低湿贫困之地。从史书记载来看,虽然程姬也能够获得宠幸,但其竞争对手中最有实力的还是栗姬。刘启为太子时,栗姬就是他的宠妾,皇长子刘荣曾一度被立为太子(后被废为临江王)。从栗姬不愿同馆陶公主合作这一点分析,她的确是充满自信的。在相关史书的记载中,程姬看似没有卷入后来的宫廷风波,但真实情况可能并非如此。在后宫里面拉帮结伙可是女人们抢夺皇帝“性资源”的有效途径,因此王皇后才拱手将她的亲妹妹送到刘启的怀抱里,估计当时在太子宫中的程姬也有过这种大胆念头,而且此事后她与唐姬肯定形成了坚不可摧的联盟。
当王娡姐妹踏入皇宫以后,程姬和唐姬这帮人自然是受到了冷落。由于事关汉武帝的颜面,司马迁也不便对景帝嫔妃们的故事多加评说,就连栗姬的家世与生卒年代也语焉不详,不知刘荣和他的弟弟刘德、刘阏究竟作何感想!据《史记·五宗世家》记载“孝景皇帝子凡十三人为王,而母五人,同母者为宗亲”;又说“程姬子曰馀、非、端”,分别被封为“鲁共(恭)王”“、江都易王”和“胶西于王”,而且在景十三王中还有一定的影响。东汉王延寿撰《鲁灵光殿赋序》说:“鲁灵光殿者,盖景帝程姬之子恭王余之所立也。”除两位皇后以外,刘启的嫔妃还有栗姬、程姬、贾夫人、唐姬和王儿姁。
在他当上皇帝后,史书中还有栗姬、贾夫人的事迹,而程姬和唐姬甚至连“夫人”的头衔都没能晋升。后来,程姬勉强落得一个“王太后”的雅号,而唐姬甚至连这点体面也没有。清人严可均辑《全汉文》说:“程姬,景帝妃,生鲁共王余、江都易王非、胶西于王端。武帝时就鲁国,为王太后。”景帝病逝后,太子刘彻即位,尊王皇后为皇太后,迁居长乐宫。程姬不得已只好来到大儿子刘余的封国做王太后,《史记·五宗世家》《汉书·景十三王传》说她的孙子刘建(江都易王刘非爵位的继承者)好行淫乱之事(不但与父亲的姬妾通奸,还诱奸自己的妹妹刘徵臣)“,鲁恭王太后闻之,遗徵臣书曰‘:国中口语籍籍,慎无复至江都。’后建使谒者吉请问共太后,太后泣谓吉:‘归以吾言谓而王,王前事漫漫,今当自谨,独不闻燕、齐事乎?言吾为而王泣也!’吉归,致共太后语,建大怒,击吉,斥之”。晚年的程姬颇受班固的赞许。
汉代史籍对唐姬的记载可谓寥寥,只说其子刘发的领地“国小地狭,不足回旋”;为了让孤寂无靠的母亲得到些安慰,他每年都运大米至长安并带回京都之土筑“望母台”(据说湖南长沙还有程、唐二姬的陵墓,俗称“双女冢”。
因为老百姓对她们的姐妹之谊表达了无限的同情与想象,都说唐姬因为此事对程姬十分感激,程姬也视刘发为己出,这样刘发就有了两位母亲)。恐怕连唐姬本人也没有料到刘发的后代竟能发展成为东汉的皇族,费昶《行路难》(收入梁代编纂的《玉台新咏》)诗云:“既逢阴后不自专,复置程姬有所辟。黄河千年始一清,微躯再逢永无议。”有哪个做宫女的不羡慕“唐儿”的好运气!晚唐杜牧《杜秋娘诗》说“:光武绍高祖,本系生唐儿。”李商隐《井泥四十韵》说“:长沙启封土,岂是出程姬?”司马迁给后世留下了一个不小的难题,即刘发被立封为长沙定王难道真要归功于“程姬之疾”的机缘?北宋人乐史撰《太平寰宇记》说在长沙县侧十里有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埋葬其母程、唐二姬的“双女冢”。这条记载不断被传抄,而光绪《湖南通志》更明确地说“二姬墓在长沙县东”,但地面缺乏判断墓主身份的证据。其实,让刘邦的嫡系子孙难以释怀的,反倒是唐姬这位普通侍女。宋人洪迈《容斋续笔》卷之五《后妃命数》对历代帝王的兴衰家史作比较后感叹道:“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不愿进,而饬侍者唐儿使夜往,上醉不知而幸之,遂在身,生长沙王发。
以母微无宠,故王卑湿贫国。汉之宗室十有万人余,而中兴炎祚,成四百年之基者,发之五世孙光武也。”魏新著《东汉那些事儿》第一章《我不是程姬》则说“多年以后,刘汉子裔们提起属于他们的王朝,私下议论最多的话题是:若非汉景帝那次意外的夜生活,刘汉王朝的历史很可能会缩短近二百年”,他还套用项羽《垓下歌》赋诗云:“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有月事。有月事兮可奈何,程姬程姬奈若何!”
二、通俗文学演绎的“程姬之疾”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处在话题中心的汉景帝刘启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而接替他的是另一位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皇帝———隋炀帝杨广(他醉幸宫婢的故事,主旨是要渲染其荒淫误国导致隋朝灭亡的教训),陶宗仪辑《说郛》引《隋遗录》说“:帝尝醉游诸宫,偶戏宫婢罗罗者。罗罗畏萧妃,不敢迎帝,且辞以有程姬之疾,不可荐寝。帝乃嘲之曰:个人无赖是横波,黛染隆颅簇小蛾。幸好留侬伴成梦,不留侬住意如何。”宋人阮阅编《诗话总龟》卷之十八《纪实门》则说“:萧妃恚怒不怿,由是稍稍不亲幸。炀帝尝醉游宫中,……(下文同《隋遗录》)。”据考证“,隆颅”原作“隆颡”或“龙颡”,指高耸之额,这一称谓始见于汉魏。就连以“荒淫无道”著称的隋炀帝也不敢轻易碰那可怕的“程姬之疾”,这种潜意识在明清文学作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大业拾遗记》(收入王世贞选编的《艳异编》)说:“大业十二年,……帝独赐司花女及绛仙,他姬莫预。萧妃恚妒不怿,由是二姬稍稍不得亲幸。帝尝醉游诸宫,……(下文同《隋遗录》)。”明末,上海人王昌会(约 1635年前后在世)撰《诗话类编》卷之四《帝王上(附后妃外戚)》还说“:一日,帝醉游诸宫,……(下文同《隋遗录》)。”《大业拾遗记》托名颜师古撰,疑为宋人传奇,鲁迅先生曾对此考证说:《隋遗录》本名《南部烟花录》,既重编,乃称《大业拾遗记》,其“书在宋元时颇已流行”。
让人疑惑的是通俗小说怎么会不停地重复“程姬之疾”这个话题!冯梦龙(1574—1646年)纂辑的《醒世恒言》第二十四卷《隋炀帝逸游召谴》说:“帝尝醉游后宫,……(下文同《隋遗录》)。”非常明显,上面这段话是冯梦龙从宋人阮阅编的《诗话总龟》中抄出来的,只不过是将“萧妃”改成了“萧后”,还有一个更明显的区别是将“黛染龙颅簇小娥”中的“龙”替换成“隆”。到了清代,王初桐辑《奁史》卷十一《宫人》说:“炀帝尝醉游诸宫,……(下文同《隋遗录》)。”值得注意的是,清初钱尚濠辑《买愁集·想书》收入了一首金海陵赠宫婢词《不留侬》说“:个人无赖是横波,黛染隆颅簇小蛾。等得留侬伴成梦,不留侬住意如何。”诗中仅有第三句“等得留侬伴成梦”略有改动,其余部分完全同《隋遗录》,因此托名颜师古戏作《嘲罗罗》诗的说法仍需要重新考证。据《四库全书总目》(一四三)说“:姚宽《西溪丛语》亦曰‘:《南部烟花录》文极俚俗。……唐《艺文志》所载《烟花录》,记幸广陵事,此本已亡。故流俗伪作此书云云。’然则此亦伪本矣。今观下卷记幸月观时与萧后夜话,有‘侬家事一切已托杨素了’之语,是时素死久矣。师古岂疏谬至此乎?其中所载炀帝诸作,及虞世南赠袁宝儿作,明代辑六朝诗者,往往采掇,皆不考之过也。”
汉景帝因为程姬与唐姬姐妹的故事赢得了史家们的赞誉,而隋炀帝却因宫婢的“程姬之疾”更加臭名昭著,同样倒霉的还有那位荒淫无度的金海陵王。冯梦龙在《醒世恒言》第二十三卷《金海陵纵欲亡身》中用对诗的手法引出一系列带“红”字的隐语:海陵“越数日幸之。
辟懒恶露不净,海陵之阳濡梁不洁,顾视而笑”曰“:秃秃光光一个瓜,忽然红水浸根芽。今朝染作红瓜出,不怕瓜田不种瓜”“;浅浅平平一个沟,鲇鱼在内恣遨游。谁知水满沟中浅,变作红鱼不转头”“;黑松林下水潺爰,点点飞花落满川。鱼衔桃浪游春水,冲破松林一片烟”“;古寺门前一个僧,袈裟红映半边身。从今撇去菩提路,免得频敲月下门”。以上这几首诗穷尽了海陵王与女使辟懒的淫荡行为,即冒天下之大不韪在月经期还“那个”,这完全是为了升级“淫乱叙事”的需要。晚明社会风气渐入淫邪,但《金瓶梅词话》第五十回还是说李瓶儿拒绝同刚吃了梵僧药的西门庆行房事,原因是“我这里不耐烦,又身上来了,不方便”。面对西门庆的再三纠缠,李瓶儿道出了她的忧虑“:我就是洗了,也不干净。一个老婆的月经,玷污在男子汉身上,臜剌剌的也晦气。”为了将“淫乱叙事”推向高峰,李瓶儿只好“交迎春掇了水,下来澡牝干净,方上床与西门庆交房”。清初李渔的《无声戏》第五回《女陈平计生七出》描写明末西安府的耿二娘为“流寇”所劫,眼看就要贞洁不保,聪明的她只得谎报自己正来月经呢,并威胁贼头说“:妇人带经行房,定要生病。”据《上海俗语图说》分析,上妓院的嫖客总会想“揩油”,而精于此道的“老举”(上等妓女)们有一护身之物,即用旧的香云纱裹在胯间,以“程姬之疾”在身而阻挡客人的无理要求。
在通俗文学作品中出现的“程姬之疾”必定会同某一位淫乱的“君王”联系在一起,中国古代君王与妇女月经之间的隐喻耐人寻味。
明人沈德符撰《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九《禨祥·郊坛大风》说:“南宋光宗绍熙年间,亦有此异(指郊坛大风)。时后李氏窃至斋宫嬿婉,且不避程姬之疾。次晨,厉风震荡,从官辟易,至不能成礼而罢。帝既怖恐。”在当时人看来,李皇后不避“程姬之疾”的恶劣行径无疑是摧毁封建礼制的罪魁祸首,就连皇帝都会感到害怕,其潜在威力和破坏性真不啻于谋划一场宫廷政变。再如明代小说家李昌祺(1376—1452年)著《剪灯余话》卷一《长安夜行录》说“:开元间……让皇帝为宁王时,建第兴庆坊,吾家适近王邸。妾夫故儒者,……王过,见而悦之。妾夫不能庇其伉俪,遂为所夺。从入邸中,妾即以死自誓,终日不食,竟日不言。王使人开谕百端,莫之顾也。一夕,召妾,托以程姬之疾,获免。如此者月余,王无奈何,叱遣归家。”这篇小说假借唐代故事写成,但它所反映的是封建礼教趋于崩溃时普通民众的恐惧心理。帝王将相需要严格遵守礼制(即回避妻妾们的“程姬之疾”),这貌似无关紧要的事肯定被作为一项核心内容不断强化。
清宫嫔妃们的特殊“规矩”,直到辛亥革命以后仍保留不变。据贾英华撰《伺候皇后婉容》说:逊帝皇后每来一次月经,不仅宫女,就连太监都是人人皆知的,甚至溥仪也必须清楚地知道。最有意思的是,婉容每次来“例假”都得亲去(后因两人关系不太融洽,改派太监去)养心殿向溥仪“告假”。等“例假”过后,还得去养心殿向万岁爷“销假”。据说此事竟成为太监和宫女在背后插科打诨的调笑佐料。可以推测,那些当年在太子宫中服侍程姬的侍女或太监们同样也议论过主人的月经趣事,或许司马迁就是从那些退役的仆人嘴里得知了“程姬有所辟”的故事原型。今天的我们其实很难推测司马迁和班固执意要书写这一段文字的潜在动机。或许他们只是想借此彰显那种隐藏在后宫里的“畸形”的姐妹之情,从而让读者的内心感受到些许的温暖。
